周秉德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飞机外逃，伯伯立即停止在人民大会堂正在开的会议，紧急处理这一事件，并规定所有人员不得离开。有人立即提出用导弹打掉。毛泽东主席摇摇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伯伯抱着最大的诚意，希望挽回局面，他拿着话筒向林彪乘坐的“三叉戟”喊话：“无论在国内哪个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去机场迎接。”接着，为了处理这一突发事件，伯伯吃住在人民大会堂，几乎整整三天三夜没合眼。有一个情节鲜为人知：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派人带回的照片，证实了林彪的确折戟沉沙，自取灭亡。原本弥漫着高度紧张气氛的东大厅里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其他人都已经如释重负地离开了，屋里只剩下周恩来、副总理纪登奎。突然，一阵号啕之声如江水崩堤猛然暴发，这是一种长久的压抑到了极限，终于无法再压抑而暴发的哭声，一种痛楚无比、撕肝裂肺的痛哭。纪登奎一下呆住了：不是亲眼目睹，他压根儿不会相信，发出这种哭声的不是别人，正是面对墙壁双肩颤抖的周恩来！就是刚才还和大家一样露出久违的笑容，庆幸这不幸中的万幸的周恩来！像今天这样的失控，纪登奎是第一次看见，真感到太意外了，太震动了，以至于平时反应敏捷极善言辞的他，此刻也乱了方寸，话说得结结巴巴：“总理，总理，林彪一伙摔死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应该说是最好的结局了，您该高兴才对呀！”讲完他自己才意识到，自己分明在重复着总理刚才讲的话。周恩来回过身来，双肩依然在颤动，脸上老泪纵横，他摇着头，声音嘶哑地反复说：“你不懂，你不懂！”这段内容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力平同志后来采访纪登奎时，他所回忆的。

林彪坠机后，伯伯除了处理内政外交，还趁机为恢复老干部们的工作做了许多工作，但他自己的处境却并没有变得多好。

1973年11月，因为和基辛格的一次谈话，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伯伯进行了二十多天的无情批判，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每一次和美国人会谈，伯伯总是先到毛澤东主席那儿去请示汇报，会谈方案都是伯伯拿去，经过毛主席点头同意。只有一次，因为一切都已经谈完了，基辛格准备早晨7点钟上飞机，5点钟左右他给西花厅来了一个电话，还要和周恩来见面，有些问题还需要讨论。伯伯立即给“游泳池”打电话，但回复说：主席已经睡了。伯伯考虑不见不好，反正按这次谈判的中央精神办事嘛，他便与基辛格再次见面。会谈的全部内容都记录下来，报到主席那里。

第二天早晨5点，正好是张树迎值班。哨兵来电话说：王海容、唐闻生两位要见总理。张树迎赶紧报告。正在批文件的伯伯没抬头只应道：“让她们来吧，先在中间会客厅里等一下，我批完文件就出来。”她们坐下不一会儿，伯伯就出来了。她们拿着前一天会谈的记录稿，不同的是，在有些段落下面已经画出了红杠杠。

王海容、唐闻生将有杠杠之处念出来，一一询问伯伯：“您是这样讲的吗？”伯伯一一回答：“对，这是记录稿嘛，我就是这个意思。”

谈了个把小时，她俩告辞出门。

11月17日，政治局会议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凡是研究外事口事情的政治局会议都是伯伯主持，这次明确指定王洪文主持会议。很明显，伯伯已经被置在了受审席上！

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轮流在外等候的张树迎、高振普明显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原来开政治局会，都是伯伯第一个到会议厅，看看会场布置情况，最后一个离开会场，与会场里的服务员聊会儿家常。这次则不同：是其他人都在会场坐好了，才让伯伯进去。会议结束，第一个让伯伯出来，可会议还继续进行，是研究下一次怎么继续批判。再则，会场外其他等候首长的卫士、医生，原本与张树迎、高振普熟悉且十分客气，这时都仿佛不认识，“唯恐避之不及”。连续二十多天，警卫人员不准进会议室，只有服务员能进去倒水。有一回，服务员大刘从会议室里出来，正碰上张树迎在水房里打水，大刘再忍不住强压的痛苦，泪如泉涌地反复念叨： “他们怎么能这样对总理！他们怎么能这样对总理！”

有一次，会议开得很长。伯伯该吃治疗心脏病的药了，张树迎管不了什么规定了，他拿着药推门走进会场。会场里的紧张气氛一下把他的心揪紧了：总理单独坐在大厅的一个角上，前面搁个茶几，一人孤零零地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中。其他人围成一个圈，完全是一个批斗的架势。虽只听了只言片语的发言，张树迎便血向上涌，心“怦怦”乱跳，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却又不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会场上似乎众口一词，声色俱厉，都在批伯伯和叶剑英“丧权辱国，投降主义”，“迫不及待抢班夺权”。江青、姚文元还嚷嚷“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伯伯每次走出会议厅，总是面色灰白，紧抿双唇，眼神悲凉，步履踉跄，有好多次都是张树迎和高振普迎过去，赶紧用双手插进他的腋下，几乎用尽全力架着他挪步上电梯。成天守在伯伯身边的张树迎和高振普真是心如刀绞。他们两人私下里已经做好了精神准备：跟着总理一起去蹲大狱！

“文革”初期，在老干部纷纷被抓被斗的时候，伯伯在门厅里挂着一个包，里面放着简单的洗漱用具。他肯定是有过这样的思想准备：真被抓走再无法回来时，就提上这只小包。到了1973年11月，已经身患绝症的伯伯更有心理准备：有人想利用“伍豪事件”，像对刘少奇一样把他打成“叛徒”。因为一切工作上的错误，哪怕是路线错误，也还是认识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而只有被打成叛徒，才可能定为势不两立的敌我矛盾！所以，一向不爱争名争利的他，在1975年9月20日那次进手术室前，吃完术前药，又在病房里给中央写信，并在进手术室的前一刻，用颤抖的手在所有有关“伍豪事件”的史料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周恩来”及当天的日期！

后来我还听一位与会者说过，当时已经身患癌症的总理身体虚弱，右手发颤。他曾向几位与会者提出：我手颤记不下来，你能不能帮我记一下？那位平时谦和，笑容可掬的小姐，此刻杏眼圆睁，板着脸怒斥：“那怎么行？你自己的错误，你就得自己记！怎么，你想秋后算账？是批你还是批我？自己记！”而且她们的发言也是慷慨激昂，无限上纲，唯恐批得不彻底。多少年后的今天，我一闭眼睛，仿佛还能看到伯伯那一刻痛楚的眼神，还能体味伯伯以病体承受的千钧压力！

（摘自《我的伯父伯母周恩来邓颖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