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最高的境界被认为是“诗如其人”，或者说“诗成肉身”，这当然是非常难的事情。事实上，人是语言的动物，人和动物最根本的区别就是人有文字，可以用文字记录自己的情感、经验、思考乃至历史，并因此获得资源、知识，得以参考、借鉴，通过辨别、反省，最终纠正和提高。在这一过程中，先是感受感觉，然后我思故我在，确立个人主体性，乃至民族、人类主体性，人因此成为天地之心、万物之灵。人之为人的意义也在其中。

诗人的个体形象，也不断发生变化：神权主导时代，人是神之子，又是神之工具，信仰神获得无上光荣；启蒙主义时代，上帝死了，人开始自我觉醒，自我发现，自我创造；浪漫主义时代，人越来越自我膨胀，自认为无所不能、是世界的主宰，试图统治万物；解构主义时代，人开始自我怀疑，最后走向个人主义和虚无主义……诗人的形象变化史，也是人类的观念史、思想史的折射。既然人是语言的动物，人和动物最根本的区别就是人有文字，而诗歌作为最高的语言形式，本身就是最精练的文字，所以，诗人其实承载人类之特质，肩负人类神圣使命，故诗人之命运及形象，备受瞩目。

在这里，我试图通过两代中国诗人由其诗歌呈现的形象，来考察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和精神状况。

王家新1978年考上武汉大学中文系，参与过第一本全国性大学生刊物《这一代》的创办，可以说有相当代表性。《这一代》是由王家新、高伐林与北京大学陈建功、黄子平，吉林大学徐敬亚、王小妮，湖南师大韩少功，中山大学苏炜等发起的，曾经轰动一时。后来王家新因出名较早，经常被划入“朦胧诗派”，横跨朦胧诗和第三代诗人，其写作、翻译一直持续了四十个年头，从1980年代直到现在，影响了好几代人，他现在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当教授，带博士生，一直活跃在当代诗歌的现场。王家新虽然早已大名鼎鼎，他写的诗却仍保持非常纯粹的初始感觉，让人耳目一新，比如他的《黎明时分的诗》，全诗如下：

黎明

一只在海滩上静静伫立的小野兔

像是在沉思

听见有人来，

还侧身向我打量了一下

然后一纵身

消失在身后的草甸中

那两只机敏的大耳朵

那闪电般的一跃

真对不起

看来它的一生

不只是忙于搬运食粮

它也有从黑暗的庄稼地里出来

眺望黎明的第一道光线的时候

这只兔子本身具有相当的原初性。 梭罗有个说法：“要没有兔子和鹧鸪，一个田野还成什么田野呢？它们是最简单的土生土长的动物；与大自然同色彩，同性质，和树叶，和土地是最亲密的联盟，它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不能维持一只兔子的生活的田野一定是贫瘠无比的。”梭罗的说法非常精妙，兔子和土地是一体的，是最具土地的原始性的。所以，兔子其实是最有土地感的动物，也是最具原始感的诗歌形象。这只兔子，其实也可以理解就是诗人本身，保持着对生活、对美和世界的一种敏感。这种敏感，源于还没被世俗污染的初心，也就是“童心”和“赤子之心”，只有这样纯粹的心灵，才会有细腻细致的感觉，感觉到并发现世界的种种美妙。王家新的诗虽然常常被称为知识分子写作，但始终没被繁冗的修辞技术淹没内心的纯真敏锐。按敬文东的说法，王家新是“用心写作”而不是“用脑写作”的。这颗诗人之心，对自然及自然之美，永远是最敏感的。

无独有偶，年轻了十来岁的邱华栋也写过一只小动物松鼠。邱华栋是王家新在武汉大学的师弟，和王家新正好是两代人。邱华栋在年轻一代诗人作家中，也很有代表性。他少年时代就是诗人，因为创作成绩突出被保送到武汉大学，毕业后当过《中华工商时报》记者，可以说是改革开放时代成长起来的诗人、作家，对商业化城市化时代非常熟悉，其写作曾被认为是新都市文学的典型。邱华栋主攻小说，但始终没有放弃过诗歌，如今是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

邱华栋的诗歌不同于他的小说，他的小说是他人生经历和阅读学习的转化，乃至他大块头体型的体现，他的小说庞杂，包罗万象，广度深度兼具，有一种粗犷的豪放的躁动的风格。而他的诗歌，是散发着微妙和细腻的气息的，本质则是安静的，是回到寂静的深处，构建一个纯粹之境，然后由这纯粹之境出发，用心细致体会世界和人生的真谛。很多诗句，可以说是华栋用自己的思想感受和身体感觉提炼而成的精华。比如他有一首题为《京东偏北，空港城，一只松鼠》的诗歌，特别有代表性，堪称这类风格的典范。全诗如下：

朝露凝结于草坪，我散步

一只松鼠意外经过

这样的偶遇并不多见

在飞机的航道下，轰鸣是巨大的雨

甲虫都纷纷发疯

乌鸦逃窜，并且被飞机的阴影遮蔽

蚱蜢不再歌唱，螞蚁在纷乱地逃窜

所以，一只松鼠的出现

顿时使我的眼睛发亮

我看见它快速地挠头，双眼机警

跳跃，或者突然在半空停止

显现了一种突出的活力

而大地上到处都是人

这使我担心，哪里使它可以安身？

沥青已经代替了泥土，我们也代替了它们

而人工林那么幼小，还没有确定的树荫

我不知道我的前途，和它的命运

谁更好些？谁更该怜悯谁？

热闹非凡的繁华都市，熙熙攘攘人来人往的空港，已是文坛一腕的邱华栋，心底却在关心着一只不起眼的松鼠的命运，它偶尔现身于幼小的人工林中的草坪上，就被邱华栋一眼发现了。邱华栋由此开始牵挂其命运，到处是水泥工地，到处是人流杂沓，一只松鼠，该如何安身，邱华栋甚至联想到自己，在时代的洪流中，在命运的巨兽爪下，如何幸免？这一似乎微小的问题，既是诗人对自己命运的追问，其实也是一个世纪“天问”。文学和诗歌，不管外表如何光鲜亮丽，本质上仍是个人性的。在时代的大潮中，诗歌文学经常可能边缘化，无处安身，实际也不过是一只小松鼠，弱小，无能为力，但有自己的活力和生命力，并且这小生命有时会焕发巨大的能量。这只松鼠，何尝不也是诗人的一种写照？

一只是兔子，一只是松鼠，这两只小动物，其实可以看成诗人在不同场景中的一个隐喻。前一个是置身自然之中，对于美的敏感，后一个是身处都市，对生活和世界的敏感。这两只小动物，其实就是诗人自身的形象显现。如果说兔子具有土地原始性，松鼠在都市里则显得有些神秘特异，在自然日渐隐退的都市里，松鼠可以说具有隐士和精灵的双重性，一方面，它隐藏于都市的边缘角落，另一方面，它的出现给都市人带来惊奇和惊喜，它腾跳变幻，仿佛一个隐喻，都市里诗意的隐喻，证明着诗意未死，诗意还会隐隐约约显现。

由此，两位诗人都通过自己的诗歌写作，建构其个人的诗歌形象，一个是自然诗写，一个则是沉思型的写作，我们亦从中看到了同时代诗人的命运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