嘟嘟·马当塞拉

祖尼亚·鲍彻·迈尔斯（Zunia Boucher-Myers）

南非虽然不是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同性伴侣关系的国家，但却是世界上第一个从法律层面保护民众不因种族、性别和性取向等受到迫害和歧视的国家。在第一次民主选举和种族隔离制度被废除的两年后，也就是1996年，相关法律被审议通过，意味着歧视行为第一次被定为非法。

西扎克勒（Sizakele）和马佩霍夫（Maphefo）

然而，尽管南非从宪法层面保护了性少数群体（LGBTQ，也被称为彩虹族群，是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酷儿等非规范性的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人群的总称——编者注），开普敦也常被称作非洲的同性恋之都，但似乎所有这些都无法改变南非社会绝大多数人对性少数群体的态度。直到最近，针对这一群体的仇视性犯罪仍在不断上升，并时常成为南非的头条新闻。

这是否是这个群体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勇气公开他们的性取向，而是选择沉默的原因？

沉默，字面意思即没有声音。然而，记忆研究学者杰伊·温特（Jay Winter）认为，“沉默往往是一种社会过程，涉及不同的行为和主体。”这说明“沉默并不意味着某种东西不存在，而是发声的缺失。”当南非摄影师祖尼亚·鲍彻·迈尔斯（Zunia Boucher-Myers）遇到她的伴侣凯伦（Karen）时，她的生活就被改变了。她亲切地称呼凯伦为”特别的K。K的出现使迈尔斯不得不放弃沉默，开始正视自己的生活抉择。“这种沉默已经决让我生病了。我意识到，作为一个女人、母亲、基督徒、情人和凯伦的生活伴侣，我必须说真话。”迈尔斯勇敢的选择让她拥有了归属感，也对周围其他人产生了影响。在迈尔斯的帮助下，他们也开始打破关于身份和性取向问题的沉默态度。

莫娜（Myrna），2014年摄于位于开普敦的比乌拉酒吧

对话祖尼亚·鲍彻·迈尔斯

能说说你公开同性恋身份的经历吗？

迈尔斯：我是被一个朋友出卖了，他发现我是同性恋。我失去了老朋友，也结交了新朋友。我的信仰受到了挑战，生活的宁静也受到了挑战，这种感觉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但我认为这完全值得。

你曾经说系列作品《化身》（Embodiment）的创作初衷是寻找归属感，这个想法是如何产生的？

迈尔斯：我在39岁时遇到了现在的伴侣，凯伦是一个有着虔诚信仰的单身母亲和企业主，看上去丝毫没有同性恋气质。而我的外表也非常女性化，说我的“同志雷达”生锈了不是开玩笑的。我是一个慢热的人，只有在放松舒适的环境中，才能了解伴侣的世界，并将其深深扎根于我的心中。创作这个系列作品便是为了寻找我们的同类人，这让我找到一种归属感，一种回家的感觉。

参与这个项目的人比我想象得要多，从约翰内斯堡到赫尔曼努斯，我的拍摄行程超过5000公里，参与者超过100人，年龄最大的72岁，最小的16岁。他们都在努力寻找相同的联系和归属感。

凯伦（Karen）

杰弗里斯一家（Jeffries family）

林迪-李（Lindy-Lee）

你如何將这个系列作品与归属感相联系？

迈尔斯：凯伦走进我的生活后，我开始观察周围的性少数群体（LGBTC），并将他们与自己联系起来，我问自己：我能够和他们站在一起吗？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一个问题，大多数情况下，这个群体中的女性同性恋不得不选择隐秘她们的身份，她们继续着普通的生活，有工作，有孩子，或者失败的婚姻。她们就像大多数人一样生活在我们周围，我们却很难发现她们的同性恋特质。但当我向参与者发出呼吁时，她们的响应非常强烈。这些女性想要参与其中，将自己的生活和经历展现出来并公诸于众。

在创作这组作品时，你采用了黑白影像，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迈尔斯：在开始拍摄之前，我就已经想好要采用黑白影像的形式。我学过摄影，也拍过胶片，这使我对摄影技术充满了敬意。我认为黑白影像可以淡化画面中不重要的元素，并突出关键元素——人物肖像。无论调整灯光还是构图，我都不必把色彩因素考虑在内。同时，从我个人角度来说，采用黑白两色更像是一种情感上的选择，并为主题提供了更强的情感联系。黑白处理也让作品更具有整体性，增添了画面的重量感。

在拍摄内容和照片形式方面，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吗？

迈尔斯：参与这个系列的人，首先要承认自己是性少数群体（LGBTQA）。我已经拍摄了许多从女性身份转变为男性角色的主题作品，现在正准备拍摄从男性到女性的转变。对于这个群体，我不做任何评判，无论你过去是否有过异性婚姻，只要你想参与其中，我就会给你拍照。我们就像是彩虹中的不同色彩，我认为将这一点体现出来很重要。

这些照片中的很多人看起来很开心、很满足。这是她们的原本情绪还是在拍摄过程中通过你的沟通与互动实现的？

迈尔斯：在拍摄过程中我们有很多乐趣！每个人都说自己不上镜，她们会很紧张，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工作就是让她们放松并发挥最大潜力。拍摄过程中我们会聊很多，她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什么时候被拍了下来。

在许多照片中会出现笑容，但也有许多情绪很严肃的照片。事实上，这个系列作品汇有许多层次。我们看到的这些只是所有照片的一小部分。

乔迪（Jody），2015年摄于开普敦第六区

这个系列作品的参与者大多来自南非两个主要城市——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这种选择是出于何种考虑？

迈尔斯：选择在这两个城市进行拍摄纯粹出于实际考虑。当我到不同地区拍摄时，我会根据参与者的不同情况，尽可能多地安排拍摄时间。因为我是自费的，所以必须考虑实际问题，一天的时间中我能拍摄多少人，完全取决于拍摄地点之间的距离。如果可能的话，我会在一天中安排3～4次拍摄，尽可能多给参与者留出拍摄时间。经过计算，我发现以这样的节奏进行拍摄，预算是在我的经济承受范围内的。我为这个项目付出了很多，我认为，每个人都值得我百分之百的专注和拍摄。

你如何描述性少数群体在南非的生活状态？

迈尔斯：南非有一种令人发指的行为叫做“纠正性强奸”（corrective rape）。“纠正性强奸”一词一般被用在黑人女同性恋者被强奸的情况。它背后的含义是，如果女同性恋者被一个真正的男人强奸，性取向就会变得正常。

在拍摄黑人女同性恋时，我常常对她们表现出的勇气感到敬畏。在乡下，同性恋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但她们愿意成为这样一个视觉系列作品的一部分，这非常了不起。

我想将南非所有同性恋女性的真实面孔呈现出来，并给那些没有宣布“出柜”（指公开同性恋身份一编者注）的人以希望和鼓励，同时也给那些每天生活在恐瞑中的同性恋者以鼓励。

你认为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迈尔斯：我们需要从基层做起。不幸的是，南非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父权制社会。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往往首当其冲地受到古老传统和性别歧视的影响。教育是我们手中最大的武器，我们需要教育我们的青年、我们的男人和我们的社区民众，以努力改变现状。

你认为你的作品对这些性少数群体产生了哪些影响？

迈尔斯：我得到了很多非常积极的反馈。虽然我不认为她们只要参与进来就会在态度和行为方面受到影响，但肯定会有一种情谊在这些人之间产生，并促发她们的归属感。这些影像可以留下来，它既是我的遗产，也是她们的遗产。

杰曼（Germaine），2013年摄于斯特兰德

你目前的工作有哪些？未來有什么梦想或计划吗？

迈尔斯：小时候，我梦想成为面包师、艺术家和作家。现在我梦想成真，从事着这三种职业！我是一名厨师，在开普敦的葡萄酒之乡拥有一家获奖餐厅。同时我还有自己的博客，并发表了很多艺术作品。我在世界各地许多地区都展示过这些艺术作品。

我的最终梦想是在国内外举办巡回展览。《化身》是一个需要被人们看到的故事，之后我会将其印刷。图像的力量非常强大，我希望将来每一个年轻的同性恋者走进图书馆或书店并看到这本书时，能够找到回家的感觉。我想让他们知道，他们并不孤单。

杜普·圣·裘德（Dope St Jude），2015年摄于伍德斯托克

比比（Bibi）和柯迪博讷（Kedib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