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哲

1947年7月21 日至23 日袁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了中央前委扩大会议袁研究确定全国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任务尧战略方针和战略部署遥图为小河会议期间彭德怀尧贺龙尧陈赓尧王震渊从左至右冤在一起

陕北战局的艰难时刻

1947年7月21日至23日，转战陕北的中共中央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了扩大会议，史称小河会议。小河会议是在全国内战爆发一年后召开的，会上总结了解放战争第一年战绩，确定了第二年作战基本方针，首次提出用五年（1946年7月起）时间打败蒋介石集团。会议决定原定开赴陕北的陈谢（陈赓、谢富治）纵队，改为南渡黄河挺进豫西，与刘邓（刘伯承、邓小平）、陈粟（陈毅、粟裕）三军并发，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开始转入战略进攻。

此时正值陕北战局严峻时刻。1947年初，国民党军集中重兵对山东解放区和陕北实施重点进攻，企图“首先反击延安，摧毁中共党政军神经中枢，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意志，削弱其对外声势，然后荡平陕北，东渡黄河”。自2月起，国民党军以优势兵力从南、北、西三面对陕甘宁边区发起攻击，3月19日占领了延安。到小河会议召开时，陕甘宁边区几乎全部县城和大部乡村被国民党军占领，邊区经济遭到重创，粮食极度短缺，已无力承担西北野战军的作战保障。

为此，小河会议决定由贺龙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的后方工作，为陕北战场提供军事和财政保障。毛泽东在会上宣布：“陕甘宁边区在军事上和财政上都以依靠晋绥边区为主，今后更是如此，因为战争使陕甘宁边区的地方和人口都缩小了。现在决定由贺龙同志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的资格来统一指挥，解决统一后方、精简节约和地方工作三个问题。”

抗日战争最困难的1942年5月，当时国民党对中共实行严密经济封锁，致使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减少70%，经济陷入困境。为破局，中央决定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统一领导两个边区的军事、经济和地方工作。联防军下辖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边区的所有部队，包括八路军留守兵团、八路军第120师兼晋西北军区（后改为晋绥军区）等，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在贺龙亲自统筹下，依靠晋绥提供的财政支持，陕甘宁的经济得以走出低谷，渡过难关。

1945年日本投降前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主力先后开赴晋绥和东北。8月21日，晋绥军区从联防军序列划出，同时成立晋绥野战军，直属中央军委。贺龙赶往晋绥任晋绥野战军司令员，后兼晋绥军区司令员（1946年6月起），李井泉任晋绥野战军副政治委员（野战军政治委员关向应因病未到职）和晋绥军区政治委员。

随着编制的缩小，军委对联防军领导人进行了调整，1946年6月由王世泰代司令员，习仲勋代政治委员。小河会议后，晋绥军区重新划入联防军，贺龙和习仲勋分别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中央在陕北战场危急时刻，调主政晋绥的贺龙来统领两个边区的后方工作，与主管作战指挥的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一起承担保卫陕甘宁、保卫党中央、解放大西北的重要使命，无疑是对他的一种极大信任。自此，陕北战场上同时出现了两位元帅的身影。

鉴于形势紧张，小河会议后任弼时、陆定一曾先后力劝毛泽东东渡黄河撤到晋绥，但毛泽东仍坚持留在陕北指挥全局。7月29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致电各战略区，告知“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如果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31日，中央军委将西北野战兵团（3月16日组建）定名为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习仲勋分别任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事实证明，中央以晋绥支撑陕北的决定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小河会议后仅一个月，在后方全力保障下，西北野战军取得沙家店大捷，消灭胡宗南主力整编第36师6000余人，一举逆转陕北战局。战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亲自到西北野战军指挥部祝贺胜利。毛泽东高兴地说：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用我们湖南话来说，打了这一仗，就过坳了。

两军作战，打的是人力物力，靠的是后勤保障。毛泽东后来评价说：“对西北野战军来说，后方的确出力很大。”“总的说来，在彭德怀、贺龙同志的领导下，前后方团结、合作得很好。共产党有了军队，有了政权，困难就可以解决。”

顽强作战以少胜多

西方军事理论认为：“数量上的优势不论在战术上还是在战略上都是最普遍的制胜因素，数量上的优势是决定一次战斗结果的最重要的因素。”解放战争的大部分时间内，西北战场的敌军数量都处于绝对优势。来看三个时间节点：1947年3月，进攻陕甘宁的敌军总数为25万人，是西北野战军的10倍;小河会议时期，敌军34万人，为西北野战军的7.6倍;1949年1月，敌军37万人，是西北野战军的2.4倍。平均下来，与西北野战军作战的敌军，数量约为西北野战军的5倍，在各战略区中悬殊最大。

同时，敌军装备精良，作战能力很强。西北野战军的主要对手是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和青宁二马（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军事集团。胡宗南部全部美式装备，反共坚决，战斗力强。青宁二马是一支骑兵步兵各半的封建军阀武装，装备优于西北野战军，机动作战能力强，尤其青马作风凶狠残暴，历史上曾多次对我军造成伤害。

鉴于敌情严重，毛泽东一度考虑调晋冀鲁豫陈谢纵队（4个旅）增援陕北，后鉴于粮食困难等因素，小河会议改变了陈谢纵队出击方向。毛泽东在小河会议上指出：“关于军事计划，西北战场原先打算由西北野战兵团和陈赓纵队两部集中起来打胡宗南，现在决定分开打，这样在战略上和粮食供给上都有利。”

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是我军的基本军事原则：“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由于兵力稀少，我军在西北战场要做到这点很难，只能机动灵活，虎口拔牙。1947年3月25日，我军在青化砭歼敌第31旅主力2900余人，俘敌少将旅长李纪云。此后，胡宗南采取“小米碾子”战法，将军队集结成15公里至20公里的方阵，数路并进，使我军在其正面无处藏身，同时对其难以下口。对此，毛泽东指示西北野战军采取“蘑菇”战术与敌周旋，“使敌人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灭之”。

人民群众送粮支援西北野战军作战

正确的战略战术与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相结合，能够创造奇迹。4月14日，西北野战军在羊马河地区歼敌第135旅4700余人，俘敌少将代旅长麦宗禹。此战，“南北对进之敌相距不及55里，仍歼敌1个旅”，“我集中兵力的对比，尚不及敌三分之一”。

紧接着，在敌军北进绥德之际，我军主力南下，敌进我进，于5月4日攻其后方基地蟠龙镇，歼敌第167旅6700余人，俘敌少将代旅长李昆岗，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粮食服装，补充了部队给养。

从3月下旬到5月初，西北野战军集中6个旅（第1纵队第358旅、独立第1旅，第2纵队第359旅、独立第4旅，及教导旅、新4旅），连续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以伤亡2200余人的代价，歼灭敌军1.4万余人。敌我战损比达6∶1，创造了我军作战的经典。

1947年3月到11月，西北野战军内线作战时期，平均兵力4.1万人，消灭敌军7万余人，歼敌数量为我军兵力的1.7倍。1948年2月到12月，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以6.8万人消滅敌军11万余人，歼敌数量为我军兵力的1.6倍。西北我军的歼敌比例，居同期各战场之首。

西北野战军战绩表明，数量、装备都处于劣势的人民军队，依靠正确指挥和顽强作战，同样能克敌制胜。1965年，毛泽东对彭德怀说：“解放战争，在西北战场成绩也是肯定的，那么一点军队，打败国民党胡宗南等那样强大的军队，这件事使我经常想起来。”

装备简陋勇斗强敌

与出色战绩形成对比的，是西北野战军装备简陋，缺炮少弹。

陕北开战之初，西北部队大都是抗战时期的老旧武器，中共中央警卫部队的装备相对最好。陈赓前来参加小河会议时，带了一个警卫连，回去时把警卫连的先进武器全部留了下来，换走了中央警卫部队原来的武器，以提高保卫中央的能力。西北我军的装备水平由此可见一斑。

当时西北野战军最缺乏的是重火器。1947年华东野战军平均每营有“大小炮二三十门，轻重机枪六七十挺”。而西北野战军主力之一的第2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独立第4旅，初到陕北时全旅仅有两门山炮，迫击炮平均每营不到1门，轻重机枪仅有10余挺。

王政柱（时任西北野战军副参谋长）回忆：“迫击炮和少量的日式山炮是当时部队的重火器装备。攻坚战斗主要靠炸药包、爆破筒、手榴弹（也是打坦克的主要武器）和土工作业。”

由于缺乏火炮，攻坚作战只能依靠坑道作业，把坑道挖到城墙下实施炸药爆破，或在火力掩护下用云梯登城，费时费力伤亡大。小河会议后我军攻打榆林，因榆林城外全是沙土，难以进行土工作业，又无足够炮火摧毁城墙，导致战役进展缓慢，未能在敌援兵赶到之前破城取胜。

火炮被誉为“战争之神”，尤其大口径火炮是攻城利器。1947年4月，晋冀鲁豫野战军攻打汤阴县城时，直接用大炮开辟通道，大大减少了伤亡。事后刘伯承总结道：“在十个月的实际锻炼下，知道了炮兵的重要”，“打汤阴城，榴弹炮试了一下，打开了两个缺口，就冲进去了，不用云梯了”。

火炮也是对付骑兵的有效武器。当年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与青马作战失利，徐向前后来总结道：“说实在话，西路军只要有个炮兵团，马家军再增加一倍，都不够我们打的。”1947年5月，西北野战军攻打合水未得手，罗元发（时任教导旅旅长兼政治委员）回忆：“当时，我们没有重火炮装备，在宽阔的阵地上，难以给敌骑兵威慑力量。”多年后，王震还在痛惜：“战斗是我指挥的，那时没有什么炮，要是有炮，就能把敌人完全消灭，可以把青马82师一个团干干净净地消灭掉。”

战争年代我军的武器装备基本来自敌军，但陕北作战受黄土高原复杂地形的限制，西北野战军即便缴获了重火器，因携带困难也常常一毁了之。这种情况直到1948年我军转入外线作战后才得到改善。到1948年底，第2纵队已拥有各种火炮400余门，极大提升了作战能力。

有锅还得有米，否则照样饿肚子。枪炮与弹药也是同理。战争初期西北野战军的弹药也极为匮乏。1947年3月延安保卫战时，“我教导旅平均每支枪二十五至五十发子弹，三千多人。新四旅平均每支枪一二十发子弹，三千多人。二纵队……平均子弹三十发。一纵队就没有几颗子弹，只有手榴弹。”

再来看炮弹。1948年初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到陕北，回去介绍西北野战军时说：“他们每打一仗，每门山炮只准打五发炮弹，迫击炮每门只能配五发到十五发炮弹。”而华东战场，部队作战时“每门迫击炮要准备三百发炮弹，山炮五百发炮弹”，“一挺机枪平均打六七千发子弹，一门炮打三百发炮弹”。二者相差了近百倍。

1947年10月，第2纵队攻打韩城，独4旅一位教导员回忆道：“城门楼上的敌人火力对我们威胁太大，旅首长决定派一门山炮配合轰击敌人城门上的火力点，但只给了三发炮弹。”

来看东北战场。1948年3月，东北野战军攻克四平战斗中，“集中了绝对优势兵力火力”，对敌军城防工事进行了两个小时的破坏射击，“打在前沿阵地、突破口的炮弹1分钟内达500发”。这是什么概念呢？西北野战军主力之一的第1纵队（司令员贺炳炎、政治委员廖汉生），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山炮弹消耗量是6063枚，仅相当东北野战军攻打四平12分钟的弹药消耗！

1947年冬袁彭德怀与西北野战军副参谋长王政柱渊左冤在黄龙山

随着战争进展，军工生产逐渐成为我军弹药供应的重要来源。到1948年，晋绥已建有14座兵工厂，生产了大量山炮弹、迫击炮弹、手榴弹、炸药、子弹，有力支援了西北野战军和晋绥军区部队作战。

饿着肚子行军作战

对西北野战军来说，最大的困难还不是兵力少装备差，而是缺粮。由于敌军劫掠和严重天灾，1947年很长一段时间部队饿着肚子行军打仗，比其他战场多出一分艰苦。

这一年陕甘宁和晋绥遭遇40年不遇的大旱，仅绥（德）米（脂）葭（县）吴（堡）清（涧）受灾人口就超过40万。陕甘宁边区粮食产量减半，老百姓难得一饱，葭县、镇川、米脂等地数万灾民渡河向晋绥逃难。“神木、榆林、横山、长城二百余里，农民生活贫困如原始，男女老少无衣服，吃糠普遍现象。”晋绥灾情同样严重，灾区“有的地区收成仅及二成，灾情轻的地区收成可达五成、六成，一般收成仅及三成半到四成”。晋绥除了本地救灾济困，还要救助陕北及敌区逃来的灾民，同时从延安转移过来的中央机关、西北局等单位及家属数万人，其工作生活人吃马喂也需要晋绥供给，压力很大。为此，晋绥降低了本地机关团体等脱产人员生活标准，节省粮食支援前线。

此时，要保障西北野战军和中共中央的粮食供应，仅靠晋绥已不能支撑，只能从其他解放区运粮补足。这需要晋绥承担大量的抗勤任务（即为支援战争出动的勤务公差）。1948年，賀龙在一次报告中说：“去年一年，河东的抗勤任务就超过抗战八年的总和。榆林作战中，第一、二、六、九、十分区都全部动员背粮，仅临县，三个月就动员了六十九万人次，其中妇女占三十二万人次。绥德有部分粮食还是从河南省运来的。晋南也有数万人运粮。”

粮食运到陕北，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敌机轰炸和敌军拦截，对运粮队造成很大威胁，因此很难按时按量把粮食送到约定地点，保证部队不断顿。小河会议改变陈谢纵队的使用方向，缺粮是一个重要因素。

据廖汉生回忆：“1947年陕北大旱，许多地方颗粒无收，加上胡（胡宗南）马（马鸿逵、马步芳）军队的大肆洗劫，搞得老百姓生活很苦，我军吃饭也很成问题。我们常常处于断粮状态，主要吃南瓜和南瓜叶子，有时只能吃当作马料的黑豆，把黑豆压扁与粗糠、野菜熬成糊糊，陕北老百姓叫它‘钱钱饭，即使是这样的东西也不能吃饱。粮食成了制约我军继续在陕北生存、行动、战斗的大问题。”

小河会议后，在贺龙、习仲勋统一协调下，晋绥与陕甘宁无缝衔接，为我军取得沙家店大捷提供了充足的粮食保障。随后我军发起延清（延长、延川、清涧）战役，收复延长、延川后彭德怀致电军委确认后续粮草：“攻清涧须今明两日弄清敌情，粮草有着才能最后决定。”粮草落实后，西北野战军立即对清涧发起攻击，经四天激战消灭胡宗南主力整编76师8000余人，俘敌中将师长廖昂。

有粮无粮直接影响西北野战军的作战行动。延清战役后我军北上第二次攻打榆林，终因战役时间延长及运粮队被敌拦截造成断粮，被迫停止作战。战役中，我军在榆林以西的元大滩阻击宁马援军。11月21日，彭德怀致电贺龙、习仲勋：“元大滩战斗即无粮食，四纵因此未参加战斗，现各纵均缺粮。三纵及四、六团已有三天无粮接济”，“请确实计算一下粮食有无办法，如不能继续支持，即停止北线作战计划。按现在情况，马（马鸿逵）敌西退亦无法进行战斗”。次日，彭德怀向中央报告：“除四纵得到二百石粮，可维持到25日，其他各部无颗粮，三纵和四、六团5日来未得一饱，战士饿得哭。部队很难出动，更难获胜。”

二打榆林时，第2纵队东渡黄河到晋南就粮整训，没能参加这次行动。彭德怀后来总结道：“如果二纵也参加，则此次马军亦可全部消灭。大军在沙漠地区，饭没得吃，下面叫苦，于是就不好下决心。”这次榆林战役为期30天，断粮而止。次年3月我军围洛（川）打援，30天后因援敌前进缓慢、我军粮草不支被迫放弃。同期，晋冀鲁豫军区和晋绥军区联手打临汾，无缺粮之忧，战役进行了72天后破城取胜。之后的太原战役打了6个多月以胜利告终，没有充足粮弹保障是无法想象的。

多年后彭德怀回忆说：“我军当时最大的困难是没有粮食，前进无后方接济，后退更无办法，非打宜川无其他更合适的办法。”“此役后，如果有粮食时，可以回师围攻延安，而且围延打援，也是一个好办法。因为没有粮，故未拟议。”彭德怀感慨道：“没有粮食，再好的决心，再好的战机也不行。”

“解放战士”奋勇向前

新华社战地记者杜鹏程，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在西北战场，随同独立第4旅行动，记下大量战地日记。后来他根据亲身经历，创作了长篇纪实小说《保卫延安》。翻开他的日记，看到的是我军长期处于两种状态：作战，或去作战的路上。梳理一下西北野战军的主要战斗历程：1947年3月下旬到5月上旬，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5月下旬到7月上旬，西进陇东收复环县、三边（靖边、定边、安边）;7月底到9月底，北上发起榆林战役，随后取得沙家店大捷，继而在九里山阻敌南下;10月初到11月下旬，分别进行了黄龙和延清战役，之后部队再次北上二打榆林。第2纵队则在黄龙作战后东渡黄河到晋南就粮整训，12月与晋冀鲁豫第8纵队并肩作战攻克运城。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频繁作战势必导致伤亡加大。到1947年11月，西北野战军在“半年多激烈战斗中，连排班干部伤亡很大，营级亦不少”。“有些纵队原只有一万多人，而伤亡就达九千多人，完全换了一个底子。”独4旅经过半年多苦战，“人员伤亡很大，没有得到休息和补充，现在连不成连，营不成营，有的连队只有十几个人，最多的三四十人”。

据杜鹏程日记记载，到1947年10月，独4旅原本在陕北“作战半年，今年从黄河以东过来的战士，每个连队只剩下十五人左右，而其中干部、伙夫、通信员等占多数，一般班长均系‘解放战士。现在三四个月前的‘解放战士即成为老战士了”。开赴陕北时独4旅一个连队有一百五六十人，半年后河东过来的只剩了十分之一。

王政柱回忆：“野战军除1947年12月4日到1948年2月4日有两个月的冬训时间外，其他时间都处于连续战斗之中，战斗十分激烈、艰苦。整个西北解放战争，野战军伤亡的团以上干部192人，其中1947年、1948年两年伤亡的占79%，是当时五个纵队团以上干部的65%。”

西北战场的部队主要来自晋绥，晋绥军区先后将5个纵队编入西北野战军。随着战争的进行，一共只有400多万人口的陕甘宁和晋绥，人力资源几近枯竭。在陕甘宁，“（绥德）警备区范围内还可以看到青年，到了青化砭就看不到青年了，大部分土地都荒着没人种。这说明，我们解放区的人力已经枯竭”。在晋绥，“有的地方女人和男人的比例成了八比一，老百姓的人力资源已枯竭了”。

因此西北野战军的兵员补充，只能靠战场俘虏的敌军士兵，即“解放战士”。从1947年3月到11月，西北野战军“补入俘虏有些已超过80%，平均70%左右”，居当时各战场之首。从解放战争开始到结束，西北野战军“仅第一、二、三、四、六军就补充俘虏兵14万人，占野战军兵员补充来源的70%，占俘虏兵总数的80%”。

这与其他野战军有大批翻身农民入伍完全不同。1948年底，东北野战军入关部队80余万，其中东北翻身农民占80%，俘虏仅占15%。

俘虏兵大都出身贫苦，加入敌军多为生活所迫，或被抓了壮丁。昨天还是对手，今天成了队友，要调转枪口为人民勇敢作战，迅速提高其阶级觉悟便成为当务之急。1947年冬到1948年初，西北野战军冬季整训期间，开展了“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此时正值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高潮，在诉苦和三查中，部队利用晋绥土改后广大贫苦农民分到土地的实例，教育战士树立“为土地而战”和“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思想，解决了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根本问题。

1947年冬袁西北野战军以诉苦尧三查方法进行冬季整训袁大大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遥图为在诉苦会上袁干部战士控诉旧社会

冬季整训大大提高了部队的阶级觉悟，使战斗力大幅提升。1948年2月，宜川战役，补充了大批“解放战士”的独4旅担任第2纵队正面主攻，鉴于敌军工事完备，战前计划三次攻击后得手。战斗打响后，独4旅向敌两个营把守的主阵地发起猛攻，“仅一刻钟即攻下了”，随后又连续打退敌军多次疯狂反攻。《第二纵队瓦子街战斗报告》记载：“翌日（3月1日）8时开始攻击，4旅一举攻占第53旅两个营阵地，原拟组织三次攻击，夺取敌人三个地带，当4旅攻占敌阵地甚得手……17时全部解决战斗。”

宜川战役于3月3日结束，此役歼敌近3万人，我军大胜。事实证明并非敌军战斗力弱，而是我军更强。战后彭德怀等向军委汇报：“敌反共教育甚深，当我合围时十余次反复猛冲刺杀，若无冬季整训，难以全歼此顽敌。”事实上，西北野战军与胡宗南和青宁二马的每一场战斗，敌军都是顽抗到最后，直至彻底被歼。合水战斗后，彭德怀曾汇报道：“青马82师甚顽强，打合水，击援敌，皆击毙，无一生俘。捉获民兵及我干部、士兵，割头破脊开肚，异常残暴。”

宜川战役4天后，毛泽东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中，把诉苦和三查总结为“新式整军运动”，并向全军推广：“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冬季两个多月中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的整军运动。由于诉苦和三查运动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时就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的团结。”

毛泽东断言：“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

战火历练英雄部队

西北是解放战争的主要战场之一，国民党为将中共中央和西北我军赶过黄河，在西北战场投入了很大赌注。小河会议时国民党军全部作战部队有150万人，西北有34万人，占比23%;1949年1月敌军作战部队146万人，西北敌军37万人，占比25%。数据表明，敌军在西北的作战部队，长期保持在总量的1/4左右。

与之相反，西北是中共投入兵力最少的战场。1947年初我全部野战军86万人，西北我军2.6万人，占3%;小河会议时我野战军达到100万人，西北我军4万余人，约占4%;到1949年1月底，我野战军为218万人，西北野战军15.5万人，占全军的7%。平均下来，西北野战军兵力约占全军的5%，即1/20。

也就是说，解放军在西北战场以1/20的兵力，锁定了国民党军作战部队1/4的筹码，从而缓解了其他战场我军压力。这是中共战略布局的一大妙招，兵力运筹如同田忌赛马，却是全胜而归。

来看两个直接策应其他战场的案例。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期间，战局一度胶着，我军“兵力使用已达到极限，中野及华野已分成三个战场作战，兵力均感不足”。此时西北野战军发起冬季攻势重挫敌军，全歼其第76军等部2.5万人，使胡宗南焦头烂额无力东援，有力策应了淮海战役。国民党军战史哀叹：“我主力始终被匪牵制于陕北，一无作为，殊为惋惜。”同样，小河会议后为策应陈谢兵团（辖晋冀鲁豫第4纵队、第9纵队、西北民主联军第38军等部）南渡黄河挺进豫西，西北野战军北上攻打榆林，调动胡宗南主力北进救援。随后我军取得沙家店大捷，为陈谢兵团争取了时间。战后毛泽东以军委名义告知陈谢：“一个月内胡军主力不可能到豫西，陈谢应乘此时机放手发展。全部至少大部胡军不敢东调，以利陈谢放手进攻豫西，协助刘邓作战。”

就全局而言，西北战场的条件最差，担子最重，为实现中央总体战略，西北野战军必须甘于吃苦、勇于担当，不怕牺牲连续作战。1947年9月3日，毛泽东致电陈毅、粟裕，要他们“准备在连续作战之后缩编部队，准备打得剩下三千人、四千人一个旅，而战斗意志愈打愈强（彭副总司令所部就是如此）”。10月11日，毛泽东向全军介绍西北战场战况：“西北我军在彭副总司令指挥之下，包括三个地方旅在内，总共只有十个旅，每旅大者五千余人，小者三千余人，全军共计四万余人。”“本年荒旱，近数月粮食极端困难。七个月作战，未补解放区新兵，补的都是俘虏，即俘即补。七个月中没有作过一次超过两星期的正式整训，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行軍作战中。”“七个月内，击破了胡宗南中央系步骑二十四个旅及杂牌十个旅的攻势，被我歼灭及受歼灭性打击者达十一个旅。”“我军虽在数量上少于敌人几倍，但在战斗力上优于敌人，尤其是在精神上压倒敌人，敌人极怕我们，我们不怕敌人。”

1949年2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统一番号，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1948年3月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改称）改为西北军区。在随后的作战中，西北野战军重创胡宗南主力，全歼了青宁二马军事集团，先后解放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区，面积约32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1/3。

西北野战军是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的一个缩影，这支部队的战斗历程，充分印证了毛泽东所说：“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