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林欣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急剧加快，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传统意义上的“乡土”随之发生巨变，“河流”作为乡土上曾经孕育着生命、文化、充满无限生机与活力、最富诗意与灵性的地理空间，日益被现代文明侵蚀，成为提供各种资源和藏污纳垢的场所，面临重重危机。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来，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河流危机愈加凸显。面对这样的现实困境，文学何为？“时代”“环境”是影响文学艺术创作与发展的重要因素①[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7、39-40、147页。，文学常常与时代同行，积极回应当前时代的重要问题，文学会受到地理环境的深刻影响，也会对地理文化景观进行“描述”与“塑造”②[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9-40页。。新时期的文学家承续现实主义传统，在“寻根文学”“知青文学”“乡土文学”等一波又一波的实践探索中，纷纷聚焦土地与河流，涌现出一大批为大地立传、为乡土代言、为河流呐喊的史诗性作品，如李杭育“葛川江”、赵本夫“黄河故道”、张炜“芦青河”等系列作品，以及李準《黄河东流去》、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关仁山《麦河》等重要的河流小说，表达了新时期文学丰富而深沉的河流生态忧患、乡土文化追怀与现代文明批判。

一、洪流滚滚：苦难、抗争与新生

洪水灾难自古就是文学的母题之一，中国文学的洪水题材源远流长。到了现代，由于各种自然的、人为的原因，洪水泛滥的现象并没消减，反而更加频繁迅猛，加剧了现代化带来的河流生态危机。翻阅新时期文学四十年的河流小说，随处可见洪水奔流的惨状。《黄河东流去》是新时期第一部气势恢宏的洪水题材的史诗性作品，其背景是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堤”事件③1938年日军逼近开封，郑州危急，国民政府采取“以水代兵”，下令炸开黄河大堤，阻挡日军。，这次洪水淹没了沿岸3省44县，形成广大黄泛区。小说讲述了李麦、王跑等赤阳岗村难民在洪灾中失去家园，背井离乡，抗战胜利后又回到黄泛区开荒种地、重建家园的历程，是一部“难民”的血泪史、抗争史和奋斗史。作者说这部小说是“在‘思考的一代’的序幕中产生的。……她不是为逝去的岁月唱挽歌，她是想在时代的天平上，重新估量一下我们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生命力量”①李準：《开头的话》，《黄河东流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2页。。小说的开篇激情澎湃地给黄河画像：黄河是勇敢的、勤劳的、古老的，是一条受难的河流，她不断的决口、泛滥、改道、淤积，在她的滔滔巨流中，流淌着人们的鲜血、汗水和眼泪，但20世纪的黄河开始唱一支新的歌，歌颂人民的斗争和劳动、智慧和爱情，歌颂自己的儿女和新时代②李準：《黄河东流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页。。可见，李凖是以一种积极昂扬的姿态在写洪水灾难中的黄河儿女，他着力发掘的正是这些黄泛区难民身上光辉灿烂的道德品质、勤劳智慧和创造力，彰显奔腾时代的潮流，为饱受苦难之后迎来的“新时期”颂歌，这就突出了洪水题材中的抗争主题，凸显了作为大河文明之国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支柱。时隔30年，高建群《大平原》（2009）接续了这一题材。小说的一个主要场景就是高家渡等渭河流域的几十个渡口都支起铁锅发舍饭，救济来自豫东花园口的灾民。作者通过难民们的反复讲述来展现洪水的凶猛：“那水头大啊，黑压压地就像许昌城的城墙一样高，齐刷刷推着往前走，见谁灭谁！”③高建群：《大平原》，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26页。“我”的母亲顾兰子就是在此时逃难到高家渡，而后在移民区“黄龙山”经历“虎列拉”瘟病之后，成为高家的童养媳。与李凖类似，高建群侧重展现这场洪水之后，黄河儿女的成长历程与渭河平原大半个世纪的历史变迁。

路遥《平凡的世界》（1986）是20世纪8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历史长卷，女主人公田晓霞是一个坚毅果敢、闪闪发光的理想人物，最后在洪水中丧生。洪水肆虐宝康市，紧邻城市的汉江，遭受400年不遇的洪水，省报记者田晓霞奔赴一线参与灾情报道、组织救助群众，为救一名在洪水中挣扎的女童，不幸被洪水吞没，洪水带来的是死亡，是爱与美的幻灭。这场洪水的原型就是1983年7月31日陕西省安康市发生的特大洪水，汉江怒吼，一泻千里，整个县城被淹没，近2000人牺牲，损失惨重。滔滔汉江孕育了光辉灿烂的汉水文化，也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路遥秉持现实主义文学传统，通过艺术创作，展现了洪水对爱、美、理想的毁灭性危害。

关仁山在《麦河》（2010）中反复写到麦河改道、开口子发水灾的现象。河岸崩塌，大水汹涌，淹没了大片庄稼，引发周边乡村和城市恐慌，县城断流，鹦鹉村不得不整体搬迁。人类对泛滥成灾的洪水形成的恐惧就是一种“集体无意识”，荣格称之为“原型”，认为它是“自从远古时代就已存在的普遍意象”④[瑞士]荣格：《卡尔·荣格主要著作选》，转引自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2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7页。。洪水“原型”呈现在文学作品中就是反复出现的洪水意象、洪水叙事与洪水人物，成为文学表达的惯常图式。苏童《米》（1996）中的五龙虽然逃出现实水灾，却摆脱不了不断重复的洪水梦境纠缠，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看见的依然是50年前将他冲出故乡的那片浩瀚的苍茫洪水，“他看见他漂浮在水波之上，渐渐远去，就像一株稻穗，或者就像一朵棉花”⑤苏童：《米》，北京：台海出版社，2000年，第303页。，洪水是他的来处，也是他最终的归途。梦境不断重演着民族记忆深处洪水肆虐、漂流求生的情景，也是远古洪水灾难给人类心灵烙下的“集体无意识”的再现。

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系统地研究了世界洪水神话，总结出洪水中“创世-造人-人的罪过-惩罚-再创世”的循环模式⑥[英]弗雷泽：《〈旧约〉中的民间传说——宗教、神话和律法的比较研究》，叶舒宪、户晓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6-156页。。中国的洪水神话也包含着创世主题与治水主题，作为原型符号在新时期小说中也不断再现。王安忆《小鲍庄》（1984）就重述了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小鲍庄的祖上是大禹的后代，传承了大禹治水精神，整个鲍家都是大禹的后人，捞渣在百年难遇的洪水中为救鲍五爷而牺牲，成为争相报道传颂的小英雄，也成了新时代环境下小鲍庄的精神高地。王安忆在重述神话的过程中突出了抗争、治理主题。新时期关于洪水创世神话的小说演绎也很常见。莫言《秋水》（1985）讲述“我爷爷”和“我奶奶”在洪荒之地历经艰辛开创了“高密东北乡”，遇秋季暴雨引发洪水，将他们困在小土山上，“我奶奶”恰巧临产，生命垂危。在这篇不足一万字的小说里，莫言却花费大量笔墨极写壮观辽阔、恐怖肆虐的“秋水”形象：“方圆数十里，一片大涝洼，荒草没膝，水汪子相连”①莫言：《秋水》，原载《奔流》1985年第8期。，突出自然生存环境的原始、蛮荒、粗野。在紫衣女子的枪下，“我奶奶”最终产下了“我父亲”，充分展现了彪悍人性中的顽强生命力，新的世界与生命在洪水中诞生。赵本夫“地母三部曲”第一部《黑蚂蚁蓝眼睛》（原名《逝水》，1995）的背景是大清咸丰年间，黄河改道，洪水泛滥，江苏丰县东南隅大沙河草儿洼及其周边地区成了一片泽国，返回到蛮荒时代。老石匠的后人柴姑率领难民在黄河故道这片洪水淹没过的荒原上开荒拓土，生儿育女，建造大屋，成为草儿洼的寨主。莫言、赵本夫等关于的洪水“创世纪”书写，对洪水“野性记忆”②樊星：《野性的记忆为什么绵绵不绝?——当代文学主题学研究笔记》，《当代文坛》2018年第5期。的回望，都可以说是一种“文化寻根”，既是对人类原始生命力的张扬，也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昂扬赞歌。

其他如贾平凹《浮躁》（1987）、李杭育《流浪的土地》（1987）、罗伟章《大河之舞》（2010）等大量小说中都写到河水暴涨、洪涝成灾，人们不顾性命地打捞浮财，塑造了东娃、金狗等“捞河者”形象。河上飘物对于贫困的住民来说是意外之财，但却要冒着生命危险与洪水搏斗，这也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在洪水中的苦难、抗争与生存主题。

总的来说，从《黄河东流去》开始，新时期以来的洪水叙事，呈现出繁复的旋律，其中有对洪水灾难的控诉，有对人民生存苦难的同情与悲悯，更有对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寻根”与赞美，既勇于直面现实人生的痛苦，又不忘追寻民族文化甚至人类原始的力量之源，展示出“力”与“美”的文学风格与激荡人心的史诗气魄，彰显了文学的参与、介入功能，以及文学家们的忧患意识与史诗追求。

二、逝水如斯：污染、缩减与干涸

据2013年《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公报》显示，中国“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22909条”③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公报》，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3年，第1页。，这与20世纪50年代的统计结果相比，缩减了27000多条④此为中国社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统计数据，转引自黄锡荃等编：《中国的河流》，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页。，那一条条干涸的河道，就是无言的伤痕，连黄河也从1972年开始出现季节性断流。内陆河流各大水系均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中国的河流已是“病魔缠身”⑤马军：《中国水危机》，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页。，甚至“病入膏肓”，其原因很多、很复杂，如水电站的过度建设、地下水的大量开采、工业和生活用水排污、淤积、围垦等。这些普遍的、日常的河流危机更与普通住民的生活场域、生命体验息息相关，这也构成新时期文学创作的自然、文化地理环境。文学常得“江山之助”⑥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694-695页。，生态危机笼罩下的江河当然深刻地影响到文学的面貌及其对地理景观的重塑，新时期文学对河流生态危机进行了令人触目惊心的描写展示。

首先，绝大多数小说中的河流都遭受到严重污染。古华《芙蓉镇》（1981）里原有玉叶溪、芙蓉河两条水路绕着镇子流过，豆绿色的河水掩映着岸边的木芙蓉，花枝招展、绿荫婆娑。但后来由于水电站、铁工厂、造纸厂、酒厂等纷纷沿河而建，各种工厂都朝河里倾注废渣废水，河岸上已是寸草不生，河面漂浮着各种纸张纸盒、甚至死去的婴儿，原先河里盛产“芙蓉红鲤”，如今却连跳虾、螃蟹都很少见。昔日风光迤逦的芙蓉河、玉叶溪在现代文明的侵染下已不复旧观。

苏童、虹影小说中对河流污染的描写比比皆是，因为他们所写的河流与城市更加临近。苏童笔下的香椿树河就是被城市工业文明和现代日常生活严重破坏、污染的河流，没有南方河流应有的清丽容颜。他在《南方的堕落》（1989）里不厌其烦地写这条肮脏的河：“被晚霞浸泡过的河水泛着锈红色，水面浮着垃圾和油渍”①苏童：《南方的堕落》，收入《香椿树街故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84页。。《城北地带》（1994）写到这条河在化工厂尚未建造的年代里，河水清纯秀丽，河里有打渔人、柳条形的打渔船和黑色的鱼鹰。现在已经没有了鱼，却有油污、垃圾和死鼠，化工厂、烟囱、油污、垃圾、废水等吞噬了清凌凌的河水。虹影在《饥饿的女儿》中所写的长江南岸地区污水依着街边小水沟顺山坡往下流，垃圾堆积在路边，等着大雨冲进长江，长江又不得不接收南岸这一城市“盲肠”中的废弃物，可以想见长江被污染的程度。

乡村的河流也难逃厄运。李杭育所展现的葛川江与人们想象中钱塘江流域那种秀丽多情的婉约风光大相径庭，污染一年比一年严重，江里的鱼恐怕还没有对岸自由市场上搁着卖的鱼多。关仁山《麦河》里麦河两岸的土壤及河水都因农业现代化而遭到严重污染，土地流转后，追求经济利益的“麦河集团”大量使用从美国进口的青肥，过量使用化肥、农药等，这些渗进土壤，随着雨水流进河里，麦河水已失去了昔日天然透明的颜色。可见，在这些作品中，无论南北，还是城乡，河流的面貌都发生了巨变，再不复从前的纯净与静谧，生态危机十分严峻。

此外，河道的缩减、干涸也是不容忽视的现象，如《古船》（1986）、《大河之舞》《浮躁》《麦河》《河岸》《额尔古纳河右岸》等诸多小说中都写到河流的这种疼痛。《古船》中的芦青河曾经波澜壮阔，桅樯如林，如今却是又浅又窄，船只不断搁浅，河道裸露，码头废弃。张炜以极具诗性抒情的笔调，写出了大河衰落之后的失落感：“河水分明是变得浅窄了，波浪微微地拍打着堤岸，很像是打着告别的手势。……河水消退了，码头干废了，听惯的行船号子也远远地消逝了。一种说不清的委屈在人们的心底泛起，渐渐化为愤怒”②张炜：《古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5-6页。。河水无声人有情，芦青河是张炜的生命之河，他的文学世界就建立在这条河流之上，可想见他是以何等沉痛的心情在写人们对这条大河的告别啊！

然而，已经或者正在逝去的岂止芦青河？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的河流正在远去。《浮躁》中的州河曾经浩淼不可一世，长长水路千百华里，商船往来络绎不绝，但历经沧桑巨变，河水愈来愈小，商船渐渐消失，昔日州河上的繁华早已不再。《麦河》中的麦河曾经也是支流众多，流经许多大小城镇和村庄，像串糖葫芦一样把大小地方都串起来，天光云影，一片浩渺，如今的麦河变成了一条浊浪滚滚的泥河，水位下降，时有干枯。《大河之舞》里的清溪河在多年前波涛汹涌百舸争流，各路支流水网纵横，水路畅通，大船可以从清溪河开到州河、渠江、嘉陵江、长江，但后来清溪河变小变窄，大船连县城也去不了。《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最后一个酋长女人讲述她年轻时候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河流遍布，因为河流太多，很多小河都没有名字，但当她年老时，境况大不一样，那些小河就像滑过天际的流星一样，大部分已经消失，包括那条她为之命名的温都翁河都已经干涸消失了。那些曾经融入住民生命的河流渐渐远去，就这样变成了一个个感伤的传说。除了叹息、忧伤、回忆，还能怎样呢？

与河流的洪涝、污染、改道、干涸等生态危机形成强烈对比的则是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景观。《河岸》写“文革”中金雀河岸边建设样板城镇，油坊镇上的东风八号工程盛大开场，此时正逢百年不遇的洪水。“我”对充斥着铁塔、高压线、新兴集镇等现代化元素的金雀河沿岸景观没什么好感，努力在记忆中追寻那消失的花各庄、搬迁的染坊等。李杭育《船长》以厌恶的情绪写了江边城市一隅：烟囱林立、黄雾弥漫、市容污浊、房屋破烂，江岸货船夹着客轮，煤堆挨着盐栈，“通江桥下的河水缓缓地向东流淌，像一锅粘稠稠的糖浆”③李杭育：《船长》，收入《最后一个渔佬儿》，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42页。。一面是现代文明如火如荼，一面是河流面貌惨不忍睹，即使有一些河流治理工程，也难以修复生态环境，难以恢复碧波荡漾的旧梦了。现代文明破坏了中国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伦理、破坏了文学家们乐山乐水的审美传统与山水相间的抒情气息。

“现代自然观、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和现代文明的世俗化方向”④汪树东：《生态意识与中国当代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页。是导致现代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长期以来，在现代化与生态环境的冲突中，后者往往是被剥夺、被牺牲的一方，不堪重负，伤痕累累。河流是人类文明文化的“养育者”，又是人类灾难的“施暴者”，面临被污染、被迫改道、改造、干涸的困境，“她们从养育与施暴者一变而为受害者，但又常会以那受害的伤口再次反扑住民”①吴明益：《且让我们蹚水过河：形构台湾河流书写/文学的可能性》，《东华人文学报》2006年第9期。。河流的这三种身份角色相互交错循环，又不断加剧着生态危机，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作家们在作品中写满了悲愤与焦虑。

三、随河而逝：“最后一个”的坚守与告别

河流是文化之源、文明之源，在现代化进程中，当河流遭遇生态危机，成为“受害者”的时候，消失的不仅仅是清澈浩渺的河流，还包括那些因河而生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与特色文化，它们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侵蚀下迅速失落、衰败与消亡，昔日田园一去不复返。新时期众多河流小说写出了时代巨变下中国传统河流文化面临的现实境遇和重重危机。

20世纪80年代，西方各种文学文化思潮纷纷涌进，走向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成为时代主潮。李杭育等作家积极呼吁“理一理我们的‘根’，也选一选人家的‘枝’”②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作家》1985年第6期。，掀起了文化寻根热。他的“葛川江系列”小说就是寻根潮中对葛川江因何而生的传统河流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消亡的挽歌。李杭育重新挖掘葛川江所代表的民族文化生命内核，热情赞美葛川江两岸人民顽强坚韧的原始生命力，极力描写葛川江畔的风土民情，成功塑造了最后一个渔佬儿福奎、最后一个画屋画匠耀鑫、最后一个船佬儿船长，以及最后一群弄潮儿、沙农等葛川江传统文化模式中的“最后一个”人物群象。在《最后一个渔佬儿》中，电视、音响、抽水马桶等正在取代自古以来的民间生活方式，冒着浓烟的工厂吞噬了大片土地，工业污水将葛川江的鱼苗赶尽杀绝，渔佬儿全都转业了，剩下福奎固执地、痴痴地守护在鱼迹罕见的葛川江边，回味那自由自在的打渔生活。他“情愿死在船上，死在这条像个娇媚的小荡妇似迷住了他的大江里”③李杭育：《最后一个渔佬儿》，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35页。，也不愿意走上岸去开始新的生活。《沙灶遗风》中的老画师耀鑫替别人画了一辈子房屋，他一心想为自己的房屋画一幅最美的图案，把他所有的本事全都画到他自己的屋上，但像儿子儿媳那样的年轻人却喜欢那种沙子水泥建造起来的楼房，他画屋的技艺再也没有用武之地了，这对老画师是致命的打击。李杭育用现代眼光重新审视葛川江传统文化，深切地关注着民族文化的归宿，对那些已经如同活文物般的生产方式和民俗风情流露出无限神往而又无可奈何的叹息，在挽歌式的书写中表达了深沉的悲哀和忧虑。在传统与现代的较量中，传统往往带有某种悲剧色彩，“葛川江系列在表现传统与现代对抗的过程中让‘最后一个’们显示出悲剧性的抵抗意义”④李光龙：《现代性反思中的文化世界——李杭育小说论》，《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年第3期。。

再如苏童笔下香椿树街的打渔生活也消失了，只在香椿树街流下诸多像“打渔弄”这样的遗痕。《浮躁》中州河两岸的人们大致结束了水上生活。依托河流而生的传统乡土生活方式走向终结，而现代城市文明却有着巨大的魔力，《麦河》中麦河岸上耸立着一排整齐的楼房，鹦鹉村多半农民迷散到城里去了，逐渐成为空心村。《大河之舞》中的回龙镇发生了巨大变化，汽车站、百货商场、卫生所等凡是热闹的新鲜事物都集中到新街，姑娘们纷纷从山川河谷出走，罗家坝半岛及三河流域的大河文化迅速没落。摆手舞是半岛人独特的文化传统，绝不外传，在小说的末尾，作者以神话的色彩展现了摆手舞：“激昂的鼓声里，一个身着素服长发披垂的女子，在苍天皓月之下，踩着高跷，仰天俯地，独自舞蹈。女子跳了大约十来分钟，夹峙着半岛的两条大河，直立起来，和女子共舞，并跟女子一起，发出惊天动地的呐喊：‘荷！荷！荷荷！荷荷荷！荷荷荷荷荷荷荷！’”⑤李光龙：《现代性反思中的文化世界——李杭育小说论》，《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年第3期。最后这场半岛人幻觉中的“大河之舞”已经成了罗家坝半岛巴人文化的绝响与传说，三河流域的地方民族文化逐渐消亡。

《额尔古纳河右岸》也写出了河流孕育的弱小民族文化在现代文明挤压下走向衰亡的历程。额尔古纳河右岸林木葱茏、水草鲜美，鄂温克人诗意栖居在白山黑水间，但是随着经济开发，这一田园“乌托邦”被迅速摧毁。鄂温克人在河水暴涨、淹没营地的威胁下不断向高处搬迁，而他们赖以生存的河流，主流在缩减，支流在消失，河边的森林也在消失，悬在树林间的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风葬棺木和储藏物品的“靠老宝”也已荡然无存，唱神歌的妮浩萨满在为旱灾求雨过程中带着那未唱完的神歌倒在额尔古纳河畔，象征、预言了鄂温克人百年风雨的结束。“面对越来越繁华和陌生的世界，曾是这片土地主人的他们，成了现代世界的‘边缘人’，成了要接受救济和灵魂拯救的一群”①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255页。，“现代”与河流生态、地方传统、民族文化之间呈现出一种紧张对抗的关系。

《古船》中芦青河变浅、变窄，严重危及粉丝作坊的生产，大多数老磨屋沉默了，正在成为历史遗迹。隋不召是老隋家的“逆子”，也是芦青河的“出走”者，他清醒地意识到芦青河、洼狸镇、粉丝厂、老隋家的命运正遭遇危机，他对这条大河的衰落大为失望，念念不忘要驾船出海。当有人弄来一条破舢板，他手舞足蹈，咕哝地念着神文，众人在迷离恍惚中看到了烟波飘渺的远洋，“老人们则忆起码头上密集的樯桅，满天的腥气。新船老舶拥拥挤挤，重重叠叠，无有边际。一万个船夫在甲板上呼气，淫荡浑浊的气味扑面而来。洼狸镇生意大盛，丁当响的银元四处滚动。倾盆大雨下个不停，河船像蝗虫一样浇也浇不散”②张炜：《古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49页。。在这里，洼狸镇老人们对曾经繁华的芦青河文化做了一次“回光返照”式的回顾。在隋不召看来，河流所孕育的洼狸镇传统文化、文明都在受到挑战，他向往大海，想走出这条衰落的大河，但他出走的愿望最后落空，只得困守镇上，困守在干涸的芦青河畔。

在河流生态危机背后，迅速波及的就是那些以河流为依托的河流文化、地方乡土文化、民族传统文化等文化层面的危机，如葛川江文化的终结、巴人文化的消失、鄂温克族文化的衰落、芦青河文化的溃败，均是住民的、地方的、民族的文化受到了威胁，甚至触及到了中华大河文明的根基，显然是不容忽视的严峻问题。新时期以来作家们通过对中国传统河流文化中“最后一个”的集体挽歌式的书写，充分表达了他们的忧伤与现代性焦虑。

四、回归土地与河流：批判、反思与呐喊

面对河流的生态危机、文化危机，面对现代文明的挤压，作家们常常抱有一种厌恶甚至对抗的心理，他们极力书写诗意田园，追忆往昔，以示批判、呐喊与诗意的反抗，“试图通过对前现代田园牧歌的吟唱与守望来疗治当下的精神病痛，以实现对价值迷失的现代社会的救赎”③谷显明：《乡村牧歌的吟唱与守望——现代化语境下乡土小说中的浪漫叙事》，《文艺争鸣》2017年第5期。。张炜有着类似沈从文的都市感受和文学选择：“我描写着芦青河两岸的那种古朴和宁静，心中却从来没有宁静过”④张炜：《芦青河告诉我》，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321页。，那有着淳朴乡土气息的芦青河是作为现代文明的对立面而存在的。正是在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中，“昔日那个笼罩着温情诗意的田园便从烟雾迷蒙中浮现出来。”⑤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页。因此，他们在文学中不断美化前现代文明，表现出明显的“反现代性”情绪，牧歌书写模式正是现代文明压抑下的对昔日田园的寻找与追忆。

迟子建对缺失了大自然的城市文明明显是厌倦的，她在都市小说《晨钟响彻黄昏》（1995）里写道：“这个干枯的消失了河流、泯灭了水草的城市，它现在正坠落在一场绵绵不绝的黑夜中”⑥迟子建：《晨钟响彻黄昏》，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10页。，都市中的人都在黑夜中不断被扭曲异化，迟子建明显偏爱乡村。《逝川》（1994）里的“逝川”河道并不宽阔，水雾袅袅蔓延到两岸林带，富有烟雾朦胧的诗意气息。河里有一种独特而神奇的“泪鱼”，每年只在初雪时出现，整条逝川便发出“呜呜呜”的声音。村民们捕捞泪鱼再把它们放入江中，捕鱼并不是为了享用或卖钱，而是为了完成一种仪式：慰劳辛劳的女人和孩子们。人与鱼、河流之间是多么和谐美好啊！迟子建以女性特有的温柔细腻表达了河流生态理想。她的《候鸟的勇敢》（2018）是对故土的一次回归。宁静的金瓮河、世外桃源般的自然保护区、与管护站遥遥相对的尼姑庵娘娘庙、张黑脸与德秀师傅、一对相依相伴的白鹳，这一幅幅画面建构起现代诗意田园的乌托邦，与之相反的则是往返于瓦城与保护区之间的周铁崖、往返于南北的候鸟人等受到现代文明浸染的波澜重重的不和谐元素，对于这些作者于无声处进行了诗意的反抗与批判。

赵本夫《无土时代》（2008）中的“麦子”，厌倦了城里的生活，独自去一个偏僻而遥远的地方，森林茂密，白鸟成群，还有一条古老的蓝水河，河水深而清澈，她在那里放逐灵魂，引诱强壮的土著男人。而她的这场经历与蓝水河密不可分。“蓝水河是条古河,比黄河还要古老。当年黄河流经这里时，它早就在了。黄河改道走了,它还在这里。黄河决口时,黄水泥汤一样流得漫天漫地,可蓝水河还是蓝的,黄河可以覆盖蓝水河，却不能浸染它。黄水一旦过去，蓝水河又立即恢复了它地老天荒般的蓝色。”①赵本夫：《无土时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251页。蓝水河深不可测，有着原始而永恒的诱惑。正是在蓝水河中，这个患有都市文明病的女人实现了她的“回归原始”的愿望和体验。蓝水河是一种理想的存在，代表消逝的梦与远方。作者如此构思，显然蕴含了回归大地河流的愿望与呼喊，蓝水河具有了疗救现代病的意义。

说到河流的救赎主题，不能忽略北村《施洗的河》（1993）。主人公刘浪在经历了人世的苦难与荣耀之后，最后沉入“施洗的河”，在施洗的过程中河流起到了关键作用，刘浪是坐船顺流而下到达杜村的。在引导龙帮头目马大前往霍童受洗的船上，刘浪眼中的河流散发着异样的光彩：“第一次发现河水是如此清晰，它透澈得如同人本来有的面貌，让光进入水里，呈现出河里洁白的鹅卵石”②北村：《施洗的河》，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240页。，“河流”显然笼罩在宗教神秘的光晕里，洗净尘世铅华，达到了返璞归真的境界。张承志《北方的河》充满了对力与美的呼唤。河流是作者理想的化身，是“幻想的河，热情的河，青春的河”③张承志：《北方的河》，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年，第108页。。“他”是“黄河之子”，正是北方的河重塑了“他”，给了“他”各种希望与力量，让“他”的精神得以升华：“他感到自己正随着一泻而下的滚滚洪流向前挺进，他心里充满了神圣的豪情。我感谢你，北方的河，他说道，你用你粗放的水土把我哺养成人，你在不觉之间把勇敢和深沉、粗野和温柔、传统和文明同时注入了我的血液。你用你刚强的浪头剥着我昔日的躯壳，在你的世界里我一定将会变成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和战士”④张承志：《北方的河》，第111页。。张承志在文化寻根中更多融入了对主体自我的追寻，他笔下的河流是不可征服的，“北方的河”代表的是一种文化话语，他对河流激情澎湃的呼唤也就是对理想中的中华河流文化精神的呼唤。

当然，作家们对河流危机的批判并不都是牧歌似的委婉、哀伤的情调和对理想之河的激情呼唤，关仁山在《麦河》中就明确表达了较为犀利的反思与呐喊。面对麦河频繁改道、洪水汹涌，作者借唱乐亭大鼓的盲人白立国的口吻进行反思：“我觉得村里经常出乱子，也许是因为麦河改道的缘故吧？大自然究竟咋啦？是大自然害了人？还是人破坏了大自然？”⑤关仁山：《麦河》，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第33页。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后来，一度雄心勃勃发展资本事业的主人公曹双羊，在白立国面前表达了对土地、对麦河的忏悔与呼唤：“工业化进程，是一个远离土地的过程，同时也是糟蹋土地的过程。我们刚刚走了几步，就把土地糟蹋得够戗啦！不能再糟蹋土地了！将来，我到哪里去？城市，那是我的根儿吗？国外？那是我的家吗？我还是要回到麦河，回到可以触摸和依靠的土地，陪伴着我的儿女，歇一歇老迈的身体，养一养破碎的心，安度晚年，直到化为尘土。”⑥关仁山：《麦河》，第401页。人在最后都要归根故乡，归根麦河，麦河是土地的血脉，曹双羊最终浪子回头了。小说中的麦河就是作者的故乡，那里曾经“水源丰沛，泥土飘香，麦浪滚滚，麦子和土地在风中吟唱”⑦关仁山：《麦河·后记》，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第525页。，但在工业化进程中，一切都在迅速瓦解，破坏了与大自然高度融合的传统乡土生活，关仁山借小说人物批判现代化给乡土河流带来的厄运。大地是人类之根，河流是大地的血脉，我们是大地之子、河流之子，应当回归土地，回归河流。

无论是对诗意田园的牧歌式的追忆，还是对激情理想河流的呼唤，还是对现实危机的批判反思等，都是新时期作家们对回归大地、回归河流、回归文化的一种呐喊与探索，他们赓续了现代文学中对现代文明批评的传统，以“反现代”的姿态“在人类的伤口上行走”①阿来：《大地的阶梯》，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8年，第40页。，揭露、批判、纠正现代文明的负面影响，呼吁疗救的意义。

余 论

现代文学中的河流书写从起步之始，在近一个世纪的长河中，不管是离散社会里的家园牧歌，还是启蒙视域里的乡土批判，还是现代文明侵蚀下的生态忧患，都凝聚了作家们的深刻忧思与批判精神。新时期文学四十年小说中的河流危机书写是磅礴的，传承了现代以来家园牧歌、生态忧患的现代性焦虑，对洪水灾难、河水污染、河道缩减、河流干涸以及相关河流文化的消亡等各种危机进行了惊心动魄的展示，对其原因及影响进行了批判和反思，呼吁回归大地与河流，这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是文学生态意识的觉醒。生态意识是现代文学以来通常被忽略的问题，无论是在启蒙话语，还是在革命话语中，都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尤其是在20世纪50-70年代，“人定胜天”的思维压倒一切，大自然总是被征服、被改造的对象。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革命意识形态逐渐隐退，现代化浪潮风起，市场经济蓬勃，“中国文学出现了1919年以来的新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自然崇拜”②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56页。，文学家们大多来自乡村或者因“上山下乡”运动而对乡土、对河流有着特殊的生命体验，对大地爱得深沉，面对各种河流危机，他们摒弃人类中心主义，恢复对大自然的诗意描写，批判现代文明对自然的破坏，彰显出中国文学中前所未有的生态意识。

二是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回归。现实主义是五四新文学以来的文学主潮，但在1957-1976年之间，呈现出停滞、萎缩、中断的局面③张炯：《中国当代文学与现实主义》，收入《张炯文存》第4卷，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64页。，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提出，现实主义传统开始逐渐得以恢复和发展。“整个人文领域内，思想最为活跃、创作力最为旺盛的就是那个时期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和批评家”④丁帆：《现实主义在中国百年历史中的命运》，《当代文坛》2019年第1期。。当代文学恢复了对现实的直接感受，直面现实人生问题，呈现出了波澜壮阔的文学画卷。作家走出书斋、关注社会现实，介入公共话语空间，承担起一种文学精神和理想。新时期文学四十年河流危机书写显然是现实主义文学大潮中的一部分，充分体现了作家们的现实情怀，是重返现实主义的有力实践。

三是文学的审美追求。说到文学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人们了解得更多的是当代“生态文学”，特别是报告文学，在河流危机写作方面涌现出很多典型作品，如岳非丘《只有一条长江》（1988）、陈桂棣《淮河的警告》（1995）、徐刚《长江传》（2000）等，这类作品对当前的现实河流危机展示的确是震撼的、惨烈的，但它们有着“非虚构”的普遍弱点，“主体意图过于突出、艺术性普遍偏弱”⑤洪治纲：《论非虚构写作》，《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而新时期的河流小说介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既有作家的实地调查、真实体验、历史考据等“非虚构”成分，又发挥了创作主体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因此有别于报告文学直白暴露问题的特点，在直面现实问题之后，还有更多的让人回味悠长的文学审美特质，这与生态报告文学形成互补与超越。

当然，新时期河流危机叙事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比如，从整体上来说，大多数河流小说笼罩在哀伤的气息之中，在反思、批判方面还显得比较单薄，呐喊的声音还很微弱，部分作家还缺少史诗气魄与震撼人心的冲击力。或许随着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对“新时期”系列问题的深入总结与清理，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对“绿水青山”生态发展理念的践行，文学家们会冲破种种藩篱，以更加理性的眼光，创作出更为优秀、伟大的河流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