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德 辉

(湖南科技大学 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基地，湖南 湘潭 411201)

一、北朝社会的文体认同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一地域有一地域之文学。北朝文学除了人所共知的时代性地域性外，其内部还存在着一个文体认同问题，即什么样的文体才是北朝文人重视的主流、正宗文体的问题。这一问题过去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提到研究层面上来，但却实实在在构成一个重要问题。我们注意到，在北朝，文士采用的诸种文体之间，并不是一个无差别的整体，而是有着重要性程度区别的，等差分明的。北朝的文体认同，其一表现为文体的身份认同，即一种文体是否能够被社会认同为正宗和主流的文学样式。其二表现为文体的社会接受度，即这种文体世人能否普遍重视，作者众多，成为一个时期的代表性文体。这在唐以后诸种文体都已成熟，各有成式和典范的时代，不是一个问题，但在三至五世纪的北朝，却很成问题。那时候，很多文体都还处在萌生和成长状态，文体规范还未形成，写作技巧不为士人所掌握。而且即使是在文学相对发达和先进的南朝，各种文体也不是齐头并进，等量齐观的。在重实用，讲功利的北朝，差别就更显著了。特别是中古前期的北方，士人心目中所认同的文学，和今人理解的就有很大的距离，就是和南朝也有明显的不同。最大的差异，一在体裁样式的选择和运用，二在文学风格的辨析和认同。风格认同简单直接，史上都有明确记载，只须略加辨析即可，体式认同则要复杂得多，牵涉到文体的文学性和实用性，文学观念的时代、地域、人际差异。过去我们对南北文风的差异给予了过多的关注，而对北朝的文体认同缺乏必要的了解和认识，更缺乏专就北朝公认文学体裁的专题论述，研究未能落实到具体的文体上，和北朝社会实际结合不够，本文即由此而发。

南朝文学秉承汉魏传统，以诗赋为文学的主要样式，文人的才情主要用在诗赋上。北朝则不然，对笔的重视明显要高于文，不押韵的笔社会认可度较高，社会上用得最多最普遍，是文士的成就、特点所在。而他们理解的笔并不是像南朝那样无所不包，诸体之间差别不大，同等重要，“统该符、檄、笺、奏、表、启、书、札诸作……凡文之偶而弗韵者，皆晋宋以来所谓笔类也。”[1]而是有选择的，偏向于那些纪实性强的有用之文。衡量文学的标准，不是看它写得好不好，优不优美，而是看它是否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有用，有用性和时效性是其重要的考量标准。一种文体，如果能够直接服务于时政和社会生活，那它就是有用的，否则就是无关紧要的。创作的目的性、功利性强。对于作为文学正宗体裁的诗赋虽然也重视，但是觉得体性较虚，偏于抒情，脱离实际，很多人既不能认同，也不够擅长。从这种文学观念出发，北人认为，只有诏令、史传、碑志、书檄才是真正重要的文体，平日的才情主要用在了此四体上，取得的成果也主要在这四个方面。

此四体有两个显著的共同点：一是非虚构性特征，即不是凭借飞腾的艺术想象，采用虚拟的方式构造情境，主要就是用纪实之笔写现实之事，直接服务于实际生活需要，不反映人情和人性，不展现士大夫的心灵世界，只写生活中的真人实事，文学的政治性、事务性、时务性强。二是非抒情性，即不以个人抒情写志为目的，而以叙时事、写时人为主，内容比较具体、实在，容易理解，是四种主于叙述的实感较强的文体。

魏晋南北朝成熟和通行的文体多达十多种，为何北朝文人格外重视此四体？主要缘于此四体既社会需要，能“切时用”，又精心结撰，不乏藻采，文体温厚，风格笃实，有语言形式之美，是所谓“篇翰”[2]，适合了北朝文人对于文学作品构思和技巧的创作需要。换句话说，原因在于文体用途和社会需要能够适配，又不缺失最起码的文学特性，故为时人所重。下面试图从四个方面来论证北人心目中的文学四体，揭示北朝文学创作的独特性。

一是史志目录的记载，可以看出文体的主次轻重。《隋书·经籍志四》别集类，北朝文集从魏孝文帝到庾信，共十九部，文体上以文章为主，诗赋极少，有很强的偏好。其中诏令处在比较显眼的位置，当为北朝文章中居于首位的第一体。《隋志四》总集类著录北朝诏令总集八部：宗幹《诏集区分》、佚名《后魏诏集》《后周杂诏》、李德林《霸朝集》、佚名《杂诏》《杂赦书》《皇朝诏集》《皇朝陈事诏》。又常景延昌初，受敕撰《门下诏书》四十卷，其他像这样皇帝下诏，臣僚专为某种文体编撰的北朝总集就绝少了，相比之下，凸显出北朝对诏令的重视程度。《旧唐书·经籍志下》总集类和别集类的情形跟《隋志》差不多。总集方面，有温彦博《古今诏集》三十卷，李义府《古今诏集》百卷，皆编于唐初，汇编的是先唐诏敕，其中有很多北朝诏诰。别集方面，有《后魏高允集》《宗钦集》《李谐集》《韩(显)宗集》《袁跃集》《薛孝通集》《温子昇集》《卢元明集》《阳固集》《魏孝景集》《杨休之集》《邢子才集》《魏收集》《刘逖集》《宗懔集》《王褒集》《萧撝集》《庾信集》《王衡集》。与《隋志》相比，只是书名的改变、卷数的增减及个别作者文集的增加而已。卷数都寡少，超过二十卷的不多。析其文集的文体构成，发现有限的篇幅，还被诏令和碑志、表疏、书檄占去大半，诗赋所占的比重不大[3]，偏向性明显。不像南朝，各体文字皆备。

二是史传、子书和石刻提供的证据，昭示了北朝文人对此四体的认同。史传方面，《魏书》《北史》《北齐书》中有大量的例证，其文体的排列结构就是碑诔书檄等杂笔，诗赋只占少部分。北朝最有名的文学家邢邵、魏收、温子昇，虽然为文各有所好，但总体不出实用文的范围。邢邵长于章表、诏诰。温子昇最长碑志，全不作赋。邢邵虽有一两首，又非其所长，魏收则唯以章表、碑志、诏命自许，此外文体，视同儿戏，北齐初的重要诏命、军国文词，皆其所作。北魏前期名家高闾，好为文章，但其三十卷的文集中，所收为“军国书檄诏令碑颂铭赞百余篇”，文风与高允近似，后称二高，当时所服。邢虬写作的三十余篇文章，体裁是碑颂杂笔。袁翻孝昌中与徐纥俱在门下省掌文翰，著文笔百余篇，擅长的也是诏令奏状。魏孝文帝好为文章，有大文笔，马上口授。但他所擅长的大文笔，主要就是颁布政令的诏诰，偏好性极强。史称自太和十年以后诏册，皆帝之文。韩显宗上疏，亦极力称道帝“耳听法音，目玩坟典……文章之业，日成篇卷”[4]，平日所留意和致力者，在于诏令等政治性文体。而《颜氏家训·文章》所载，更全面、直接地指正了北人所长的文章四体及其地位高下，文曰：“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行有余力，则可习之。”根据文体政治地位的高低和对社会的有用性来排列，先列地位最高的诏命策檄，其次是事关国政的奏议，第三是个人文章，最后才列诗赋。总之是以“朝廷宪章，军旅誓诰”为重，“陶冶性灵，从容讽谏”为轻。原因就是前者能“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后者属个人抒情，“行有余力，则可习之”。颜氏的这种观念，在北朝颇有代表性，足可显示出北人心目中的文体轻重和地位高下。此外还有石刻提供的证据，也很实在、有力。中华书局《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及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三书所记的墓主生前所撰文体，也是诏令书檄史传碑志为主，极少提到诗赋，而往往以文章、文笔、文翰来统称，排序上往往是书檄、诏令、碑颂三体连排，显出文体的主次先后，这些都跟南朝和唐代有异。

三是文学总集提供的证据。这些文体，还是六朝隋唐总集的常客。唐初许敬宗编的大型先唐总集《文馆词林》中，就有魏孝文帝、节慜帝、孝静帝、北齐文宣帝、孝昭帝、魏收、阳休之、温子昇的诏敕，高允、魏收、薛道衡、李德林的碑颂。《文苑英华》中此四体比重尤大，诏敕从卷三八○到四七二共计一百七十三卷，下分数十个小类，檄移占七卷，碑诔志墓表行状从卷八四二到卷九七七，占一百三十五卷。三部分合计，约占《英华》的三分之一。《英华》虽是宋人所编，但效仿的是《芳林要览》《类文》《文馆词林》等唐人编的总集，其编撰体例、文体观念都是承自前朝，并非宋人新创。而且因为汇编的是自梁陈到五代的作品，里面有相当多的北朝诏敕、碑志。故《英华》所录的这几类文章也部分反映了北人的文学观念。从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朝部分也可看出这种文体构成，其中诏令、奏疏、碑志、书檄比重最大，其他文体不能相比。温子昇就只有诏令、表疏、奏状、碑铭各数篇，其他称为名家的源怀、高允、高祐、邢峦、阳固、魏收、邢邵、崔瞻的情况也差不多。不仅有归属的作品多为诏令、表疏、碑铭，就是阙名的残文，文体也是诏书记颂铭，这又从文献存传反映了文体的社会接受度，说明当时认可的就是这些文体，表明了当时文士的侧重点。

四是隋唐宋类书中的大量实例，彰显出文体份量。《北堂书钞》卷一○二艺文部，列有诗赋颂箴连珠碑诔哀辞吊文。卷一○三艺文部，列有诏敕章表书记符檄，排序都很靠前，表明重要性程度要高于其他文体，并且每个标目下都有相应实例佐证。《艺文类聚》中载录的主要也是诏敕、碑志，其中属北朝的碑文是为太尉、司徒、司马、司空、尚书令而作，出自名家之手。寺碑尤有特色，北朝作家较多。名文有卷七六周王褒《善行寺碑》，卷七七后魏温子昇《寒陵山寺碑》《印山寺碑》《大觉寺碑》《定国寺碑》、北齐邢子才《景明寺碑》《并州寺碑》。《太平御览》文体部分，依次为诗、赋、颂、赞、箴、碑、铭、志、诏、策、诰、教、檄、移、露布，几乎每个文类都有北朝实例。

这种排序不仅表明了文体的位置先后，也反映出古人文学观念跟现代的差异。现当代是以文学性强弱为标准，古人则以文体为文学。在中古北方，这种观念尤其强烈、鲜明。判断一篇作品是否为文学，不是看写得优不优美，而是根据体裁，体式上属于时人心目中的文学作品，那就视为文学，否则就不承认。诏令、史传、碑志、书檄恰好满足了这一要求，而且和社会生活及政治需要有紧密关联，既有实用，又有地位，所以被认为是高层次的文学。大概在北朝人心目中，所谓大手笔，主要就是指诏令、碑颂、书檄这三体实用文，外加作为专书的史传。北朝史传虽是专书，各有体例，但从散文史和文章学的研究角度看，也是历史散文、传记体裁，政治地位和文学层次都很高，作者极多，名家辈出，加以重在叙事，比较务实，和政治的关联紧，故历来是北朝文学的重点，多数北朝文章名家都修过史。唯有奏议和表疏，北朝文士虽然也作过不少，但是文体过于普通，各朝都有，无时代特色，故本文弃置不论。诏令虽则各朝也有，但是对北朝而言有特殊的意义。北朝格外重视诏令，把这种政务性公文当成了文学的最高层次对待。北魏献文帝和孝文帝甚至亲自写作，“诏令殷勤”[4]，形成一个皇帝亲自草诏的传统。从北魏到北周，几乎每个皇帝都有这类文章。保存在《文馆词林》弘仁本的残文，就有二十多篇诏诰是北朝八位帝王所作。为了草好诏诰，遴选本国最好的文章作手专职写作，魏收、邢邵、温子昇、李德林，即是作诏的高手，社会声誉极高，所作诏诰本身也不乏文学性，故当另眼看待。

二、北朝的文章四体

(一)诏令：北朝文学的最高典范

诏令古称王言，是以帝王名义发布的行政命令，乃一朝的国政所系，有重要意义。且其撰写各自有体，强调文采和气势，要求措辞得体，用语精炼，写作要求很高，北人极为重视。围绕诏令的撰写，集中了北朝文坛的多数名家，形成了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献积淀。开展对此类文体和文献的研究，意味着把北朝最重要的政治-文学类文献纳入研究视野，其意义不言自明。目前学界对唐宋诏令已有了较好的文献汇编。先唐方面，文章总集中也有不少。但所做工作为文献辑集，并非文章学研究。目前北朝文章研究日趋深入，唯独没有从文章学角度提出的北朝诏令研究。古代文学研究一向重纯文学，轻应用文。诏令受此影响，着力一向不够，北朝诏令研究尤缺，然而又是北朝散文的重头，忽略了它，就是研究上的一个重大缺项。此前学界对北朝诏令的文献详情、发展简史、文体演变、代表作家并不清楚。古代正史目录自《隋书·经籍志》到《明史·艺文志》，除《新唐书·艺文志》外，都是放在集部，历代混编，并未区分南北。至《四库全书总目》见其体尊重，方升入史部，单独成类，曰“诏令奏议类”。这一做法虽是着眼于诏令的地位，但也提醒我们，这种文章确有独到价值，当特别对待。在目前各种文学研究都在趋深的情况下，尤需大力加强。

魏晋南北朝随着台阁制度的发展，诏令的撰写日趋精密。早在梁代，草诏就成了专门之学。《隋书·经籍志四》总集类著录的诏令已达三十多种，还出现了《梁武帝制旨连珠》这样的断代诏令选集，北朝亦有《诏集区分》这样的通代诏令分类选本和《门下诏书》这样的专书，可见至迟在北魏中期，草诏已成专门之学，其地位不是奏议可比的。古代奏议虽多，但一般臣僚都写，并不复杂，毕竟只是常行文体。诏令则为文章之极致，负责草诏的中书舍人亦为文章之极选。很多北朝文人都汲汲于斯道，把自己锻炼成出色的王言作家，以适应社会需要。在北朝，擅长作诏的有魏收、邢邵、温子昇、崔瞻、李德林、卢思道等，都是当时的所谓“大才士”，其文学声誉和业绩与草诏一事很有关系，从中就可看出诏令对作家声誉和地位确立的支撑作用。《北齐书》载，邢邵为文，长于章表、诏诰。孝昌初，与黄门侍郎李琰之对典朝仪。自明帝之后，文雅大盛，邵文章之美，独步当时。毎一文初出，京师为之纸贵，读诵俄遍远近。永安初，累迁中书侍郎，所作诏诰，文体宏丽。其北朝文学名家地位的取得，“北地三才”文学并称的获得，与他善作诏诰章表就有直接关系。另一名家魏收，其才名也在修史和草诏二事上。《魏书·自序》及《北齐书·魏收传》载，魏收最初被朝廷录用，就是靠了有草诏之才，为文敏速，以表现出众而迁官散骑侍郎。孝武帝初开始草诏，“文诰填积，事咸称旨”。到北齐神武帝时，已号为“天子中书郎，一国大才”[5]。“先副王昕使梁，不相协睦。时昕弟晞亲密，而孝昭别令阳休之兼中书，在晋阳典诏诰，收留在邺，盖晞所为。收大不平，谓太子舍人卢询祖曰：‘若使卿作文诰，我亦不言。又除祖珽为著作郎，欲以代收。’司空主簿李翥，文词士也，闻而告人曰：‘诏诰悉归阳子烈，著作复遣祖孝征，文史顿失，恐魏公发背。’……每有警急，受诏立成。或时中使催促，收笔下有同宿构，敏速之工，邢、温所不逮。”[5]以诏诰为文学的代表，著作(修史)为史学的代表，从中可见诏诰在北朝文士心中的正宗地位，更可见出名家成长与草诏一事的关系。诏书本身就行文简洁，语气错综，笔力雄健，有辞藻气势之美，文体堂正，加上政治地位极高，故最易获得世人认可，博得文士青睐。由于地位高，分量重，对撰写者的要求也极高，不仅要措辞得体，行文有法，而且得为文敏速，能够应付紧急事态。不具有这样的才能，就是不称职，不会被录用。所以北朝社会文士虽多，草诏的高手却没有几个。他们认为，唯有这样的诏诰写得既快又好的文人，才是“一国之大才”，其他人都当不起这个称誉。前述《北齐书》引文中魏收所说的“文”“史”还有特殊的含义，不是今人理解的文和史，而是指撰文和修史这两件北朝文士看重的大事，关系到文士的地位、声誉，是指职务、官位。但从中也可看出，在北人心目中，诏诰属于文学门类，著作属于史学门类，对文人都重要，二者能居其一，即可称为文士。《北齐书·文苑传序》：“天保中，李愔、陆邛、崔瞻、陆元规，并在中书，参掌纶诰。其李广、樊逊、李德林、卢询祖、卢思道，始以文章著名。皇建之朝，常侍王晞，独擅其美。河清、天统之辰，杜台卿、刘逖、魏骞，亦参知诏敕，自愔以下，在省唯撰述除官诏旨。其关涉军国文翰，多是魏收作之。及在武平，李若、荀士逊、李德林、薛道衡，为中书侍郎，诸军国文书及大诏诰，俱是德林之笔，道衡诸人皆不预也。”[8]引文中的文翰、文章多指军国文书、朝廷诏诰。文中提到的北朝名家也都是草诏高官，帝王亲近，管司机密，其成名与任职有密切的关系。负责草诏，撰写重要的时务性文体以应急，诏诰一出，士林传诵，他就能迅速成名。这也表明在北朝文人看来，唯有诏诰才是最能代表文学创作高度的文体，能获得社会认同，存国之颜面及文士之体面，类似这样的地位和作用，其他文体就不能相比。由此看来，首先是诏诰的政治地位决定了其文学地位，其次是其文学品质决定了文学价值。诏诰都经名家写作，仅以词华之美而论，也是盖代的。

其中重要诏书所记乃军国大事，不容丝毫马虎。《魏书》卷一二载，孝静帝将禅位于文宣帝，诏书就是事先作好的，禅代之际，即将预先写好的诏书交付大臣杨愔进于帝。卷一九中载，元顺在宫中为官，所作诏书文辞优美，同僚嫉妒。高道穆为中书舍人，元颢逼虎牢城，或劝帝赴关西，帝以问道穆，道穆反对，其夜到河内郡北，帝命道穆秉烛作诏书数十纸，布告远近，于是四方知乘舆所在。温子昇为中书舍人。庄帝杀尔朱荣，当时赦诏皆子昇之词。阳休之性疏放，齐受禅时修起居注，坐诏书脱误，左迁骠骑将军。表明北朝诏令皆军国大事，事关机密，择人慎重，且文辞优美，音调抑扬，世人看重。从正史行文提到的频率和排序，也可看出主次先后。崔?博学有辞藻。自中兴迄孝武帝，诏诰表檄，多?所为。祖珽文章之外，又善音律。帝虽嫌其数犯刑宪，而爱其才技，令直中书省，掌诏诰。魏收北齐武成帝崩，掌诏诰。文宣帝天保十年十二月，召于御前立为诏书，宣示远近。李德林北周初从驾至长安，诏诰格式及用山东人物，一以委之。武帝谓群臣云：“我常日唯闻李德林名，及见其与齐朝作诏书移檄，我正谓其是天上人，岂言今日得其驱使，复为我作文书，极为大异。”[6]高闾永明初为中书令，委以机密。文明太后甚重闾，诏令书檄碑铭赞颂，皆其文。崔瞻以才望知名，天保中为司徒属，杨愔欲引为中书侍郎，时卢思道直中书省，因问思道曰：“我此日多务，都不见崔瞻文藻，卿与其亲通，理当相悉。”思道答曰：“崔瞻文词之美，实有可称。但举世重其风流，所以才华见没。”愔云：“此言有理。”[5]便奏用之。崔衡天安元年，擢为内秘书中散，班下诏命及御所览书，多出其手。李敷为秘书中散官，以聪敏，内参机密，出入诏命。常景普?初，除秘书监，以预诏命之勤，封濮阳县子。徐纥以文词见称，世宗初，除中书舍人。清河王怿以文翰待之，仍领舍人，军国诏命，莫不由之。时黄门侍郎太原王遵业、琅邪王诵，并称文学，亦为纥秉笔，长直禁中，略无休息。前述引文中的文词、文辞、文翰、文笔、笔札，主要就是指的诏诰、书檄等服务于时政的实用文，按照今人理解，文学性贫弱，称之为文书或者更加妥当，当恰恰是这些文士的特色和亮点所在，彰显了和南朝文学的显著差异。

(二)史册：北朝文学的另一重心

修史是北朝重视的另一件大事，史书也被北朝文士当成正宗和主流的文学体裁，而不仅仅是一种历史著述。为了修好史书，从北魏起，即在内廷设置有专业史官——起居令史，负责记录人君言语举动及每天的国家大事，每行幸宴会，则在帝之左右。后又别置修起居注二人，以他官领之，而隶属集书省。北齐别置起居省。北周以春官外史掌此事，以为国记，旨在彰邦国之美恶，申褒贬之微旨，为惩劝之大法，著为典式，垂之后裔，事关重大，从文字表达到人事叙述都有很高的要求。史书在北朝所占据的文学正宗地位，正是从它和政治的紧密关系中体现出来的。由于史书所记事关褒贬得失，史官司笔削之任，所以用人也很慎重，写作上尤其讲究，重要事件记载皇帝甚至会亲自过问。为了撰好国史，仿效晋代官制，在秘书省成立著作局，有著作郎一人，佐郎八人专职修史。围绕此事，聚集了北朝最优秀的文人。北朝知名文学家，修史的占去一大半。崔浩、崔光、李彪、高祐、高闾、邢邵、魏收、温子昇，就都是著作局培养出来的著名作家。最初的名家为道武帝时秘书郎邓彦海，著《代记》十余卷。接着为名臣崔浩，著有《晋后书》五十余卷。此后撰录国史的有崔览、高谠、邓颖、晁继、范享、黄辅、游雅、高允、高祐、程骏、李彪、崔光、李琰之，皆以秘书官参著作事，各有成书数十卷。此后名家名作则有邢峦《孝文起居注》及崔光、王遵业的补续本，温子昇主修的《孝庄帝纪》，王晖业撰的《辨宗室录》。北齐天宝中，由秘书监魏收博采旧闻，勒成一书。又命刁柔、辛元植、房延祐、睦仲让、裴昂之、高孝幹等助撰，成《魏书》百三十卷，形成今本《魏书》叙事繁富，史文繁重的著述特点。

跟其他朝代不同的是，北朝修的是当代史，前代史并不在修撰范围，听由文士私撰，亦不算犯法。因为当代史的编撰，关系到本国的名人高官甚至在世人物，这就涉及很多方面的敏感问题，写作上有更高的要求，审核也会更严格。最起码，记载史实要齐备，重要人物和事迹不能漏略过多，褒贬人物必须合实。出于这样的写作要求，同时也是因为不同于南朝的修史观念，北朝文人修史，记载史事特重细节，历史事件的原因、经过、结果，逐一叙述，不像南朝史书，叙事简略，遗漏甚多。

这就形成了北朝史书善于叙事，有《左传》之风的写作特点。叙述务求详尽，资料翔实，史事繁多，文风古朴，不事藻饰。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南北文学观念不同，北朝人对待史书的写作重于叙述，注重细节，不重文采，不事修饰。另一方面，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述，乃是因为“文各有体”[7]，是史书所用文体本身的原因，“此等著作是‘笔’，以叙事为宗，不得不减损雕绘，非北人与南人异。”如魏收《魏书》，“叙事佳处，不减沈约《宋书》；‘笔语’当为大宗，而为‘秽史’恶名所掩。”[7]观其本纪和列传，叙述之详尽，资料之丰富，远非南朝诸史可比。以篇幅而论，《南齐书》《梁书》《陈书》三书合计，字数也才略微超出《魏书》。全书所记人事极多，语言精练，对话生动，有各种不同的叙述手法。既重视记事，也重视写人。不仅写人物，还记语言，记战争，表世态。写人方面尤有特色。通过描写、对话、行动、外貌来写人，还通过专传、合传、类传来写人。同一个家族人物，多为家传或类传，重要门第、家族，自北魏初到北齐初，叙述几无遗漏。多者子孙宗族至数十人，颇似家谱家传。每篇传记皆搜括史料，铺陈细节，史文繁重，连篇累牍，内容之丰赡，跟南朝史书的叙事简略，文字粗疏形成鲜明的对比。名臣传记叙述尤详，动辄数十页，读来不胜其烦。这种感觉，是读唐以前史书所少有的。一般来说，宋以后正史内容繁重，唐以上史书叙述简略，唯独《魏书》反其道而行之。不仅魏收，整个北朝史书都有这个特点。东汉到南朝，史书的编撰是以文字简约为高，认为只有这样才是善于叙事，长于概括。北朝则不然，不是以文字的简约来定史书的优劣，而是强调史事、人物记述的无遗漏，材料搜集的详尽，完备。史文繁简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文字问题，而且关系到对历史的见解，对材料的取舍。北朝史书格外重视叙事的完备无遗，为此，对史料搜集也有求全求备的要求。但在编撰中，对材料的取舍并无很多的讲究，文辞主于能够充分，完足地表情达意，并不像晋代和南朝，主张史书编撰事增文简。刘知几《史通》提到的几位北朝在叙事方面取得了成就的史家，如崔鸿、李德林、魏澹、王邵、卢彦卿、崔子发，所著之书，都有叙事委备详尽的著述特点。可见善于叙事，内容详密，资料丰富，史事繁多是北朝史学的显著特点。北朝史传都以古朴的散体行文，是一种叙事之文，从文学角度说，这一特点正好也反映了北朝文学重叙事，轻抒情的写作特点。而且北朝史传中那些详尽的史文，还包含有许多文学性强的篇章，诏诰、书檄、奏疏、章表、诗赋等多种文体，都有辑录，在编撰上是存文于史。同时，那些各种体裁的文章，多数是以叙事为宗的记叙文，非关抒情，里面能够将主观情感包含在客观叙述之中，寓论断于叙事。看似琐细小事，却能够反映当时的政治制度、社会风俗、文化氛围、时代观念，小中见大。许多重要社会现象，在史书的正文里没有记载，在引用的文章里面却有不少。很多文章表面上看属于文学体裁，实则保存了大量的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信息，能够反映当时的历史实况，这又是文中有史。综合来看，北朝史书乃是一种文学化的历史和历史化的文学，大体的结合方式是以史为本，以文为用，存文于史，史中有文，文中存史。

北朝史籍，现存最完整的大部头著作，唯有《魏书》。表面上看，它是魏收撰的，但魏收以前的数十位史家都参与了北魏国史的撰写，魏收不过是总括其成。其详密完备，注重细节，喜欢铺叙，多载对话，多录诏诰表疏奏状的文体特点，不仅是《魏书》的特点，也是北朝史学的特点，当理解为北朝叙事文的成就。刘师培云：“文章之用有三：一在辩理，一在论事，一在叙事。文章之体亦有三：一为诗赋以外之韵文，碑铭、箴颂、赞诔是也；一为析理议事之文，论说、辨议是也；一为据事直书之文，记传、行状是也。”[8]据此，则北朝发展的是“诗赋以外之韵文”“据事直书之文”，其成就乃在叙事之文上。周一良《魏收之史学》称：“魏收之书，详略得当，近于实录。”篇幅较之南朝诸史，“详略悬殊，而记载大事皆能简当扼要”[9]，其说固确，但魏收之书的前身，是北魏国史，此外还有北魏史臣的私撰史书，不是他一人的成果，保留的是北朝史学重叙事，重细节的优点和传统。其史料来源至少包括邓渊《代记》、崔浩《晋后书》、崔览、高谠、邓颖等《国书》、邢峦、崔光、王遵业《孝文起居注》、温子昇《庄帝纪》、元晖业《辨宗室录》，集成了北魏北齐的史学成果，是研究北朝叙事文学的最佳材料。书中尤为重视历史事件的记录，精彩篇幅不少，数十篇名臣传记都有这种笔法，在史传文学中，实属上乘之作。虽拙于写景状物，但叙事详尽，文风质朴，反映生活面广，容量较大，优点突出[9]。而且北朝史官修史之余，还要负责撰写各种应急文字。如邓彦海，道武帝定中原时，擢为著作郎。修史之外，还参定朝仪、律令、音乐及军国文记诏策。崔浩修史之外，朝廷礼仪、优文策诏、军国书记，尽归掌管。李彪在魏孝文帝朝专职修史，著诗颂赋诔章奏杂笔百余篇。北朝文人的文集就是利用职位之便编成的，是在职期间撰写的文字汇编。

北朝修史一事还培养出十多位年轻作家。高祐孝文帝初，拜秘书令，改写国史，著作郎以下有才用者尽取之。高允领著作郎，以年迈，引青年才俊刘模参撰，选为校书郎，毎日同入史阁属述时事，如此五六岁，方成篇卷。崔光拜著作郎，与秘书丞李彪参撰国书，为孝文帝所知待，称其才华浩浩，如黄河东注，“固今日之文宗”[4]。崔鸿弱冠便有著述志。以五胡十六国各有国书，未能统一，乃撰《十六国春秋》百卷。此外，傅毗、阳尼、邢产、宋弁、程灵虬等，均以文才见举，参与著述。韩子熙、韩兴宗、韩显宗三人一门修史，其文学皆从史学出。《北史》载：“孝文曾谓显宗及程灵虬曰：‘著作之任，国书是司。卿等之文，朕自委悉。中省之品，卿等所闻。若欲取况古人，班马之徒，固自辽阔。若求之当世，文学之能，卿等应推崔孝伯。’又谓显宗曰：‘校卿才能，可居中第。’谓程灵虬曰：‘卿与显宗，复有差降，可居下上。’”[10]一国之帝王，竟然以史笔高下来铨衡人才高下，从中可知修史一事的分量轻重。以上所列，均为北朝名家，其得名是缘于修史，而非作文。可见修史是造就文学家的另一重要途径，上述史事，也从事务性质和人才培养上表明了北朝史学对文学的促进作用。

再说，即使就文辞之美而言，北朝史学也是不缺乏的。特别是北齐以后，史学风气转变，一改汉魏古朴之风，变为南朝之雕饰。刘知几《史通》云：“盖史者，当时之文也……是以略观近代，有齿迹文章而兼修史传。其为式也，罗含、谢客，宛为歌颂之文；萧绎、江淹，直成铭赞之序。温子昇尤工复语，卢思道雅好丽词……但自世重文藻，词宗丽淫，于是沮诵失路，灵均当轴。每西省虚职，东观伫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11]表明史书文学化，语言精美化乃是一个大势，南北朝都有，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三)碑志：北朝文学的代表样式

自西晋始，秘书省就置有文史撰述部门著作局，内有著作郎、著作佐郎负责写作文章，在其中任职者，通称史官，实为官方任命的专职作家，其所编撰者乃大臣将相传记，有不同的政治背景和意图。普通人士的传记则不经著作局，而别属民间，听由人臣私撰，不以为非。北魏建国，继承晋代官制，成立秘书省著作局，专司著述，内有专业人员数十人。这些人平日在秘书省的工作不是校书，而是著述，即编撰书籍，写作文章。碑志因为地位甚高，世人重视，自然也在其掌管范围内。论性质属于记事之文，非关论议，与传记同体，都是记述某人或某个家族、地域人群的一生行实，重在纪实。本来，以今日的学术眼光看，碑志主要是一种历史文献，而不是一种文学性强的文体，史料价值比文学价值要高。但在北朝却不然，是一种最受重视的常用文体，居于文学的主流，地位反而要比诗赋高。身为北朝文士，必须谙熟此体的撰写，方能有地位，有成就。撰写要求也不高，只要把人物的家世、生平记述得完整、清楚、明白，详尽可据，那就是善于叙事。这样的书籍和文章，就等同于高层次的文学，并不是从作品是否优美形象感人来看的。汉晋和刘宋因为立碑过多，叙事不实，风气不正，而遭禁毁。但北朝和隋唐并不禁碑[12]，不仅不禁止，还十分提倡，全社会从上到下，对于树碑立传一事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和重视，每有高官、名流去世，必请名家写作碑志，树于道旁，供人诵读。同样是石刻传记，但北朝更加重视竖在路旁的石碑，而不是埋在墓道的墓志，大意以为树碑颂德，唯有以此方式来广而告之，宣传效果才更好。因为这些特点，出自名手的名臣碑志，广泛传播于士林，被当作文学范本来对待。擅长撰碑的文人社会地位特别高，仅仅长于诗赋的则被视为无用之人，世人看不起。从王侯、大臣、妃嫔去世到文武臣僚建功，都要安排专人来撰碑作颂，称为“诏撰”。一般的惯例是委派著作郎或其他史官去负责撰碑铭。以上所述都是官方行为，有政治意图。官制之外的民间的普通人士去世，这方面也有十分强烈和普遍的需要。碑颂的社会地位和文学正宗身份，就是在这种上下一气的认同中自然完成的。

《文心雕龙·诔碑》云：“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此碑之制也。”[13]可见撰碑和修史还很有关系，北朝的碑志作家就多是史官。盖因二者都重在记事，以散笔行文，承担的都是史书的记叙职能，只是文体形式不同，“本同末异”而已。《魏书》中载有大量的实例。例如高遵涉历文史，颇有笔札，进中书侍郞，诣长安，刊《燕宣王庙碑》，进爵安昌子。阳休之在中山及治西兖，有惠政，吏民所怀，去官之后，百姓树碑颂德。表明北朝上下都格外重视碑铭写作，平日留意此事，指派专人负责。魏孝文帝甚至带头树立榜样，亲自写作，《弔比干碑》《郑羲碑》即很有名，其作品实是带文性之史或带史事之文。从文体看，最符合这一特点的就是碑志。因是人物传记，史家往往取以修撰正史列传；但它分明又是文章之一类，为文之一体，自古为文士所掌，文人所长。因为体兼文史，官方和民间都重视，从而成为贯穿于中古文学史的一种大文章，中古士人所看重的“笔”之一，据之可检验人才高下，观察文章流变和文体演变。要考察北朝文学史，碑志是理想的备选对象之一。

多数北朝作家的成名都与撰碑有关，碑志甚至是其文学声誉和政治地位的支撑，其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胡方回仕夏国赫连屈丐，为中书侍郎，辞彩可观，所作《统万城铭》《蛇祠碑》诸文，颇行于世。高闾为中书侍郎，奉诏造《鹿野苑颂》《北伐碑》，献文帝善之，位至光禄大夫。卢思道聪爽俊辩。年十六，中山刘松为人作碑铭，以示思道，思道读之，多所不解，乃感激读书，师事河间邢子才，后复为文示松，松不能甚解。邢虬善与人交，作碑颂杂笔三十余篇，号为名手。祖珽词藻遒逸，少驰令誉，世所推重。并州定国寺新成，神武帝谓陈元康、温子昇曰：“昔作《芒山寺碑文》，时称妙绝。今《定国寺碑》，当使谁作词也？”[5]元康因荐祖珽才学，乃给笔札，令起草，二日内成，其文甚丽。温子昇文章清婉。为广阳王元渊门客，在马坊，教诸奴子书作《侯山祠堂碑》，常景见而善之，称“温生是大才士”，由是知名。熙平初，召辞人充御史，同时射策者八百余人，子昇等二十四人为高第，遂补御史，时年二十二，台中文笔，皆子昇为之。成名后，常作碑志，其代表作《寒陵山寺碑》青史垂名，论者称其气势宏大，不乏藻采[9]。萧衍使张皋写子昇文笔传于江外。正光末，为广阳王元渊东北道行台郎中，军国文翰，皆出其手，才名转盛，人称“温郎中才藻可畏”。有文笔三十五卷，其中多数是碑志、表启、奏疏。徐纥除中书舍人，太傅清河王元怿以文翰待之。保定四年，涪陵郡守兰休祖阻兵为乱，诏陆腾讨之，巴蜀悉定，令其撰碑纪功。常景雅好文章。宣武帝季舅护军将军高显卒，其兄右仆射高肇托景及尚书邢峦、并州刺史高聪、通直郎徐纥各作碑铭，并以呈御，帝悉付侍中崔光简择。光奏：景名位处诸人之下，文出诸人之上，遂以景文刊石。以上七位北朝文章作者的官位、文誉，就取决于其撰碑的才能。而史书对他们文学业绩的称许，也是以文笔、文翰等关键词来包举，而以碑志为标目，可见其优长所在。

北朝重碑志，承传的是汉魏传统。自东汉起，碑颂的地位就日高，而且碑字往往和颂连用，带有表德纪功，弘扬儒家文化观念的功能。每有后妃、名臣、高官去世，必诏史官树碑颂德。桓彬、崔瑗、李膺、陈寔、杜密、荀淑、蔡邕、戴逵、皇甫规、孔融、服?、张升、张超、孙绰、庾阐都是碑颂能手。刺史郡守擅长撰碑的颇多，本州有重要人物去世，必为上奏请求诏准立碑表墓。北魏把这一套全盘继承下来，帝王亲自提倡，风气愈盛。国家出师献捷，必树碑以记。史官邓颖有文学。太武帝幸漠南，高车数万骑诣行所，诏颖为文铭于漠南以记功德。登国六年九月，道武帝于五原大坡匈奴刘直力鞮，还纽垤川，于棝阳塞北树碑记功。明元密皇后杜氏崩，诏为其别立寝庙，树碑颂德。北朝功臣穆崇卒，孝文帝追思其勋，令著作郎韩显宗撰碑建于白登山。著名道士寇修之卒，太武帝诏秦、雍二州立碑于墓。以上作碑都是帝王授意。由于朝廷提倡，因此文士也重视。今人看到的王褒、庾信、邢邵、魏收、温子昇的碑志就是这么来的。魏收平日为文，就“唯以章表、碑志自许，此外视同儿戏”[5]，把章表和碑铭看得极重，以为其他文体无法相比。温子昇文名极高，南北公推为河朔文伯，而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魏文》(卷五一)存文无几，辑存者唯有碑铭九首，外加诏诰、表疏、奏状数篇。虽为残文，但仍有体气清绮的特点，在辞采清丽方面，跟江左并没无两样[7]。庾信长于撰碑，群公碑志，多相请托，唯王褒颇与信相埓，自余文人皆不及。庾信之外，其他人的情形也大抵如是。表明章表碑颂为多数北朝名家的专长，擅长此道，就是北人心中的大才士，很受欢迎，容易成名。《宋书》载，裴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实，上表陈之曰：“勒铭寡取信之实，刊石成虚伪之常……不加禁裁，其敝无已。”[14]认为碑志写作须贯彻史家实录精神，是处说是，非处说非，无所避隐，方称实录。这一观念，跟东汉以来去浮华，重质实的文学思想是一致的。从王充《论衡》到裴松之上书，都是反对虚浮伪饰，强调真实可信，足以传世。真实性是史书的生命，也是碑志的生命。碑志的价值首先在于记载的合实，可以凭信，其次才是文章的文学特性。裴松之的话反过来看，则表明北朝社会对碑志的看重。碑志的本职是叙事，重碑志也可解为重叙事。这是北方人士的文学观念，秉承汉魏，经过北朝统治者的提倡，变成一种更加浓厚的社会风尚。直到盛中唐，北方作家擅长碑志的仍多，而江南作家则长于诗赋骈文，在文体崇尚上仍有南北之别，反映出北朝文化的深远影响。

(四)书檄：具有时代特色的北朝实用文体

书檄是军书和檄文的合称，二者乃广义的檄文。这样的文体在和平年代没有用场，战争年代却广受欢迎，大放异彩。魏晋南北朝乃是史上最有名的乱世，战争不断。战事之外，各朝还有为数不少的内乱要勘定。这样的不稳定时局使得北朝社会急需擅长写作书檄的作家，书檄作手应运而生。自东汉末到唐代初，乱世维持了四百年，书檄也流行了四百年。直到唐初天下一统，终结乱局，这类文书才归于消歇，此后也未见起色。故可以说，书檄是魏晋南北朝最富有时代特色的文体，只因多数作品成于军旅战阵，无暇修饰辞藻，止于能够达意，文学性贫弱，加以成文于千余年前，文献保存不好，故今人不了解。所能看到的都只是一些名文，而且还不是全篇，断简残章居多。其中的精彩部分，被历代正史、类书、总集节录，其余则被删除，难窥全貌。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录魏晋南北朝檄文多达47篇，表面上看蔚为大观，实则所得有限，据估计，应为当时所写的极小一部分[15]。《艺文类聚》卷五八引《东观汉记》载：光武帝数召诸将置酒赏赐，坐席之间，公孙述、隗嚣所发之檄，日以百数，忧不可胜。又《隋书·李德林传》：“未几而三方构乱，指授兵略，皆与之参详。军书羽檄，朝夕填委，一日之中，动逾百数。或机速竞发，口授数人，文意百端，不加治点。”[6]这里所举仅是两个普通例子，一天之内，写出书檄就数以百计。据此估算，历代累加，总量之大，可想而知。这样的实例也说明，书檄是一种发布政令，号令天下的应用文，性质跟诏书相近，但比起诏书更有号召力和应急色彩。乱世军兴，写得最多的就是这种文体。大都成于易代之际的政权更迭，内部叛乱或外族入侵，事态紧急之际，每到这些时候，都最需要檄文来发动群众，打击敌人。这时候，书檄就成为一种特殊武器，不仅有很强的号召力、战斗性，还有舆论宣传功效，语言上具有攻击性、煽动性，特别能够耸动人心，激发士气。类似特点和作用，是其他文体所无法相比的。北朝因为地属中原，长期战乱，故书檄的写作较之南朝更加突出，长于此道的多达数十位。单北魏一朝就有多位。如高允，自文成帝至献文帝，军国书檄，多其所作，直到晚年方荐高闾自代。崔玄伯作文有选择，自非朝廷文诰、四方书檄，初不染翰，故世无遗文。胡叟高宗时，奉召与宗舒并作《檄刘骏蠕蠕文》，以文劣于叟，遂归家。高闾文章富逸，为献文帝所知，数见引接。永明初，为中书令，委以机密。文明太后甚重之，诏令书檄碑铭赞颂，皆其文。崔?有辞藻，自中兴立后迄于武帝，诏诰表檄，多其所为。孙搴以文才著称，太保崔光引修国史。高祖西讨，登风陵，命李义深、李士略共作檄文。二人皆辞，以搴自代。高祖引搴入账，吹火促之，搴援笔立成，其文甚美，高祖大悦，即署相府主簿，专典文笔，大见赏重。李绘有文才，齐王萧宝夤引为主簿记室，专管表檄，待以宾友。杨愔转大行台右丞。于时霸图草创，军国务广，文檄教令，皆自愔及崔?出。魏收文笔清壮，才思敏捷。侯景叛魏入梁，率兵伐魏，文襄帝在晋阳，令收为檄文，凡五十余纸，不日而就。又檄梁朝令送侯景。初夜执笔，三更便成，文过七纸，文襄壮之，诸人曰：“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国之光采。雅俗文墨，通达纵横。我亦使子才、子昇，时有所作，至于词气，并不及之。”[5]祖君彦少有才学。隋大业中，为李密所得，署为记室，军书羽檄皆成其手。以上所举，皆为北朝书檄的著名作手。

至于书檄的写作特点及时代背景，则《周书》卷四一有很好的概括：“既而中州板荡，戎狄交侵，僭伪相属，士民涂炭，故文章黜焉。其潜思于战争之间，挥翰于锋镝之下，亦往往而间出矣。若乃鲁徽、杜广、徐光、尹弼之俦，知名于二赵。宋谚、封奕、朱彤、梁谠之属，见重于燕秦。然皆迫于仓卒，牵于战争，竞奏符檄，则粲然可观；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非其才有优劣，时运然也。”[16]引文中的符檄指广义的檄文，与军书义近。但前者能切时用，后者不乏文采，故受欢迎。《北齐书·赵彦深传》：“徵补大丞相功曹参军，专掌机密，文翰多出其手，称为敏给。”[5]这里的文翰就不是泛指，是指檄文之类的事关机密的文书。《文苑英华》卷六四五檄文类所收七篇檄文，就非常有名，文学性强。计有孔休先《为彭城王檄征镇文》、佚名《为太祖檄齐神武高欢文》(西魏永熙三年作)、杜弼(《艺文类聚》卷五八作魏收)《为东魏檄梁文》、佚名《为行军元帅郑国公檄陈文》(周宣帝大象元年作)、卢思道《为北齐檄陈文》、佚名《为侯莫陈悦檄陈萧摩诃文》《隋檄陈尚书江总文》。卷六五六檄文类，有祖君彦《为李密檄洛州文》、房彦藻《为李密檄窦建德文》、孔德绍《为窦建德檄秦王文》、魏征《为李密檄荥阳守郇王庆文》。以上十一篇檄文，均出北朝名士之手，写作目的都是声讨对方，揭露罪恶，宣扬正义，敦促归降。多用骈俪文体写成，写得气势磅礴，理足气盛，充分发挥了骈文文体的优长，大量运用排偶句式，句子齐整，语意凝练，提炼警句，不仅增强了宣传力度，也增强了文章美感，使之更易于传诵，故这些骈文反而广泛流传，反响极大。《东观汉记》载，隗嚣为故宰府掾吏，善为文书，每上书移檄，士大夫莫不讽诵[17]。可见尽管是战争的缝隙写成的，应急性强，文字上不够讲究，但是写得好的檄文，文学性还是不乏，只是今人未见原文，多不了解。今日看来，其文学性在于运用夸张、比喻、排比、虚词修饰的笔法，增强语言的声势和威力，气盛辞刚，中间还有成段的优美描绘和连贯叙述及雄辩的说理，从不同侧面增强了文学特性，应属于北朝散文的重要门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