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政治学创立以来，比较政治学术传统长期以来是贯穿政治学研究领域的一条重要线索。始于20世纪并最终夭折的苏联改革与取得巨大成功并继续向前的中国改革在20世纪人类发展史上南北呼应，形成鲜明的对比，长期以来是比较政治学领域关注与探讨的焦点话题之一。虽然苏联的改革已经夭折，中国的改革仍在进行中，现在从比较政治学的领域对这两次改革进行理论性的总结与概括为时尚早，但伴随我国改革步伐的加快与深入，现实要求对中苏改革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分析与总结，以提供更多的经验与指导。因此，从比较政治的角度分析中苏改革的成败，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一、改革的可控性与精英集团领导的稳定性

改革与革命的根本区别在于，改革由社会统治集团根据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而发起的，后者往往受到被统治阶级自下而上的挑战和颠覆。20世纪的历史证明：革命的诞生不是偶然的，其有着深厚的社会背景与成熟的社会条件，一旦革命发动，其趋势与结果往往难以预料。统治集团作为革命的对象，无法把握社会变革的过程，直到革命的结束宣告了其统治的结束。而改革不同，20世纪的历史告诉我们，成功的改革不仅需要精英集团主导改革进程，而且需要公众的广泛参与，才可以大致上保证改革的方针与行动在一个时期的相对稳定，这是改革成功的先决条件。在这方面，前苏联的改革与同期中国的改革具有极大的反差。

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脱胎于当时全国上下各条战线“拨乱反正”的历史背景，经过文革十年的中国，国民经济濒于崩溃，全党上下对于加强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呼声强烈，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成为全党上下一致的呼声，这成为日后邓小平同志操刀中国改革开放、成为总设计师的群眾基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眼光前瞻，视野开放，对国家与人民富有深厚的感情与担当，行动迅速而果断，他们深知，改革的紧迫性，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关于执政党是否能长期存在的重大政治问题，只有发展国民经济，增强综合国力，切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主动融入全球化的世界潮流，才能顺应历史潮流与人民的需要，否则就无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巨大挑战与群众的呼声。为了让群众主动参与改革进程，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充分发挥人民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与开创性的政策，如设立经济特区，盘活沿海经济，设立沿江、沿海经济开发区等。这种政策也使得中国改革公众参与的特征十分明显，形成了中国地方和基层改革竞相齐发，生机勃勃的局面。在中国实行改革的40年中，许多重要的改革措施，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特区等，都是从地方和公众的自发探索开始的，试行一段时期，形成成果，然后被执政党所认可。

中国改革之所以能够继续取得今天的成就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离不开人民群众的自发性，而自发性之所以能被合理转化为促进改革进程的正面力量，原因在于执政党坚持政治领导，并发挥其作用，保证了改革的顺利进行。领导的稳定性使中国的改革总体上可控，不会脱离国家制度与权力运行的正常轨道，不会因为公众的广泛参与而失去控制。改革的巨大进展也为执政党积累了新的执政资源，从而保证了党领导和控制改革的威望和能力。

相比之下，前苏联的改革完全失控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是苏共主要领导人放弃了长期以来坚持执行的组织路线，实行多党制，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放弃了自身的领导地位。戈尔巴乔夫不负责任地提议修改《苏联宪法》第六条关于“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核心”的规定，从而把苏联共产党从宪法中分离出来，这让能够有效控制改革进程的苏联政治领导层不复存在。在外部条件变化激烈的条件下，前苏联的改革滑入了失败的深渊。尽管戈尔巴乔夫创造了他所期望的政治环境，却在事实上葬送了整个苏联。因此，从改革的角度出发，必须对政党在改革过程中的作用加以认真考虑，认识到政党的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并尊重与承认这一客观事实。对此，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由共产党领导的，这一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中国就会回到分裂和混乱状态，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地位，这不仅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且是长期形成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客观要求。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执政党的政治主动性与公众的历史主体性进行了良性的整合，使改革在现有可控的轨道上蓬勃发展，从而避免了前苏联式的悲剧。

二、把握改革的系统性和主要矛盾

现代社会的整体性决定了任何形式的变革都将牵一发而动全身，决定了社会主义改革不仅是某一领域的改革，而且是涉及多层次、宽领域的改革。领导改革的政治领导人如果不能把握国家的大局，就会不可避免地陷入改革的盲目性，造成“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面。这种具有机会主义特征的改革，很可能给国家和社会造成巨大的危机和灾难。

中国改革之初，执政党没有特别明确、完整的关于全局的既定改革战略，许多重要的改革都是实践中探索、发现与提出，按照“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步步向前，如经过长期实践，1992年以后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等，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始终是全党的工作重心。

相反，戈尔巴乔夫对苏联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知之甚少，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没有进行过深刻思考，并总结其一般逻辑与经验。因此，他并没有把握苏联改革中的主要矛盾，使得前苏联的改革呈现出典型的机会主义特征。戈尔巴乔夫对如何在不触及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情况下加快经济发展缺乏认识，当经济体制改革难以完成、经济目标难以实现时，他并不是集中力量来解决现有体制中的矛盾，而是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将话题放到开放、民主等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这种避重就轻、回避矛盾的改革方式无疑葬送了改革，苏联的经济发展未能实现其目标，旧的政治体制也陷入了困境。政治改革满足了一些人的政治参与愿望，但并没有拯救处于风雨飘摇中的苏联经济，经济持续低迷，人民生活水平持续下降，导致苏联党和政府在人民中的政治威望进一步丧失，最终造成党内的分裂。因此，在前苏联，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不是相辅相成、互相成就的，而是恶性互动与循环，这最终导致苏联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成果全部丧失，苏联在没有外部危机与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轰然解体。可见，改革要求执政党尤其是主要领导人要对国情有着清醒的分析与判断，能够在复杂情况下保持冷静与审慎的态度，抓住重点问题，解决重点矛盾，并以此为契机推动全面改革的深入。任何一厢情愿、机会主义的改革必然导致国家和社会面临更大的危机，甚至酿成激变。

三、社会共识的积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积累社会对改革的共识是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的重点。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叫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把党与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以提升綜合国力，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为目标，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从而为改革共识奠定了最重要的政治基础。

相比之下，前苏联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基本的社会共识，往往只是苏共最高领导集体甚至苏共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判断与意志。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历史地位的简单否定，到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制度转轨运行，基本是在没有取得党内统一意见的情况下仓促执行，结果势必带来意识形态的矛盾，引起苏共全党、苏联人民思想上的大混乱。在改革的过程中，长期以来累积的民族矛盾又成为了压垮苏共倒塌的最后一颗稻草。对于俄罗斯人来说，改革可能意味着民主进程的加快和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对于非俄罗斯人来说，改革是国家独立的机会。苏联各方对于改革的争论日趋激烈的同时却忘记了改革的目的，忽视了改革措施的落地，丧失了改革的宝贵时机与时间，使得意见变得更加分裂，最终导致改革途中夭折。

可见，社会共识是一个国家推进改革的最重要的社会资源，是推进改革的基础，化解矛盾冲突的前提。一旦社会共识变得薄弱甚至消失，改革各方缺乏信任与理解，就会为改革增添壁垒，带来新的矛盾与难题。总之，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中苏改革的得失，可以看出改革成功的一些共性因素，如：要保持改革的可控性与精英集团领导的稳定性；把握改革的系统性和主要矛盾；积累广泛的社会共识。事实上，中苏改革的巨大反差可以从以上几个方面的梳理中找到更多的线索，既然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意味着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认真总结上述重要政治经验，汲取教训，保持警惕，及时改正自身的缺点与不足，使得我国的改革不断推向前进与深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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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彭国甫，谭建员，刘佛强.政绩合法性与政府绩效评估创新[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1）.

[3]许翠玲.改革开放30年历史经验总结及反思[D].山东师范大学，2009.

（作者简介：沈炫屹，2017级在读研究生，单位：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研究方向：国家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