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建华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观念在欧洲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衍变史，希洛泽、维兰德最早使用了该词，赫尔德尔在“外国文学”的意义上论述了这个观念。“世界文学”和“外国文学”首先是基于国别文学/民族文学的划分之上的。“外国文学”是精心选择的、与本国不同语言/文化的一个或多个国别文学的统称。外国文学，往往与民族文学有紧密的关联。对民族精神的自觉与民族自信程度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待外国文学的态度与立场，尤其是如何看待与外国文学的国际(交往)关系史。赫尔德尔《关于近代德国文学的片段》(Johann Gottfried Herder．ÜberdieneueredeutscheLiteratur．Fragmente， 1767)从各国文学(特别是德国文学)同外国文学的关系中意识到、确立了民族文学观念。

一、希洛泽与维兰德的“世界文学”观念

15世纪末，哥伦布、麦哲伦开启的大航海时代为欧洲文学展现了新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全球图景，尤其是东方文学和文明激励了整个欧洲社会。世界文学并不是世界主义的文学。F．斯特瑞奇《歌德与世界文学》(GoetheunddieWeltliteratur，1946)首次全面考察了歌德对这个文学观念的论述，深入论述了歌德对“世界文学”的贡献[1]。沃尔夫冈·夏莫尼认为，1773年A．L．希洛泽《冰岛文学与历史》(IsländischeLitteraturundGeschichte)首次使用了该词。“中世纪有一个独立的冰岛文学，这对于整个世界文学是重要的，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是北方文学，同样像盎格鲁-撒克逊、爱尔兰、俄罗斯、拜占庭、希伯来、阿拉伯和中国的文学，都从黑暗时代发展而来。(Es giebt eine eigene Isländische Litteratur aus dem Mittelalter， die für die gesammte Weltlitteratur eben so wichtig， und großenteils außer dem Norden noch ebenso unbekannt， als die Angelsächsische， Irrländische， Rußische， Byzantinische， Hebräische， Arabische， und Sinesische， aus eben diesen düstern Zeiten， ist．)”[2]然而，约翰·皮泽《世界文学的观念》认为，1772年A．L．希洛泽《普遍理论概要》(August Ludwig Schlözer：VorstellungderUniversaltheorie)最早使用了新创的术语Weltliteratur(世界文学)[3]。1772年希洛泽《世界历史概要》(Vorstellung seinerUniversal-Historie)多次使用Welt-geschichte，却未使用Weltlitteratur这个德语新词。希洛泽是哥廷根历史学派的学者，主要研究欧洲历史，著有《北欧通史》(AllgemeinenordischeGeschichte， 1772)、《儿童世界历史概要》(VorbereitungzurWeltgeschichtefürKinder， 1779)、《世界历史纲要》(WeltgeschichtenachihrenHaupttheilenimAuszugundZusammenhange， 1792--1801)。虽然希洛泽是在“世界历史”观念的基础上提出Weltliteratur(世界文学)的，然而他没有严格、准确地界定这个文学概念。

而后，维兰德也使用了这个新创的名词/术语，Weltliteratur出现在维兰德翻译的《贺拉斯书简》的最初手稿(Horazens Briefe aus dem Lateinischen übersezt und mit historischen Einleitungen und andern nöthigen Erläuterungen versehen)的注释中，1782年出版商德索刊印了《贺拉斯书简》，把该书献给魏玛大公卡尔·奥古斯特，1790年该书的增订本由莱比锡的维德曼尼西书店出版。《贺拉斯书简》(1782)的第Ⅺ页“献词”写道：“An den / Durchlauchtigsten Fürsten und / Herrn， / Herrn Carl August， / Herzog zu Sachsen etc．etc．/ Regierenden Herzog zu Weimar und / Eisenach das Wort Weltlitteratur steht．”该“献词”表明魏玛大公作为德意志文艺的保护人，促使“世界文学”(Weltlitteratur)一词得以确立。H．-J．维茨《维兰德首创的“世界文学”》指出：“《贺拉斯书简》(1782)的第二节原本是selbst dasjenige was man in den schönsten Zeiten von Rom unter dem Wort Urbanität begriff， diesen Geschmack der Hauptstadt und diese feine Tinktur von Gelehrsamkeit， Weltkenntniß und Politesse， die man aus dem Lesen der besten Schriftsteller， und aus dem Umgang der cultiviertesten und vorzüglichsten Personen in einem sehr verfeinerten Zeitalter， unvermerkt annimmt．(这甚至可以用‘优雅的/都市风格’一词来理解罗马最美好的时期，[世界]之都的趣味，[博雅的]学识的高雅色调，世界性的知识和彬彬有礼，人们可以通过阅读最优秀的作家，通过与这个高度文明的时代里最富有教养的杰出人士交往而获得这些。)”维兰德删除了Gelehrsamkeit(博雅的学识)， Politesse(彬彬有礼)，而改写作und diese feine Tinktur von Weltkenntniß， Weltlitteratur so wie von reifer Charakterbildung Wohlbetragen(优雅的行为)[4]。在此，维兰德新创的Weltlitteratur一词大致近似“博雅的学识”，也暗示是“最优秀的作品”[5]。维兰德的“世界文学”暗示了革新传统的“野蛮的/粗野的”因素，使之成为“优雅的”文化，即是英国约翰·李利“优弗伊斯”(John Lylie， Euphues：TheAnatomyofWit， 1578)的精神回响。歌德致F．H．雅各比的信(BriefsausFriedrichHeinrichJacobi，1774年8月21日)中指出“与别的民族相比，[德意志]庸俗的东西表现得更多”。

1772年维兰德受邀来到魏玛，被任命为宫廷的参议大臣，于是以公爵夫人为中心形成了名噪一时的魏玛文艺群体。1773--1789年维兰德主编了文艺批评杂志《德意志信使》(DerTeutscheMerkur)。直到1798年离开魏玛，维兰德在魏玛的创作获得了极高的文学声誉。维兰德推崇希腊悲剧(例如，欧里庇得斯、阿里斯托芬)和罗马帝国初期文学(例如，西塞罗、奥维德、贺拉斯)，歌德、席勒在魏玛古典时期显然阅读过维兰德翻译的贺拉斯书简(Horaz：Briefe， 1782)、讽刺诗(Horaz：Satiren， 1786)、卢西安诗集(Lukians sämtlichen Werken， 1788--1789)[6]。歌德在多方面受到了维兰德的启发与影响。1774年歌德创作了笑剧《神、英雄和维兰德》(Götter：HeldenundWieland)，1830年2月8日歌德为共济会写作了致悼词《讲话：对于维兰德兄弟般的纪念》(ZubrüderlichemAndenkenWielands)。维兰德的教育小说《阿伽陀传奇》(GeschichtedesAgathon， 1766 und 1767)、《阿伽陀》(Agathodämon，1796--1797)直接影响了歌德《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维兰德的叙事诗《赫尔曼》(Hermann．Epenfragment．1751)直接影响了歌德《赫尔曼与窦绿苔》。至少在18世纪末，Weltlitteratur(世界文学)一词已经在德国出版界流行。1781年J．H．沃斯翻译《荷马史诗》(HomersWerke， Uebersetzt von Johann Heinrich Voss)，1801年收入“科塔世界文学丛书”(Cotta’sche Bibliothek der Weltlitteratur)，书商科塔(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Cotta， 1730--1807)在斯图加特(Stuttgart)出版。

二、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

歌德对别的欧洲国家的文学，(尤其是法国、英国和意大利文学)，有广泛而深刻的阅读，同时他对希腊文化、东方文化(例如，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文学)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情和无与伦比的理解力。作为“优雅的/都市风格”(Urbanität)的一部分，“世界文学”(Weltlitteratur)既已暗示“博雅的学识”，或者“最优秀的作品”。1827--1832年歌德重新界定了“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这个文学术语，藉此树立德国的民族文学。Weltliteratur(世界文学)首先是对德语文学的批评：反对狭隘的(文学)孤立主义与期待德意志民族文学走向成熟；其次是推崇赞赏东方与西方所有的杰出典范，提倡不同语言、不同国家的文学可以相互交流并相互纠正。歌德对法国、英国和意大利文学有广泛而深刻的阅读，同时他对希腊文化、东方文化(例如，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文学)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情和卓越的理解力，因此，歌德的“世界文学”是一种相互宽容接纳的、包含东方西方的世界主义文学[7]。

1827年1月27日歌德致施莱特克福斯(Adolf Friedrich Carl Streckfuß)的信中写道：“我深信正在形成一种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深信所有的民族都心向往之，并因此而做着可喜的努力。德国人能够和应该作出最多的贡献，在这个伟大的聚合过程中，他们将会发挥卓越的作用。”[8]歌德首次预言了德意志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确立。

1827年1月31日歌德和爱克曼的谈话中用了“世界文学”这个词。“‘我越来越认为，’歌德继续说，‘诗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而且正成百上千地，由人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时间创造出来。一个诗人可能比另一个诗人写得好一点，浮在水面上的时间也长一点，如此而已。马提森(Friedrich von Matthisson)先生因此千万不要以为，只有他是诗人；我也不得以为，只有我是诗人；而是每个人都该告诉自己，写诗的天赋并非什么稀罕物儿，没有人能够因为写了一首好诗，就有特别的理由感到自负。显而易见，我们德国人如果不跳出自身狭隘的圈子，张望张望外面的世界，那就太容易陷入固步自封，盲目自满了哦。因此我经常喜欢环视其他民族的情况，并建议每个人都这样做。一国一民的文学(民族文学)而今已没有多少意义，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的时代即将来临，我们每个人现在就该为加速它的到来贡献力量。但是，我们对外国文学的重视还不应止于某一特定的文学，惟视其为杰出典范。我们不应该想，只有中国文学杰出，或者只有塞尔维亚文学，或者只有卡尔德隆，或者只有《尼伯龙根之歌》杰出；而总是应该回到古希腊人那儿去寻找我们需要的典范，因为在他们的作品里，始终塑造的是美好的人。其他文学都只能以历史的眼光看待。好的东西只要有用，就必须借鉴。’”[9]由于来华传教士的翻译，歌德读到了中国小说，例如《好逑传》，歌德满怀诗意地赞美了中国式的德行：“人们的思想、行为和情感几乎跟我们一个样，我们很快会觉得自己跟他们是同类，只不过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更加明朗，更加纯净，更加符合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富于理智，都中正平和，没有强烈的情欲和激扬澎湃的诗兴，因此和我的《赫尔曼与多罗苔》以及英国理查森的小说，颇多相似之处。不同之点在于，在他们那里，外在的自然界总是与书中人物共同生活在一起。……类似的无数典故，全都着眼于伦常与德行。然而正是这凡事都严格节制，使中华帝国得以历数千年而不衰，而且还会这样继续维持下去。”

在这次谈话中，歌德谈论的“世界文学”主要是指外国文学的杰出典范，以资借鉴。歌德再次表现出他的希腊主义，正如他正在创作的《浮士德》第二部中的希腊主义。歌德没有直接提出了解并比较不同作品之间的相互关系。

1827年7月15日歌德和J．P．爱克曼的谈话中用了“世界文学”这个词。“歌德继续说：‘当然，在美学领域里我们德国人看来是最弱的，我们只能长时间地等待，直到我们遇到像卡莱尔那样的一个人。不过我也发现了很好的现象，即随着法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之间的密切的交往，他们之间的相互纠正已经成为可能。这是从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产生出来的巨大好处，它将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来。卡莱尔写了席勒的生平，但是他对席勒的评价和德国人的评价一样，不容易被人理解。与此相反，我们对莎士比亚和拜伦清楚明白，而且也许比英国人自己更加懂得这两位作家的作品的价值。’”[10]歌德对德语文学的期待是显著的，他清晰地表达了欧洲文学的交流有利于相互纠正那些不好的倾向，并相信一个人可以更好地评论外国作品。歌德的观点没有预见作为文学研究一个领域的比较文学。

1828年歌德在《艺术与古代》(ÜberKunstundAltertum)杂志第六卷第1期一篇评论《塔索》的法语仿作中提到“世界文学”这个词。“我从一些法国报刊援引这些报道，并非仅仅想让人们记起我和我的工作，而是有一个更高的目的，我想先提它一下。那就是，我们在哪里都能听见和读到关于人类取得进步的消息，关于世界和人的生活前景更加广阔的消息。这方面的全面情况，无须我研究和细说；我只想使我的朋友们注意到：我坚信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正在形成，而在未来的世界文学中，将为我们德意志人保留一个十分光荣的地位……”[8]109歌德在此提到的“世界文学”意味着古代希腊罗马文学、东方文学和欧洲文学，他的出发点与德语文学(作为民族文学)有密切的关系，在淡淡的内在忧虑中，歌德甚至预言了德意志民族文学的确立。

1828年歌德在《艺术与古代》杂志第六卷第2期一文中写道：“这些杂志正赢得越来越多的读者，将最有力地促进一种我们希望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文学的诞生。只是我们得重申一点：这儿讲的世界文学，并不意味着要求各民族思想变得一致起来，而只是希望他们相互关心，相互理解，即使不能相亲相爱，也至少得学会相互容忍。”[8]113

1830年歌德为卡莱尔《席勒生平》写的序言中写道：“好长时间以来我们就在谈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文学，而且不无道理：须知各民族在那些可怕的战争中受到相互震动以后，又回复到了孤立独处状态，会觉察到自己新认识和吸收了一些陌生的东西，在这儿那儿感到了一些迄今尚不知道的精神需要。由此便产生出睦邻的感情，使他们突破过去的相互隔绝状态，代之以渐渐出现的精神要求，希望被接纳进那或多或少是自由的精神交流中去。”[8]113

1831年4月24日歌德致波瓦塞雷(Sulpiz Boiserée)的信中写道：“关于最近对我的植物学研究的翻译，我和你有相同的体验。一些重要的关键句段，我的朋友梭雷可能没有很好地理解德语原义，我自己把它们译成更合意的法语，而后按照他自己的理解重写了它们，我十分确信它们在法语中比德语可能更容易理解。一位法国女士表明已经想好采用这个体系，她首先简要地直译，继而用她特有的、女性的优雅语言修饰了译文。这些就是普遍意义的世界文学的直接后果，不同的国家彼此应该尽快地从他国的发展进步中获利。关于这个问题我不再多说了，因为它还需要更多的努力。”[1]351F．约斯特《比较文学导论》写道：“歌德的理想在舍夫茨别利(Anthony Ashley Cooper， Earl of Shaftesbury)、伏尔泰(François-Marie Arouet， dit Voltaire)、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身上早就有所体现，他们经常在自己的评论文章中引证不同语言的著作，从而为后来明确提出的世界文学概念奠定了基础。”[11]19世纪上半期，歌德的“世界文学”受到了“青年德意志”(Das Junge Deutschland)成员的批评，关于歌德“世界主义”的正义一直持续到一次大战。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写道：“但是赫尔德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他新的诗歌概念或者他关于诗歌起源的一般推想。从许多方面来说，他还是第一位现代文学史家，明确地设想了世界文学史的理想，概述了研究方法，写出了世界文学史发展的提要，它们不只是文物研究积累的成果，诸如沃顿和蒂拉博斯契的著作，或者《法国文学史》等所表现的那样。”[12]此后，奥古斯特·施莱格尔一心向往赫尔德尔“世界文学”的理想，及文学世界主义，施莱格尔吹捧德国人是“欧洲文明的世界主义者”。1841年别林斯基《文学一词的一般意义》使用了“全世界的文学”，与施莱格尔的观念近似。

1886年波斯奈特《比较文学》从世界主义(universalism)出发认为，远在现代民族文学崛起之前，古代希腊罗马文学已经是世界文学。“世界文学的主要标志，如前所述，是文学从有限的社会群体散播，即文学的世界化(the universalising of literature)，如果我们可以如此表达。这样的过程可以在亚历山大和罗马(帝国)、后来的希伯来和阿拉伯、印度和中国的文学可以观察到。”[13]西方各国的文学的确程度不同地溯源到古希腊、古罗马文学，而且欧洲各国文学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相互之间存在着愈来愈密切的交流往来。

大卫·达姆罗什《什么是世界文学》(David Damrosch：WhatisWorldLiterature? 2003)在“导论歌德创造了一个新词”中认为歌德创造了“世界文学”这个观念。M．R．汤姆森《世界文学图景》(Mads Rosendahl Thomsen：MappingWorldLiterature：InternationalCanonizationandTransnationalLiteratures， 2008)描述了世界文学的历史、概念和范式，追溯了歌德对“世界文学”观念的伟大贡献，却忽视了文学经典是这个观念的基本内涵，尤其是歌德对古典时代希腊罗马文学的推崇，和歌德所发扬的启蒙主义运动的世界主义精神。《比较文学/世界文学：斯皮瓦克和大卫·达姆罗什的一次讨论》写道：“1960年，瑞士的比较学者沃纳·弗里德里希(Werner Friedrich)曾说：“世界文学是一个专横而傲慢的词语。有时在不严肃的情况下，我想我们应把我们的项目称为‘北约’文学。然而，即便如此称呼仍显得奢侈，因为我们通常处理的文学数目还不足北约成员国总数的四分之一。”[14]

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观念

马克思在社会主义思潮中改变了“世界文学”的方向。1848年马克思《共产主义宣言》鲜明地倡导新的“世界文学”。《共产党宣言》写道：“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Weltliteratur)。……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5]马克思论述的“世界文学”是作为整体看待的全世界的文学，它包含东方与西方文学，文明国家与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文学；与歌德一样，马克思反对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马克思不再考虑德意志民族文学以及用以资借鉴/学习的杰出典范。

苏联时期，“世界文学”被看作是全世界的文学，基于阶级、人民性与革命论的理论，世界文学还可以(狭隘地)称为外国文学或者国际文学，其中特别强调了无产阶级文学、殖民地人民的文学和民间文学。1932年在莫斯科创建的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开展了世界文学的研究工作。该机构设立了文学理论、俄罗斯(古典、苏维埃、苏联)文学、古希腊罗马文学、外国文学等研究组。1934年8月卡尔·拉狄克《关于现代世界文学与无产阶级艺术的任务的报告》写道：“‘五年计划’的伟大胜利和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危机的加深在世界文学中的反映则是加速它的分化。世界文学日益迅速地分为三个部分，即：腐朽的资本主义文学，它必然倒向法西斯主义一边；正在诞生的无产阶级文学和动摇分子的文学，其中一部分已经在向我们靠拢，另一部分在投靠法西斯主义，或者仍处在动摇状态。”[16]133“所以，凡是希望世界文学重新得到发展，凡是要求创作有价值的文学，凡是希望这个人类发展的巨大力量(它给了人类极大的享受，它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它是进行伟大创造的源泉)继续存在并不断发展，他就应当离开此岸，寻找通向我们的道路，他就应当同无产阶级一起与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因为在这一斗争中，文学就会产生，并得到发展和巩固，而这种文学将会成为伟大的文学。”[16]145“这种文学将是为解放而正在进行斗争的劳动的文学。这种文学将是国际文学。这种文学将高度赞扬保卫殖民地人民免遭帝国主义野蛮侵略的事业。这种文学将把解放妇女当做自己的事业，而法西斯主义正在企图重新把她们沦为奴隶。这种文学将奋起保卫世界无产阶级主要堡垒——苏联。它将是反对法西斯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唯物主义文学。它将教育各国人民去为国际无产阶级渴望所表现出来的人类的理智向人类提出的目标进行斗争。”[16]152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基于冷战后期的国际政治格局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演讲中提出第三世界文学：“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17]

四、“世界文学”在现代中国

“五四运动”以来，各种“世界文学”观念传入中国。胡适、鲁迅、郭沫若、茅盾等在白话新文学运动初期就已经接受了“世界文学”观念。1921年1月成立的文学研究会在《文学研究会简章》(茅盾执笔)写道：“本会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18]192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世界文学名著丛书》。1936年茅盾《世界文学名著讲话》(上海开明书店)表明“世界文学”即是外国文学的另一种名称，主要是外国文学经典(作品)。1943年9月徐仲年、柳无忌、钟宪民主编《世界文学》(双月刊)创刊号“致读者”写道：“了解各民族最易着手、最自然、最能奏效的方法莫如介绍世界文学，因为文学昭示出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环境，最易为一般知识份子所接受与欣赏。……我们既然希望‘切实’介绍世界文学，杂志的水准自然尽力提高，这就是说学术性比较浓厚；这个杂志不仅供人欣赏，而且还须供人研究。我们希望把世界各国‘值得’介绍的文学作品理论尽量介绍过来。”[19]李广田《人民文学和世界文学》(1948年)写道：“中国的新文学所受的外来影响却特别清楚，因为那是有意地学习，是有意地吸收，虽然经过了若干的自己创造，但其中总还包含了并发展了多少世界文学的因素。现在我们提倡‘中国人民的’文学，这所谓人民文学的创造却也不是关起门来创造的，姑不论我们能不能关住，即使能关住，也绝不应当关住。……从中国的文学，到世界的文学或国际的文学，这正是一条大道，正如同从民族的国家到大同的世界是一样，乃是我们人类的共同理想。”[20]吴福辉《在与世界文学潮流的联结中把握传统——茅盾的民族文学借鉴体系》写道：“从他当时所写的众多论文和介绍外国文学的文字来看，他当时确实‘从头研究欧洲文学的发展’，特别是彻底地考察过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进步文学，18、19世纪世界文学形成的高潮，以及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世界文学发生的引人注目的变化。西洋文学思潮史给茅盾竖起了一个巨大的背景参照，文学发展规律第一次以一种严整而科学的体系，给茅盾带来震动，激起了他对中国封建文学的深刻怀疑。”[21]在此，对于中国文学与西洋文学的区别而言，“世界文学”的观念是模棱两可的。

五、结语

“世界文学”是一个至今仍然在发生着衍变的观念。如果人们把文学看作一个整体，并且不考虑各民族语言上的差别，便可以确立最宽泛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在19世纪，由于出版与传播的便利，欧洲与世界的交往越来越频繁，所有的文学爱好者都能读到大量的作品，“世界文学”有助于人类从一种似乎是无法解决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如一句古老格言所说的“博学是智慧的女仆”(eruditio ancilla sapientiae)。世界文学观念的演变呈现了时代与民族的需要，以及人们在特定时期的精神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