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 苏

◇位于百色起义英雄雕塑园的《起义领导人》组雕

在中共党史和军史上，邓小平等人于1929年、1930年领导的广西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占有重要地位。然而，起义后的红七军和红八军的结局，尤其是两军被迫转战贵州的征程却鲜为人知。笔者收集了大量的文史资料和当事人回忆录，以再现这段历史。

保存实力，兵退桂黔边区

1929年，蒋介石与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因争夺国民政府领导权爆发了“蒋桂战争”。蒋介石利用新桂系的内部矛盾，成功策反李明瑞和俞作柏。后来新桂系被击败，李宗仁、白崇禧等逃往国外。随后，蒋介石任命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

俞作柏是李明瑞的表兄，二人为巩固地位，表示愿意同共产党合作。中共中央先后派龚楚、陈豪人、张云逸等共产党员到广西，与俞、李建立了较密切的合作关系。同年6月，中共右江特委成立。8月，中共中央派邓小平等人到广西，与陈豪人、张云逸、龚楚、俞作豫（俞作柏弟弟）、韦拔群等共同负责广西的革命工作。

10月，俞作柏、李明瑞公开反蒋，却很快失败。俞作柏出走香港，李明瑞撤至左江龙州。在此形势下，邓小平和陈豪人等人准备发动百色起义。

11月初，邓小平回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起义准备工作。12月11日，陈豪人、张云逸、韦拔群等在百色发动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张云逸任红七军军长，陈豪人任前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全军辖3个纵队，共2800余人。

1930年2月1日，中共左江军委策动俞作豫率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在龙州举行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和左江苏维埃政府。俞作豫任军长，下辖3个纵队，约2000人。

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爆发后，李宗仁、白崇禧等趁乱返回广西，很快重掌大权。他们集结重兵，向左右江地区的红八军、红七军发起进攻。

面对桂系重兵，红七军在隆安与敌展开激战。然而，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红七军战败，只得撤离百色，转向农民运动开展较好的东兰县境。敌军再次压向东兰，红七军决定由韦拔群率第三纵队留守东兰一带，凭借山高林密与敌周旋。而主力第一、二纵队，则由总指挥李明瑞、军长张云逸率领，转向桂黔边区，开展游击战争。

就在红七军遭敌进攻之时，红八军在龙州也遭到敌军攻击。

3月20日，桂系军阀重兵突袭龙州。由于红八军第一纵队正奉命攻打盘踞靖西县的叛军，留守龙州的红八军军部和第二纵队与敌激战后失利，被迫突围，转战桂南各地。当红八军到达钦县（今钦州市）时，俞作豫率30多名党员政工干部离开部队，到香港寻找党组织汇报情况，余部不久却被军阀收编。

红八军第一纵队得知龙州被围的消息，回援不及，只得在滇桂边转战。4月下旬，第一纵队转战千里，原来的1000多人只剩下500多人。为保存革命力量，第一纵队决定往桂黔边界隐蔽。

板寨会师，进军贵州

1930年3月下旬，李明瑞、张云逸率领红七军主力两个纵队向桂黔边区撤退。4月到达桂北思恩（今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时，与桂军杨腾辉师遭遇激战。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红七军为保存实力，只得兵分两路撤退至贵州。张云逸率领二纵队1500多人，由广西环江社村向贵州荔波县开进，于4月16日傍晚先期到达板寨；李明瑞率领一纵队约1500人，由环江经驯乐朝荔波县进发。4月18日，历尽艰险的红七军一、二纵队终于在板寨胜利会师。

红七军在板寨得到一个重要情报：黔东南地区榕江县城是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后勤基地，这里军需充足，且守城敌军只有一个团。于是，红七军召开会议，决定远程奔袭榕江县城，夺占王家烈后勤基地。

4月27日，红七军进入贵州东南从江县境，经月亮山区，向榕江进军。

月亮山区主峰海拔近1500米，千米以上山峰80余座，山中沟壑纵横。山区聚集着黔东南苗族中极为古老的一支，民风彪悍。红七军进入月亮山区后，由于山高谷深，坡陡路窄，一些战士不幸失足跌下深涧。因红七军向苗民积极宣传红军的主张，过山寨不扰民、不动一草一木，从而赢得了苗民的好感。在当地苗民的带领下，红七军走出月亮山区，于4月30日抵达榕江县城外。

◇当年红八军第一纵队休整地——望谟县蔗香镇

驻守榕江县城的是黔军一个团，约1000人。由于军队中部分军人到外护送商队挣外快了，城中只有600多名军人、60多名民团和20多名法警。红七军行军迅速，敌军丝毫没有得到他们到来的消息。

缜密部署，攻占榕江

1930年4月30日上午9点，红七军开始攻城，正在睡觉的黔军副师长史远勋慌忙起床指挥应战。由于黔军弹药充足，火力强大，凭借坚固的城防工事，居高临下向红军射击。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战，红七军伤亡甚重，李明瑞、张云逸决定暂停攻城。

红七军重新部署作战方案，李明瑞、张云逸根据榕江县城远离贵州交通干线、敌人援兵难以赶到的情况，决定采取两面进攻的战术。

下午3点，红七军二纵队佯攻部队在城东、城东北突击登城，敌人慌忙集中兵力，拼命还击。同时，在主攻战线上，红七军一纵队用迫击炮朝城中发射了3发炮弹，12名突击队员在特务连长李天佑的率领下，抬着云梯，奋勇向城墙冲击。他们肩扛云梯，在机枪掩护下，飞快地冲到城西南墙边，紧贴墙脚架起云梯，迅速登上城头。城头的守敌急忙射击，一颗子弹打中了李天佑的腿部。李天佑咬紧牙关，一边指挥作战，一边朝敌军扔手榴弹。经过反复冲击，后续战士们纷纷涌上城头，与守敌展开了白刃战。一阵拼杀后，敌人纷纷逃命。登上城墙的红军迅速打开南门，红军主力部队如潮水般涌入城内。

史远勋见大势已去，只得率领残部100余人朝城外逃跑。不料城外江河涨水，其中一只载有30余名士兵的船倾覆河中，敌兵大多葬身江中。与此同时，王家烈的夫人和孩子也急忙化装，在一小群卫兵的保护下，趁乱逃出了榕江城。至此，榕江城被红七军占领。

此次战斗，红七军伤亡300多人，歼敌500多人，缴获步枪600余支、子弹10余万发、大炮两门、无线电台一部和大批军需品。

正在湘西准备与湘军开战的王家烈得知红七军攻占榕江的消息后，急忙率黔军4个团赶回榕江。5月4日，红七军离开榕江县城，经贵州从江县进入广西富禄镇附近时，王家烈的先头部队赶来。王家烈派代表携亲笔信给红七军，信中说：“贵军到敝省，初来不知，引起误会，今事已至此，尚请原谅。闻贵军大炮甚多，而敝省则罕有，电台又为蒋总司令所赠，敝省只两座（一座在省城贵阳），贵军对此笨重之物，亦无用处，可望掷还，免伤和气，不胜幸甚。”

李明瑞看后暗自好笑，佯装答应第二天将大炮和电台退还，随后将笨重无法带走的两门大炮和一部电台沉入江中。

借地休整，保存火种

红八军军部和第二纵队失败后，红八军第一纵队一直在滇桂边转战。为保存革命力量，1930年5月，红八军第一纵队司令员何家荣和参谋长袁振武率部到达南盘江边的乐业县境。隔江相望的南、北盘江一带地势险要，是黔、桂当局鞭长莫及之地，为地方实力派王海平控制。何家荣决定亲自上门与王海平协商，希望王同意红军渡江休整。

何家荣与王海平作了深入的交谈，使王海平对红军有了好感。加上王海平想借机扩充实力，于是同意了第一纵队的要求。5月底，红八军第一纵队渡江进入望谟县蔗香乡，为了能顺利休整，他们对外称是王海平的部队。

红八军第一纵队进驻蔗香后，王海平经过接触和了解，对红军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其态度也更为友好。当时，第一纵队不少战士患病，他在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为红军供给粮饷及经费，并制发全体官兵每人一套土布军服、一床被单。为了表示对红军的信任，他还将自己的部队与红军混编，甚至连身边的警卫员也指定由红军战士担任。

红八军第一纵队在王海平部借地休整数月，于10月19日离开蔗香。王海平得知后，友好相送。半个世纪后，何家荣回忆王海平当年之举时说：“这样的好朋友，天下之大，我很难找到第二个。因为有了王海平当年对一纵队的深恩厚情，红八军才保存下来这点革命火种。”

1932年，留守右江的韦拔群牺牲后，右江地下党近百名同志及部分红军家属受到王海平的保护。此后王海平一直支持我地下党活动，不幸于1941年被国民党杀害。1992年，王海平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胜利会师，命运各异

1930年10月26日，红七军和红八军一纵队300多人在乐业县城胜利会师。六天后，两军挥师北上，奔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长途转战中，红七军和红八军一纵队损失惨重。1931年7月到达中央苏区时，两军仅存2000多人，归红三军团建制。

千辛万苦到达中央苏区的红七军高级干部，命运各不相同：

红七军、红八军领导人邓小平，后来在“左”倾路线的危害下被贬为瑞金县委书记。

总指挥李明瑞于1931年在“肃反”中被误杀，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前委书记陈豪人在1940年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杀害于福建。

龚楚历任红七军军长和中央军区参谋长，1935年叛变，被称为“红军第一叛将”。

被留在广西的韦拔群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游击斗争。1932年10月，被叛徒杀害于广西巴马。

俞作豫在龙州突围后，到香港寻找上级党组织，被叛徒出卖，1930年9月6日，就义于广州红花岗。胞兄俞作柏后来参加反蒋民主运动，1956年应邀归国后，任广东省政协委员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59年逝世。

张云逸历任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副参谋长、新四军参谋长等职务，1949年后主政广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74年病逝。

◇王海平的遗物（指挥刀、手雷、饭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