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敏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65003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有“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和“一个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的格局被打破，涌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社会阶层。尤其是市场化背景下，新的社会阶层的规模和对象不断扩大，使其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正确认识和处理同新的社会阶层的关系，及时把握新的社会阶层的发展趋向和面临的问题是党和国家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程亟需解决的重大课题。2001年，江泽民同志在建党80周年上正式提出“新的社会阶层”这一概念。2006年，全国第20次统战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对新的社会阶层概念做了明确概括，指出“新的社会阶层主要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组成”[1]271。2015年，中央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正式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纳入统战工作12个方面的对象之一。2017年第一次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进一步界定了新的社会阶层的范畴，包括：“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中央的定位引发了各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来，国内学界掀起了新的社会阶层的研究热潮，产出了一批丰硕的成果。通过对近十年来现有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有关新的社会阶层的研究大致形成了四个研究转向，呈现出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多学科、多视角的研究路径。

一、聚焦新的社会阶层的理论脉络梳理

任何研究深入到一定阶段总离不开理论的探讨。21世纪前十年关于新的社会阶层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策性的视角来分析该群体的内涵、特征、现状和发展等方面，从学术的角度来梳理新的社会阶层理论谱系的并不多见。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对新的社会阶层的概念重新作了明确和调整之后，相关理论讨论日臻深入：主要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追根溯源。阶级、阶级斗争是阶级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工具。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决定了人们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关系[2]。这一经典观点是区分阶级的重要标准。由此脉络出发，结合中国阶级阶层的发展实际，国内关于新的社会阶层的理论探讨包括两条主要路径：一是侧重政治学视角。有学者认为新的社会阶层更多的是一个政治概念，是中国共产党在世纪之交针对我国社会结构新变化提出的，用来指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些新的社会群体[3]。其论证基础在于通过将新的社会阶层的由来放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中加以梳理。进而提出“新的社会阶层”是一个具有鲜明统一战线特征的政治概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3]。二是侧重社会学视角。这种视角认为新的社会阶层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而产生的[4]，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和体制转型过程的必然结果。它不仅是新的、重要的统战工作对象，而且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新的重要标志和重要力量[5]。这种视角，一方面强调的是新的社会阶层产生的社会背景、现实意义等，提出社会生产体制的变迁、社会生产要素的变革和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是新社会阶层产生的基础条件、核心动力和内生机制[6]；另一方面从学术意义上通过将新的社会阶层概念放入马克思阶级理论及相关阶级阶层理论的发展演变中来梳理阶层概念的动态过程，从而探讨新的社会阶层概念提出的理论脉络。此外，既往的讨论中还有从“中等收入群体(阶层)”视角来分析，其核心在于对该群体收入的关注。

尽管以上讨论的契入点不同，各有侧重，但都试图从学理上厘清新的社会阶层的来龙去脉，同时对“新的社会阶层”形成了基本共识：一是“新的社会阶层”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社会群体”，在中国社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二是“阶层”是分析“新的社会阶层”的概念工具，既要参考国内外阶级阶层的学术方法，更要从实践维度进行调查研究和挖掘深化[7]；三是“新的社会阶层”不仅是一个政治概念，还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因此，在学术论争的基础上来理解新的社会阶层的基本面向就更为立体、全面。

二、由对新的社会阶层的基本面向把握拓展至具体群体

中央统战部2017年1月的调研数据显示，我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总体规模约为7200万人。其中党外人士占比为95.5%，约6900万人[注]中共中央统战部: 《中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约7200 万人》，http: / /www．China news.com/gn /2017 /01-04 /8113847.shtml。新的社会阶层作为社会变迁与经济发展的特定产物，其内涵和外延在不断发展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新的社会阶层的范畴从相对宽泛的概念逐渐明确到四类社会群体，且每类群体有各自代表性的特征。与此同时，随着新的社会阶层功能、作用和定位的变化，对相关群体的研究也逐步深入。

首先，关于新的社会阶层是不同于“体制内”的社会群体的讨论更为细致。大部分学者认为新的社会阶层的显著特点是“体制外”，一方面呈现出“体制外”生存特征[8]。学者们认为新社会阶层是当前中国中产阶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9]。更进一步，如果将“体制外”框定在新中产这一范围中，有学者通过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与体制内成员在人员构成、职业分布、生活状况、态度倾向等方面进行比较，发现二者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且在社会心态方面呈现出较大差异[10]。另一方面是作为一种“体制外力量”，从社会参与与社会整合的角度来分析新的社会阶层的重要作用[11]。除相关的实证分析外，有学者从社会分化的角度讨论“体制内”分化与“体制外”分化，并由此提出“体制间”的分化及其两种情况[5]。这一提法为我们从学理上认识和把握新的社会阶层的复杂内涵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关于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内涵到后来特征、构成、功能作用等的探究，为我们把握新的社会阶层的基本面向及发展趋势提供了更为详实、动态的图景。

其次，对新的社会阶层中不同群体的深入研究日益增多。由于新的社会阶层内部差异性较大，对这一群体的基本面向研究很难把握新的社会阶层内部不同群体的“圈层化”特征。伴随着新的社会阶层的内涵逐渐明晰，有关新的社会阶层的研究也出现了对具体职业群体的分析和讨论。按照官方的界定，新的社会阶层分为四类群体：“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目前，分别以四类群体为研究对象的成果日渐增多。主要研究路径是通过实证研究调查具体的职业群体来探讨与之相对应的统战工作。如有的研究通过对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的发展现状、特点及存在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工作建议和意见[12]。有的通过对律师、注册会计师、税务师等的调研来探讨中介组织的发展现状，并从统战部门和中介组织自身两个不同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13]。还有对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的统战工作进行调研分析，认为工作的主要难点在于工作理念与使命任务、工作力量与现实要求、工作手段与形势发展三个方面的不相适应的问题[14]等。而近年来关于新媒体从业人员的研究也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关注新媒体从业人员的地位、群体特征与时代价值[15]、统战工作[16-17]等不同层面，有的还聚焦新媒体从业人员中的网络意见人士[18-19]等更为具体的群体。自由从业人员的研究中则主要关注自由择业知识分子[20-21]。

从近十年的研究来看，对新的社会阶层内部不同群体的讨论呈现出区域性特点，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中西部尤其是民族地区针对相关群体的讨论较少。值得注意地是，还有研究专门关注新的社会阶层中女性状况，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城市的调查研究，分析新社会阶层女性的工作生活、思想状况、主要诉求等不同面向的特点，提出将新社会阶层女性工作进一步纳入统战工作大局的建议[22]。

三、由对新的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利益诉求等延伸到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等不同向度的讨论

既往对新的社会阶层的研究中存在一个关注度比较高的议题：即新的社会阶层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具体包括新的社会阶层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及其政治资源、政治参与、利益诉求等。新的社会阶层因其出身“体制外”，对执政党在感情上天然较为疏离[8]，同时又是一个流动性大、分散性强、思想活跃、利益诉求多元且处于快速变化中的群体[23]，因此很可能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潜在杠杆和影响我党执政根基的关键少数[8]。一方面通过梳理新的社会阶层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就如何发挥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进行探讨[24]；另一方面关注新的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利益诉求的缘由、途径、发展阶段等不同层面[25-27]，进而从政治保障机制、畅通政治参与机制、政治参与的法律机制、文化机制等[28]路径的创新、完善来发挥他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也有学者提出由于新的社会阶层所处的特殊位置，其本身蕴含着政治功能特征的多种可能性，认为需要有一个多维及动态的分析框架[23]。这种分析框架的建立对于应对新的社会阶层的发展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除此之外，近几年的研究已经逐渐从政治领域延伸至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向度。有学者提出社会结构与社会治理体制之间是相对应的。由于新的社会阶层具有体制外、流动性大等特点，因此，需要按照“治理”理念，完善这一群体的统战工作体制机制，采取多种不同的形式来实现新社会阶层的再组织化[29]。这种再组织化与新的社会阶层的生成机制有着紧密的关系。新社会阶层的形成以及随之出现的社会阶层化，有助于利益表达的组织化和社会的再组织化；而如何将日益分化的阶级阶层整合起来是当前和未来中国社会转型面临的挑战[30]。

值得关注的是，有学者指出社会转型进程中新的社会阶层的主观问题如身份认同、宗教信仰[31-32]等问题需要结合新的社会阶层的现状，在全面、系统、整体性的新背景下加以深入研究[31]。

四、由面上讨论统一战线如何作为的问题转向点上的聚焦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社会结构发生的重大变化，统一战线工作的对象范围不断拓展。尤其是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及其概念、范围的逐渐明晰，一定程度上投射了中国社会的转型及社会结构的变迁，也从侧面反映了统一战线工作的难度不断加大。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指出，要加强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发挥他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因此，统一战线在新的社会阶层中如何作为的问题成为新的社会阶层研究中的核心议题。

更进一步，如果从广义上看，对新的社会阶层的基本面向的研究到具体群体的分析以及从新的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到社会治理等不同维度的讨论都可以划归新的社会阶层的统战工作研究范畴；从狭义上看，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更多关注的是统一战线在其中如何作为的问题。以往的研究集中在通过对新的社会阶层的基本特点分析，找准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工作对策。但这些研究存在一个共性问题就是：更偏重于理论指导，而在实际操作上略有不足。鉴于新的社会阶层内部差异性大，流动性强等特点，在具体操作时就不得不面临对象不明确、界定不清晰、寻找工作对象难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既往的统战工作方法。事实上，统一战线作为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法宝”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具有长期性和延续性。但同时统一战线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其富有长久生命力的原因在于：面对新的社会群体时，会考虑不同群体的特殊性，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当前出现了对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的“新”的关注点，聚焦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点上问题的解决，其指导意义更为明确，操作性更强。(1)新的统战工作模式的突破。传统的统战工作模式大多局限在寻找新的社会阶层的代表性人士的模式上，且代表性人士的判定标准不是很清晰。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应该是包括一般性人士的更大的范畴。有学者通过对上海黄浦区“海燕”博客的调研提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具有1.0版、2.0版和3.0版模式，要创造出新的统战工作模式[33]。(2)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中的底线思维。守住底线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34]，也是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基本遵循。有学者通过对新的社会阶层网络表达的分析指出，秩序、稳定、改革是与新的社会阶层达成共识的底线[35]。(3)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评价机制的探讨。有学者在构建评价机制要求的基础上，指出评价体系基本指标[36-37]为评价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提供参考。(4)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教育培训机制的研究。有学者指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教育培训工作还存在系统性缺失、课程内容相对单薄、主体性不足等局限性，需要建立政治教育培训主阵地的话语权，从不同层面加以推动[38]。

结语

通过文献梳理，近十年来关于新的社会阶层的研究大致出现以上四个转向。这一变化正是基于理论界和统一战线工作者对新的社会阶层这一群体认识的不断深化而形成的。如果以2015年《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的颁布为时间节点，之前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新的社会阶层的基本问题探讨，这些探讨从学理层面上对新的社会阶层的产生、发展、特征、功能等进行阐述，理清了新的社会阶层研究的基本脉络，为后续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当前的研究则更为细致、深刻、具体，涉及到一些深层次问题。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最根本的动因在于新的社会阶层的概念、边界等不再模糊不清，让理论研究有了更加具体的对象，而相关重要会议的召开和政策文件的出台，进一步明晰了研究的方向。当然，作为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涌现出来的新的社会群体，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际的统战工作，都还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既需要理论界积极进行回应，也需要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进而推进相关理论研究的深化。另外，伴随着新的社会阶层的不断壮大，还需要加强对中西部地区新的社会阶层的关注、深入对新的社会阶层主观层面的研究、拓展对新的社会阶层中自由职业从业人员、网络意见人士等内部群体的考察，从而以不同角度加深对该群体的动态把握，提出针对性更强的意见，产出更多的理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