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巍

厦门大学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提要 历史比较法是目前唯一比较可靠、可以用来揭示语言间亲属关系的方法。它通过对同源词的比较来证明两种或多种切实存在或存在过的语言拥有共同的祖语(Ursprache)。此外，它能帮助我们归纳语言间同源词的语音对应规则，推演一系列用以重构祖语规则的语音演变(Lautwandel)。尽管历史比较法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当今许多学者错误地认为历史比较法只对有书面语或表音文字的语言有效，而非书面语或非表音文字的语言不能令历史比较法大显身手。文章的目的是通过历史比较法和语言重建的历史而否定语言学中的许多谬误神话。此外，不同于其他有关历史语言学的文章那样，文章多以汉语史为例。

1 引言

众所周知，历史比较法的历史非常悠久。但不幸的是，尽管其由来已久，且取得了较大成功，迄今仍然有许多语言学家固执地认为在缺乏忠实地记录语音的情况下，历史比较法不能获得可信的成果(Pulgram 1961; Hill 2011; Harbsmeier 2016)。

这种谬误神话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许多专家对历史比较法的观点。既然比较语言学在印欧语系、闪米特语系、乌尔拉语系、南岛语系、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犹他-阿紫特克语系(Uto-Aztecan family)、德拉维达语系、阿尔冈昆语系(Algonquian)、阿萨巴斯卡语族(Athabaskan)、玛雅语系等其他语系和语族(即有表音文字和缺乏文字记录的语言)中获得了可靠的结果，为何学者(如Boretzky 1984；Hill 2011:717)仍然在人云亦云前辈学者对历史比较法的谬误神话？这种谬误神话毫无疑问地与所谓的“原生语言”(1)“原生语言”是Campbell(1994)创造来翻译英语“primitive language”的，跟语言学家常说的“原始语言”(Ursprache，又称proto-language)不是一个概念。或“奇异语言”(2)在本文中“奇异语言”指的是那些缺乏文字或像汉语那样缺乏较长历史的表音文字系统的语言。的观点有关(Campbell 1994)。

许多人之所以怀疑历史比较法对所谓的“奇异语言”不具有适用性，是因为“奇异语言”中的演变之前被认为是不规律的，不少语言学家认为在缺乏记录的情况下，我们无法找出其有规律性的音变，而有规律的音变是历史比较法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此外，“奇异语言”中音变的速度被认为快到我们无法重建原始的结构和性质(Haas 1969:27)。

故而，本文的目的是：1)证明在语言学史中历史比较法对所谓的“奇异语言”也可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2)证明“奇异语言”中的音变并非不具有规律性，其音变的速度也并不比其他语系的速度快；3)彻底地反驳原始语言的重建仅与书面语有关的谬误。

2 历史比较法与书面语的关系

有人认历史比较法只能在印欧语系获得可靠的成果(Boretzky 1982,1984)。此外，还有许多语言学家认为之所以历史比较法在印欧语系和闪米特语族如此成功，是因为印欧语系和闪米特语族有非常古老的文字系统。例如在Tell Harmal(如今的伊拉克)考古学者挖掘了一部用阿卡德语(Akkadian)写的古书，其写作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600年。印欧语系的文献记录没有闪米特语族那样古老，但是赫梯楔形文字(Hittite cuneiform)可回溯至公元前第十九世纪，发现于克诺索斯的迈锡尼希腊线形文字B(Linear B)可回溯至公元前1450年。然而，在重建语言的过程当中，语言学家认为的文献记录在历史比较法中所起到的作用过高。比如，中国的甲骨文可以回溯大约公元前1200年，(3)日本学者Takashima(2012)认为最早的甲骨文文字可以回溯至公元前1230年。其他学者如Keightley(1978：70)则认为最早的甲骨文能回溯到公元前1200年至1181年间。而且专家现在把大多数的汉字视为“语音-语义复合词”(phono-semantic compound)，但是对重建原始汉语的作用并不一定很大。有人(Boretzky 1982，1984)可以说就因为汉字非表音文字，因此历史比较法对汉语无法获得可靠的结果。实际上，本文接下来将证明所谓的“表音文字”在历史比较语言学中以及重建语言中所拥有的地位其实过高。

2.1 文字在历史比较语言学中过高的地位

首先我们必须说明，文字记录的並不一定是真实的语音体系。实际上，包括上述提到的赫梯语在内的许多文字法和音节文字法(syllabic scripts)的精确性都很低。尽管赫梯语彻底地改变了我们对印欧语语音系统的认识与了解，但其文字的标准性也并不大。

比如，赫梯文字有不明的、冗余的元音(pleonastic vowels)，而且我们从其文字系统无法确认赫梯语有无长短元音的对立或有无元音[o]。此外，赫梯文字中的重复塞音(double stops，一般来讲，重复塞音对应传统印欧语的清塞音)具体代表什么？它和单数塞音(single stop，即对应传统印欧语的浊和浊送气塞音)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问题仍有争议性。可见，赫梯文字对历史比较法所起到的作用并不是如许多语言学家认为的那样高。

有时候文字对语言重建的作用不仅很低甚至根本不存在。例如，在南岛语语系中，古谵语(Old Cham)有回溯至公元829年的文字，此外还有古马来语文字(公元682年)以及古爪哇语(自公元9-15世纪)的文字。可是，正如Blust(1990)说的那样，古爪哇语的文字对语言重建的作用绝对不高于现代爪哇语语音体系的分析。他得出的结论如下：

“In short, the comparative enterprise in Indo-European linguistics was significantly simplified through the use of attested ancestral stages of the modern languages (particularly Indo-Iranian and Romance) while nothing of the kind can be said for Austronesian” (Blust 1990，引自 Campbell 1994)[“简而言之，原初印欧语的文字(特别是印度-伊朗语族和罗曼语族)，毫无疑问在很大的程度上减低了原始印欧语重构的任务，然而在南岛语系并非如此。”]

除此之外，Bloomfield(布龙菲尔德)重构的原始阿尔冈昆语也能夠证明有时候文字不仅对原始语言的重建不能提供任何帮助，而且有时候还会传播不标准的语音信息。如布龙菲尔德(1946:88)所说的那样：

“The fuss and trouble behind my note inLanguagewould have been avoided if I had listened to O[jibwa], which plainly distinguishes sk (< PA çk) from sk (

除此之外，大多数语言学家所认可的一些语系，如乌尔拉语系或闪米特语系，既包括有文字的语言，还包括没有文字的语言。例如，闪米特有上述已提到的最古老的文献之一，以及某些基本上没有文字的语言，如闪米特埃塞俄比亚语族(Semitic Ethiopian)。同样，乌尔拉语系是由有记录文字的语言(如芬兰语、匈牙利语、爱沙尼亚语，等等)以及没有文字记录的语言(如沃古尔语、汉特语、萨摩耶德语族，等等)组成。

综上可知，每个语系的情况不一样，而且每个语族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毋庸置疑，历史比较法是基于A和B的比较，但是更重要的并不是A文字和B文字本身，而是A是什么样的文字和B是什么样的文字，能否忠实地记录某种语言，在多大程度上对重建能提供良好的基础？而有时候某种古老文字的作用并不高于现代语言的分析和记录。

2.2 比较法与“奇异语言”之史

许多人(Boretzky 1982, 1984；亦见Hoenigswald 1990:379)错误地以为由于历史比较法在印欧语系和闪米特语系的比较研究中获得了可信的成果，因此将它用于其他语系领域之内。实际上，这个常识缺乏历史根据。在1770年，匈牙利耶稣会传教士、数学家和语言学家Jnos Sajnovics de Tordas et Kloz(亚诺什·沙伊诺维奇)第一次进行了系统证明两种语言有系属关系的尝试；匈牙利耶稣会传教士和数学家Maximilian Hell(马克西米利安·赫尔)听说匈牙利语、芬兰语和拉普兰语有亲属关系，因此赫尔在其瓦尔德(挪威)之旅时，让其学徒沙伊诺维奇记录拉普兰语(该语言缺乏有历史的文字系统)；沙伊诺维奇在其DemonstratioidiomaHungarorumetLapporumidemesse(《证明匈牙利语和拉普兰语有共同来源》)一书中，为了说服读者应用了前人的教程，使用的是Leem(棃姆 1748)拉普兰语教程中的语法和词汇，但它们是用一个非标准的丹麦语的文字系统记录的，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阻碍了沙伊诺维奇的研究(Stipa 1990: 209-211，引自Campbell 1994)。

1787年，即Sir William Jones(琼斯爵士)的著名论文发表(1788)的前一年，美国的神学家和语言学家Jonathan Edwards(乔内森·爱德华滋)通过对新英格兰的阿尔冈昆语言和方言的比较，已经对历史比较语言学作出了巨大贡献。

随后，1797年美国植物学家、博物学家以及医生Benjamin Smith Barton(本杰明·史密斯·巴顿)对切罗基语的比较研究下了很大的功夫，他通过词汇的比较证明了切罗基语跟其他易洛魁联盟的六种民族的语言有系属关系。

此外，1885年瑞士语言学家和民族学家Otto Stoll(奧托·斯托尔)介绍了许多马来语中的语音对应关系和音变，并得出以下结论：

“These changes follow regular phonetic laws and bear a strong affinity to the principle of ‘Lautverschiebung’ [注: vowel shifting], long ago known as an agent of most extensive application in the morphology of Indo-Germanic languages.” (引自Campbell 1994)[“这些音变可归于有规律的语音规则，而且它们与长久认知的印欧语形态系统中的元音转移的观念有紧密的相似性。”]

综上可知，比较法和那些缺乏文字系统的“奇异语言”有着较长的紧密联系。故而，历史比较法与“奇异语言”的历史和关系，即使没有比它与印欧语系、闪米特语系之间的关系那样密切，至少也与二者的关系是一样的。

在汉语族的领域内，Jerry Norman(罗杰瑞 1973, 1974, 1986)致力于当代闽语各支语言的词汇，通过比较法成功地重建了原始闽语。虽然罗杰瑞重构的原始闽语受到了部分学者的批评，但是他重构的原始闽语的音韵系统为语言学家构拟(4)本文区分“重建”和“构拟”两种概念。本文使用的“重建”(亦称“重构”)的定义如下：“A hypothetical form which is nowhere attested but which is posited, on the basis of some evidence, as having existed in some earlier or ancestral form of a language”[一个理论上的形式，虽然没有文献记载，但是由于某些依据，我们推理其于初期或原初时期为存在过的语言](Trask 1996:302)。中上古汉语的构拟则不一样。二者都有文献记录，而且语言学家从未使用过历史比较法构拟中上古音，特别是中古音，而是使用的一个识别性(identification)与“分门别类”(categorization)的sui generis(拉丁文：“自成一格”之意)的方法，与新语法学派提出的“比较法”的概念没有太大的一致性，故称“构拟”而非“重建”。上古汉语提供了许多珍贵的理据。(5)这些数据在Baxter & Sagart(白一平和沙加尔 2014)的上古汉语构拟系统有所体现。除此之外，《切韵》、《广韵》等韵书以及韵图，其本身对构拟中古音语音体系提供的数据绝对不高于当代各语支语言的分析与研究。有时候，韵书和等韵图还可能使我们的构拟背道而驰。就像Bernhard Karlgren(高本汉)构拟的中古音体系那样，为了解释韵书和韵图中的许多概念，如“四等”、“内外转”对立等，推理了一个多余的介音系统。因此，高本汉构拟的中古音不太像一个世界语言，而更偏向一个标记的(markup)、非自然的系统。(6)无论高本汉构拟的体系有多大的缺点，本文的目标并非损害高本汉的名声。

上述几个例子，更充分地证明古老的文字和文献记录并不一定能对某种原始语言的重构提供珍贵的数据，而我们从当代各种语支语言的调查和研究不一定无法重构其原初的形式和音韵系统。

3 “基于实地调查的历史比较研究”对“基于书面语的历史比较语文学”

在汉语语言学的研究领域内，许多语言学家之所以开始怀疑《切韵》对中古汉语构拟的作用，是因为《切韵》反映的语音体系不太像一种真实语言，而更像一个通变系统(diasystem)。(7)“通变系统”的定义如下：“An analysis, particularly a phoneme system, which is set up, not for a particular language variety, but for a range of phonetically or phonologically different varieties of the languages handled simultaneously. This may involve the use of diaphones, or it may involve setting up more phonological units than actually occur in a single variety.”(Trask 1996:112)[一种分析，特别是一个音位系统。该系统并不反映一种特别的语言。它所反映的是许多语言中的不同音位或音值种类。因此，该系统可以包括分音位(diaphonemes)，或者它可以包括的音值成分比一种单独语言能包括的多一些。] 据现有资料查证，最早提出“通变系统”概念的是Weinreich(1954)，而最早把“通变系统”的概念用于汉语史领域内的是Branner(2000)。高本汉错误地以为《切韵》反映的音韵系统是隋唐的长安音。在那个情况下，《切韵》的确可以为中古汉语构拟提供帮助，但是既然它包括不同地方的音调，我们从《切韵》体系构拟的中古音必然与真正的中古汉语音韵系统有所差异。因此，有学者强调当代方言调查的重要性，如Norman & Cobin(罗杰瑞和柯蔚南 1995)。

实际上，比他们更早的还有比利时语言学家Willem Grootaers(贺登崧)。贺登崧1943-1945年亲自在中国华北部分地区进行了方言调查。在其LaGéographielinguistiqueenChine:Nécessitéd’unenouvelleméthodepourl’étudelinguistiqueduchinois(《中国地理语言学：寻找另一方法来研究汉语语言学的必要》)一书中，提出了一套详细的汉语方言调查方法，例如如何制作方言同言线地图，怎样利用现存的碑铭并结合家族迁徙历史来考察语言变迁，如何设计一套符合实际使用情况的词汇，如何选择发音人等。他受到了Rousselot(卢塞洛)、Schuchardt(徐哈特)和Ascoli(阿斯克利)所建立的“地理语言学”的深刻影响。故而，贺登崧认为中国地理语言学也要从《切韵》限制中解脫出来。(8)事实上，贺登崧提出的意见往往也出于误解。例如，他批评高本汉在太过分的程度上受到了新语法学派的影响，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高本汉的研究基于当时流行的“语音现实主义”(phonetic realism)，但这个跟莱比锡学派(Leipzig Schule)的新语法语言学家所提出的语言学原则不是一回事。

无论我们如何评价这些观点，从语言学的历史来看，我们的确可以感觉到从“比较语文学”(comparative philology)至“基于活语言调查的历史比较研究”(fieldwork-based historical-comparative research)的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

过去许多语言学家之所以对没有文字系统的语言比较有偏见或提出质疑，是因为语言本身被视为一种循环，即它有发展的阶段以及腐朽的阶段(Schleicher 1863：186； Delbrück 1882：61； Leroy 1963：57； Campbell 1994)。但是，随着Hermann Osthoff(赫尔曼·奧斯特霍夫)、Karl Brugmann(卡尔·布鲁格曼)和“新语法学派运动”的语言学革命，语言学家选择支持一个均变的原则，因此语言演变不再被视为发展与腐朽的阶段。这种变化集中体现于语言学家对活语言和方言调查的关注(Sievers 1876； Osthoff 1883； Sweet 1900； Leroy 1963； Christy 1983； Faber 1990； Campbell 1994)。例如，关于“音变”是无例外的观念，在德国语言学家Berthold Delbrück(贝特霍尔德·杜尔贝科)影响力非常大的新语法学派式的语言学教程一书中写道：

“The guiding principle for linguistic research should accordingly be deduced not from obsolete written languages of antiquity, but chiefly from the living popular dialects of the present day.”(Delbrück 1882: 61，引自Campbell 1994)[语言研究的主线不应该源于古代时期的书面语，而基本上应该基于当代时期的民间方言。]

关于书面语和活语言之间的关系，Faber(1990:619)提出的观点对我们很有启发：

“As a result, reconstructions which are based in part on epigraphic corpora are necessarily more distant approximations to the ancestor language than are reconstructions based exclusively on directly observed data.”(引自Campbell 1994)[结果，比起仅仅依靠于碑文资料，基于专门或直接观察到的数据的重构结果必然与古代语言的相似性更大。]

由上述可见，当代比较语言学更偏向“基于实地调查的历史比较研究”的典范。可惜的是，如今还有不少语言学家(如Hill 2011:717)在人云亦云，固持前人的偏见和谬误神话。

总而言之，关于语言重建与书面语或有文字系统的语言之间的关系，Hoenigswald(1990)提出的观点可以彻底地反驳这些偏见：

“That written records allow us direct observation of changes along something that can come rather close to a direct line of descent is also true, but it still does not solve the problem of how to describe, classify, and ‘explain’ the changes. The most interesting use of written records lies in their availability for the task of confirming or disallowing inferences, as in the case of Latin and Proto-Romance. It should, however, be understood that neither the comparative method nor internal reconstruction depend[s] on written records.”(引自Campbell 1994)[书面语的确可以让我们直接观察到音变，但是仍然存在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它不能夠描述、归纳和“解释”音变。书面语的使用最有趣的是它可以确认或否定我们的推理，就像拉丁语和罗曼语那样。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要明白的一点是，比较法和内部语言重构并不依靠于文字记录。]

4 语言学家对“奇异语言”的误解

如上所述，之所以许多语言学家错误地以为历史比较法不适用于所谓的“奇异语言”或“原生语言”，是因为他们误解了那些没有文字或缺乏表音文字系统的语言的性质。

这些种族主义的偏见最主要体现于以下三点：1)“奇异语言”被视为反映腐朽阶段之语；2)“奇异语言”音变的速度比有悠久历史的文字系统的语言的音变速度快很多 ；(9)由于现在基本上已无人相信，因此本文不讨论快速音变的谬误神话。关于这个看法读者可以参考Archibald Sayce的The Principles of Comparative Philology(《比较语文学的原则》)(1874: 20-21, 80)。3)“奇异语言”的音变不具有规律性。

4.1 “奇异语言”的性质

如上文，在比较语言学的萌芽时期，语言的状态被认为处于一个“发展”、“腐朽”(10)Curtius(1886)将“腐朽”称为Verwitterung(“蜕变”之意)。亦见Delbrück (1882:63)。的阶段(Delbrück 1882:41-51)。那些没有文字记录的语言或那些缺乏曲折形态、多以单音节为主的语言被视为“原生语言”，然而印欧语言，尤其是吠陀梵语(Vedic Sanskrit)，因为具有丰富的形态系统而被视为“发达”的语言。在那个时候，当代的语言被视为处于“腐朽”阶段的语言，故而在比较语言的过程当中，祖语或古代的书面语才被视为是完整语言的缩影。举个例子，由于汉语是单音节语言而且缺乏曲折形态系统，在过去两个世纪往往被视为“原生语言”。 著名的法国思想家Ernest Renan(欧内斯特·勒南)在其De l’Origine du Langage(《论语言之源》)一书中写道：

“Les langues qu’ont été monosyllabiquel’origine, c’est--dire les langues de l’Asie orientale, n’ont perdu l’empreinte de leur état natif.”(Renan 1864:13)[那样单音节的语言，即东亚国家的那几种语言，没有失掉其原生性的精神。]

由上述可知，单音节并缺乏曲折形态的语言不仅被视为“原生语言”或“奇异语言”，而且说这些语言的人也被视为野蛮人或猿人(Sayce 1874:20-21)。虽然不是所有的语言学家都像勒南那样支持这种种族主义的观点，但是上述提出的几个观点的确是当时大多数比较语言学家的思维模式。很明显，音变不该被视为腐朽，而当代的语言也不该被视为祖语的腐败形式。此外，某种语言近现代的类型或形态结构不一定反映其原始和上古的类型或结构。故而，当时语言学家推理的发展过程，即孤立语>粘着语>屈折语仅为一种以欧洲中心主义为主的谬误神话。例如，上古汉语并非单音节语言，何况孤立语。高本汉已于1920年，在其Leproto-chinois,langueflexionelle(《原始汉语是屈折语》)中否定了上古汉语的孤立性状态。(12)实际上，比高本汉更早的是Georg von der Gabelentz(甲柏连孜 1881)，在佛罗伦萨举行的第四屆国际东方学家会议已经批评了汉语始终为单音节的观点。其后，通过Haudricourt(奧德利古)所提出的汉语声调起源(tonogenesis)的理论，不少语言学家才开始明白汉语声调源于一种派生形态的过程(derivational process)。此外，上古汉语并非单音节的语言，因为我们研究当代方言尤其是闽语，必然重建前音节(pre-syllable)，其可以分松散连接的(loosely attached)前音节(如“脰”*k.dok-s)和紧凑连接的(tightly attached)前音节(如“状”*k.dzra)(Baxter & Sagart 2014:318-319)。同样，印欧语言不一定始终是屈折语，因为有许多词干可以如拉丁语的祈使格(imperative)“fer”那样当作不带后缀的单词。这种特点可使我们开辟一条新路，使我们完全怀疑原始印欧语是个粘着语(Leroy 1963:32)。除此之外，近几年来，一部分语言学家开始怀疑原始印欧语是声调语言。由于印欧语的重音变化不是单向性的，有人(如Lubotsky 1988；Kortlandt 2010；Beekes 2011)一直在提出各种想法来解释其性质和变化原因。例如，莱顿大学的Lubotsky(1988)最早以“声调语言”的视野来解释印欧语言的重音系统。Lubotsky发现梵语里o-词干、i-词干、u-词干的词汇重音(lexical accent)可以从其音值形式解释出来的。比如，对于o-词干，Lubotsky成功地解释了以下规则：

1) 如果词干有塞音[+清]>最前音节为重音的(barytone)；

2) 塞音[+浊]>最后音节为重音的(oxytone)。(引自Clackson 2011:78)

上述描述的重音类型的分配的确跟声调系统有很多相似之处。虽然Lubotsky的理论并未受到所有语言学家的认可，但是至少让我们对原始印欧语类型的了解有了可以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除此之外，连勒南自己都意识到其提出的理论有非常多的例外。比如，他发现所谓的南美和中南非洲“野蛮人”讲的语言并非孤立语，其语法系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来说是很丰富的。他说道：

“Le chinois, tout monosyllabique qu’il est, a servi d’organeune civilisation très développée: au contraire, les langues des sauvages d’Amérique, celles des habitants de l’Afrique centrale et méridionale, qui commencentfournirla science des révélations inattendues, offrent une richesse grammaticale vraiment surprenante.”(Renan 1864:12-13)[虽然汉语完全是个单音节的语言，但是中国文明实在很发达。相反的，美洲和中南非洲野蛮人所说的语言的语法系统非常丰富，实在是令人惊叹的。]

勒南不是最早提出语言三分(tripartition)观点(即孤立语>粘着语>屈折语)的学者。据现有资料查证，最早有这种想法的貌似是Wilhelm Schlegel(威廉·施莱格尔)(von Schlegel 1818：34)。随后，受到Hegel(黑格尔)深刻影响(13)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核心支撑是其三分论，即“正题”(德文: These)、“反题”(德文: Antithese)和“合题”(德文: Synthese)。的Schleicher(施莱谢尔)予以赞同并主张提出语言“静态”(即孤立语和原生语言)与“动态”(即屈折语)的对立(Leroy 1963:32)。

虽然已经没有语言学家再支持这些种族主义的奇谈怪论，但是仍然有学者(Sommerfeld 1938:187-188；Boretzky 1982, 1984；Mühlhäusler, 1989)将那些无足轻重的想法小题大做，而认为历史比较法基于有古老的文字系统的屈折语。

4.2 “奇异语言”音变不具有规律性的谬误神话

许多语言学家认为所谓的“奇异语言”经常显示非规律的音变。这有时候是真的，但是原因不在于奇异语言的音变本身，问题是那些用来记录“奇异语言”的文字系统缺乏精确性(Rivet 1925:26；Bloomfield 1925:100；Andersen 1990:45,89；Campbell 1994)。

除此之外，不少语言学家认为所谓的“奇异语言”，由于其往往是单音节的或有比较简单的音位结构，自然其音变不仅速度快，还是非规律的。实际上，这些语言学家乃是处于误解。音变与音位结构无关，而比较法跟语言类型或“词汇类型”(lexical typology)更无关。此外，汉语词根始终是单音节，但是原始印欧语的词根也是如此(Benveniste 1935；Szemerényi 1973:82；Mayrhofer 1984:95；Meier-Brugger 2003:321)。在过去时代，许多语言学家错误地以为“奇异语言”词根的内部结构不透明，因此比较法也是一个奋斗未果的工具。实际上，历史比较法跟内部结构透明不透明没多大的关系。除此之外，“奇异语言”词根或词干的内部结构并非不透明。比如，上古汉语的“赐”(*s-lek-s)内部结构是炳若观火的：即有增高配价(valency-increasing)s-前缀加词根lek(易)加后缀-s(去声)(Baxter & Sagart 2014:51)。上古汉语音节也是一清二楚的，它分音节首(onset)和韵(rhyme)。音节首由声母(不可缺少)和*-r-中间位(亦称介音)组成。韵又分元音音节核(vowel nucleus)[*i*e**a*u*o]、音节尾(coda)[*m*n**r*j*w*p*t*k*wk]和后音节尾(post-coda)[*-*-] 。(14)进一步的研究可参看Sagar(1999)或Baxter & Sagart(2014)。

由上述可见，上古汉语词根的内部结构毫无疑问地比印欧语词根的内部结构简单，但原因只是因为二者的类型不一样，而绝对不是因为汉语词根的内部结构不透明。无论如何，在比较法中，汉语的地位并不低于印欧语言。其他的“奇异语言”也是如此。

总而言之，的确像Bloomfield(1925)所说的那样：

“A principle such as the regularity of phonetic change is not part of the specific tradition handed on to each new speaker of a given language, but is either a universal trait of human speech or nothing at all, an error.” (引自Campbell 1994)[语音演变规律性的概念不是某种语言传给各个新的说话者的专门的传统，而要么是人类语言的一种普遍特点，要么什么都不是，就是一种错误。]

5 结语

由上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无论某种语言是否有文字系统，历史比较法都是可以进行的；

2)有时候书面语和文字记录可以减低难度，使得我们更容易地进行比较法，但有时候并非如此；

3)历史比较法在所谓的“奇异语言”中也可以获得可靠的成果；

4)“奇异语言”的快速音变、非规律的音变及其不明的音节或词根的内部结构皆为谬误的神话；

5)所谓的“奇异语言”，其地位不低于其他语系(如印欧语系或闪米特语系)；

6)“奇异语言”的比较史也对历史比较语言学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