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9年是《花城》创刊40周年，10月15日，“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笔会启动仪式暨《花城》创刊四十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王蒙、李敬泽、张抗抗、孟繁华、贺绍俊、叶兆言、格非、毕飞宇、李洱、潘军、蒋韵、林白、北村、西川、张清华、何平、梁鸿、徐剑、阿乙、笛安等作家、评论家齐聚一堂，座谈会以“开放与坚守”为主题，由毕飞宇主持。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傅华，广东省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张培忠，广东省出版集团、南方出版传媒董事长谭君铁，广东省出版集团总经理杜传贵、副总经理何祖敏，南方出版传媒总编辑兼花城出版社社长肖延兵，南方出版传媒副总经理应中伟等领导出席活动。活动上，傅华为王蒙颁发了“《花城》巨擘”奖，向这位“人民艺术家”致敬。王蒙在《花城》首发、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作品《这边风景》，曾获得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第九届茅盾文学奖、2013央视“中国好书”奖等众多荣誉。

《花城》与文学的四十年

1979年，《花城》杂志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浩荡春风应运而生。创刊以来，《花城》一直秉持着新锐先锋的文学立场，兼容并蓄各种风格与流派，及时呈现中国文学创作的最新风貌和顶级水准，多位作家、评论家评价《花城》见证和引领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和流变。

李敬泽：今天众多名家出席《花城》四十周年座谈会，充分体现了《花城》的号召力。这凭借的是《花城》四十年来，几代编辑对文学标准、文学探索的一份坚持。我希望《花城》能够继续保持它的这种精神和风格，中国文学需要这样一个空间，需要这样一种探索创新的精神，对于文学的可能性，不断地去探索，不断地去尝试。

张抗抗：四十年来，《花城》一直是我必读的刊物，因为它总有新东西。就像一个花坛，每个月都会开出新鲜美丽的花朵，还常有“奇花异草”。读了这么多年的《花城》，我觉得它最宝贵的品格、高贵的精神，就是坚持探索性、开放性和文学性，无论社会环境及文学潮流发生多大的变化，它都是不改初衷，从不随波逐流。回头梳理这四十年的《花城》，才会懂得《花城》对于当代文学的重要贡献。那么多具有先锋性、创新性的作品，都是在《花城》发出来，很多有才华、有潜质的青年作家，在《花城》开出第一朵小花，先锋写作的前景往往不确定，甚至有一定风险，但《花城》的编辑慧眼识珠，就像最有耐心的养花人，所以最终赢得繁花似锦。《花城》的定位一直是以新的思潮、新的表现方法去引领读者，没有太多功利色彩，所以作家和读者对它的爱是真挚的。要感谢四十年来一代又一代优秀的《花城》编辑高贵的文学坚持，真诚地向他们致敬！

孟繁华：《花城》作为文学期刊“四大名旦”之一，主张创新和实验，却又注重可读性。《花城》有独立的办刊理念，但是又有巨大的包容性。这样的办刊方针，以及《花城》对先锋文学的坚持，让人觉得了不起。先锋文学的巨大潮流已经终结了，但是先锋文学作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遗留下来的文学遗产，已经综合到我们现在的文学整体创作理念和文学创作的方法里面来了。2016年，《花城》开过一个吕新《下弦月》和北村《安慰书》的研讨会，这两位都是先锋作家。但是这个“先锋”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先锋”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就像格非或者是潘军、余华这些先锋作家，他们把过去先锋文学的一些创作技法和文学观念，包括它的文学性，综合到他们对当下生活的反映里面来，他们后退50里，回到了现实主义的道路上。但是这个“现实主义”和我们过去的“现实主义”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使我们现在的现实主义变得更丰富、更博杂，更具文学性，当然也更生动，更具表现力。在这方面，我觉得《花城》真是居功至伟。我们很高兴有这样还秉持着先锋文学理念的杂志，同时又能够有这么巨大的包容性，四十多年来，发表了这么多很重要、很好的作品。

贺绍俊：当代文学的先锋性首先是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潮引起的，先锋文学潮的思想基础就是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先锋文学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开创了当代文学新的传统。《花城》在中国文学期刊中最具有先锋性，这是其最大的特点。《花城》的先锋性，不仅是八九十年代对先锋文学思潮的推动，还在于一直坚守和倡导现代主义传统。

今天，在《花城》创刊四十年的时刻，同时他们也启动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笔会活动，这也可以看出《花城》面向未来的敏锐目光，这个启动仪式，意味着他们准备从一个文学高地又去开辟另一个文学高地。粤港澳大湾区目前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大湾区，而且它的特殊性意味着中国如何抓住这样一个现代化、全球化的大趋势，去面向未来，去抓住未来发展的方向。大湾区给我们中国的文化建设和文学建设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空间。在大湾区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找到新的城市文学、新的当代文学的突破口。《花城》杂志抓住粤港澳大湾区来做文章，同样体现了他们非常鲜明的先锋性。《花城》是值得期待的。

张清华：《花城》的開端，1979年创刊的最初的那几期，可以说起点很高，比如说，发表了欧阳山《一代风流》中的一卷，也发过刘心武等一批那个时候已很有影响的作家的作品。但是在最初的几年，我认为它还没有进入到风云际会的中国文学的中心，基本还是在一个起步阶段。若有个比喻，那便是空山流泉，相对僻远和安静，但有自己奔涌的气势和声音。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花城》在走上坡路，逐步进入到了中国文学的核心地带，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前期，《花城》不但进入了中国文学的前沿和核心，还出现了引领风骚和风气的态势。在整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期，《花城》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看看这个时期的目录，就能够感受到这一点，那时最优秀和最活跃的当代作家几乎都集合到了《花城》上，每期都有专刊和策划，每期都有主题作家或专题推送，它对于整个中国文学的意义而言，是引领风尚，推动潮流的。进入新世纪以后，《花城》不再像九十年代那样充满脉动和活跃的氛围，但依然有着成熟的气质，稳定大气的风度，高出一格的品质，也可以说，仍然显示了中国文学的高度。这一时期，它可以说是静水流深，非常沉静，但是依然汹涌澎湃。《花城》有自己的文学道路和发展曲线，这个曲线和道路刚好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风云际会、文学变革的波澜壮阔相吻合，可以说是同步而又有变化。这既显示了一种特别重要的呼应关系和互动关系，同时又表明了几代《花城》人薪火相传、承前启后的持续努力。总之，《花城》是可以作为当代文学历史中的一个独特而典范的样本来研究的。

《花城》与作家的四十年

四十年来，《花城》始终怀着一颗火热的文学初心。大批早已成名的作家把《花城》作为重要阵地，文坛青年新秀也同样受到关注，《花城》用心构筑让文学梦想起航的温馨港湾。多位作家与评论家深情回忆了与《花城》之间的渊源，称赞《花城》以勇于探索创新的办刊风格，成为文学思潮的一个重要风向标，并祝愿《花城》未来更好。

毕飞宇（主持人）：在座的每位朋友都和《花城》有很多的联系，得到过《花城》的帮助，也是从《花城》一步一步地参与进中国当代文学。今天我坐在这里，因为我的处女作《孤岛》首发于《花城》。我一直告诉自己，要把《花城》的人看作自己的家人，具体说，《花城》让干啥就干啥，不抱怨，不推诿，态度端正，力求完美。

叶兆言：我来参加这个会真的是非常简单，我觉得《花城》就像一面旗帜一样，就是“志同道合”这四个字。《花城》不仅仅是一本广东刊物，对全国写小说的人来说，心里都非常认同这一份刊物。

格非：我8月份刚刚获得第七届花城文学奖的“评论奖”，这是对我的鞭策和鼓励。我老觉得给《花城》的作品实在太少了，但是，我数了一下居然有七篇之多，我发现这个忏悔是没有必要的。为什么我会觉得给《花城》的稿子这么少了？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错觉呢？我刚才想了一下，可能是因为《花城》的几位编辑对我个人的好，要超过我对他们的报答。与《花城》编辑打交道是亲人般的感觉。我将继续给《花城》写作。

李洱：我与《花城》的感情很深，而且作家对编辑的感情要大于编辑对作家的感情，因为作家一辈子遇不到几个好编辑，常常和最早的编辑一直保持关系。我的长篇处女作《花腔》首发《花城》，那个时刻，我终于觉得自己是个作家，这给了我很大的自信。今天的《花城》对年轻作家的支持，让我这样的老作家也很感动。《花城》是能够给人自信的刊物。年轻人写的小说奇奇怪怪的，各种类型的，被人们称为“先锋”的这些作品，《花城》都能够接受，能够容纳，能够比较及时地推出，而且还会做一些媒体上的宣传。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刊物，但现在保持着《花城》这样品格的刊物，一种向年轻人开放的刊物，确实已经不多了。

潘军：我现在与文学界的联系，只有同行与编辑。我对《花城》有深厚的感情，因为我是自然来稿的业余作者，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投给《花城》一部叫作《墨子巷》的中篇，很快就收到了当时担任编辑部主任范若丁先生的来信，表示要发表，同时让我补一张照片。我就是这样和《花城》建立了联系，在这本具有全国影响的大型文学刊物上发表过的作品可编成三本书。我记得1984年秋，《北京文学》开笔会，当时来了一些很有名的作家，自然来稿的作者好像就只有我和余华，当时与会的很多记者采访那些已经成名的作家，把我和余华晾在一旁，没有人采访我们，所以对自然来稿中间能看中你的、高看你一眼的、提拔你的文学期刊，自然有一种感恩的心情，我对《花城》就是这种感情。和《花城》的“蜜月期”是在田瑛主持刊物阶段，一些个人代表作都在这一时期问世，比如，《重瞳》《合同婚姻》，这两部中篇后来由我改编成话剧，由北京人艺和国家话剧院首演，成为保留剧目，至今还在演，并在世界几十个国家上演过。《花城》一直立在文学的潮头，坚持可贵的先锋性，具有很高的文学品质。借此机会，我得向范若丁、田瑛、朱燕玲致敬，向王虹昭、林宋瑜这样的优秀编辑致敬。

蒋韵：我在《花城》仅发表了三部作品，但其中两部都是长篇——《栎树的囚徒》《你好，安娜》。对于一个低产的作家而言，这是不轻的分量。《花城》帮我召开了人生中第一个作品研讨会，其阵容之豪华，令我难忘，我知道那是《花城》对我的真诚援助。这份情谊，我至今仍非常感动。

林白：我与《花城》的交往自1988年起，三十年来，每次我有新的作品首先想到的就是《花城》。我在《花城》发表的作品共12篇，从长篇到中短篇小说，再到散文和诗歌，涵盖了各种体裁。我当年的作品如果不是《花城》，好多地方都是发不出来的，肯定是一次次退稿，最后我肯定就不写了。到了《花城》，从第一个中篇开始，到第一个长篇《一个人的战争》。《一个人的战争》之后，长篇也好，中篇也好，我给《花城》的小说基本上都是发的头条。《花城》给了我最大的自信，是我的福地，我的恩人，它一直是托着我的。不管我怎么写，再怎么自由无法度，再怎么不守规矩，《花城》总是会托着我。

北村：我在《花城》发表了11篇作品，与《花城》的渊源非常深。我第一个长篇《施洗的河》是在《花城》发的，我最近的一个长篇《安慰书》也是《花城》发的。我的第一个研讨会是《花城》给我办的，我的最后一个研讨会也是《花城》给我办的。作为一名随性和低产的作家，《花城》编辑是我写作的良师益友。《花城》的开放度很大，为作家的探索提供了宝贵的试验场，那时候没有一家杂志像《花城》这么“宽容”。有这个杂志存在，作家在探索过程中心理的容量就很宽，准确地说，我想写这样的东西，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对不对，人家帮你验证，甚至把你放在试验场上，让人家来看一看，非常非常重要。《花城》是无可替代的。

西川：海子去世以后，《花城》和《北京文学》是最早发海子诗的杂志，发表于1990年。发表以后，我听说一些地方的《花城》杂志刊载海子诗歌的那几页，被人用小刀割下来偷偷带回家去，因为在图书馆里面不能把杂志拿走。国内的大型刊物中，《花城》让我觉得非常亲切，这与《花城》宽容的理念密不可分。《花城》有一个秘密的好趣味，对诗歌的趣味。这个趣味是建立在对诗歌的理解，对于世界诗歌、当代诗歌的好奇上的。所以，我内心里觉得《花城》是非常亲切的刊物。

梁鸿：我写《四象》的时候，当我想到小说中的几个人物，那三个坟墓里的人和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在墓地里面交流，我想到的就是《花城》。因为我觉得《花城》有一种独特的气质，你把作品給它，这部作品才可能有某种力量，当然并不是说你的作品有多好，而是会启发你内心的某种东西。

何平：我在《花城》主持《花城关注》栏目至今三年了，但和《花城》的联系应追溯到更早。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读《花城》发表的张洁的《祖母绿》，那种突然洞开一个新世界的感觉，这也成为我文学阅读的新开始，因为，此前在乡村能读到的主要是革命文学和旧的章回小说。2016年，我48岁，本应该是在大学里面做学问的最好的年纪。但是，就在这一年开始，朱燕玲邀请我主持《花城关注》栏目。因为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学的边界发生了一些变化，文学有了很多的可能性，而这样的可能性应在我们的文学期刊上有所反映。《花城关注》拓展文学边界，发微文学可能，旨在先锋和探索，这也是《花城》一直以来的文学传统。目前来看，作为批评家，这也是我职业生涯最重要的一件事。

徐剑：《花城》的门槛特别高，是非常好的平台，期待《花城》的未来。

阿乙：《花城》是一本高雅、高贵、办刊质量非常高的杂志。但是她的姿态又比较低，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接到《花城》主编、编辑发来的约稿短信，这让我既感动又惶恐。《花城》是作家、大家的“发射中心”。就我所知，路遥、海子很早就在《花城》亮相，毕飞宇、林白、李洱老师都是从《花城》走出来的。我非常喜欢《花城》杂志的表达欲，这种表达欲体现在《花城关注》《蓝色东欧》等栏 目，还体现在很早的时候它就是先锋文学以及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推介人。《花城》是中国最好的期刊之一。

笛安：严格来说，我在2020年1月才会正式成为《花城》的作者。我与《花城》的交往，始于少年时代对《花城》的阅读，更深入交流则是与何平老师在《花城关注》的交流以及《花城》笔会的采风。《花城》是我喜爱的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