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爽

近年来，“中国问题”在美国政、商、学界不断升温。面对“中国崛起”这个百年变局，正当是美国政治、外交、经济各路专家学者大显身手之时。但笔者感觉，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对华研究成绩并不理想。美国当代学者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分析有种雾里看花的感觉，据此提出的理论假设也都隔靴搔痒，讲不到点子上。从学术研究角度看，美国的对华研究出现了重大偏差。

平心而论，美国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而且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也是世界领先的。在国际问题研究、尤其对华研究领域，涌现过费正清、傅高义以及基辛格等一大批代表人物。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对华研究领域遭遇不少挫折，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许多专家都在中国发展这个问题上折戟沉沙。

首先，是美国学界关于国际政治大势的“元理论”因中国的快速发展而遭遇重大挫折。上世纪90年代，美国国际政治学界相继提出“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历史终结论”等一系列试图指导概括冷战后国际政治发展趋势的宏观理论，基本思想是西方自由民主制是人类社会演化的终点、未来的世界将是“美国治下的和平”。但因中国的快速发展，这些理论在进入21世纪后逐渐销声匿迹。当前美国政治学者，无论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者，对中国是否会超越美国、中美关系往何处去都心里没谱；进而对未来世界如何发展、世界秩序怎么建设，也拿不出具有立论和指导性质的宏观理论。

其次，是美国学界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预测和解释失效。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雄霸美学术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发展问题上一败再败。面对集美国经济研究之大成的“华盛顿共识”，最遵守教诲的拉美国家考试不及格，最不听话的中国反而取得举世瞩目的好成绩，这让美国学者在中国发展的问题上既丢掉了“立法权”，也失去了“解释权”。

再次，美国学界严重忽略了中国经济、军事领域以外的发展成果。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大发展，是经济、军事、民生、教育、扶贫、医保、法制、文体、传媒、社会公正等各个领域的大发展。虽然与西方发达国家还存在差距，但中国在很多领域的发展成就和速度都是举世罕见的，这是中国对于世界文明发展的积极贡献。但美国许多学者对中国在社会发展领域的探索基本采取不理会、不承认的态度，主动放弃了对华研究的一块重要阵地。

最后，美国对华研究的缺陷还体现在对明显错误的理论失去自我纠错能力。例如有人隔段时间就发布一次“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预言，但又屡被证明只是妄言；有人四处宣扬中美“注定一战”，却被指出理论中有非常低级的逻辑错误。这些错误理论的出现，固然有其背后的政治原因，但也是因为那些学者始终无法提炼出一套真正能够概括、预测中国发展的理论或研究模型。

要理解美国对华研究遭遇的挫败，就不得不理解美国社科研究的局限性。美国社科研究领域的“政治正确”现象非常严重，存在不可触碰的“禁区”。正是这些“禁区”，扼杀了学术研究的自由风气，把对华研究引上偏路。

第一，不能讲共产党的好话。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82倍。在研究中，如果不把执政党超强执行能力、长期规划能力、自我调节能力以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计算在内，根本无法理解和解释这个发展奇迹。但这恰是美国学者最大软肋所在：一位“政治正确”的教授不应公开讨论“共产党政府的良政”，这就像谈论“种族差异”话题一样危险。因此，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在关键问题上自缚手脚，只能铆足了劲地分析中国的经济数据和天气、地理、人口、种族、文化的关系，或者不断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模型来套中国发展，结果可想而知。

第二，不能对“弱势群体”讲真话。当前美国中低端制造业的核心问题是劳动力成本。同样的低端工作，必须交给最低时薪11美元的美国工人做，而不能交给只要2.9美元的中国工人或墨西哥、越南工人做，这不仅不符合经济规律，在全球化市场条件下也是不可能的。但美国的“政治正确”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已经走上一条极端道路，族群差异、男女差异、能力差异都成了禁忌话题。如果有人胆敢站出来说“资本的天性决定了高工资的美国工人竞争不过低工资的外国工人”，那他就是政治/学术上“不成熟”；如果还有谁敢开出正确药方：“取消最低工资，延长工作时间，降低福利和环保限制”，那他就是政治/学术自杀，各种工会、人权、环保组织都不会放过他。正确的经济学理论不敢讲，各种奇谈怪论和药方才会应运而生，而中国恰好成了这些错误理论和药方的牺牲品。

第三，不能讲“自由、民主、人权”的坏话。美国国内一些人将“自由、民主、人权”神 圣化、宗教化、绝对化，结果是解释不了中国的快速发展，使美国对华研究陷入重大理论困境。比如，“人权高于主权”本是美国对中国指手画脚的重要理论基础，但在席卷西方国家的难民潮以及当前美国政府的反移民政策面前，坚持这一主张的美国学者在国内不合时宜、在国际社会也沦为笑谈。又如，美国主流意识形态认为，“自由和民主是人类发展的终极道路”。但现在美国抛弃“灯塔国”应有的“道路自信”和“高尚觉悟”，对华政策“认钱不认理”，实际上否认了“终极道路”的存在。这些理论困境都涉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话语权，也恰好是美国建制派和总统特朗普执政理念的斗争重点，目前正处于一种政治家说不清或不愿说，学术/理论界很茫然的局面。

美国社会的“政治正确”问题阻碍了学界正确、深入地研究快速发展中的中国。如果继续秉持过时的“政治正确”理论来打量中国，必将继续导致错误认识，开出错误药方。美国对华研究领域迫切需要一场“思想解放”，美国学界应打破偏见、立足现实，实事求是地正确认识中国。▲

（作者是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