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龙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100872）

一、问题的提出

当代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声势浩大的媒介革命，媒体革命带来何种社会政治变革能量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借用布迪厄的术语来说，技术变革总是“嵌入”一定的社会结构当中，并与社会结构中的其他要素产生复杂的互动效应。在国外，从阿拉伯之春的“微革命”到美国、英国的“占领运动”，虚拟社区中“无组织的组织”、“媒介革命”、“剧场表演”、“微革命”给社会运动、集体抗争乃至革命理论带来了新的理论挑战。譬如如何诠释文化与政治之间边界日益模糊的趋势，如何区分新社会运动与传统社会运动的不同特点，网络社区中的组织资源、组织力量来自何方？

在中国，“社会动员”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传统优势，但虚拟社区中“网络政治参与”、“网络群体性事件”、“微博问政”、“人肉搜索”等新生政治现象带来“政府政治动员与民众社会动员的”的非均衡态势①娄成武，刘力锐.论网络政治动员：一种非对称态势[J].政治学研究，2010（02）：74-86。。一方面，党和政府原有的动员系统依然在运转并逐渐渗透到网络虚拟领域，网络政治动员作为传统政治动员的延伸和拓展，其作用方式和作用效果如何需要进行观察。另一方面，以非政府组织和个体民众为主体、借由网络工具进行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员在中国悄然兴起，日益成为体制外政治主体维护自身利益、提出政治诉求、参与政治活动、开展政治抗争的重要手段和方式。

如何解释发生在中国的网络社会动员？“控制/抵抗”成为一种主流的分析话语，并出现了“媒体赋权论”和“娱乐消遣论”两种论调。在“媒体赋权论”者看来，虚拟社区中的新动员实际上是一种“抗争”，是势必带来“政治变革”的技术赋权。②[新]郑永年.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M].邱道隆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166。甚至有学者认为网络社会动员代表“数字公民社会”的兴起，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渐进式革命，将推动中国朝“革命精神复兴”的方向发展。③Guobin Yang.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Citizen Activism Onlin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3：4。在“消遣娱乐论”看来，网络社会动员不过是一种“网络民主的神话”①Mattew Hindman.The math of digital democrac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118。和“网络幻想”，一方面，网络虚拟空间远不是平等的乐园，“在很多威权国家里，网络给强者赋权而剥夺了弱者的权力”。②Evgeny Morozov.The Net Delusion：The Dark Side of Internet Freedom，Harper Collins UK Press，2012：3。另一方面，“远离政治”的网上聊天、娱乐、八卦和消遣才是主流，网民既有积极的行动者，更多的则是消极的行动者，网络空间实际上不过是催生了相互分割、内部等级制度森严、偏离公共社区、一个个孤立的“小团体”。③James Leibold.Blogging Alone：China，the Internet，and the DemocraticIllusion?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ume 70.Issue 04.November 2011，1023-1041。

“媒体赋权论”和“娱乐消遣论”的持久争议反映了网络社会动员的复杂面向，而“控制/抵抗”宏观分析范式的解释效力正在引起学者们的反思，它主要的弊端在于过于强调宏观的政治与媒体的关系，忽视了微观领域中社会动员的丰富性、多元性和多变性。譬如挪威学者格里斯借用了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墨菲的话语理论和斯科特的“底层政治”概念，关注了中国微博上的话语抗争，认为网络社会动员就是在“意义战场”中获得话语优势的过程，话语斗争和霸权接合是网络动员得以发生的关键环节。④Marielle Stigum Gleiss.Speaking up for the suffering （br）other：Weibo activism，discursive struggles，and minimal politics in China，The Journal of Media，Culture&Society.2015（4）：513-529应当说，格里斯的研究代表了一种研究视角转向：从宏观政治转向微观政治，从社会结构性分析转向话语分析，这一研究思路超越了所谓“民主化”和“娱乐化”的二元分析框架，有助于深入分析当代中国网络社会动员的复杂机制。本研究基于微观政治的视角，以QQ群中的环境抗争作为研究对象，尝试通过实证分析来揭示，网络社会动员的微观策略究竟是什么？网络社会动员是否以及在何种意义上体现了“无组织的组织”？网络社会动员与现实组织资源之间呈现何种关系？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方法

“动员”一词的基本涵义就是为了实现一定目的而进行资源调动的行动过程。动员最早是一个军事学术语，涂尔干首次将动员概念引入社会学语言，将动员定义为“唤起某个人或者群体的一切能量”⑤[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203。。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使得网络社会动员受到学界关注，2009年以来西亚、北非发生的“推特革命”和美国、英国发生的“占领运动”使得网络社会动员成为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关于“这是否是一场推特革命”的争论甚嚣尘上，技术“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之间的交锋再次上演。技术乐观主义的代表人物克莱·舍基提出了“无组织的组织”的观点，他认为：“随着社会交流变得越来越稠密，复杂和具有参与性，网络连接起来的人们获得了更多的信息渠道，更多的机会参与公众讨论，他们采取集体行动的机会也随着增多。”⑥[美]克莱·舍基.人人时代：无组织的组织力量[M].胡泳、沈满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1。与之针锋相对，技术悲观主义者认为“社交媒体主要是被用于分享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而不是用于政治组织。”一般来说，经典的组织行为学聚焦于动员过程中的正式组织和清晰可辨的组织者，网络社会动员中，基于“弱社交关系”的网民们是如何连接起来，进而形成集体行动呢？保罗·格尔保多借用了舞台剧中的“象征性聚集”概念来进行解释，认为社交媒体中的动员已经变成了扁平的、去中心化的、流动的、自我强化的瞬时的动员方式。核心的组织者大部分时间不会出现在舞台中心，但他们的“情景设置和脚本设计工作”，创造了一种象征性的“在场感”将遥远分散的个体在虚拟空间中聚集起来，并助燃了一种共同的愤怒、挫折、焦躁等情感动力，“在场感”和“情感压力”最终在发起集体行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⑦Paolo Gerbaudo：Tweets and the Streets：Social Media and Contemporary Activism，Pluto Press，2012：15。

在中国，关于“动员”的研究长期关注的是政治权威如执政党、政府等自上而下的动员。譬如林尚立认为：“所谓政治动员，简单讲就是执政党或者政府利用拥有的政治资源，动员社会力量实现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目标的政治活动。”⑧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271。自下而上的政治动员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剧烈变革和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变，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则使得这种变革在虚拟空间中集中爆发出来。

现有研究成果主要聚集于三个方面：其一是关于网络社会动员的基本内涵、类型与特征研究。关于网络动员的概念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有不同的价值立场和研究视角，对于网络社会动员与政治动员并未做严格区分。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信息安全”的视角，如沈昌祥、左晓栋界定为“动员主体为达到特定政治目的，通过发布具有政治煽动性的网络信息，在网络虚拟空间里对网民进行的政治鼓动、诱导、操纵”①沈昌祥，左晓栋.信息安全[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101。。“政治传播”的视角，如娄成武、刘力锐认为网络社会动员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与政治局势下，动员主体为实现特定的目的，利用互联网的技术平台在网络虚拟空间有意图地传播针对性的信息，诱发意见倾向，获得人们的支持和认同，号召和鼓动网民在现实社会进行政治行动，从而扩大自身政治资源和政治行动能力的行为和过程”②娄成武，刘力锐.论网络政治动员：一种非对称态势[J].政治学研究，2010（02）：74-86。。“政治参与”的视角，如朱海龙认为，网络社会动员从本质上来说就是网络社会信息嬗变所带来一种“政治参与方式变革”，这种政治参与动员的特征在于“极大地重塑了个体在政治参与动员中的地位”、“为政治参与动员提供了至为重要的时效性”、“革命性地提高了政治参与动员的效率和能量”以及“政治参与动员的群体基础与方式发生变化”。③朱海龙.网络社会信息嬗变对政治参与动员的影响[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03）：58-61。

其二是关于网络动员的发生机制。娄成武、刘力锐等人对网络社会动员的发生机制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概括为“实—虚转化启动阶段”、“网络空间符号化互动阶段”和“虚—实转化完成阶段”并研究了这三个阶段的具体机制。④娄成武，刘力锐.论网络政治动员：一种非对称态势[J].政治学研究，2010（02）：74-86。杜骏飞从传播学的视角将网络动员信息的催化过程概括为沿着“信息、效用、认同、行动五个层级的跃升”的过程。⑤杜骏飞.弥漫的传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56-157。朱力、卢亚楠则将网络社会动员视为集体行动的新结构性因素并从社会心理的视角提出了其发生过程：即“互联网及其人际传播对集体行为有助燃的作用，这种助燃作用表现为内聚动员和外扩动员两条脉络。”⑥朱力，卢亚楠.现代集体行为中的新结构要素——网络助燃理论探讨[J].江苏社会科学，2009（06）：84-90。

其三是关于网络社会动员的政府回应与应对。娄成武、刘力锐等学者系统阐述了如何回应和治理“自发性网络政治动员”，他们将治理模式分为法治中心模式和技术中心模式两种模式，指出了治理限度问题，即网络政治动员的治理只能是有限的治理，使其朝着规范的方向发展，使其社会危害性和对社会的冲击尽量最小化。陈潭等学者概括了现有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三种治理模式，即根据主要控制阶段的不同，可以粗略划分为“预先控制模式”、“主体控制模式”和“后果控制模式”。⑦陈潭，罗晓俊.中国网络政治研究：进程与争鸣[J].政治学研究，2011（04）：85-100。孙晓晖针对网络群体性事件提出了防范的路径与举措：即要回归社会动员的视野，通过构建预控动员机制、抢占舆论动员制高点、凝聚公众的价值认同、满足公众的责任期待以及推进现代化的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展开。⑧孙晓晖.网络群体性事件中执政公信力的流失及其防范——基于社会动员的分析视角[J].理论与改革，2010（04）：21-26。总的来看，现有成果对于网络社会动员的微观机制和实证研究较为缺乏。

本研究从微观政治的视角切入，试图回答的关键问题是：网络社会动员的微观策略究竟是什么？网络社会动员与现实政治机会之间呈现何种关系？网络社会动员的影响及其限度是什么？我们选择南方发达城市Z市X区一个“反垃圾焚烧”为主题的QQ群作为研究对象。本研究选取了QQ群作为社交媒体的代表。QQ是中国最为流行功能最强的即时通信（IM）软件，也是中国被使用次数最多的通讯工具，用户对于QQ使用的信任度和忠诚度很高。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2014年中国社交类应用用户行为研究报告》，89.3%的用户使用过即时通信工具，其中使用过QQ的用户比例接近77.8%，经常访问率为72.5%，遥遥领先于其它即时通信工具。⑨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14年中国社交类应用用户行为研究报告[EB/OL].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sqbg/201408/t20140822_47860.htm。QQ群是由是一个聚集一定数量QQ用户、长期稳定的公共聊天室，QQ群成员可以通过文字、语音，和视频进行聊天，在群空间内也可以通过群论坛、群相册、群共享文件等方式进行交流。QQ群实现会员制，每个群的规模从200人到2000人不等。创建QQ群的人叫做群主，能委任群成员为管理员，并且有全部权利解散群，群主和管理员可以添加、删除群成员。会员可以通过群搜索连接到任何一个群，但每个群的管理员有权限决定是否允许新成员的加入，以及将群成员踢出群外，这既给每个QQ群较大的自由度和开放度，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由管理员决定是否保留群的私密性。目前尚无关于QQ群数量的精确统计，腾讯官方说法是每日上亿用户活跃在数千万热门QQ群中，占整个QQ使用时长超过三分之二。通过建立QQ群来发起社会动员，是当前中国颇为典型的一种抗争形式。

近年来，环境问题日益受到政府的关注和民众的关切，与环境问题相关的社会动员频频发生，学界也有较多的探讨和关注。环境问题对于一定区域内所有的社会成员都会造成影响，参与环境问题相关社会动员的成员往往会超越阶层、职业的限制，具有较大的普遍性和代表性，如何将这些具有不同社会阶级和身份的人们动员起来，社交媒体往往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选择环境相关问题的社会动员作为研究对象，对于分析社会动员的功能、策略和限度具有比较典型的意义。

Z市垃圾焚烧项目最早于2009年在另一个区筹建，但遭到该区居民的强烈抗争被迫停建。随后Z市政府将X区作为新的选址点，该区是距离市中心30公里左右的新兴经济技术开发区，近年来先后迁入了微软、IBM、LG等全球知名企业，原有住户以农民为主，商品房开发相对于市中心较晚，从2010年之后开始呈加速发展之势，入住人口随着商品房的兴建而与日俱增。从2010年开始，新入住的业主们饱受污染企业臭气排放之苦，在建立这个群之前，Z区新入住的楼盘业主已经成立了“臭气研讨群”，针对于臭气进行了维权和抗争。自2010年市政府确定在距离楼盘大约10公里附近的地区建立规模号称亚洲规模最大的垃圾焚烧厂以来，反对建立垃圾焚烧场成为附近居民的主要抗争目标，楼盘业主建立了专门的反垃圾焚烧QQ群，主要成员为附近小区的积极分子，并在各小区积极发展成员。

本研究采取虚拟民族志、深度访谈和主题分析（theme analysis）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为了掌握一手信息资料，研究者自2012年加入该群之后，一直关注群内的信息，与该群的积极分子建立了较好的关系，通过“在场的观察”跟踪分析该群所组织的维权活动、抗争的发展进程和积极分子的抗争策略。深度访谈，主要指从2015年3月20日到4月12日之间，通过QQ访谈、微信访谈的方式对该群的7名核心成员进行了深入访谈。在具体访谈过程中，研究者先前设置了12个问题，但具体访谈过程中，则以开放的姿态对于相关问题进行追问。每个研究访谈的持续时间从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不等，大多数访谈在一个小时左右。主题分析（theme analysis），指研究者将2015年4月到6月为期两个月的所有发言贴进行归类整理，解读分析，概括出这段时间群当中发言所涉及的主题。

三、网络社会动员的动员功能与组织策略

在现代社会，信息技术已经成为组织和策划社会动员不可获取的要素，因此可以看到，传统的植根于组织中心和领导推动的集体行动逻辑发展成为一种新的“集体行动逻辑”：采取集体行动和达成共同目的已经日益成为在可以信赖的关系中分享观念和行动的一种个人表达和自我确证。①Bennett，W.L.&Segerberg，A. （2012）.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Digital media and the personalization of contentious politics.Information，Communication&Society，15（5）：739-768。那么，网络社会动员究竟发挥着怎样的功能？它的组织策略是什么？基于实证分析，我们有如下发现：

（一）社交媒体的动员功能主要有信息交流、危机渲染、情绪激励、方案商议和行动动员

信息交流和分享是网络社区一个最为基础的功能，也是网络社会动员的第一个环节。与一般聊天类的QQ群不同，抗争类社交媒体的信息分享具有高度的集中性和指向性。根据对群内2个半月讨论内容的主题分析，发布与垃圾焚烧、环境保护相关的信息占到85%以上，尽管偶尔也有幽默搞笑、时政新闻和其他内容，但总体比例很低，而且有成员发表无关内容时，尤其是广告内容时，群管理员都会及时出来制止。发帖内容主要包括垃圾焚烧常识普及、政府推进垃圾焚烧的进度播报、同类事件（包括抗争案例和垃圾焚烧厂经营现状）分享、城管委等相关官员个人信息、专家对于垃圾焚烧的评论、信访流程和环保投诉信息、抗争进度展示等内容，这与别的QQ群常见的议题多元随意、风格嬉笑怒骂颇不相同。

从深度访谈也可以看出，所有的访谈对象都承认，加入该群“获得了许多关于环保和臭气的有用信息。”访谈对象D的回答很有代表性：

“我加入群之后的收获主要是了解、沟通和行动。了解其他人对垃圾焚烧的态度（基本上都反对），了解垃圾分类的必要性，从反对焚烧到认识到要坚持垃圾分类。这是了解的内容和收获，很大一部分是获取他人对焚烧这一主体的态度。沟通包括：表达自己的不安情绪，以及认同、反对别人观点时做出的回应。活动包括：信访、宣传环保（某某小区门前的活动）、调查问卷发放与收集。行动包括：广泛告知焚烧厂规划这一事实，以及潜在风险、危害（比如环境与健康，房产贬值）。QQ群起到信息通知与反馈的作用。”（访谈对象D）

从社会动员的视角来看，一般的信息交流并不会自动产生动员效应，而只有交流的信息都带有一种行动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时，才会在参与群体中激发行动压力。信息交流过程中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进行“危机渲染”，是该群一个典型的特征，也是动员的一个重要因素。群创立者A在深度访谈中谈到，群员参与实际抗争行动不积极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可能大家认为距离十公里影响不大。”①注：垃圾焚烧厂距离小区距离约为十公里。“所以说环境保护在中国是大问题。不仅政府要重视，老百姓也应提高意识。”

“情感归属”是网络社会动员的又一重要功能。作为一种“身体缺场”的社会动员，情感的聚集在社会动员中发挥着重要的粘合作用。从该群的调查来看，情绪感染表现为“积极的情绪激励”和消极的“抱团取暖”两个层面。积极的“情绪激励”主要表现在群成员采取同仇敌忾、精诚团结的一种集体归属感。那些为发垃圾焚烧的积极分子的相关行动在QQ群中不断展示，而此时“围观”的群友则会纷纷点赞，给予支持，很多有成员送出鲜花等表情符来加油鼓劲。比较而言，作为一个现实动员并不积极的虚拟群体，“抱团取暖”的情感安慰功能更为突出，对于个体而言具有缓解情绪压力的功能。在跟踪调查中，经常可以看到成员对于城管委（垃圾焚烧项目的推进者）和相关政府人员的谩骂，对于污染企业的诅咒，对于政府不作为的愤恨情绪等的不满，这种情绪减压对于所有成员都有意义，深度访谈也确认了这一点，访谈对象C谈到：

这个群起到了“吐槽、表达不满，缓解精神压力”的作用吧。不能强求别人去付出，但是会感受到大家都是比较理性地反对焚烧。同时觉觉得QQ群起到一个吐槽与缓解焦虑情绪的作用（因为很多人和自己一样，面对现实都无奈，同时感觉风险大家一起承担，有种风险被分散的作用）我觉得入群之前，感觉这是个人不幸；入群之后，发现很多人都和自己一样（至少是住科学城的这个群体）。（访谈对象C）

抗争方案讨论和集体行动组织是网络社会动员正式形成的标志。从该群的情况来看，一开始组织者都会在群里公布抗争方案乃至直接组织集体行动，但是群内成员身份确认始终是一个难题，政府相关部门的渗透以及相关活动的被阻挠，使得组织者在发布行动方案时更为隐蔽、谨慎。2014年3月的一个周末，组织者邀请“自然国际”干事、垃圾维权意见领袖为大家开展垃圾危害和维权方式教育。该信息在QQ群上公布，希望吸引更多的人参加。但最后因为政府阻挠，本次活动被迫取消。组织者怀疑跟QQ群泄密有关，由此QQ群上不再发布活动信息。只在活动结束之后再发布。同时，一个代替的方案就是核心成员成立若干个小范围的QQ群和微信群，这些小群的成员都是身份经过严格认证、面对面交流过的组织骨干，他们在小群内会进行更为充分的方案研讨和行动动员。在适当的时机，通过隐蔽的方式邀请大群更多成员加入行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2014年6月，维权积极分子精心策划了一次到香港长实集团门前宣示“集体退房”、谴责长实集团隐瞒垃圾焚烧建设信息的集体活动，需要招募更多的行动者。组织者在QQ群发布了一条信息：“本周末组织一次免费的香港购物自由行活动，现场有T恤免费派送，联系人某某某”。这样一条信息乍看摸不着头脑，但群里部分成员却能读懂背后的“潜台词”，有一些成员就会联系组织者询问详情。从2014年泄密事件以后，逐渐形成了“小群策划活动—大群招募成员”的动员格局。尽管大群不再公开发布行动动员，但起着招募行动成员的重要功能。用访谈对象E的话来说，就是“没这个群，可以说任何活动都组织不起来，这就是组织活动的平台。”

（二）网络社会动员中的“话语构建”和“情感动员”策略

后马克思主义学者拉克劳、墨菲认为：话语斗争在社会抗争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社会动员的成功发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霸权话语的解构和抗争话语的建构程度。

换言之，话语斗争是一个话语解构和建构同时开展的过程。通常来说，政府部门采取的话语策略就是为了共同利益，申明建设垃圾焚烧场是为了“解决广州市垃圾围城问题”、推动经济发展，通过用“接近或超越欧洲标准”、“严格管理”、“专家论证”、“技术一流”等理性话语来淡化或者消除垃圾焚烧厂的消极影响，并将反垃圾焚烧活动斥责为“邻避主义”。与之相对应，网络社会动员中也有理性话语的建构，但更多的则是通过感性认识、日常经验和情感动员来渲染一种危机感。这种基于日常生活经验、饱含情感煽动的对于个体而言来说更具有动员性。

该群构建风险话语、渲染危机意识的策略主要有：一是发挥网络信息传播的形象化功能，注重以直观、感性的素材渲染危机意识。譬如2009年南方周末的一篇关于垃圾焚烧场周边成为癌症村的报道在群里被反复转发；武汉锅炉山垃圾焚烧厂建立之后周边群众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的照片也经常被引用，甚至有组织者专门到已经建成运营的另一垃圾焚烧场的现场参观，把项目运营中的一些负面现象尤其是垃圾焚烧不充分的图片发到群里。这种直观、感性的照片和报道材料对于营造危机意识、构建“风险话语”成效明显，每一次相关素材的分享都引起成员的恐惧心理和对政府的谩骂。深度访谈中所有成员都表示“加入群之后对于垃圾焚烧的危害性和可怕后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二是运用“专家话语”来对抗“专家话语”。垃圾焚烧原本是一个争议颇大的环境问题解决办法，群中经常会发布反垃圾焚烧权威人士的言论以及相关论据来反驳政府的观点。同时也积极寻求“自然之友”等NGO组织的帮助和支招。三是运用相关事件来“隐喻”、“影射”管理缺陷及其带来的风险后果。群中经常会转发看似与垃圾焚烧并无直接关联的事件，譬如政府当年对垃圾填埋安全性的承诺、对房价不会大幅上涨的声明、对污染企业零容忍的表态等，然后配以与这些承诺、表态完全不同的现实后果作为对比，以此造成反讽效果，进而隐喻、影射政府话语的可性度，充分运用一些成员对于公信力的质疑，强化群成员共同的风险和危机意识。

其次是在话语构建中寻找“道义”的支撑点，激发群成员的“义愤”，实现“情感动员”。杨国斌在分析中国网络动员时指出：“一般来说，不能调动感情的抗争性谈话难以发展成网络事件。反之，能让人感动，给人以震撼的谈话，容易发展成有影响的网络事件。这个过程就是情感动员的过程。”①杨国斌.连线力：中国网民在行动[M].邓燕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267。道义的感召、情感的发酵、共意的形成，是网络社会动员的重要策略。尽管垃圾焚烧是一个“潜在”的威胁，但该群成员近年来一直遭受着“臭气污染”的困扰，周边企业的频繁偷排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对该群成员的身心造成了较大的影响，而企业的肆意任为和政府部门的护短和拖延使得群员的恐慌情绪转变为愤怒情绪，号召在网络上发起集体行动。

情感动员常用的一个策略就是对于“弱者遭遇”的渲染，以此强化情感震撼、赢得道义支持。在该群的情感动员中，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运用“救救孩子”之类的话语感染成员。由于该区楼盘以年轻白领自住为主，很多业主都是三口之家，因此群内经常讨论周边毒气以及将要建成的垃圾焚烧厂对于孩子的影响，如小孩咳嗽发烧现象明显增多，小孩得了支气管炎和肺炎等，对于子女健康成长的关切往往成为社会动员发起的一个要素。访谈对象A谈到为何积极组织活动时，一个最主要的理由就是“我可以容忍（毒气），但为了我三岁的孩子我一定抗争到底”。2015年6月6日，正值一年一度的高考，因为孩子复习被毒气袭扰，家长心忧如焚控诉无门，最后在QQ和微信平台上组织了一次数百人参加、齐聚区政府门口抗议的集体活动。组织者打出“救救孩子”、“拯救家园”、“我要呼吸”等标语，以获得情感和道义上的支持。二是渲染“道义”力量，为社会动员寻找道义支撑。应星认为：“气”是中国人追求承认和尊严、抗拒蔑视和羞辱的情感驱动，而草根行动者是“气”在整个行动过程中释放、升发和调控的主导因素。②应星.“气”与中国乡村集体行动的再生产[J].开放时代，2007（06）：106-120。这种“气”实际上是一种对于某种道义和价值观受到蔑视的情感体验。该群创立者最初提出的口号就是“为什么全市的垃圾代价要由我们一个区来承担，这不公平”，在2015年6月6日的集体行动中打出“广州萝岗沦陷，环保官员成为污染企业保护伞，居民群体中毒，老百姓可怜”成为主题，这种情感和道义的融合凝聚成为打动人心和有效行动的策略。

（三）网络社会动员中的组织结构特征

“弱关系”的临时链接。调查显示，QQ群里的成员关系被认为是一种“弱关系”，面临共同的环境风险，使得群成员团聚到了一起，但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远不是亲密、可以信赖的，而主要是以“利”相聚。访谈对象B的观点很具有代表性：“我没这感觉也不准备有这感觉（朋友）。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虽然这样说功利了点。大家本来就是为利益聚到一起的。”随后，他又稍稍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当然人熟悉了，自然有感情。”这种相对松散的关系，加上QQ群没有办法实现完全的实名制，成员之间的信任感难以建立。访谈对象C就表示：“（群里）人有千百种，怎么信任呢？”同时，虚拟社区中成员之间脱离了现实社会的责任感，情绪化、本能的一面被释放出来，因此群员之间的关系带上了更多情绪化的色彩，访谈对象D的态度很有代表性：

“QQ群作为虚拟社区，很少人认识我，我可以不用顾忌地发泄情绪；现实邻居就不行。比如表达一些失望的消极情绪，以及对他人不作为的愤怒，更直接。如果是认识的人就不行，我要顾忌他们的情绪，和我在他们心目中的印象，维护邻居之间的情感。所以说QQ群比较直接，会更多情绪化。恩，而且会有一些很直接的冲突。如果在现实中，我不认同他人言论，通常保持沉默。群里面不会，很多人会直接反驳，我也会直接反驳别人。总之，我觉得虚拟社区的人更真实，现实中的人更理性。”（访谈对象D）

QQ群“弱关系”与“微信群”的“强关系”特征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访谈对象D说：“微信群意见比较一致、统一，基本上都是认识的人；QQ群会较多不一致的声音，陌生人比较多。”正因为如此，若没有现实邻居关系的支撑，QQ群的社会动员能力会因为群成员关系的疏远受到影响，访谈对象E认为这种“弱关系”特征是群里抗争力度不大的原因之一：“为啥群体行动的人比较少呢。这里原因就多了。最主要的是这个群里的人来自四面八方，没有凝聚力。要都是土生土长在这里的人就不一样了，番禺周围的本地人多（注：09年番禺成功抵制建垃圾焚烧厂）这个群里基本没有本地人，福山的本地人全部搬迁，当然赞成建了。”（访谈对象E）

这种“弱关系”特征，使得QQ群中的社会动员以一种“无组织”的方式呈现出来。强调成员关系的民主平等，淡化“领导者”、“组织者”的作用，甚至连微博平台那样引导舆论的“意见领袖”也没有出现，这是该QQ群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群的创立者访谈对象A在谈到信息分享来源时强调：“信息是大家转发的，没有哪个发起，自由发言。不存在关系平等问题。”访谈对象B和D也证实了这种“淡化领导、服从民主”的特征：

“QQ群关于组织活动有不同方案和建议时，哪种方案支持的人多用哪种。按少数服从多少的原则？又不是强制性的，没投过票，但大致这样。成员悲观与否，是他自己的权利，我不会怎么做。我不会引导群里言论？我哪有这么多精力，群是一个自由体，自然形成，自觉行为。”（访谈对象B）

“不会（引导话题到正题上），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发言权（刷广告的除外）。而且可以了解到其他人关注点和在想什么。再说了，都是不认识的人，怎么强迫？基本上是，但是可以理解为都是一群乌合之众。无组织。”（访谈对象D）

当然，从主题分析和追踪调查发现，“组织者”或者说积极分子（activism）依然在群中扮演着引导信息和号召行动的角色。统计一个月群内的发言情况，发现信息的发布者85%以上来自于几个固定的积极分子，包括群的创立者和管理员。对这些帖子进行及时回应、点赞的也主要是几个积极分子。最为重要的是，定期发布垃圾焚烧项目进展、公布社会动员消息、进行抗争动员的也主要是那几个固定的发言者。几个积极分子的积极发言、引导话题与进行动员与大多数成员的被动回应和保持沉默成为该群的一个典型特征。这一现象也印证了“流动性的”或者“软性的”的组织者是虚拟社区中社会动员不可或缺的要素，表面上人人具有决定权，但事实上依然由那些高度参与、为动员付出时间和精力的积极分子来主导社会运动。当然，这种“领导”、“组织”性不像现实社会动员那样明显和突出，往往掩盖在一种平等协商的信息分享之下，并且只有通过获得大多数成员的情感共鸣和自觉认同才能实现。总的来说，作为一个公众讨论的区域，相对于微博“发帖－关注”的传播方式而言，QQ群中的“意见领袖”主导话语是比较难的。也就是说，如果有能够主导话语，也就是他／她表达了大家的利益或者愿望。但如果没有积极分子的软性组织，那么社交媒体的成员就可能变为一个毫无行动力的“乌合之众”。组织者的组织活动通常是在“后台”中体现，譬如更小范围群内的协商，面对面的交流，而不是直接体现在这种成员庞杂的大群之中。

四、网络社会动员与现实组织资源的互动关系

网络社会动员与现实社会动员呈现何种关系？网络社会动员是否彻底颠覆或者取代了资源动员理论？对于这个宏大的理论问题，本研究难以做出全面的回应，我们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两个理论问题的思考上：一是网络社会动员是否以及如何依赖于现实社会的资源动员能力？二是奥尼尔的“集体行动困境”是否会在网络社会动员中呈现，信息交易成本降低是否能够解决交易成本过高的困境？

首先来看网络社会动员对于现实资源动员能力的依赖。资源动员理论认为，成功的集体行动由以下因素决定：参与者的利益驱动（interest）、运动参与者的组织能力（organization）、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mobilization）、社会运动发展的阻碍和推动力量（repression/facilitation）、政治机会或威胁（opportunity/threat）、社会运动群体所具有的力量（power）。一个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取决于该社会成员控制的资源的多少，而动员能力由两个因素综合决定：即社会运动成员控制的生产因素（包括土地、人力、资本和技术等资源）和将他们所控制的生产因素转化为社会运动资源的能力。查尔斯·梯利指出：要把群体利益转化为一个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组织力量最为关键，而一个群体成员的共同特征和群体内部联系越大，该群体的组织能力就越强。①Charles Tilly.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Addison-Wesley Pub.Co，1978：7。

对于资源动员理论所强调的诸多变量，我们重点考察组织资源和动员能力。近年来，中国环境治理尤其是垃圾焚烧项目呈现出“捏软柿子”的效应，也就是说，哪里居民的组织资源和动员能力弱，他们就越容易成为环境污染的受害者。而这恰恰是垃圾焚烧项目从番禺迁址到X区的重要原因。然而，作为一个新兴开发区，随着越来越多的居民迁入，以及随着迁入居民“动员能力”的增强，社会动员的力度就越来越大，这种现实动员的组织能力成为影响网络社会动员活跃程度的重要动因。有意思的是，该案例同时关涉当地农民、附近中产阶级、别墅区富裕人群三大群体。从2010年底到2016年12月这段时间，反垃圾焚烧的社会动员刚好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当代农民、中产阶级各自为政的个别抗争阶段。第二阶段是某别墅区业主加入后的联手抗争阶段。第三个阶段是新建楼盘大量业主入住的抗争激化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垃圾焚烧厂项目直接影响到的群体主要有两个：一是垃圾焚烧厂建立所在的当地村民，政府承诺让他们整体搬迁，只有一个人口约300人的小村庄因对搬迁补偿款太低而心存不满。二是刚刚迁入到这个新区的三个新业主楼盘。业主主要是高校教师、工程技术人员和公司白领构成的中产阶级，其中有两个楼盘为该市的“双限房”（注：是政府保障房的一种，该市规定家庭年收入在20万以下，在广州没有房产的购买首套自住房的居民方可申请，因政府土地出让优惠从而对开发商卖房最高价格进行了限制），每个楼盘大约1000多户，共计3万多人口。该QQ群最早就由这三个楼盘的业主创立，加入成员主要也是这三个楼盘的抗争积极分子。2014年之前，每个小区大约有10余名积极分子在现实和QQ群众进行动员，但由于这三个小区距离垃圾焚烧厂选址约有8到10公里，大多数成员对于潜在“危机”并不太在意，而且小区业主难以动用媒体及其他相关社会资源，积极分子也募集不到组织活动的财政经费，因而完全靠几个积极分子的奔走呼号，苦苦支撑，抗争和相关动员活动的参与者极少。与现实动员的低潮相一致，QQ群的成员也仅有200来人，群里发言十分冷清，积极分子的动员活动参加者也极少，应声寥寥。

第二个阶段是垃圾焚烧厂周边一个别墅小区业主的加入，使得社会动员的规模大大扩大，抗争形式也日趋丰富多元。2012年，距离垃圾焚烧厂选址3公里的地方建成了一个高档别墅小区。别墅区山清水秀，风景优美，住户仅为128户，2011年该别墅销售时每套价格在500万元以上。2013年年底，别墅区的业主纷纷装修了自己的别墅，其中一部分业主考虑入住。他们一开始对于垃圾焚烧厂项目并不知情，最早迁入的三个小区的积极分子联络了该别墅小区的业主。听说该情况后，别墅区的业主马上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别墅区业主马上形成了“垃圾焚烧厂一建成，500万打水漂”的共识，他们现场捐了100万元作为活动经费，随后该小区业主成立了策划部、联络部和行动部三个小组，分别负责反垃圾焚烧的策略设计、联络其他相关抗争力量以及新闻媒体和财务、人员、交通管理。在别墅区业主加入后，组织了“到香港长实公司门口抗议”、“垃圾焚烧厂民间环评报告”、“告城管委环评公示不合法”、“周边村民堵路不准垃圾车通过”等一系列社会动员活动。与之相适应，QQ空间立刻增加了100多名成员，群员发言的重点也由最早宣传垃圾焚烧知识转变为展示社会动员的最新进展，群里发言日渐活跃起来。

第三阶段是更多新兴楼盘业主入住，开始酝酿出规模庞大的“集体行动”。2014年下半年，该区更多新兴楼盘的业主纷纷入住，这些楼盘的售价随着房价上涨，均价都在1.3万每平方米以上，购买这些新兴楼盘的业主都具有较好的经济实力。这些新兴楼盘的业主入住给社会动员注入了强劲的活力，各个小区之间的一致抗争的局面开始出现。一个突出的标志就是2015年6月6日，周边小区共计约100多人齐聚该区区政府门前，共同抗议该区环境污染和垃圾焚烧项目。该市地方新闻媒体对抗争事件进行了报道，区政府迫于压力约谈污染企业，要求这些企业限期整改，否则必须搬出该区。颇有意思的是，该抗争活动发动前QQ群并没有进行活动组织动员（主要原因是出于活动顺利进行的考虑），但事件发生之后群里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也引起了成员的纷纷点赞，很多成员表示希望能够参与下一次“活动”。同时，一个名叫“Z区之家”、规模为2000人的新QQ群建立起来，作为社会动员新的领地。

从上述发展历程来看，从最早的几个积极分子的个体抗争到别墅小区的加入，再到新兴楼盘业主的参与，QQ群的社会动员能力与成员的资源动员能力成正相关的关系。颇有意味的是，这三个阶段社会动员的方式由“个体抗争”转变到“依法抗争”再到“集体行动”，这一特点与三个动员主体的现实身份、成员规模颇为契合。作为虚拟社区的QQ群的社会动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实社会的资源动员，虚拟社区的社会动员与现实社会的动员协调一致、相互配合，才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和政治效应。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网络社会动员在多大程度上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克服“集体行动困境”的问题。曼瑟尔·奥尼尔在1966年发表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提出搭便车理论（free-rider problem），认为当一群理性的人聚在一起想为获取某一公共物品而奋斗时，其中每个人都想让别人去努力而自己坐享其成，这就是所谓的搭便车困境。①[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5-8。谁要想要坐享其成，但谁都不愿意付出成本，最后导致交易成本太大而无法采取一致的集体行动，其基本的理论预设是“经济人”的自私和理性的计算。对这种理性人的预设，很多学者提出了批评。很多学者关注，网络社会动员出现之后，信息传播的便捷性、交流的匿名性、成员的情感共鸣和少数积极分子的“志愿精神”能够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并促发社会动员。那么，网络社会动员究竟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交易成本的问题？

从我们的调查数据来看，“交易成本”依然是困扰网络社会动员的一个重要因素。无论是主题分析还是个人访谈的结果都证明：该群抗争积极分子发言频率较高，大多数人处于潜水、围观和回帖状态，从而导致少数人的行动和大多数人的“潜水”之间十分不平衡的状态。访谈对象A、B、C和D都在抱怨群里“看热闹的多”、“群不活跃”、“他们需要自觉行为，我们能怎么样呢？”访谈对象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种“成本和收益”的理性计算。访谈对象B明确谈到：“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虽然这样说功利了点。大家本来都是为利益聚到一起的。”

其中，访谈对象D从一个积极的组织者到消极的观望者转变的过程，很能说明网络社会动员克服集体行动困境的功能是有限度的。作为一个最初阶段积极组织各种活动和在群里发言积极的活跃分子，她在经历了抗争难度太大和多数人并不积极的双重打击之后，不愿再为抗争花费太多的心思和精力，开始变成一个消极的抗争者。D刚大学毕业不久，在Z区公司工作并买了一套新房。D最初积极参加抗争的原因并不全是出于自身利益受损，而是带上了强烈的“义愤”色彩。在谈到参加抗争的原因时，D回答说：“原来真是气，因为我大学时候经历过番禺焚烧，我们老师在课堂上讲她的遭遇。所以没办法接受别人不要的东西给我们这边，因为那个时候都在讨论番禺垃圾发电厂。”在这种“气”的推动下，D积极参加组织活动，信访、宣传环保（小区门前的活动）以及调查问卷发放与收集，在群里她也积极发言，积极转帖，号召行动，但她很快发现群里其他成员并不积极，多数人持沉默和观望的态度：“不能强求别人去付出，但是会感受到大家都是比较理性地反对焚烧。同时觉觉得QQ群起到一个吐槽与缓解焦虑情绪的作用。我觉得入群之前，感觉这是个人不幸；入群之后，发现很多人都和自己一样（至少是住科学城的这个群体）”此时，D一方面发现QQ群具有抱团取暖、缓解压力的功能，另一方面也不得不面对大多数人“搭便车”行为的无奈。由于发言积极并号召大家采取激进行动，D与群里成员发生了一次冲突：“有人说我们几个经常发言的人是煽动。然后我反过来说那个人煽动，因为不让我们表达情绪，压制我们疏解情绪的阀门。这不是煽动我的怒火么？”

D由积极的抗争者转变得消极跟大多数人的搭便车有关，但最主要原因的是阶段性失败造成的挫折感：“知道焚烧厂环评通过后，与自己的预期相悖，很不愉快。”“但是争取不到也要正视现实，而且争取到几乎是没有希望的事。这话我不会和他们说，感觉有点浇冷水。”在经历这种挫败感之后，D开始从抗争的热情中冷却下来，用“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来审视自己抗争到底值不值得：

“因为反对的代价太高。不仅仅是时间，还有不断失望的情绪，失望原因来自于政府通过焚烧厂规划。我也在衡量，反对的投入与收获。投入：时间、精力、情绪、名誉（比如我的朋友、同学知道我住在垃圾场周边，感到丢脸）还有亲戚。与期望（政府会考虑民意重新选址，推行垃圾分类等）不一致的现实打击。害怕别人嘲笑与歧视？呃，名誉，一般自尊心的人都会有的吧。我同学有在花都的，也不愿意提垃圾焚烧厂的事情。比如别人会嘲笑，还有经济地位不高（有经济能力会选择市区贵但是离焚烧厂远的住所）比如你住在Z区，你希望别人提起来是环境好、绿化高、不拥挤等正面印象，而不愿被提起垃圾、臭气等负面印象。”“父母当然反对，认为是一种浪费，我也认为是一种浪费，而且消耗我的好心情。”

在一番“理性”的“成本—收益”考量之后，D选择将组织集体抗争转为个人奋斗和“心理调适”的个体化策略。也就是说，当集体抗争“成本—收益”不划算时，他们可以选择“心理调适”来逃避问题，或者通过个人奋斗离开该区来解决问题。D感慨说：

“有时候只能接受现实，改变不了就接受。”“嗯，我也拿这个（同学出国移民）安慰我自己。我同学说，有本事别抱怨，移民啊。说我这是穷，不努力。我想想，从正面的方面来说，确实这样。现在能做的就是接受现实，热爱生活。多看看萝岗科学城的绿化，多想想自己的职业规划，我觉得这才是我这个年龄段的人该做的事。”“不关注的好处就是，好像真的不存在了一样，心理上对我没影响。”

在这之后，D不再在群里积极发言，尤其不再号召大家参加某种活动。但仍然关心群里的情况，偶尔也会对其他积极分子的号召进行点赞。也就是说，从一个活跃的积极分子变成了一个相对消极的“跟随者”。但D对于自己的逃避行为仍有不甘，但感觉无力改变现实，对于其他积极分子的积极抗争从内心来说颇为钦佩：

“所以有时候很佩服坚持下来反对的人，我觉得他们有信仰。自己不争取，希望别人争取其实我也是这类人。但是争取不到也要正视现实，而且争取到几乎是没有希望的事。这话我不会和他们说，感觉有点浇冷水。要做的就是尊重他们，多听他们表达，学习他们的心态。”

分析D从一个积极分子转变为一个跟随者的行为和心理变化，可以看出，在网络社区中，“搭便车”行为依然是制约集体行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理性计算”和“交易成本”不是孤立起作用的，它与抗争目标的难度、群员的响应程度以及组织者的动员能力等其他因素相互影响，共同发挥作用。

五、讨论和结论

目前学术界对于网络社会动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有学者认为网络媒介本身视为社会动员的一个单独影响因子，也有学者将网络社区作为一种背景平台，而这种评价总是要与中国更为宏大的社会、政治变革相契合。本论文通过对于QQ群的实证研究，主要有以下发现：

第一，网络社会动员的功能主要有信息交流、危机渲染、话语构建、情绪激励、方案商议和行动动员。信息交流是虚拟社区作为基本的功能。奥登伯格认为：“社区作为一个公共空间，是家庭和工作之外任何常规、自发、非正式和令人愉悦的聚会的地方。为成员提供了无拘无束、随性和可持续的交流机会。”但是以抗争为目的网络社区，群里的信息交流远不是愉悦、随性和自由的，它在话题内容上高度聚焦于抗争目标，并且弥漫着一种“危机感”和行动的“紧迫感”，正是这种信息交流的“危机感”，成为诱发抗争情感和集体行动的关键要素。因此，网络社会提供了超越现实社会动员的诸多条件，使得成员之间身体“不在场”的“聚集”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来说，网络社会开启了社会动员新的可能。

第二，通过诉诸于成员的感性认识的危机话语建构和情感动员是网络社会动员的重要策略。克兰德尔曼斯指出：“社会问题（分配或交换不平等、公共物品问题）本身并不必然引起集体行动，只有当社会问题被人们感知并赋予其意义时才会成为问题。”“人们对现实的解释，而非现实本身，引发了集体行动。”“如果一个群体不能产生集体认同感，那么它就无法完成任何集体行动。”①[美]艾尔东·莫里斯、卡洛尔·麦克拉吉·缪勒主编.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M].刘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95。我们的研究证实了社会动员的“建构性”，危机话语的建构往往体现了组织者的有效组织策略，也是他们组织性的一个重要体现。而一旦这种“风险话语”得到了足够多的人的自觉认同，距离社会动员也就不远了。但如果这种“风险话语”并未得到相当数量的成员认同，集体行动也难以发生。

本研究也证实，情感发酵、情绪感染是虚拟社会中社会动员的重要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情感动员”是网络社会动员成功发起不可或缺的要素。这种“情感动员”往往会触及到成员的“情感痛点”，譬如对孩子身体健康的担忧和关切，对企业和政府不作为的“义愤”，“道德元素”和“情感痛点”的结合，成为网络社会动员成功发起的重要推动力量。

第三，社交媒体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弱关系”，组织者很难完全主导信息交流的内容以及决定社会动员的最终方向。形式上的言论自由和发扬民主成为网络社会动员的显在特点。然而，网络社会成员不能脱离组织者的精心策划，完全无组织的社会动员活动根本无从实现。只不过在网络社会动员中，组织者和策划活动往往不是呈现在“前台”，而是体现在更小的群内、面对面的交流等“后台”。

值得关注的是，组织者的现实组织资源和动员能力成为影响网络社会动员的重要因素。网络社会动员与参与者在现实生活中的组织资源、动员能力呈现正相关关系。那些社会动员能力强的“社会精英”，往往也是网络社会动员的重要推动力量，但他们往往会“潜伏”在幕后和后台，他们提供的财力支援、媒体资源和抗争策略成为影响网络社会动员的重要资源。因此，网络社会动员不仅仅存在着“信息贫困者”和“信息富有者”之间的信息鸿沟，而且存在着由社会阶层差异所决定的能力和资源差异。从这个视角来看，“无组织的组织”只不过是组织以一种“软性”和“后台”的方式呈现出来，真的毫无组织或者组织者的资源动员能力太低，网络平台也就只能成为“吐吐槽、发发牢骚”的场域，而不可能有强有力的动员活动。

第四，社交媒体为成员之间交流信息、进行动员提供了十分便捷的平台，但交易成本过高的“集体行动困境”并没有被克服，缺乏有效的组织和有权威的领导者，社交媒体可能因为意见不统一、过分民主而难以形成团结一致的力量，搭便车行为的广泛存在使得组织者的风险较大，而大多数人不愿付诸行动。个人利益驱动和非理性的争论影响到理性方案的形成和集体行动的发起。因此，“成本－收益”分析的理性计算，与参与成员的规模和同质性特征、参与者的社会阶层所决定的抗争意愿和抗争能力、抗争目标的难易程度以及替代方案的存在与否以及抗争者的斗争经验丰富程度等多元要素，共同决定了网络社会动员能否成功发起，以及社会动员的规模及其影响后果。“多元决定论”依然是分析网络社会动员的重要视角。

综上所述，本研究侧重于从“微观政治”的视角来考察网络社会动员，尝试用微观案例来分析宏观问题，从而构建起传播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之间相互融合的诠释视角，这种探索对于推进网络社会动员的研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需要指出的是，本论文没有对中国宏观社会结构、政治秩序和政治机会作更多的分析，在样本的选择上也仅有一个环境抗争的案例，对于网络媒体如微博、BBS和微信平台没有更细致的分析，这需要在下一步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