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那丛蔷薇。

与我的住处隔了三四十米远，在人家的院墙上，趴着。我把它当作大自然赠予我们的花，每每在阳台上站定，目光稍一落下，便可以饱览到它：细长的枝，缠缠绕绕，分不清你我地亲密着。

这个时节，花开了。起先只是不起眼的一两朵，躲在绿叶间，素素妆，淡淡笑。还是被眼尖的我们发现了。我和他几乎一齐欢喜地叫起來：“瞧，蔷薇开花了。”

之前，我们也天天看它，话题里，免不了总要说到它。——你看，蔷薇冒芽了。——你看，蔷薇的叶，铺了一墙了。我们欣赏着它的点点滴滴，日子便成了蔷薇的日子，很有希望很有盼头地朝前过着。

也顺带着打量从蔷薇花旁走过的人。有些人走得匆忙，有些人走得从容。有些人只是路过，有些人却是天天来去。想起那首经典的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这世上，到底谁是谁的风景呢？——你是我的，我也是你的，只不自知。

看久了，有一些人，便成了老相识。譬如那个挑糖担的。

是个老人。老人着靛蓝的衣，瘦小，皮肤黑，像从旧画里走出来的人。他的糖担子，也绝对像幅旧画：担子两头各置一匾子；担头上挂副旧铜锣。老人手持一棒槌，边走边敲，当当，当当当，惹得不少路人循了声音去寻。寻见了，脸上立即浮上笑容来，“呀”一声惊呼： “原来是卖灶糖的啊！”

可不是么！匾子里躺着的，正是灶糖。奶黄的，像一个大大的月亮。久远了啊，它是贫穷年代的甜。那时候，挑糖担的货郎，走村串户，诱惑着孩子们的幸福和快乐。只要一听到铜锣响，孩子们立即飞奔进家门，拿了早早备下的破烂儿出来，是些破铜烂铁、废纸旧鞋等，换得掌心一小块的灶糖。伸出舌头，小心舔，那掌上的甜，是一丝一缕把心填满的。

现在，每日午后，老人的糖担儿都会准时从那丛蔷薇花旁经过。不少人围过去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人买的是记忆，有人买的是稀奇——这正宗的手工灶糖，少见了。

便养成了习惯，午饭后，我必跑到阳台上去站着，一半为的是看蔷薇，一半为的是等老人的铜锣敲响。当当，当当当——好，来了！等待终于落了地。有时，我也会飞奔下楼，循着他的铜锣声追去，买上五块钱的灶糖，回来慢慢吃。

跟他聊天。“老头。”——我这样叫他，他不生气，呵呵笑。“你不要跑那么快，我们追都追不上了。”我跑过那丛蔷薇花，立定在他的糖担前，有些气喘吁吁地说。老人不紧不慢地回我：“别处，也有人在等着买呢。”

祖上就是做灶糖的。这样的营生，他从十四岁做起，一做就做了五十多年。天生的残疾，断指，两只手加起来，只有四根半指头，却因灶糖成了亲。他的女人，就是因喜吃他做的灶糖，而嫁给他的。他们有个女儿。女儿不做灶糖。女儿做裁缝。女儿出嫁了。

“这灶糖啊，就快没了。”老人说，语气里倒不见得有多愁苦。

“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呢？”

“以前我在别处卖的。”

“哦，那是甜了别处的人了。”我这样一说，老人呵呵笑起来。他敲下两块灶糖给我。奶黄的月亮，缺了口。他又敲着铜锣往前去，当当，当当当，敲得人的心，蔷薇花朵般地，开了。

一日，我带了相机去拍蔷薇花。老人的糖担儿，刚好晃晃悠悠地过来了。我要求道：“和这些花儿合个影吧。”老人一愣，笑看我，说：“长这么大，除了拍身份证照，还真没拍过照片呢。”他就那么挑着糖担子，站着。他的身后，满墙的花骨朵儿在欢笑。我拍好照，给他看相机屏幕上的他和蔷薇花。他看一眼，笑，复举起手上的棒槌，当当，当当当，这样敲着，慢慢走远了。我和一墙头的蔷薇花，目送着他。我想起南朝柳恽的《咏蔷薇》来：“不摇香已乱，无风花自飞。”诗里的蔷薇花，我自轻盈我自香，随性自然，不奢望，不强求。人生最好的状态，也当如此吧。

（选自《风会记得一朵花的香》，丁立梅著，金城出版社2016年版）

《蔷薇几度花》中的老人，让我们从一个普通劳动者身上看到了一种淡定从容的气度。生活本身是苦的。老人天生残疾，断指，两只手加起来只有四根半指头，但他却从这苦里制造出了甜味，还靠卖灶糖成了亲，养大了女儿，把日子经营得有滋有味。老人没有刻意去强求，只是不紧不慢地做祖上传下来的营生，一做就做了五十多年。也许，灶糖的甜在这么久的岁月里渗透进生活了吧？不然，老人何以能做到如此云淡风轻、从容不迫呢？

这样的老人，让我们想到了今天所说的“工匠精神”。精神应该是宁静的、有依托的。庄子云：“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老人未必读庄子，但是老人用行动阐释了这样一种境界。

1.本文的写作对象是老人，作者为何要写蔷薇花？

2.《台阶》里的父亲和本文中的老人有哪些相似点和不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