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晨

1月25日，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对外工作的开拓者之一王稼祥同志逝世纪念日。在这一天即将到来之际，本刊记者专访了王稼祥同志的外孙女吴逸桐女士。围绕她身为开国元勋的敬爱外公，吴女士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记者：在您的印象中，外公王稼祥是怎样的一个人？外公的思想、信念、价值观对后代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吴逸桐：关于这个问题，我最近写了一本书叫作《王稼祥与毛泽东思想》，这本书断断续续写了好几年，在书的最后我写下这样一段话：

本书是笔者第一次尝试用笨拙的笔触勾勒王稼祥同志充满革命光彩的一生。笔者试图通过亲人口述、搜集私人文件及党史资料、拜访革命遗迹以及阅读同时代俄罗斯、美国、英国等海外资料的方式，立体描绘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在纲领、思想、行动等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在这样一次精彩的时空征程中，让我对革命亲人的精神世界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那种与国家、民族、革命亲人血脉相连的精神传承更加明晰。本书算是实现了笔者早就存于心中的愿望，但是限于篇幅不能尽言，也留下些许遗憾。或许心中的千言万语，只能留待将来有机会继续讲述。

再次回顾王稼祥同志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一生，从莫斯科到瑞金，从瑞金到遵义，从遵义到延安，再从延安走向莫斯科，走向北京，走向新中国，在新中国的舞台上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共产党人的真诚、宽厚与睿智。王稼祥从1925年启程赴苏留学到1974年逝世，整整49年的革命征程，道路何其修远兮，一贯上下求索而不休，坚持真理，坚持理想，坚持信念，坚持原则。他一方面与外部敌人坚决斗争，对封建势力坚决斗争，对国民党反动派坚决斗争，对帝国主义坚决斗争；另一方面也坚持不懈地与党内的错误路线和错误倾向做坚决的斗争，先是与王明极“左”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作斗争，然后是与王明右倾机会主义、宗派主义作斗争，与斯大林的大国、大党沙文主义作斗争，最后，还顶着天大的压力与建国后党内的极“左”路线做斗争；此外，还与自己的性格弱点、思想认识和知识弱点，与困扰自己后半生的伤病作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稼祥同志的一生，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一生，是一个英勇不屈的伟大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战士的一生。

稼祥同志从30年代初起，就与毛泽东同志在同一条战线中并肩战斗，早在宁都会议时就成为坚定支持毛泽东路线的“少数派”，在力挽狂澜的遵义会议中，又起到左右历史命运关键一票的重大作用，为毛泽东历史地位的确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随后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又主要是稼祥同志反复做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工作，终于说服莫斯科坚定支持毛泽东正确路线，及时从莫斯科赶回延安传达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这才一锤定音，决定性地拆除了王明路线这颗横亘在党前进道路上的定时炸弹；在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国民党反动派趁机发动意识形态和政治双重攻势的错杂复杂的微妙时局中，又是王稼祥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打出了毛泽东思想这面独树一帜飘扬着的理论大旗，为凝聚全党的意志和信念，开辟继续前进的道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随后遭遇落选，暂时离开中央领导岗位的特殊时期，稼祥同志经受住了个人生涯起起落落的考验，以一个真诚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觉悟坦然接受了结果，全心全意服从党的安排，不计较个人荣辱得失，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看的重于一切。用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女士的话来讲，就是一切行为的出发点是为了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从来没有考虑过后果，因为他不是为自己”，表现出可贵的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在苏联治病期间，一方面要与困扰自己多年的病魔作斗争，一方面还不忘关心照顾广大留苏中国同志，仗义执言营救出遭迫害的贺子珍同志和女儿李敏。

在东北局城工部的领导岗位上，稼祥同志以大无畏的理论创新和探索精神，为党的城市工作，经济建设工作，做了有益的探索和创新，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提出了若干具有重大前瞻性的理论探索。这些理论创新以及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初步探索，对于我们今天的经济建设事业，依然是有重要研究价值的。

在驻苏大使的岗位上，稼祥同志一方面为促进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稳定发展、促进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稳固做了大量工作，另一方面更坚定站在中国人民和中国国家利益的根本上，为争取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为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获取必要的苏联支援，建立独立自主的国防和重工业体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

在中联部任上，稼祥同志正确总结过往国际共运百年历史和中苏两党关系的历史，提炼出党际交往的平等原则，团结互助友爱，同时尊重兄弟党独立自主决定党内外、国内外事务的权力，在处理兄弟党关系中坚定不移地贯彻这一准则，坚持原则，顶住苏联的大国、大党沙文主义，正确处理波兰事件等重大危机，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兄弟党的广泛信赖和尊重。

1958年以后，面对党内极“左”路线不断抬头的局面，本来负责中联部工作、专心外事工作的稼祥同志完全可以明哲保身、置身事外，然而稼祥同志本着一个真诚革命者、真诚共产党人的担当和责任感，挺身而出，与错误路线做了坚决斗争。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对于大跃进这件事，几百名中央委员当中，“只有王稼祥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这是怎样的勇气和担当！鲁迅先生曾经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王稼祥同志正是这样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人。王稼祥同志的风骨，是我们永远的榜样。

此后，王稼祥同志在自己提出的对外政策建议被打成“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并被迫离开中联部的领导岗位，等于政治生命彻底结束后，特别是面对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面对自己和家人遭受的种种非人迫害和压力，稼祥同志表現出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不做违心的事，不说违心话，一直抗争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记者：外公与哪些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交往深厚，他们之间有哪些交往的故事令您印象深刻？

吴逸桐：我们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中与外公交往深厚的真的不少，由于版面篇幅限制，在此我只列举其中的几位并简要讲述一下他们之间交往的故事。

与毛泽东同志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拥护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再次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会后，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组成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9月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政治部主任。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1935年长征途中举行为遵义会议的酝酿、召开以及贯彻遵义会议的决议，作出了重大贡献 。毛泽东曾多次说过，王稼祥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劳的，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

1943年7月5日，王稼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而作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是一篇有代表性的重要论文。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并阐明了毛泽东思想的含义。他指出：“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与邓小平同志

在江西根据地时，邓小平曾担任瑞金和会昌、寻邬、安远三县县委书记。当时，“左”倾的临时中央迁到江西苏区后，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邓小平第一次被撤职打倒。后来，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启用邓小平代理政治部秘书长。长征时，邓小平随军行动，途中参加了遵义会议。

从“八大”到“文革”的十年中，邓小平负责处理党内日常工作。“文革”开始后，他同刘少奇一起被打倒。这是他第二次被打倒。这次只有王稼祥站出来为邓小平讲了好话。尽管邓小平被打倒，但是一直没有被开除党籍，这为他日后复出工作留下了伏笔。

与习仲勋同志

在《王稼祥选集》出版座谈会上，伍修权请习仲勋讲话时，习仲勋回忆说：“记得我同王稼祥同志的初次见面是1935年冬在瓦窑堡。1936年在保安，稼祥同志同我谈过话，交代我在白区应当如何搞，要注意安全等。” 他说：“稼祥同志过去是我们的良师益友，今后还要学习他的著作，并且身体力行。”

记者：作为革命家后代，您认为当前弘扬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正能量有何重大意义，您多年来从事这项事业，有怎样的心得体会？

吴逸桐：正如习仲勋同志在《王稼祥选集》出版座谈会中提出：“稼祥同志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是很宝贵的，值得学习。”在当下全党全国掀起学习和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思想高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时刻，学习和发扬王稼祥同志的精神财富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王稼祥同志留下的精神财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忠于事业、拥护核心的精神

王稼祥同志自苏联留学归国到达中央苏区后，在血与火的考验中逐渐认识到毛泽东同志在军事指挥思想、苏区全面建设思想等方面的先进性，认为毛泽东同志是唯一能够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领袖。终其一生，无论是革命低潮阶段还是身陷囹圄备受身心摧残的特殊时期，王稼祥同志始终不渝地拥护毛泽东的核心地位。王稼祥曾经对夫人朱仲丽讲过，他对毛泽东同志领袖地位的维护和拥戴，首先是出于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谁有能力就应该由谁领导，毛泽东同志思想深邃，见识卓绝，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和实践无人可比，维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其次，毛泽东同志具有高度的领导魅力和领导艺术，是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的领导核心。

其次是无私忘我、能上能下的精神

王稼祥同志归国参加工作后，历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成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34年1月至1956年9月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常委），解放后曾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联部部长、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有人说王稼祥“官越做越小”，而这正体现了王稼祥无私忘我的工作态度。

王稼祥同志在苏区工作时遭遇空袭导致腹部受伤，受当时医疗条件所限，弹片长期留在体内，造成身体健康方面的严重问题。他忍受病痛折磨完成了长征，并在遵义会议“投出关键一票”。1937年他病情恶化到苏联治疗期间，积极向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介绍中国革命實际情况，在六届六中全会带回共产国际重要指示。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讲：“党的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毛泽东认为，1938年的“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六中全会很难解决问题。共产国际的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养病回国带回来的，由王稼祥同志传达的。”

但是有些同志不了解王稼祥的历史贡献，导致他在七大上落选中央委员。王稼祥表现出真诚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和无私忘我、能上能下的伟大胸襟，把党的事业和团结看得高于一切，坦诚、无条件地接受党的决议，为所有的党员树立了榜样，教育了全党同志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逆境。

第三是仗义执言、勇于担当的精神

在到三次“反围剿”后错误剥夺毛泽东军事指挥权的宁都会议上，王稼祥几乎是唯一一位站出来为毛泽东同志仗义执言的领导同志。长征途中，王稼祥勇于担当，积极争取各方面对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支持，最终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

在解放战争中期，在建国初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王稼祥同志先后出任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驻苏联大使和中联部部长等重要领导职务，在任职期间，王稼祥同志在工作上兢兢业业，实事求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开拓进取，积极创新，为党的城市工作、经济工作、外事工作开创和积累了宝贵经验，极大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并为中苏两党、两国的团结和友谊，为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各国兄弟党、友党发展健康、积极的党际关系，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健康发展，都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在“大跃进”和 “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肆虐的非常时期，王稼祥同志身为主管外事工作的中联部部长，本可置身事外明哲保身，但出于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出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厚重责任感，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毅然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勇于担当，在国内经济政策和对外斗争策略等问题上对极“左”路线做了坚决斗争，结果被错误地批判为是“三和一少”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在文革中备受摧残和迫害，但王稼祥同志始终秉持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本色，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顶着巨大的身心压力，始终坚持原则，不说违心的话，不作违心的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记者：王稼祥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家人受到牵连，可否讲一讲您家在那个艰苦岁月中发生的事？

吴逸桐：文革中的王稼祥，饱经迫害和摧残：搬离中南海，被赶出北京，下放到河南信阳，后因病重被召回北京；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儿子王命先忍受不了批斗，投河自尽；王稼祥被软禁，夫人朱仲麗被文革“专案组”定为所谓“现行反革命”，非法拘押在中联部一间朝北的小屋里，一关数月；康生提出要“彻底砸烂”中联部这个“三降一灭”制造厂。王稼祥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由于极度紧张，他产生了精神紊乱和幻觉、幻视症，没有安眠药就无法入睡。夫人朱仲丽记述说：“入夜，他仍不时地惊叫：我没有罪！”

在艰难岁月中，在常人难以忍受的煎熬中，时间来到1974年1月24日。这一天，外婆朱仲丽接到电话，通知王稼祥第二天上午十点参加“批林批孔”万人大会。王稼祥愤然说：“搞这么大声势的批林批孔大会，要把林彪批个透，也不必牵到孔夫子身上去，古代的孔夫子有什么错。他们这伙人，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果然不出所料，1月25日的批判大会，矛头实际是对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一大批老干部的。但是这一幕王稼祥再也没有看到了。当天夜里，稼祥同志心脏病发作猝然离世，终年68岁。

记者：请谈谈当前我们纪念学习王稼祥同志有何重要意义，您的外公给我们的国家和后辈留下哪些宝贵的精神财富？

吴逸桐：王稼祥同志的一生充满思想光辉和勇于担当的精神，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习仲勋同志曾经说道：“稼祥同志过去是我们的良师益友，今后还要学习他的著作，并且身体力行。”笔者在阅读与写作过程中，通过家人口述、回忆录及相关档案资料，深切地感受到，毛泽东同志及以王稼祥同志为代表的、在“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起到过关键作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推动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大无畏的勇气、实事求是的智慧以及对人类普遍命运的关怀。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进行的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不仅属于中国人民和中国历史，也是人类解放史上最为瑰丽的史诗之一。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不断拓展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发展质量不断提升。随着国家实力不断增长，国家安全问题呈现出新的形态，这些都是需要的新理论的指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重大理论成果。从毛泽东思想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进行了近百年的道路探索，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独立和富强，并逐渐形成具有人类普遍价值的“中国模式”。继承和发扬王稼祥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财富，投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我们为中国乃至人类发展事业进行的新时代伟大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