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宇

身处一个亿万规模的“行业”，原本风生水起的代购者终于迎来了真正的“寒冬”。1月1日，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电子商务法》落地实施。

在此之前，早已听到“风声”的一部分从业者们纷纷宣布停业转行，另一部分则转入了更隐秘的地下运营。为了躲避越来越严格的海关检查，他们换掉微信号、买更贵的航班、打游击一样变换采购的目的地，频繁出入境，只为尽最大努力囤货。靴子落地后，私人代购的性质从“灰色地带”逐渐往法律“触线”的边缘靠近。走私、偷漏税、假货，与之相关的每个关键词都像是一把悬在其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所有从业者都不得不面对一个无从破解的“残局”。

寒冬已至，“转往更隐秘的地下”

在大多数代购者都在准备“过冬”的时间里，阿妃也一样，更加“小心翼翼”地经营着自己的代购生意。

2018年8月31日通过、2019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电子商务法》（简称《电商法》）是令代购者恐慌的始作俑者。“如果拿《电商法》的要求来比照国内大多数代购的行为，簡直处处雷区。”阿妃表示。根据《电商法》规定，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从事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要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并纳税，代购、朋友圈微商等被纳入监管对象。

阿妃是一名会计，两年前，她与自己在海外的亲戚合作，干起了代购的生意。她的朋友圈拥有一个代购的标准配置：每日平均更新15条;“亲测有效”式文案中夹杂着大量网络用语，配图的主角跨度极大，从颇占空间的小家电到“鸡零狗碎”的牙刷、牙膏、驱蚊手环，从价值不菲的珠宝手表、名牌鞋包、高端化妆品到10多元一条的润喉糖……已经俨然一座小型百货商场了。在生意起步后三个月内，阿妃就拥有了一群固定的客户，她建了一个有四五百人的微信群，交易额可观，收入远远大于自己的工资。

但阿妃也很清楚代购的“局限性”。对大多数代购来说，代购只是一种创收手段，而非本职工作，因为“持牌上岗”是不现实的，而一旦被海关截获或遭到举报，便很有可能会惹来大麻烦。尤其是今年政策收紧后，阿妃看到自己的同行在朋友圈中发出类似“最后的血拼”“最后三十天”的状态，提醒买家抓紧时间囤货，更多代购则在愈加严峻的形势下，寻求其他出路。

监管力度的增大，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虽然还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性的警告和处罚，但“小心驶得万年船”，阿妃对代购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态度。“周围有不少代购都被封了号，有的干脆年底促销清货转行了。像我这样‘幸存下来的，不能不小心应对。”

阿妃应对的方式是将代购生意转向了更隐秘的“地下活动”。元旦前，阿妃通过朋友圈发布了通知，从2019年1月1日开始，会暂停朋友圈更新。同时还交代了，需要订购商品的消费者，微信发消息要回避敏感词汇，“最好可以微信语音通话”。据了解，很多人已经形成了某种默契，在微信代购交易时，“支付宝”被写作“ZFB”，“转账”被写作“ZZ”，其他与交易相关的词汇也被要求使用“暗语”。另外，由于不敢在朋友圈直接发布代购商品的图片，代购们还转移阵地将产品图片放在了一款名为“微商相册”App上。

游戏崩盘，“严查还在继续”

2018年11月，一则“淘宝代购服装店主被判刑10年、罚款550万”的消息在代购圈内引爆了。

据报道，这则消息是一个真实案例。从2013年开始，淘宝店主游燕用快递邮寄、雇用“水客”偷带及自行携带等方式带货入境，在自己的淘宝店里销售。2017年3月20日，游燕在入境时被九洲海关缉私分局抓获。同年4月，她以“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被逮捕。经统计，游燕在香港刷卡购买并走私进境的服饰金额约1140万元、偷逃税款约300万元，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罚款550万元。2018年7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此案一出，海外个人代购们顿时人人自危。大批代购纷纷将自己的淘宝店下架，王琪就是其中的一个，作为一名有着六年日本代购经验从业者，她同时还拥有两家淘宝店铺和多个代购微信账号。

12月底，王琪先是解散了自己运营的500人的代购微信群，没过几天，她又将自己淘宝店铺中的代购货品全部下架。维系了“个人代购”圈子多年繁荣的游戏规则，正在崩盘。

作为一名日代，王琪早就听说了同行韩国代购的遭遇。2018年9月28日，这一天，被韩国代购们称做“灾难日”。王琪的朋友小吴就是一名亲历者。当日她带着自己从韩国代购的两大行李箱化妆品，乘坐航班在晚上11点多抵达了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但在T2航站楼，他们遇到海关严查海外购物进境，所有的乘客都必须全部开箱排队等待过机审查，被查到携带未缴税物品的，连夜排队上缴。

仅小吴乘坐的那一个航班的乘客中，就查出了100多名代购。中国海关对个人随身携带物品进境的免税额度是5000元。化妆品和价格在1万元以上的手表税率是60%，护肤品税率是30%。“一片面膜就要罚20元;有的人带了10只Tom Ford口红，被罚了1800元。”另外一位代购当天发了一条朋友圈说，“有一个代购的男生，随身带了几只价值几十万元的手表，一共178万的货，急得当场就给海关跪下了。”

最终，小吴的两箱化妆品一共被罚了1.7万元。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她现在还后怕：“我其实还提了两大书包的SK-II，幸亏飞机上坐我旁边的姐姐帮我背了出去，要不然我还得多罚万把块钱。”如今，严查还在继续。“上海只要有从韩国回来的航班落地，海关就会重点盘查。清关公司的货在各个港口放着，也不让进来。”小吴说。

“赚快钱”的时代结束了？

代购曾被描述为一个“万亿规模的行业”。这也许是一个被“夸大”的描述，有专业人士估算过，在代购或海淘最火爆的时期，从业者也不过20万人，而真正的“人肉代购”大约不足5万人。

海外代购始于国货低迷时。2005年左右，市场消费需求增长，海外留学生、商人和旅游人群成为国内第一代海外代购。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爆发，国内奶品质量引起消费者质疑，一度掀起国内代购奶粉的热潮。发展到2012年，“代购”已经成为百度搜索中“未来十年最有前景的行业”。

人们对国货的不信任情绪刺激了海外代购疯狂增长，代购开始扩展到了更多商品：从韩国的化妆品、澳洲的奶粉、日本的马桶盖，到欧美各大高端品牌的奢侈品，不一而足。个人代购开始进入了野蛮增长阶段。2016年之后，进入“全民代购时代”，几乎所有从业者都认同代购是个好财路，因为它门槛低、来钱快。

代购在朋友圈改变着人们的消费习惯，也在更大范围内影响着经济业态。围绕代购，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以韩国为例，据中信建投统计，韩国曾连续十年免税市场规模达到全球第一。价格优势、距离中国近、签证宽松、出行成本低，再加上韩剧潮流，这一切都让中国代购趋之若鹜。在代购的鼎盛时期，代购雇人去韩国免税店排队买限量套装，薪水按小时支付。代购到达韩国会有当地旅行社的专车免费接送，代购从免税店购买商品会获得返点，而旅行社也会从中获取利润。

即使是在近年来跨境电商爆发的背景下，通过淘宝、微信等平台招揽生意的“个人代购”，仍然是个庞大的群体。艾媒咨询在2017年6月发布的《2017Q1中国跨境电商市场研究报告》曾称，国内用户有52.5%在海淘时选择使用跨境电商平台，但通过代购海淘的，仍然占比达到40.2%。

显然，以个人代购作为分销渠道，不需要进行工商登记，不需要上税，还免除了库存等的成本，可谓“一本万利”。而现在，管控力度的加大，正在刺激这个行业尽快从混乱状态走向有序。“电商法的发布，其实是进一步放开一条合法道路，收拢不合法的道路。对于整个行业来说，我觉得是好事情。”阿妃说，“但是，对于代购，特别是一些实力较弱的个人代购来说，它们将很难再继续做下去。”

对于大部分代购来说，迷茫是当下的状态。因为有些人再也无法回到代购前的生活了，“有一部分代购放弃了自己曾经的职业，她们可能是老师，可能是银行的职员，看重了短期的利益出来了，没做多久，发现自己被盯上了，甚至被罚款了，非常懊恼，也回不去了。”一位业内人士感慨：“因为做人肉代购也是创业嘛，创业是条不归路，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