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跃农

古人说，长江天堑，古来限隔，虏军岂能飞渡。

1949年初夏，国民党政权眼看大势已去，却妄想借这道滔滔天堑阻挡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江南。然而，历史的画面却是：“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三野在500余公里的地段上，如钱塘潮涌，强渡长江。这场波澜壮阔的渡江战役，是邓小平实践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光辉典范。

百万雄师过大江具体是指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及地方部队共计100万人，在长江江面上万舸争流，以排山倒海之势，一举突破国民党苦心经营的所谓“长江天险”，歼敌43万，随后大军南进，一鼓作气，摧枯拉朽，解放南京、上海、苏南、皖南、浙江、江西、湖北、福建等地，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党中央将渡江作战的任务交给邓小平

在1949年1月6日至8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西柏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渡江战役设想，他说，今年初春休整，春天渡江，夏秋之交或秋冬之交，总可以打出一个名堂来。也就是在这个会议上，通过了《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

中央军委考虑到解放全中国的需要，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整编为四个野战军，邓小平出任第二野战军政委及二野前委书记。同时，原淮海战役总前委“原封不动”地转为渡江战役总前委，领导第二、第三野战军强行渡过天堑长江。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人为渡江总前委委员，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渡江总前委“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因此，百万雄师过大江战役的具体指挥者是邓小平。

淮海战役之后，邓小平于1949年元旦，率领中原野战军（后改称二野）机关经宿县、徐州进驻河南省商丘张菜园。邓小平的到来，意味着渡江总前委的正式启动。

邓小平与华东野战军（后改称三野）前委书记、司令员陈毅碰头研究工作后，先让部队就地休整，进行政治学习、思想教育，总前委于1月29日召开会议，传达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落实中央政治局决议。

2月8日，邓小平在商丘大教堂主持召开总前委会议，特邀中原局的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中心议题就是渡江作战。会上，大家对渡江作战的基本部署和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提出了意见建议。

邓小平将这次会议的情况，第一时间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于2月11日作出决定，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赓四人参加华东局。此时，邓小平已经是五职在身：中原局第一书记、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华东局第一书记、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及二野前委书记。由此可见，党中央对邓小平高度信任，对他的才华充分肯定。

1949年3月初，邓小平、陈毅和谭震林接到党中央电报，前往西柏坡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也就是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专门与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商量渡江作战和接管大城市的事宜。他曾拉着邓小平的手，郑重地说：“我把指挥权交给你了。”

在七届二中全会闭幕后紧接着召开的中央座谈会上，邓小平以总前委书记的身份代表中央提出华东区域管辖范围和人事安排设想。邓小平不仅对干部的调配培训有全盘考虑，对中共进驻江南大城市迅速稳定社会局面也有认真的考虑。会上，他提出要解决渡江战役后接管大城市的吃饭问题，他的意見是，拟定一个新区筹粮办法、城市筹款办法和货币使用办法，同时做好进入大城市的宣传工作，印制宣传品。

座谈会结束后，毛泽东再次召见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及饶漱石，商定渡江的具体时间。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拟定为4月万船齐发，百万大军过大江。

邓小平亲自制定渡江作战方案

渡江战役打响前，准备工作千头万绪，任务十分繁重。邓小平做起工作来有条不紊，在保证部队一定休整时间的前提下，对于政治动员、思想教育以及渡江作战前相关针对性的军事训练，他都作了环环相扣的布置，对中原局、中原解放区的各项工作也都做了精当部署。邓小平挂帅的渡江总前委着重抓好部队学习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抓好落实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主持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将指战员的思想统一到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上来。

为了有利于作战，部队按中央要求已经先期进行了大力度的整编工作。中原野战军吸纳地方兵团充实力量，改称第二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吸收地方兵团和国民党起义部队，改称第三野战军。精兵强将，作好渡江作战的充分准备。

为了严肃军纪，秋毫不犯，不惹民怨，做到军政双胜利，邓小平主持发出了一系列重要文件。为了落实中央军委《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文件精神，邓小平要求全军普遍学习城市接管政策，参照中原解放区的成功经验，在部队组建接管工作机构。

而最重要的文件，当然是指挥整体作战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这个文件的初稿，邓小平看过后不太满意，他对相关负责同志说，对大兵团作战，指挥不能太琐碎具体，主要是说明战役意图和可能预案，应该包含八个主要方面的内容：一、敌情；二、我军战役目的及发起的时间；三、我军渡江后敌军可能的四种变化；四、我军的作战纲领；五、第一阶段作战部署；六、指挥与联络；七、各种保障；八、基本纲要未尽的事宜。邓小平成竹在胸，自己动手连夜将纲要写了出来。

这个渡江作战规划，可谓无懈可击，体现了邓小平指挥作战狠、准、稳的一贯特点。说狠，是作战气势大，打击力度大，没有拖泥带水的犹豫顾盼。他规定我军突破长江后，必须一鼓作气歼灭沿江和浙赣线之敌的全部，彻底摧毁南京国民党的政治中心组织机能。说准，是军事突破有的放矢，吸取历史上渡江作战的经验教训，沿江全线大军压进、重点突破。决定组成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在江阴至湖口间500余公里地段上，有重点地分路突破国民党军队的江防，直捣国民党统治中心宁、沪、杭；另以四野先遣兵团归西路集团指挥，在武汉正面钳制白崇禧集团，策应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说稳，是邓小平充分考虑到渡江作战可能出现的各种危急情况，提出了四套对应方案。

邓小平指挥作战，从大处着眼，提挈全军，又“放权”给各野战军和兵团，使他们可以在总的原则下相机行事，不必拘泥于事事汇报等指示，以免贻误战机。特别是注意充分调动各野战军、兵团指挥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给予他们随机处置各种情况的权力。

完成《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并向中央军委呈报的当天下午，邓小平与陈毅、饶漱石以及总前委机关、华东局、华东军区机关工作人员一行登上一节闷罐车，他躺在行军床上，算是休息。火车从蚌埠出发，开往合肥，渡江前线指挥部将设在肥东的瑶岗村。

安徽瑶岗是个美丽的村庄，清明时分，田野新绿一片。渡江总前委安顿下来之后，陈毅诗兴大发，邓小平也豪情满怀，吟咏了几句“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古诗。共产党最注重联系群众，与群众气息相通。在瑶岗，邓小平、陈毅经常走村串户，同乡亲们摆摆“龙门阵”，了解群众的生活生产情况。4月3日，毛泽东将回电发到瑶岗，同意《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邓小平向党中央提出渡江的时间要求

党中央最先提出的渡江时间是1949年秋天。之后，根据淮海战役的可能进展情况，党中央又提出了在1949年5月或6月渡江的设想。后来，由于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打得特别顺手，国民党军队土崩瓦解，不堪一击，如同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因此，党中央提出要一鼓作气，不给国民党军队喘息的时间，在4月即可打过长江去，解放江南。

根据党中央的指令和解放战争的进展情况，邓小平在2月8日主持召开总前委会议，具体讨论渡江作战问题，总前委经过分析，初步认为，渡江作战最好在3月中旬进行，以3月底前为好，理由是：第一，敌军内部纷乱未止，尚未站稳、统一；第二，从军事上讲，敌军的总体布置还处在不明确状态，不知道是严守长江沿线好，还是守京沪杭好，或者是退守浙赣一线，敌军犹豫不决，举棋不定，正是奋勇进击，击其惰归的好时机；第三，从时令上讲，进入4月后，江南雨季到来，长江中下游雨水增多，对渡江会增加难度，所以，抢在4月前打响渡江战役比较好。

总前委给中央军委发去电报，毛泽东赞同他们的意见，回电还特别强调，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然而，军事是政治的延续，一切作战计划都得服从服务整个政治局势的变化，不得僭越。就在总前委渡江作战会议之后的一个月，正待按照总前委决策行动之时，形势发生了变化。为了最大限度地减轻人民的损失，中共中央同意与国民党当局在我党提出的“八项条件”基础上重开和谈，争取和平解放长江以南地区。这个谈判当然需要一个过程，因而中央将渡江战役发起时间调整到4月10日。

接到这一调整通知，邓小平与总前委的同志连夜进行磋商分析，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同时向中央报告，由于4月10日是农历三月十三，月已近圆，整个长江清晰度很高，不利于我军利用夜色突然全线强渡长江，应该将渡江时间推后，以4月15日黄昏为好。中央接到邓小平的报告后，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意见。

4月1日，国共两党和平谈判在北平正式启动，到4月10日，和平谈判经过多轮艰苦的交锋，出现了最终可以谈成的可能性。中央军委及时将和谈进展电告邓小平为首的总前委，让总前委在认真做好战备、抓好强渡长江“这一手”的充分准备的同时，也要有和平过江的“另一手”准备。這其实是提醒总前委要有作战难度进一步增强的充分准备，因为，谈成的话，问题不大，万一最后还是没有谈成，作战的最佳时机就失去了。枯水季一过，雨季一来，长江便会波涛汹涌，渡江难度必然大增。

根据这一变化情况，邓小平又召集总前委开会研究，并专门请来水文专家分析长江水情，根据近十年长江的水文气象记录资料分析，长江下游进入5月份绝对是大水期，江水上涨速度极快，两岸原来裸露的滩涂全部被浸淹，江面立时增阔不少，整个江面波伏浪起，无风三尺浪，其水势之大，远远超过7、8月份，将会把渡江作战的难度增加到最高点。同时，久拖不决，部队容易懈怠，也会造成后勤补充极大压力。

邓小平将这样的分析电告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完全理解总前委的担心，于4月14日回电告知总前委，国共和谈的最后期限是4月20日，如果达不成和平协议，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刻就可以强渡长江，直捣国民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老窝南京。邓小平接电后，于4月17日深夜召开总前委会议，经过商量，渡江时间定在4月20日午夜。这样做，一是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和平协定，我方已做到仁至义尽；二是也考虑了天时地利因素，4月20日尚在长江涨水前，同时又是阴历二十三日，后半夜才有下弦月，这有利于我军隐蔽突然强渡长江。

邓小平立即将计划报告中央军委。在接到报告的几个小时之内，即4月18日凌晨，中央军委、毛主席就发来复电，电文说，“完全同意总前委的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20日开始攻击，22日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

中央军委考虑到此前推迟过江会使部队作战士气受到影响，因此要求总前委不必对战士“和盘托出”其原因，可以向战士解释为兄弟部队没有做好策应的最后准备。邓小平认为，从正面解释，并不会影响士气。他与陈毅一起，多次组织大家学习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将和平谈判和渡江的关系及推迟渡江的理由从政治和军事两者的关系上加以解释，把“底”交给干部群众，更好地调动了大家的情绪，斗志更加旺盛。渡江前线各项准备工作做得井井有条，将士们摩拳擦掌，精神饱满，只等一声令下，万船并发，直捣黄龙。中央军委得知总前委解释工作做得很出色，发来专电予以表彰。邓小平在重大关键时刻，总能把事情处理得恰到好处，这就是他的“柔中寓刚、绵里藏针”。

百万雄师过大江

从瑶岗南去百余公里便是长江。国民党军队在从上海到宜昌的漫长战线上，布下了75万人的兵力，其中在上海至安庆段集结了24万人的兵力。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统辖72个师、约44万人，其中直接担任江防的有49个师。敌方控制杭州、金华、衢州以及徽州地区的计有32个师，可以机动使用的，大约有4万—5万人的兵力，这便是总前委所统辖的第二、第三野战军的作战对象。

刘伯承评价说，敌人摆的是一条死蛇阵，而破敌的法宝之一，便是《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为了战备工作的落实，邓小平风尘仆仆前往桐城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等召开二野领导人会议。

桐城是清朝“桐城派”散文家方苞、刘大魁、姚鼐等人的故里，现在聚集着解放军的一批高级战将。这里，刘伯承、邓小平不仅要指挥集结在湖口至安庆的二野第三、第四、第五兵团，而且还要指挥第四野战军南下先遣兵团——萧劲光所率领的第十二兵团，以及江汉等中原军区部队。这些部队沿长江自宜昌、汉口而下，直达九江，以佯攻威胁逼迫敌人的华中集团。

二野会议将渡江作战的有关工作部署完毕后，邓小平才返回瑶岗，并带回刘伯承分赠给陈毅、邓小平的桐城梁献碑墨拓。陈毅也在15日这天驱车到合肥，由豫皖苏分局书记宋任穷陪同向正在集训的700多名新区接管干部宣讲形势任务，传达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然后返回瑶岗。

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后，邓小平按照中央要求，代表总前委签发了给各野战军的命令，要求“整个战役从二十日晚开始后一直打下去，能先过江就应该先过江，不必等齐”。20日黄昏，三野第七、第九兵团的炮火做好了准备。半个小时后，喝了齐心酒甚至写了血书的战士和船工们，高喊着“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登上木帆船，在昏暗的夜色中向江南驶去。

邓小平打仗，恰似庖丁解牛，从容不迫。他首先明确了总前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位委员的指挥分工，做到有分有合，张弛得当：刘伯承指挥西突击集团，在棕阳镇至望江段渡江，35万军力，指挥部设在桐城一所中学里；粟裕指挥东突击集团，在张黄港至三江营段实施渡江，也是35万军力，指挥部设在江苏泰州的白马庙，张震协助粟裕指挥；谭震林负责指挥中突击集团，在枞阳至裕溪口段渡江，共30万军力。粟裕还负责协调中、东路突击集团的行动。邓小平和陈毅负责统筹全局，坐镇在安徽肥东县的瑶岗，用华东局的电台指挥东、中、西三路突击集团。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瑶岗的指挥部里，传来了邓小平坚定洪亮的声音：“我命令你们，坚决打过去！”4月20日夜晚是大江南北千百万呼唤胜利的人们的不眠之夜。村子里邓小平、陈毅所在的作战室，自备的发电照明灯通宵达旦不灭。

谭震林指挥的中突击集团第一梯队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第二十七、第二十一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冒着国民党军军舰和江防炮火的拦截，在100余公里的江面上，首先登船起渡，迅速攻占了鲫鱼洲等江心洲。接着，突破鲁港（芜湖西南）至铜陵段国民党军江防阵地，连续打退守军的多次反击，巩固了滩头阵地，尔后向纵深发展攻势，至21日，占领铜陵、繁昌、顺安等地。

21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21日晚，人民解放军东、西突击集团发起强大的渡江作战。东突击集团第一梯队第二十三、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军展开于龙稍港（泰兴西南）至张黄港段，在天生港（泰兴以南）等地突破守军防御后，击退其第四十五、第二十一、第一二三军的多次反击，于22日进抵南闸（江阴以南）、百丈镇（申港以西）之线，建立了东西50余公里、南北10余公里的滩头阵地。同时，争取了国民党军江阴要塞守军7000余人起义，控制了江阴炮臺，封锁了江面。第二十军由泰兴西北龙窝口至永安洲段起渡，22日攻占扬中。西突击集团也于21日晚在预定地段突破守军江防阵地，控制了宽100余公里、纵深5至10公里的滩头阵地，于22日占领彭泽、东流等地，并解放安庆。中突击集团则继续发展攻势，占领南陵，歼国民党军第八十八军大部。

百万雄师过大江，国民党军队几乎就是纸糊的一样，没有什么有效的抵抗。这里，除了我军地下战场开展得有声有色，国民党江阴等几个重要江防炮台掉转炮口向国民党军队猛轰外，这与邓小平杰出的军事指挥当然是不可分开的！

蒋介石对“中原王”汤恩伯寄予厚望，将自己嫡系的陆军供汤恩伯指挥，同时，海军主力89艘美式战舰和空军56架美式战机也听其命令。在南京、上海保持了相当的军资武器供汤恩伯一手调用。汤恩伯尽管不是什么军事奇才，但也绝不是脓包一个，他十分清楚，要守长江，退到长江南岸是无法守的，必须巩固江北防线，阻止解放军的火力架设在北岸对南岸猛轰狂炸。为此，他的第一步棋就是建立江北立体防线，在浦镇、浦口等一线建立了34处桥头堡式的连贯防线。

邓小平指挥的渡江战役有条不紊，环环相扣。作为前奏，先是在江北扫清汤恩伯寄予厚望的“江北桥头堡”，在江苏靖江至安徽望江段消灭江北守敌。之后，渡江战役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大军过江；第二步是割裂包围国民党守军，控制浙赣线一段，切断敌军退路；第三步是围歼国民党军队，完成渡江战役。

这次战役，实际上采取了双层指挥，一是粟裕和张震的协调，二是邓小平和陈毅的总决策，这就比较好地保证了指挥的正确性，充分调动了实战阶段指挥员的智慧。渡江战役打响前，总前委主要通过“总前委会议”来分析情况、统一思想、制定作战纲要，确定战役总攻击的时间，这些，都是在邓小平的主持下集体研究确定的，充分体现了总前委的集体智慧和作战意志。渡江战役打响后，总前委不再利用会议来指挥作战，而是根据既定的方针，按照具体的分工，东、中、西各路突前指挥和总前委高屋建瓴居中指挥相结合，做到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渡江战役也是战争艺术的绝妙佳作。声东击西，是兵家屡试不爽的妙法。在渡江战役中，邓小平也运用了这一妙法。他的声东击西，是一箭双雕。汤恩伯与白崇禧分别指挥东西两线的江防，在他们的结合部马垱至贵池地区，是一个明显的薄弱环节。据此，他命令谭震林的中突击集团先于东、西突击集团一天渡过长江，把敌军的注意力吸引在南京以西，造成我军将在西线全线推进的假象，抽空敌军在南京一线的力量准备。接着，东突击集团排山倒海直捣沪宁线扰乱敌军防线，这时，中突击集团突然转头向东，杀他一个扫蹚腿，并与东突击集团会合。

实际上，汤恩伯20万人马要想守住长江，显然是势单力薄，而真正值得顾虑的倒是白崇禧的25万人马，如果白祟禧东进支援汤恩伯，势必会为解放军渡江增加不小的难度，为此，必须将白崇禧引向西，与汤恩伯“脱节”。

渡江总前委建议中央调动林彪、罗荣桓两个军12万军力迫近武汉，钳制白崇禧。造成包抄武汉的态势，白崇禧果然中计，丢下汤恩伯不顾，掉头就退缩进武汉和九江，而汤恩伯也不力西顾，这样，就使东西两线的江防结合部出现真空，为我军直捣南京一线创造了有利之机。虚虚实实，搞得敌军晕头转向。

北平和谈进行之时，邓小平没有单纯等和谈结果，而是做足了两手准备，在江北摆出令敌军眼花缭乱的阵势，使敌军疲于奔命，陷入极度的恐慌。先是在南京两翼迂回包抄，牵制浦镇和浦口之敌，在20日国民党拒绝和平协定的当天，我军按照事先的规划，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突击集团由谭震林指挥，集中4个军的军力首先起渡，突破鲁港至铜陵一线。第二天，东、西突击集团全面压上，以雷霆万钧之势，突破敌军江边线。东突击集团炮兵部队立即封锁江面，瓮中捉鳖，不给敌人逃窜机会，同时把守常州、丹阳，切断沪宁线，并占领南京；西突击集团则负责收拾安徽贵池、江西彭泽一线，并直逼浙赣，将汤恩伯、白崇禧分隔开来，围而歼之。

任凭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西突击集团在接到刘伯承发出的攻击命令后，全线压进。而刘伯承则与副政委张际春、参谋长李达很悠闲地泡一壶皖北新茶，品茗细啜，静等前方传来胜利的消息。就这样，国民党自以为固若金汤不可逾越的长江天堑，在邓小平和总前委的运筹帷幄谈笑之间，三天之内就告土崩瓦解。

1949年4月23日，第三野战军一部解放了国民党22年来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24日凌晨，第三十五军第一○四师第三一二团第三营九连占领总统府，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4月27日夜，邓小平和陈毅等策马齐驱进入总统府，他们雄赳赳地踏上“子超楼”光亮的大理石台阶。大踏步地走进二楼的蒋介石办公室，邓小平一屁股坐在蒋介石的“宝座”上，对陈毅哈哈笑道：“蒋委员长悬赏缉拿我们多年，今天我们找上门来了嘛。”陈毅也哈哈一笑，吟诗作答——旌旗南指大江边，不尽洪流涌上天，直下金陵澄六合，万方争颂换人间。

紧接着，各路大军向南挺进，5月3日解放杭州，5月22日解放南昌。5月27日，第三野战军主力攻占上海。在此期间，第四野战军于5月14日南渡长江，16日解放汉口，17日解放武昌、汉阳。1949年6月1日，第三野战军一部解放崇明岛。至此，渡江战役结束。

责任编辑 / 梁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