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杰

关于我国明代南瓜传入及其分布情况,笔者《我国南瓜传入与早期分布考》已有详细考述。[注]程杰:《我国南瓜传入与早期分布考》,《阅江学刊》,2018年第2期,第114-134页。但对具体的传播过程未及关注,明人这方面的直接记载少之又少,笔者所见有效的信息只有万历十五年《绍兴府志》所说“南瓜种自吴中(引者按:苏州一带)来”。仅就明朝而言,要想建构一个清晰、完整的传播时间和路线图颇费周章，但明代各类有关文献资料,尤其是大量地方志记载,包含了不少可资研判的信息，特别是我国南瓜种植的起源地,还是有记载可寻的。通常人们的感觉中,南瓜应来自南海番国,进入我国后也应是由南向北传播,而根据笔者的已有研究,我国南瓜最早的分布中心却在冀(含今北京、天津)、晋、鲁、苏(含今上海)、皖五省。在这五省中进一步细究,以京冀地区时间最早,并有分布较盛的明确迹象,应是我国南瓜种植的起源地和最早兴盛地,这与人们的一般感觉和有关学者的已有论述大相径庭、南辕北辙。本文就此深入探讨,并就前文所言不周不详处斟酌订补,以期两文呼应配合,对我国南瓜传入及早期传播的基本情况有一个更为切实、充分的认识。

一、《我国南瓜传入与早期分布考》几点订补

拙作《我国南瓜传入与早期分布考》发表后,陆续发现一些细节失误和不足,在收入文集《花卉瓜果蔬菜文史考论》时已有订补。[注]程杰:《花卉瓜果蔬菜文史考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532-560页。读者方家如有兴趣,请就此书所收修订本取质。[注]该书所收笔者近年关于花卉、瓜果、蔬菜、《全芳备祖》等方面的论文大多有不少修订和增补,敬请关心的读者方家都就此书取阅指教。这里就其中重要修订略作介绍。

(一)《饮食须知》是清初朱本中所著

上述拙文由大量内证论明所谓元人贾铭《饮食须知》的南瓜内容有抄录李时珍《本草纲目》的迹象,承南京农业大学沈志忠教授提供的网文线索,笔者进一步追究,发现所谓元人贾铭《饮食须知》实是清初医家朱本中所撰同名之书,《学海类编》收录时伪题元人贾铭撰,贻误后人。为此笔者撰有专题短文略事考证,[注]程杰:《元贾铭与清朱本中〈饮食须知〉真伪考——〈我国南瓜传入与早期分布考〉补正》,《阅江学刊》,2018年第3期,第143页。又见程杰《花卉瓜果蔬菜文史考论》,第624-625页。我国明以前已有南瓜的说法基本可以排除。

(二)南瓜是明正德十五六年传入我国

这部分的论证没有直接的材料,只有综合各方面的信息进行推论。我们首先圈定两个时间节点:一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公元1492年(明弘治五年),二是我国地方志最早记载南瓜的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前后不到70年。进而确定一个大致时间范围。我们前番论文经过修订后这样论述:“考虑到南瓜从新大陆传入我国至少又经欧洲中转或由南洋作跳板,放在上述紧密的时间节奏中,南瓜传入我国的时间由嘉靖四十年(1561)最多只能上溯50年,即上溯至正德六年(1511),这去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尚不足20年。而方志见载的时间总要晚于实际种植,考虑到嘉靖后期至隆庆间至少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江西等省已有方志见载,南瓜传入我国的时间由嘉靖四十年最少也得上推20年,应不会晚于嘉靖二十年(1541),这去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仍不到50年。南瓜传入我国的时间只能在正德六年至嘉靖二十年这30年内。”[注]程杰:《花卉瓜果蔬菜文史考论》,第549页。原文发表时,这段论述有极低级的计算错误,“正德六年(1511)”写作“正德十六年(1521)”,这番纠正后就更为合理,南瓜传入我国的时间只能在明正德六年至明嘉靖二十年即公元1511—1541年的三十年间。

进一步考虑以下三个因素:1.嘉靖元年(1522)以来,朝廷明令海禁,正常的海外贸易受到严格限制,南瓜传入受到影响,进入我国的时间应适当上推。2.有学者提到,南瓜最初传到欧洲,人们对其食用价值的认识有限,“只限于庭园、药圃、温室栽培,供观赏、研究、药用”,[注]张箭:《南瓜发展传播史初探》,《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第100-108页。种植多用作观赏。我们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不会贸然用作远洋航行的食物,而作为观赏植物在朝廷间往来聘问中作为礼物完全可能。哥伦布远洋航队当时就是将一包美洲作物的种子作为礼物献给梵蒂冈红衣主教的,[注]张箭:《南瓜发展传播史初探》,《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第100-108页。同样,葡萄牙王室将南瓜这种新奇的观赏性植物种子礼赠远方的中国皇帝应是合理的。美洲新大陆作物在我国的传播之所以以南瓜出现最早、发展最快,究其原因应与中葡两国顶层礼节性交往这种快捷方式有关。3.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整个明朝有118种地方志记载南瓜,其中数量排在前五位的是鲁、苏、冀、晋、皖。浙江与安徽并列第五,但浙江现存明朝方志比安徽多了30种,记载南瓜的方志比例远低于安徽。浙江方志记载的时间还明显偏后,大多出于明末。因此,我们认为鲁、苏(含今上海)、冀(含今北京、天津)、晋、皖才是明朝南瓜的发源地,至少是集中分布中心。这五省以运河为纽带南北相连,两端正是明朝的南、北两京,而且从一开始南瓜即有南、北瓜之分,这种情景最有可能是因为南瓜传入我国最初落脚在南、北两京。正是基于上述三点,我们进一步推测南瓜传入我国的时间应在葡萄牙使者正式抵达明南、北两京的正德十五六年间,即公元1520—1521年,由葡萄牙使者直接带来。尽管没有任何直接证据,但综合上述各方面的信息,如果要为我国南瓜的传入明确一个具体来源和时间,这一推论能融贯各种因素,是最为合理而最有可能的。

(三)浙江方志记载南瓜不始于所谓《(嘉靖)临山卫志》

笔者前番拙文曾按时间先后详细编列118种记载南瓜的明朝方志,其中《(嘉靖)临山卫志》作为浙江最早的记载,原以为应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时间上排在第五。该志所记多为嘉靖三四十年间事,笔者也曾发现有几条属隆庆以后,最晚有万历十四年(1586)事,但疑为后人增补,因而坚持定其为嘉靖志。[注]程杰:《我国南瓜传入与早期分布考》,《阅江学刊》,2018年第2期,第128页。事后进一步考察,除这些疑点外,还发现“补遗”序言称写于该卫建成二百年后即万历十五年(1687),所补也仅两条,当是“志成之后”不久,因而在校订本中将该志时间定在该年,在118种排序中移至第二十七位。[注]程杰:《花卉瓜果蔬菜文史考论》,第547页。正是有了这一变动,浙江方志最早的南瓜记载就不是所谓《(嘉靖)临山卫志》,而是万历七年(1579)的《(万历)黄岩县志》。

二、《中国南瓜史》有关论述的错误

关于我国南瓜的起源和传播,一般多根据李时珍《本草纲目》所说“南瓜种出南番,转入闽浙,今燕京诸处亦有之矣”,认为南瓜是从南方域外传来,从华南沿海进入我国,转闽、浙北上,到李时珍的时代已传至北京一带。笔者发现明朝地方志的记载并不支持这一说法,甚至大相径庭,为此前番拙文详细举证提出异议。2017年版李昕升先生《中国南瓜史》对我国南瓜种植历史进行全面、系统的专题研究,取得不少成绩,值得我们重视。该书则完全认同这一过程,另增列西南一途,力图通过地方志资料,将整个由南而北的传播过程推演尽致。[注]李昕升:《中国南瓜史》,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第79-144页。笔者前番未及细看,此番就其中对各大区南瓜传播过程的论述认真拜读,除了笔者前番拙文已经指出的误以金瓜作南瓜外,发现整套论述极为牵强,不少论述证据与观点之间、前后不同环节之间明显自相矛盾,充分暴露了所谓由南而北传播说存在的问题。由于事关对李时珍有关说法的理解以及我国南瓜作物早期史的认识，有必要努力辨明,以免进一步误导来者。以下从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为找证据强将金瓜、五色瓜说作南瓜

首先仍是广东、福建、浙江三省方志南瓜记载的时间问题。南瓜和番瓜是南瓜的两大通名,明朝广东、福建两省方志记载出现较迟,浙江稍早些,但也远迟于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等省。为了表明三省时间上的领先,李昕升先生将三省明中叶方志物产中出现的金瓜、五色瓜说作南瓜,生硬地作为三省最早出现南瓜记载的证据。[注]李昕升:《中国南瓜史》,第46、81、124-126页。这是极为简单、明显的错误,但事关各地南瓜名实异同和初传细节,要彻底说清却费些周折。

1.有关金瓜

对李昕升先生所举广东《(嘉靖)新宁县志》、福建《(嘉靖)福宁州志》中的金瓜都是甜瓜品种,不能视作南瓜,笔者前文已有详细的辨析论说,此不再赘复。金瓜之名最早出现于南宋浙东台州地区的《(嘉定)赤城志》“瓜有金瓜、银瓜”,说的是甜瓜中黄皮与白皮两种品种,金瓜指黄皮甜瓜,这一名称概念出现最早、使用最多,后来方志中也有将黄瓜别称金瓜的。我们在明朝方志中看到金瓜,首先应该想到甜瓜或黄瓜,只有在明确排除这两者的情况下才可考虑其他。而李昕升先生只是根据主观论述的需要,将后世方志“南瓜一名金瓜”的说法简单上移100多年,其他情况几乎不予考虑。

金瓜在广东、福建方志出现较多,情况比较复杂。在广东方志中,金瓜首先指一种地方甜瓜品种,该瓜五六月成熟。清康熙中叶屈大均《广东新语》曾集中介绍广东的瓜瓠,指明广东有“南瓜,亦曰番瓜”,同时也详细记载了这种“酿味甚甘,解渴生津”的金瓜。此瓜在广东各地种植都较普遍,《(嘉庆)澄海县志》所载“番瓜,一名南瓜,三月至九月有之。甜瓜,三四月生。金瓜,小者如橘,大者如逻柚,色赭黄而香,亦名香瓜,五六月熟”,还有《(同治)番禺县志》所说金瓜、《(光绪)广州府志》《(民国)广东通志》在“香瓜”目下所说金瓜都与屈大均所说相同。其次，作为黄瓜的别称,明《(万历)雷州府志》、清《(康熙)遂溪县志》《(康熙)海康县志》均称“金瓜一名黄瓜”。在福建方志中,金瓜作为黄皮甜瓜品种正名的现象则更为普遍,如明《(嘉靖)仙游县志》《(嘉靖)安溪县志》《(崇祯)长乐县志》都在甜瓜或越瓜中指明颜色有白、黄两种,黄者名金瓜,白者名银瓜。也有称黄瓜为金瓜的,如清《(乾隆)宁德县志》。

当然,清以来两省也确有不少地方称南瓜名金瓜的,如广东《(康熙)阳江县志》《(康熙)阳春县志》《(乾隆)归善县志》《(嘉庆)龙川县志》、福建《(乾隆)永定县志》《(嘉庆)连江县志》等,大多属沿海地区。追溯其原因,主要与万历后期以来一种小型南瓜品种在两省沿海地区的出现有关，而对此李昕升先生全然没有注意到。

这种南瓜,果实较小,食用不佳,多用于观赏,因颜色多金黄而名金瓜,也有记载颜色偏红称朱瓜,[注]清李菶修、章朝栻纂《(嘉庆)连江县志》(清嘉庆十年刻本)卷三:“朱瓜,似南瓜而色红,可供雅玩。”清田明曜修、陈澧纂《(光绪)香山县志》(清光绪刻本)卷五:“朱瓜,深红色,形如金瓜而小。”所说都应与金瓜同类。另也有称番瓜、番冬瓜的。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主要称作小南瓜,与本文讨论的中国大南瓜相区别。弄清这种观赏小南瓜的来龙去脉,对揭开粤、闽沿海南瓜初传情况以及大小两种南瓜的关系至关重要。

笔者前番以为此瓜最早见于福建,近来发现以广东记载最早。万历四十二年(1614)《雷州府志》:“南瓜,类金瓜而大。”“金瓜,形圆而短,熟时黄如金。”[注]欧阳保纂:《(万历)雷州府志》卷4,明万历四十二年刻本。天启二年(1622)《封川县志》:“番瓜,亦曰金瓜,蔓如黄瓜而小,形长,初生青色,及熟转红。”[注]方尚祖纂修:《(天启)封川县志》卷2,清康熙二十四年刻本。前者所说金瓜显然与南瓜同类,应是这种以观赏为主的小南瓜,而不是传统所说甜瓜品种或黄瓜别名。这种外来小南瓜之所以也被称作金瓜，应是与广东本土原有甜瓜品种金瓜的大小、皮色十分接近所致。《封川县志》所说番瓜实际所指也即《雷州府志》所说金瓜,同属粤西的清《(道光)恩平县志》也称“金瓜俗亦名番瓜”,因此,我们前番文章没有将《(天启)封川县志》这一“番瓜”信息统计到明朝广东方志中。崇祯十四年(1641)《肇庆府志》明确记载南瓜:“南瓜如冬瓜,不甚大,肉甚坚实。”同时也记有这种金瓜:“金瓜者,番冬瓜也,有圆如柚,有数棱者,色金黄可爱,经久不败。烹者不美,可煎食之。”[注]陈烜奎纂修:《(崇祯)肇庆府志》卷10,明崇祯十四年刻本。文字本有些混乱不清,此据《(乾隆)恩平县志》卷九“金瓜”内容补订。原文表达有些混乱,也掺入了《广东新语》有关金瓜的说法,但所说金瓜与《(天启)封川县志》所载同属一种,也是大致明确的。称金瓜食用品质不佳,这正是小南瓜的一个特点。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万历)雷州府志》是以金瓜来类比解说南瓜,而不是反过来以南瓜比说金瓜,表明这里的人们对南瓜的熟悉程度远不如金瓜,也就是说雷州一带应是先有这类小南瓜即金瓜,然后才有同类大南瓜。

雷州即今广东雷州市,肇庆府是雷州的北邻,封川则是肇庆府属县,今属封开县。这三种方志既是广东最早的南瓜记载,也是我国这种观赏小南瓜——金瓜的最早记载。崇祯六年(1633)福建漳州《海澄县志》所载“金瓜,圆而有瓣,漳人取以供佛,不登食品”,为福建最早的记载,时间上显然晚于广东雷州,或由广东沿海引进。正是由此开始,金瓜和南瓜在广东、福建两省沿海包括台湾各地逐步传开,方志记载渐见频繁。

应是这些地方金瓜、南瓜大致同时出现,生物性状上又确属同类,入清后粤、闽沿海地区包括台湾的方志记载中也就多有南瓜、金瓜互为别名乃至同类合并记载的现象,如前列广东《(康熙)阳江县志》《(康熙)阳春县志》、福建《(乾隆)永定县志》《(嘉庆)连江县志》等即是。又由于金瓜在时间上有些先入为主,也就有以金瓜为统名的现象,最典型的是康熙《台湾县志》:“金瓜,大而圆者则色黄,亦有长者,可为蔬菜。小者有瓣,其色鲜红,只可充玩。”[注]陈文达纂:《(康熙)台湾县志》卷1,清康熙五十九年序刻本。所说金瓜就兼大、小两种。当然,与其相反的例子也有,如广东《(光绪)海阳县志》:“南瓜:邑人种此瓜多傍墙阴,其生蔓延覆屋上,名曰番瓜,又曰倭瓜,相传其种来自倭国也。叶如蜀葵,大如荷叶。实圆大如西瓜,色老而黄,亦有长者。外又有一种,形色与南瓜无二而极小,谓之金瓜,可供清玩(采访册)。”[注]卢蔚猷修、吴道镕纂:《(光绪)海阳县志》卷8,清光绪二十六年刊本。时间较晚,则是以南瓜为统名而兼金瓜。

不管是作为统名还是专名、别名,其中金瓜作为一种特殊的小型南瓜品种却是极为明确的,名称也是相对稳定的。入清后，福建、广东、台湾外,湖南、湖北、贵州、四川等省方志物产中都有不少记载,浙江、江苏、安徽南部也偶有记载。浙江《(康熙)新修东阳县志》所说金瓜兼指大小南瓜,称万历末年应募士兵从福建海滨霞浦一带携归,种以饲猪,也应以这种结瓜多、吃口不好的小南瓜为主。[注]程杰:《花卉瓜果蔬菜文史考论》,第555页。明万历末年苏州周文华《汝南圃史》所说“一科(引者按:棵)而生百枚,则其家主大祸”,也可能是民间意外引种这类小果型劣味品种而引发迷信、恐惧说法。

明朝广东方志最初对金瓜、南瓜名称及两者关系的记载其实是很清楚的,金瓜是一种小果品种,成熟时颜色金黄或呈红色,食用不佳,而南瓜是与金瓜同类的大瓜品种。明崇祯漳州《海澄县志》的金瓜记载也很明确,指明“不登食品”,应是小南瓜品种——遗憾的是李昕升先生根本没有看出这一点,而认作是漳州人对南瓜“食用价值”认识不够,[注]李昕升:《中国南瓜史》,第128页。我们也不知道这种认识大为落后的地区又如何能在全国领先传播?而入清后闽、广两地不少方志的记载更多注重两者的同类关系,这也是相关认识的进一步提高,如清《(乾隆)海澄县志》:“金瓜,种类极多,大可拱,小可把。肉可疗火伤,味甘色黄,故以金名。”[注]陈锳修、叶廷推纂:《(乾隆)海澄县志》卷15,清乾隆二十七年刻本。所说金瓜就与《(崇祯)海澄县志》不同,兼含南瓜和金瓜即大、小两种南瓜而言。广东方志也有这种倾向,康熙二十六年《遂溪县志》尚沿袭相邻《(万历)雷州府志》，将南瓜、金瓜分别记载,而到了《(道光)遂溪县志》则成了“金瓜,形圆而短,色黄如金。又一类名南瓜”,是以金瓜统合南瓜。这些都明确了两者的同类关系,也无形中强化了人们对南瓜与金瓜之间的联系乃至名称上的归并和混同。而上溯明朝,无论是作为甜瓜品种、黄瓜别名,还是作为小南瓜品种的金瓜,具体所指都大致明确，至少是不难判别的,其中的小南瓜与此间同时出现的南瓜视为同类却并未混称或合并记载。

整个明朝方志中南瓜别名金瓜的唯一例证是崇祯十年(1637)福建《寿宁县待志》:“惟南瓜最多,一名金瓜,亦名胡瓜,有赤、黄二色。”该志应是个未定稿,所以称“待志”。笔者认为,虽然这段记载的上文列出了黄瓜,但这里的“胡瓜”还是明显混杂了黄瓜的信息。我们看一下相邻《(乾隆)宁德县志》的记载:“金瓜,本名胡瓜,又名刺瓜,又名黄瓜。南瓜,青、黄二色。”[注]卢建其修、张君宾纂:《(乾隆)宁德县志》卷1,清乾隆四十六年刻本。《寿宁县待志》的记载有可能正是类似宁德县志这段的意思,由于编志仓促粗疏、文字错乱脱讹而形成这样金瓜、胡瓜、南瓜混为一谈的文字。这里地处福建北部沿海,与广东和闽南沿海一样也可能是先有小南瓜金瓜,而且种植较盛,所谓金瓜也应主要是指小南瓜,当然也可能同时从内陆或海上传来大南瓜,而有这种近乎同类合并的记述。顺便值得一说的是,李昕升先生论述福建宁德府金瓜为南瓜的主要理由是历代福宁州志没有南瓜,因而嘉靖《福宁州志》所说金瓜必是南瓜。[注]李昕升:《中国南瓜史》,第49页。这一判断极为简单、武断,就是我们这里引证的《(乾隆)宁德县志》不仅记载了“南瓜”,而且还与作为黄瓜正名的“金瓜”相并列,而宁德县正是福宁州的属县,县志应该比州志更接地气些。

上述这些情景充分说明,广东、福建方志所说金瓜的情况十分复杂,具体理解要特别谨慎才是。金瓜指称甜瓜、黄瓜的现象都更为传统,明末以来指称观赏型小南瓜更为多见,至少在明朝三种指义都较为明确,除个别特殊情况外,与南瓜并未混称或合并著录。不能为了主观需要将后世方志因大、小南瓜相继传入,同类关系完全明确后出现的互为别名或同类归并的说法简单用诸明朝,更不待说用诸南瓜初来的明朝中叶。

我们退一步说,如果明朝中叶广东、福建方志中的这些金瓜都是南瓜,是我国方志记载南瓜之始,接下来的问题便无法回避:何以紧接着进入其他地区,包括相邻的浙江,立即统一改名南瓜或番瓜?何以明朝广东、福建两省也无明确的后续跟进记载，万历期间又陆续改称南瓜?而整个明代包括李时珍在内又为何没有注意到金瓜这一南瓜初名或没有对这种名称前后变化有所交代与说明?想必这些问题多少都有点不可思议,不知李昕升先生可有理想的解答?而且即便将明朝粤、闽两省方志中记载不明的这些金瓜都算上,当然要扣除明确的甜瓜、黄瓜以及观赏小南瓜品种,数量也微不足道,远不足以弥补与山东、河北、山西等北方省份南瓜记载数量上的差距。根据我们的考察,至少在明朝,粤、闽两省方志的南瓜(或番瓜)记载出现时间明显偏后,数量极为有限,与同期南、北两京之间较早出现的分布盛况远不能比,难以形成大肆发散外传的优势或条件。

2.有关五色瓜

浙江方志中的南瓜出现稍晚,但也大量出现金瓜。应是自觉不便用作南瓜证据,为了证明浙江南瓜出现之早,李昕升先生不得不另找其他可用的瓜名,于是就出现了以“五色瓜”为南瓜的说法。“五色瓜”是比较古老的传说,其义本有两种。一是一瓜具五色。南朝任昉《述异记》:“吴桓王(引者按:三国孙权兄孙策,曾任会稽太守)时会稽生五色瓜。吴中有五色瓜,岁充贡献。”是说会稽(绍兴一带)有五色瓜,苏州一带也有,并以此充贡,后续两地都未见具体记载,可见更多属于传说。二是种瓜结实具五色。史载秦东陵侯邵平隐居长安东门外,以种瓜为业,瓜美,世称东陵瓜、青门瓜。后人有“五色曜朝日”“青门五色瓜”之誉,所说五色瓜是指许多不同颜色的瓜。相关地方志引以夸耀物产之富奇,也是常见现象。李昕升先生却将嘉靖三十年《山阴县志》辑录的这一物产掌故直接用作浙江南瓜的最早证据。[注]李昕升:《中国南瓜史》,第46、125页。我们具体看看该志所说:

瓜:越有黄瓜、青瓜,四五月熟。西瓜、金瓜、甜瓜、丝瓜,六七月熟。冬瓜,亦名筩(引者按:今写作筒)瓜,九十月熟。《述异志》曰:吴桓王时越有五色瓜。王十朋《风俗赋》曰:贺瓜满区。[注]许东望修、张天复纂:《(嘉靖)山阴县志》卷3,明嘉靖三十年刻本。

这是该志关于瓜类的完整记载,明确分为两节,前面一节说的是当时物产,其中明确有金瓜(另有甜瓜)。与对待福建、广东明显不同,李昕升先生故意放弃不用,也未见任何解释。而后面一节是补缀古书、前贤(王十朋是南宋浙东乐清人)的两条说法,却拿来作为浙江最早的南瓜证据,歪曲引证的色彩极为明显。我们再多不经事,只要大致看懂这段文字,都绝不会把这里的“五色瓜”看成南瓜。更早的南宋《(嘉泰)会稽志》物产瓜品中也抄录了《述异志》这句,都明显是据典说故以奢陈乡土风物名目而已,并不能作为当时实际物产看的。如果这里说的五色瓜是南瓜的话,则我国南瓜的历史就必须上推至汉末、三国时期,想必李昕升先生也不会同意。

我们再看这里几种后续方志的记载。万历《绍兴府志》:“越瓜:《本草》云生越中,陈藏器(引者按:唐本草学家)云越瓜大,老色正白,越人当果食之。《述异记》:吴桓王时会稽有五色瓜。王瓜、青瓜、丝瓜、冬瓜、南瓜(种自吴中来,易繁,大如冬瓜而圆)。”[注]萧良干修、张元忭纂:《(万历)绍兴府志》卷11,明万历刻本。这里将所谓五色瓜归为“越瓜”之事,附录其后,符合古人所说本义。另再与青瓜、丝瓜等一起专门列出南瓜,并说明来自吴中(苏州),所说则是明确的当时物产。康熙《山阴县志》:“王瓜(四五月熟)、青瓜、西瓜、东瓜、金瓜、甜瓜、丝瓜、冬瓜、香瓜、鹅子瓜(俱六七月熟)、南瓜(种自吴中来,一名饭瓜,言食之易饱也。《述异志》曰越有五色瓜,王龟龄《风俗赋》曰贺瓜满区)。”[注]高登先修、单国骥纂:《(康熙)山阴县志》卷7,民国钞本。所说青瓜、金瓜、甜瓜、香瓜之间应有交叉关系,冬瓜、东瓜应是一种,记述明显有些混乱。而将嘉靖志附缀的《述异志》、王十朋《风俗赋》两条内容移附到“南瓜”条下,也属编纂者懵懂马虎所致,埋下了将五色瓜视作南瓜的隐患。稍后雍正《浙江通志》:“南瓜:《述异记》:会稽尝有五色瓜(《山阴县志》:五色瓜即南瓜,种自吴中来,一名饭瓜,食易饱)。”[注]李卫修、沈翼机纂:《(雍正)浙江通志》卷104,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就在康熙《山阴县志》基础上更进一步,直接将五色瓜说作南瓜,并称本于《山阴县志》。可见明人方志所说本没有错,后世修志辗转抄录,随意移接误会,一个错误的说法就这样出现了。浙江方志中类似的说法也都是这类草率愆失的偶尔现象。如果我们客观、认真比较一下这些方志的记载,不难看清问题的来龙去脉,也就不会毫无顾忌地将所谓“会稽五色瓜”说作南瓜了。

明代文献中可以将五色瓜与南瓜联系起来的还有田艺蘅《留青日札》,李昕升先生也引用了:“今有五色红瓜,尚名曰番瓜,但可烹食,非西瓜种也。”这是浙人著述中最早的南瓜信息,时间在隆庆末年,所说地点不明。这段话比较浅显,第一句是描写瓜色,说瓜是红色的,杂有其他颜色的花纹,所谓“五色”是形容瓜纹颜色之多；第二句是介绍瓜名,应是传入不久,仍称作“番瓜”。这条材料不仅不能证明,反而有力否定了所谓南瓜名五色瓜的说法。

综合上述分析以及我们前番文章的论述不难看出,将明中叶粤、闽、浙方志中的金瓜、五色瓜视作三省南瓜(大南瓜)的最初记载都根据不足,将清人方志的有关说法直接用诸明中叶极不合理,有着观念先行、强行拼凑证据的色彩,是明显错误的。根据我们前番拙文的考察,有明一代南瓜、番瓜是最早出现的两大通名,除北方地区大致同时出现的北瓜外,此前没有其他任何地方别称见诸记载。“浙江记载南瓜最早的方志是万历七年(1579)《黄岩县志》,福建是万历二十九年(1601)《建阳县志》,广东则是万历四十二年(1614)《雷州府志》。浙江记载南瓜的方志虽然有13种,数量并不少,但有8种出于明末天启、崇祯间,时间都明显偏后,说明三省南瓜种植是由北向南逐步展开,起步迟、发展慢,远不是我国南瓜的策源地。”[注]程杰:《花卉瓜果蔬菜文史考论》,第555页。我们的结论建立在可靠的名称和充分的证据之上,是值得信可的。

(二)由南北传的有关论述观点与证据明显不合

要想勾勒由南而北传播的具体过程更离不开地方志的材料,但与上节所说问题一样,明朝地方志的记载却无法配合,《中国南瓜史》的具体论述也就难免捉襟见肘,甚至自相矛盾。

比如《中国南瓜史》第49页有这样一段论述:“东南沿海各省对南瓜的记载均为全国最早,且明代的记载次数也为全国最多,有理由相信东南沿海是南瓜的最早传入地区,也很难想象引种于东南海路之外的其他地区。”但第99页表3-2《不同时期华北地区方志记载南瓜的次数》、第128页表3-5《不同时期东南沿海方志记载南瓜的次数》,以及全书最后附录的《不同时期方志记载南瓜的次数》显示的数量,明朝广东11、福建10、浙江21,而河北15、山西21、山东25、安徽18、江苏16，[注]李昕升:《中国南瓜史》,第373-374页。北方河北、山东、山西三省之和要远多于南方广东、福建、浙江三省之和。后者数量中应该还包含不该计入的金瓜、五色瓜之类,实际数量应该更少。笔者前番拙文的统计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南瓜史》第82、99页论述山东南瓜也称明朝“山东记载南瓜25次,为各省之最”。[注]李昕升:《中国南瓜史》,第82页。所谓东南沿海记载早、记载数量最多的论说乃至整个由东南而华北传播的观点就根本没有考虑这些自己提供的统计数据,论述前后矛盾、观点与证据明显不合。

又如《中国南瓜史》第96页讨论河北、山东的南瓜,引用嘉靖四十四年(1565)河北《固安县志》、山东《青州府志》的记载。这一时间比任何江苏地方志的记载都要早,却在引申一段关于元以来京杭运河沟通南北作用的说明后得出“山东、河北是从浙江经京杭运河引种南瓜,一路北上,经过江苏,直抵华北地区”[注]李昕升:《中国南瓜史》,第96-97页。的结论,而对河北、山东两省与江苏方志(浙江姑且不论)明显的时间先后全然不顾。

在所谓西线由云南北传的论述中也复如此。如《中国南瓜史》第97页指明“南瓜在河南的最早记载始见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邓州志》”,接着断言“河南的南瓜引种于西南边疆”。在引述一段关于茶马古道的说法后,进一步论述南瓜经贵州北上、四川东下至湖南、湖北,然后北上南阳盆地邓州,就根本不再考虑《(嘉靖)邓州志》这一南瓜记载的时间要远早于四川、贵州、湖南、湖北四省这一客观事实。[注]湖北南瓜记载最早的《(万历)郧阳府志》,李昕升编在万历六年(1578)。该志记事最晚至万历二十七年,笔者将该志刊刻时间归为次年即万历二十八年(1600)。四省中南瓜记载最早的四川《重修营山县志》也只在万历四年(1576),这一时间李昕升先生应该是很清楚的,文中一再引作四川方志记载之始,[注]李昕升:《中国南瓜史》,第46、116页。却比嘉靖《邓州志》晚了12年。就其所编《中国各省最早记载南瓜情况一览表》提供的数据,湖北、湖南、贵州三省则分别晚了14、33、48年,[注]李昕升:《中国南瓜史》,第46页。都是不小的时间差距,而且由北而南时间越来越晚,差距越来越大。如果我们承认方志记载的先后能大致反映南瓜传种的时间先后,不知南瓜由西南北传即由云南经四川、贵州向河南邓州的传播过程是否可以这样“逆时”运转或时间倒流?很显然,这种完全违反方志记载先后顺序的所谓传播过程纯然脱离实际，自想当然,令人不免有些惊讶。

李昕升先生的观点实际出于李时珍《本草纲目》所说“南瓜种出南番,转入闽浙”。李时珍以明人说当时事固然值得重视,但质诸明人方志的南瓜著录明显不吻合。这位年轻学者应该有所觉察,遗憾的是对李时珍所说盲目信从,一切从既有理解或观点出发,不惜想方设法穿凿拼凑金瓜、五色瓜之类极为牵强的证据附会其说。在由南而北传播过程的论述上,更是机械推演,想其当然,对于明朝地方志记载北早于南、北多于南的大量事实以及具体方志记载的时间先后几乎全然不顾。简而言之,一切只认空间的由南而北,不顾方志记载的时间先后。这样随意推演的结果势必如上所述,观点与证据严重脱节乃至悖离,不同环节的论述之间无法协调,前后矛盾抵牾。

排除上述李昕升先生强加的广东、福建、浙江金瓜、五色瓜内容以及所谓《滇南本草》云南南瓜属于嘉靖年间的错误说法——笔者前番拙文已有详细驳议,明朝地方志可靠的南瓜记载有明显北早于南、北多于南的倾向。无论是笔者前番拙文的编列统计,还是李昕升先生自己的统计数据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试想，如果坚持从方志记载的实际出发,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哪怕只是稍微客观、严谨、细致些,许多问题的发现和解决其实都并不太难,至少对上述这些十分刺眼的矛盾乖违是应该有所自觉和警醒的。作为我国首部南瓜专史,对于我国南瓜传入途径、过程及早期分布这些基本问题未能坚持从材料和事实出发,统筹兼顾各方面的资料信息,审慎对待,明辨是非,实事求是,以致最终带着这些系统性、全局性、方向性的明显错误,真的为这位年轻有为的学者感到惋惜。[注]《中国南瓜史》还有一个令人遗憾的现象,第35-45页大量举证论述我国明以前已有南瓜,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南瓜一般被视为美洲传入作物,于是便认定南瓜一定是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传入我国,或者认为《饮食须知》记载的不是南瓜、描述不详,或者认为没有更多的元末明初关于南瓜的记载,便认为贾铭《饮食须知》不足信的观点需要重新考虑。”(第45页)而接着后面的主体论述又放弃这一想法,完全站到南瓜为美洲新大陆作物传来说的一边。在对立两端如此大幅摇摆,应是研究不够充分,难以决断所致。笔者前番拙文已经略微提及,这在年轻学者多所难免,也都不难改进提高。而作为一部学术专著，整套论述上出现如此极为牵强乃至自相矛盾的现象,也从反面充分表明所谓南瓜由南而北逐步传播说不足取信。

三、《本草纲目》所说存在的问题

南瓜种出南番,转入闽浙,今燕京诸处亦有之矣。二月下种,宜沙沃地。四月生苗,引蔓甚繁,一蔓可延十余丈。节节有根,近地即着。其茎中空,其叶状如蜀葵,大如荷叶。八九月开黄花,如西瓜花。结瓜正圆,大如西瓜,皮上有棱如甜瓜。一本可结数十颗,其色或绿或黄或红,经霜收置暖处,可留至春。其子如冬瓜子。其肉厚,色黄,不可生食,惟去皮穰瀹食,味如山药。同猪肉煮食更良,亦可蜜煎。

笔者前番拙文高度评价了这段记载,同时也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这里有必要进一步作些分析:

第一，所说生长期有问题。“二月下种”,“四月生苗”,“八九月开黄花”,后者是说始花期,然后结果、老熟以至枯萎至少还得一两个月。南瓜不是越冬作物,试想这是多么漫长的生长期!万历末年周文华《汝南圃史》记载南瓜三月下种,九月收获,这更符合我国长江、黄河流域南瓜生长的实际情景。周文华是苏州人,苏州比李时珍家乡湖北蕲春偏北,如李时珍所说是其故乡的生长情况,时间不应比苏州一带晚,而放在广东、福建、浙江则更不会如此。从南瓜出苗至开花要整整4个多月,这些都明显不正常。

第二，所说瓜形有问题。李时珍称南瓜“正圆”,南瓜果实形状多样,虽然也有球状,但非其正形,我国南瓜多呈扁圆、圆筒、葫芦、弯长圆,[注]许启新、仇志荣《南瓜、丝瓜》(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中国南瓜品种按果实形状,可分为圆形瓜类型和长形瓜类型。圆形瓜类型的南瓜,其果实为近圆形、扁圆形、圆筒形。”最圆也只是近球形,很难通称“正圆”。万历间周文华《汝南圃史》称南瓜“形皆圆稍扁”,王象晋《群芳谱》说南瓜“结实形横圆而竖扁”,番南瓜则“形似葫芦”,都更符合古人的普遍记载和我们今天所见形状。

李时珍这两方面的描述与我国南瓜的实际性状都有明显出入,其中是否有南瓜初传时的品种特性不得而知,更有可能是对南瓜的了解极为有限。李时珍久处内陆湖北蕲春,湖北一线南瓜种植起步较晚,明《(嘉靖)蕲州志》《(嘉靖)蕲水志》、清《(康熙)蕲州志》均未记载南瓜,直至乾隆间附近的《蕲水县志》《黄梅县志》物产志中才出现南瓜。李时珍所知应多出于耳闻,并无多少种植和生长过程全面观察的亲身经验,所说也就难免有差池,我们不可盲目崇信。[注]笔者近年研究花卉植物相关的文学和文化问题,多有机会接触李时珍《本草纲目》的内容,发现其在西瓜、黄瓜、茭白等起源问题上的说法都包含一些不应有的错误,见程杰《西瓜传入我国的时间、来源和途径考》,《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程杰《我国黄瓜、丝瓜起源考》,《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程杰《三道吴中风物,千年历史误会——西晋张翰秋风所思菰菜、莼羹、鲈鱼考》,《中国农史》2016年第5期。三文修订本均编入程杰《花卉瓜果蔬菜文史考论》中,分别见第509-531页、第499-508页、第465-493页。

对南瓜生物性状的认识尚且如此,对南瓜来源和传播过程也就更难有多少具体、深切的了解。其所谓“种出南番,转入闽浙,今燕京诸处亦有之矣”,只能是对南瓜来源的一个大致推想。今人多顺理成章地理解成南瓜由南海传入广东,再传福建、浙江,最后北上传至华北。这一理解看似自然、合理,却得不到明代方志的印证,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方志分散成于各地,有着更多生活原生态的面貌,李时珍所说则不免一时一己之见,相互如有抵触,李时珍这方面更值得审视。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李时珍所说,寻找问题的症结。

笔者前番拙文已指明,南瓜是大航海时代由第一波闯入远东的葡萄牙殖民者带来,这在李时珍写作《本草纲目》前大约50年左右。李时珍只是一个普通民医,一生主要生活在故乡湖北蕲春,可以确认的经历只有赴武昌乡试,在武昌短暂担任楚王府奉祠,另到过北京,《本草纲目》完成后曾赴苏州请王世贞作序等少数行迹。《本草纲目》中有“访之南人”[注]李时珍:《本草纲目》卷17下“钩吻·集解”,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4年。之语,未见有南下华南、东南沿海实地寻访的经历,他不可能掌握南瓜最初传播的具体过程。南瓜从美洲新大陆遽然发现和传来,历史也未及提供人们回溯反观、综合审视的足够时间。因此我们前文作出这样的判断:“李时珍说的‘出南番,转入闽浙’不是南瓜进入我国大陆后的传播过程,而是随着海外势力辗转来犯而传入的情景。”[注]程杰:《花卉瓜果蔬菜文史考论》,第550页。所谓南番指最早来我国沿海贸易的葡萄牙商团,自称佛郎机。因与明朝有朝贡关系的南番满剌加(马六甲)被佛郎机(葡萄牙)占据、国王被逐而向明朝报亡求助,明人以为佛郎机就在满剌加附近,也就视为“南番”。佛郎机殖民者来到我国华南沿海进行贸易,一度受到抵制,嘉靖元年(1522)后更是受到明令驱逐,于是转向闽、浙沿海寻机渗透,建立据点,猖獗一时,直至嘉靖二十七八年间被闽浙海防提督朱纨派兵铲除驱散。这正是李时珍开始写作《本草纲目》前不久东南沿海的一大风波,他“不可能了解葡人此间与我国交往的细节,更不可能掌握南瓜传播的具体进程,只是根据当时南番即葡萄牙商团辗转来犯的大致走向,视作南瓜传来我国的来源和途径”,[注]程杰:《花卉瓜果蔬菜文史考论》,第551页。这比较符合李时珍当时对这一问题认识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情势。

李时珍以当时人说当时事,无疑有着独特的价值。“种出南番”一语指明南瓜来自南番,这应是当时南瓜知情人和关注者对南瓜来源的简单推想和普遍共识,是完全符合当时实际的,这也是南瓜或番瓜最初得名的基本缘由。[注]刘沂春修、徐守纲纂《(崇祯)乌程县志》(明崇祯十年刻本)卷四番瓜与南瓜并载,南瓜下小字注“自南中来,不堪食”,显然所说是小南瓜,而所说番瓜则是大南瓜。古人所谓南中泛指岭南及滇黔川一带,所谓南瓜来自南中的说法也是由“种出南番”的简单联想,并无新意。而“转入闽浙”四字则透露了所谓“南番”与当时由南海而东海辗转来犯之佛郎机(即葡萄牙,当时被视作南番)的联系,也可谓是一个十分可贵的信息,仅是不能只按字面理解，要多少转换思路才能看清。最后一句所说北京一带的南瓜种植情况,则应是他亲眼所见,也是其整个过程叙述中最为确切的信息,下文我们重点讨论。从下面的论述可知,李时珍对南瓜的接触更有可能主要得诸北京之行,因而出现了这样几句貌似由南而北全程描述,以北京为归结的说法。我们全面了解同时地方志记载的实际,体察李时珍的身份、经历和当时中葡交往等主客观因素,就不难理解他这段南瓜来源介绍的话语角度、真实语意及其恰切的认识价值。

这天又收割了一批菜。苏石将收割后的地掘了，下了种，连夜喷了催生素、营养素和农药调制的混合剂，将大棚里的几盏灯全点亮了，加温。这样要不了两天，下一批蔬菜就长出来了。第二天凌晨苏石驮着刚收的新鲜菜进城了。他不在镇上批发给人家，而是踏三轮车直接去城里，一家一家地送到宾馆和酒家，虽然辛苦，但收入也要高许多。只是宾馆和酒家都有自己固定的客户，苏石要打进去，和他们建立关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一车蔬菜也就三百多斤四百斤不到，等他全部卖出去，天已经暗了。

四、我国南瓜发源、兴起于京冀地区

明朝地方志及明人各类著述信息并不支持我国南瓜起源于广东、福建、浙江的说法,整个明朝地方志的数据显示当时南瓜的分布中心在今河北(含京津)、山东、山西、江苏(含沪)、安徽五省,这在笔者前番拙作中已有详细的论证。这里我们想特别强调的是,在这五省中,又以河北、山东、山西传种早、发展快,尤其是河北省含京、津两市才是我国南瓜种植的真正源头,至少有两方面的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

(一)李时珍《本草纲目》所说“今燕京诸处亦有之矣”

这是说燕京(今北京)四郊乃至整个京畿即明顺天府属地都有种植。顺天府四至为“东抵滦州(引者按:驻今河北滦县)界三百九十里,西抵蔚州(引者按:驻今河北蔚县)界三百里,南抵任丘(引者按:今属河北)界三百五十里,北抵延庆州(引者按:今北京延庆)界一百六十里。东西相距六百九十里,南北相距五百一十里”,[注]沈应文修、张元芳纂:《(万历)顺天府志》卷1,明万历刻本。约当今以北京为中心从河北遵化、天津蓟县至北京平谷、密云、昌平、门头沟(大部)、房山,再南转河北涿州、保定、文安、大城以及滨海天津市所属及上述市县围绕的大片地区。李时珍所说虽极简单,但指明了整个地区分布较为普遍。

李时珍的生平资料极为有限,除《本草纲目》著述外真正可考的行迹寥寥无几。如是否进太医院,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实际可能性不大,王世贞《本草纲目》序言、李时珍次子李进元《进〈本草纲目〉疏》均未提到太医院任职之事——这是一个医家极为荣耀的经历,更不待说担任太医院判了。但李时珍又确实到过京师(北京),《本草纲目》“旋花·发明”言“时珍自京师还,见北土车夫每载之云,暮归煎汤饮,可补损伤”可证。[注]李时珍:《本草纲目》卷18上“旋花”。今人王吉民、陈存仁《李时珍先生年谱》均认其曾在太医院任职,将时间编在嘉靖三十年(1551)。[注]王吉民：《李时珍先生年谱》,《中国药学杂志》，1955年第8期,第342-346页;陈存仁：《李时珍先生年谱》,《中华医史杂志》，1982年第2期,第75-79页。这是李时珍自称始撰《本草纲目》的前一年,二氏应认其此后居乡专心行医著述。我们姑且依其所说将李时珍北京之行定在此时,此行或即受荐赴太医院应试未获而返。《本草纲目》编撰始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完成于万历六年(1578),前后历时27年。其中南瓜内容全然新撰,写作时间应偏后,大约撰写于隆庆年间(1567—1572)。因此,李时珍所说燕京诸处南瓜之盛应是得诸亲身经历,反映的应是嘉靖三十年左右,最迟至隆庆初年的情况,这在明代文人对南瓜的记载中应是最早的。

(二)地方志的记载

嘉靖四十四年(1565)《固安县志》记载有南瓜,[注]苏志皋纂:《(嘉靖)固安县志》卷3,嘉靖四十四年序刻本。固安今属河北,明朝属顺天府,正可以佐证上述李时珍所说。更值得注意的是最早记载南瓜的河北《宣府镇志》,嘉靖四十年(1561)序刻,其土产志记载:

瓜属有黄瓜二种,有菜瓜,有南瓜,有冬瓜,有西瓜,有北瓜,有丝瓜,有香瓜二种。以上诸品各处皆有,而尤以南路为多。[注]栾尚约撰:《(嘉靖)宣府镇志》卷14,明嘉靖四十年刻本。

宣府镇本元宣德府,治所驻今河北张家口市宣化,明朝为京师西北重镇,辖地“东至京都顺天府界,西至山西大同府界,南至直隶易州界,北至沙漠,广(引者按:东西)四百九十里,轮(引者按:南北)六百六十里”,[注]栾尚约撰:《(嘉靖)宣府镇志》卷7。当今河北省赤城、张家口、万全、怀安、宣化、涿鹿、怀来、蔚县、阳原、涞源，北京延庆等县区以及北京门头沟靠近河北怀来部分。《宣府镇志》将所辖分为东、西、北、南、中五路,笔者前番以为南路当“今河北涿鹿、怀来、蔚县一带”,[注]程杰:《花卉瓜果蔬菜文史考论》,第556页。今再细按应以河北蔚县、阳原、涞源等县为主,还包括河北张家口市宣化区南部、河北易县北部以及北京门头沟区的西部地区,都在今北京市的正西方向。

仔细玩味《宣府镇志》这段记载,一般物产志多只出示主要产品,按其主次先后罗列,如《(嘉靖)邓州志》记载是“多王瓜(引者按:黄瓜),多冬瓜。有菠稜(引者按:菠菜),有南瓜”,分两类叙述。《(万历)宝应县志》记载是“王瓜(引者按:黄瓜)、菜瓜、丝瓜、香瓜、东瓜、南瓜”,南瓜排在最后,则俨然新近引种不久。而《宣府镇志》却将南瓜列在前面,同时列有北瓜,特别强调“各处皆有,尤以南路为多”,可见境内分布普遍,又以北京以西诸县更显兴盛。

上述三种记载地点高度集中在北京周边地区,应主要是今北京西北、西、南部郊区,河北张家口市南部各县以及保定市、廊坊市与北京邻近的各县,地缘关系十分紧密,时间又都大致在嘉靖三四十年间。《本草纲目》与《宣府镇志》所说分布状况乃至措辞都十分接近,正可以相互佐证。两者既是我国南瓜实际分布最早的记载,也是整个明朝南瓜分布盛况仅有的信息,无可争辩地显示我国南瓜发源和兴起于今京、冀地区。[注]就李时珍所说燕京的范围,应包括今天津市辖地,但天津境内明清方志的南瓜记载出现较晚,整个明朝未见,故这里只说京、冀两地。

根据笔者前番拙作编列的方志记载,在嘉靖四十年(1561)《宣府镇志》记载南瓜后的十年即公元1561—1570年间,相继有安徽亳州(在淮北)、河南邓州、河北固安、山东青州、山西襄陵、江苏丹阳(在江南运河沿线)方志开始记载南瓜。这正是以明长城为北界,以北京为原点或中心的扇面发散区,充分显示我国南瓜发源于北京,由此南向传播的格局。

根据前番拙作的统计数据,整个明朝方志的南瓜记载以山东、江苏(含沪)、河北(含京津)、山西、安徽五省最多。在各省存世方志总数中,山东、山西记载南瓜的比例高达30%,另三省都在16%以上,表明这五省南瓜分布都有较高的密度。山东、山西两省分别是京、冀的东西两翼,而苏、皖两省则是沿运河进一步南下的通道,都显示了京、冀南瓜传播的外溢效应。再进一步,即就李昕升先生著述中提供的数据进行统计,清至民国间方志记载南瓜的数量为：河北(含今京、津)351、山东256、山西206次,依然位居全国前三,[注]李昕升:《中国南瓜史》,第373-374页。也充分显示三省(含今京、津)作为我国南瓜最早发源地、兴盛地和紧邻蔓延区的种植优势。

五、几个相关问题的思考

在笔者前文及其修订本的基础上,根据上述这些新的认识,对相关细节问题也就有了一些新的思考。

(一)李时珍错误的原因

我国南瓜兴起于北京一带,在李时珍编写《本草纲目》的时代,整个湖北还未见有方志记载,李时珍对南瓜的认识应主要得自北京之行。其在北京的时间或为时不久,对南瓜的了解未及深入。而所说花期明显偏晚,也应与所见所闻主要在北京一带有关。李时珍称南瓜“去皮穰瀹食”,据笔者经验,如非食求其精,像清人顾仲《养小录》之类所说,一般煮食是用不着去皮瓤的。笔者检明清方志,仅在清康熙《昌平州志》、乾隆《满城县志》中看到此类内容,前者称“去皮瓤瀹食,味同山药”,[注]吴都梁修、潘问奇纂:《(康熙)昌平州志》卷16,清康熙十二年刻本。应是抄录《本草纲目》,后者说“南瓜青黄二色,去皮,宜熟用”,[注]皮殿选续纂:《(乾隆)满城县志》卷3,清乾隆道光递增本。则应是当地实录。令笔者感兴趣的是,两地正是明京畿即顺天府属下,李时珍所说应是京冀一带的民间食用习俗。另,李时珍所说南瓜“宜沙沃地”“收置暖处”,这些土壤、气温要求与我国北方地区更为对应,也可能得诸北京周围的种植和贮藏经验。[注]李时珍所说“多食发脚气”，“不可同羊肉食”应源于苏皖两省民间的说法，而后一点又有可能受到南朝“胡瓜合羊肉食之发热”说的影响，请参见笔者《我国黄瓜、丝瓜起源考》。

(二)南瓜应由葡萄牙使者直接带到北京

对于明中叶的中葡关系,史家盛谈当时葡萄牙国王对远东中国的强烈兴趣,[注]万明:《中葡早期关系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7-22页。当时刚从美洲新大陆引进的南瓜应仍以观赏种植为主,适宜作为两国皇室交往的礼物。前番拙文提出这样一种可能,“葡萄牙使者特意从葡携带这种虽不贵重却十分新奇堪玩之物或种子作为觐见之礼,在皮莱资一行北上途中,先后带到南京和北京”。根据上述京冀地区南瓜种植分布盛况,进一步考察葡萄牙使团在华的活动,正德十五年(1520)五月使团抵达南京,明武宗虽时在南京,“但无意在南京接见使团,于是,使团只得继续北上,前往北京等待觐见”。[注]万明:《中葡早期关系史》,第33页。武宗这年年底才返驾北京,一病不起,次年三月驾崩,“佛郎机(引者按:葡萄牙)等处进贡夷人俱给赏,令还国”。[注]涂山:《明政统宗》卷20,明万历刻本。如我们推测属实,葡萄牙使团则应在此时即正德十六年(1521)才会真正完成礼物的最终进献交接。再比较南、北两京的情况,北京附近的南瓜记载早、兴起快,而同期南京周边地区未见有明显的种植领先之势,也许就与这种情景有关。

综合这些早期中葡交往的细节和随后南瓜在北京周围迅速兴起的情景,至少我们可以大致确认,我国南瓜应非所谓民间由南而北逐步传种,而是由葡萄牙使者直接将瓜种带到燕京即今北京,由皇家苑囿首先种植,再就近流传民间,京畿及河北地区纷纷引种,最先形成一定的分布规模和盛况。从时间上说,这一过程最少也要大致二三十年,而嘉靖初年又是严申海禁的时期,因此南瓜的传入只有上溯至嘉靖前的正德十五六年(1520—1521)葡萄牙使者来京才为合理。其他任何传播途径都不可能在嘉靖三四十年间形成这种以北京为中心的分布盛况。

(三)南北瓜的不同名称应出于皇家苑囿

关于北瓜,有两点首先要明确:第一，北瓜之名首见于《(嘉靖)宣府镇志》,与南瓜并载。第二，整个明朝及清前期,我国各类文献中的北瓜都指南瓜的一种,品相稍逊,没有其他异义。[注]有关明朝北瓜的具体情况，请见程杰《花卉瓜果蔬菜文史考论》第557-559页。

为什么瓜分南北,我们前番文章根据光绪《黄岩县志》的说法与明朝方志南瓜记载高度集中在两京之间苏、皖、鲁、冀、晋五省的情景,作出这样两种推想:1.“所谓南瓜应是首先落脚在南京一带,最初在南京为中心的地区逐步传开;北瓜则应是首先落脚于京畿地区,最初在北京为中心的地区盛传”。2.“也可能即如我们前面所说,是葡萄牙使者在南、北两京时以不同南瓜或瓜种分别授受,而形成南北不同的品种体系”。[注]程杰:《我国南瓜传入与早期分布考》,《阅江学刊》,2018年第3期,第114-134页。我们在修订本中进一步猜测:3.“或者两京宫苑最初作为观赏种植即因来源有别而以南、北分别称之,继而影响民间”。[注]程杰:《花卉瓜果蔬菜文史考论》,第558页。此番进一步考虑南瓜首盛于北京周边地区这一事实,更有新的推测:4.葡人所传品种多有形状、颜色乃至品质的不同,先后传与民间,先出者品质稍好认其来自南番而通称南瓜,后出者转认其出于京师皇家宫苑或原即宫中后苑所种而称作北瓜以为区别。根据上述明朝南瓜分布的实际状况,后三种情景相近,都有一定的可能性,而以最后一种可能性最大,但无从论定,姑妄揣测而已。

(四)南瓜在我国东部有明显由北向南传播的迹象

最早的南瓜盛产地在北京周边,明人方志记载以冀、鲁、晋三省最早也最多,三地以华北平原为核心紧密相连。其中山西地形特殊些,其境南瓜之盛应由河北拉动,我们前举北经洋河、桑干,中经滹沱,南经漳河谷道西上传播,当然也有可能绕开太行山,取道太行山南、黄河沿线传播。山西最早的记载集中在晋南临汾一线,南下河南邓州、西上陕西岐山都相继出现南瓜,应与黄河及两岸支流交通有关。

同样,在东部地区由京冀沿京杭运河南传则是一条重要而快捷的途径,山东紧随其后,江苏也随后兴起,方志记载山东晚于河北,江苏晚于山东。浙江属沿海省份,又有钱塘江与江南运河等交通干道交会,南瓜的来源和传播路径相对复杂一些。从方志记载看,主要应由江苏传来。万历十五年(1587)《绍兴府志》“南瓜”后即注明:“种自吴中来。”这一记载并不难检索到,乾隆《绍兴府志》就全文抄录了,并标明出于“万历志”,李昕升氏根本没有注意到。浙江方志中的南瓜记载数量不少,但时间明显偏后,大多出于明末天启、崇祯间,起步明显晚于江苏。福建方志的南瓜记载晚于浙江,明朝福建南瓜分布也极有限,隆庆间王世懋任福建提学,所著《闽部疏》详载在福建各地所见作物,不及南瓜,只是晚年返归故乡苏州后才开始关注。明末何乔远《闽书》详细记载了万历年间从吕宋(菲律宾)传来的番薯,对南瓜却只字未提。从福建方志记载南瓜的时间先后看,有着明显由西北往东南沿海逐步传播的趋势,最早记载的是闽西北的建阳县,然后是中西部的归化、尤溪两县,到明末才是东北沿海的寿宁县,而东南漳州、泉州、福州这些沿海商贸大埠所属各县都是入清后才逐步有记载的。明末漳州《海澄县志》最早记载的只是称作金瓜的观赏小南瓜,与广东沿海的情景比较接近。

广东的南瓜记载更在福建之后,始见于雷州半岛,接着是肇庆,有明显从西南海滨北传的迹象,时间都已近明末了。嘉靖中叶以后,海禁渐弛,华南沿海葡人贸易再次兴起,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人正式入居澳门。万历以来南瓜在世界各地的种植也应有所发展,广东一带包括福建东南沿海、台湾的南瓜更有可能是万历中期以来由华南、东南沿海重新传入,方志记载多称瓜色黄赤,品种或与中原早期所传稍异。同时传来的不仅有南瓜,还有我们前面说的小南瓜品种即所谓“金瓜”。正如我们前面所说,这新一轮的传入,小金瓜还应该略早于大南瓜。万历中期以来北方地方志中偶然出现的“番瓜”之类不太受欢迎的品种,[注]明叶承宗纂《(崇祯)历城县志》(明崇祯十三年刻本)卷五记境内南瓜:“北瓜、番瓜(类南瓜,皮黑无棱,近多种此,宜禁之)、南瓜。”所言番瓜或即外来新品种。也有可能属于这一轮传入的新品种。

(五)西南及中部地区的传播情况较为复杂

整个西南和华中地区明朝方志的南瓜记载比较稀少和分散,情况比较复杂,相互关系难以把握。李昕升先生构建了一个由南亚或东南亚邻国传入云南,再向贵州、四川传播,继而北向、东向传播的路线和过程,正如前面所说,基本属于随意推演。

关于《滇南本草》所说南瓜不能用作明中叶前云南已有南瓜的证据,笔者前文言之已详,此不复赘。云南、四川方志的南瓜记载都首见于万历初年,出现并不太迟,但整个明朝也都只是一两处记载而已,云南的两种记载前后还有明显的转录关系,南瓜的来源无法判断。缅甸、老挝、越南的地势都是北高南低,与我国云南接壤的地区大都是大面积的高山密林,16世纪早期南瓜在亚洲大陆的初传仍属星星之火,是否会远距离穿越这些高山峡谷、原始森林密布、人迹稀少的地区进入我国云南高原很是值得怀疑。而明朝则是我国大规模向云南移民开发的时期,南瓜更有可能是嘉靖后期由中原移民带去。明朝云南方志所载南瓜仅见于昆明附近的澄江府(驻今澄江县),称番瓜,也是明人所说南瓜的通名。至少在整个明朝,云南的南瓜种植并未形成任何分布优势,更不待说引起外方注意而向贵州、四川溢传了。东南亚、南亚离云南最近的农耕区是缅甸伊洛瓦底江上游河谷,这里靠近我国云南腾冲、保山。清康熙四十一年《永昌府志》记载“南瓜,俗呼麦瓜”,雍正四年《顺宁府志》记载“南瓜,一名缅瓜”。清永昌府当今保山市,顺宁府治今凤庆县,与保山市昌宁县接壤。所谓麦瓜或即缅瓜音转,也有可能是缅地瓜名译音,当由缅甸传入,但应都是入清后的事了。

贵州、广西两省处于云南、广东之间,如果我国南瓜始于云南、广东,则黔与滇、桂与广两地气候、地理条件相近,应是近水楼台最先盛传,而实际不是。整个明朝贵州方志记载只一见,而且还是该省最东北的铜仁。据前举李昕升先生排列各省方志记载南瓜的时间顺序，河南、湖北、湖南、贵州渐次出现，这一路由北南传应是主要趋势。铜仁与今湖南怀化市所属麻阳、芷江两县紧邻,这里正是明湖南辰州府(治所驻今湖南沅陵)属地,而万历《辰州府志》记载境内黔阳县(治所驻今湖南怀化洪江市黔城镇)有南瓜,时间早于铜仁15年,两地由沅江水系连通,铜仁的南瓜明显来自湖南辰州,是由东北向西南传,而不像李昕升先生所说“从云南引种”。[注]李昕升:《中国南瓜史》,第117页。入清后贵州的南瓜仍以黔东北的余庆、玉屏、石阡、剑河等县记载早、分布密一些,[注]蒋深纂修:《(康熙)余庆县志》卷7,清康熙五十六年刻本;赵沁修、田榕纂:《(乾隆)玉屏县志》卷5,清乾隆二十二年刻本;罗文思纂修:《(乾隆)石阡府志》卷6,清乾隆三十年刻本;胡章纂:《(乾隆)清江志》食货志,清乾隆钞本。这些地方或与铜仁邻近,或属沅江上游水系,应仍是延续明朝的传播趋势。广西方志中，最早的南瓜记载要等到清雍正《太平府志》,称作番瓜。[注]甘汝来修:《(雍正)太平府志》卷25,清乾隆三年跋刻本。太平府辖地当今广西崇左市,与越南谅山市相邻,有可能就近从越南传入。笔者对清以来的情况无暇料理,这里所说只是与明朝有关零星几处的粗浅感觉。

南瓜的起源与黄瓜、西瓜、丝瓜等外来作物一样,传来之初势必是民生末节,涓涓细流,直接的文献记载极少,更不可能有类似今日海关进口记录那样的档案资料,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就极有限的信息,推证最可能、最合理的情形。[注]程杰:《花卉瓜果蔬菜文史考论》,第531页。值得庆幸的是,南瓜传入的明朝,尤其是明中叶以来,正是我国地方志急剧发展的时代。从明嘉靖四十年始,我国方志物产志陆续记载南瓜,数量不断增加。同时这又是李时珍编写《本草纲目》的时代,他为我们提供了一大段关于南瓜来源和具体生物性状的说明,后来也有不少文人在农书或笔记中谈及南瓜。这些丰富的资料为我们弄清南瓜起源和早期发展状况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我们有理由将我国南瓜起源和早期传播问题解决好。

但出人意外的是,大量地方志提供的信息与李时珍所说偏偏明显不合乃至十分矛盾,任何关注这一问题、对两方面信息又多少有些了解的人都不难感受到这一点。这种矛盾情景无法回避,也更值得我们寻思。显然,李昕升先生更愿意相信人们对李时珍所说的通行理解,而笔者则更相信数量庞大的地方志构成的底层信息链。对于两者的矛盾,李昕升先生选择一味屈从李时珍所说，不惜穿凿证据、演绎事实以为应合,笔者则从李时珍个人极有限的生活经历和有关时代背景来思考、寻绎其所说的实际含义与可靠信息。

其实在我国南瓜的来源上,李时珍没有说错,南瓜就是“种出南番”,即从“南番”来的,这个南番实际是指曾由广东移闽浙沿海辗转来犯的葡萄牙商团及随行的王室使团,因此南瓜在当时就有了“南瓜”和“番瓜”两大通名。金瓜是广义南瓜的一种,果实极小、颜色黄赤、食用不佳,主要用作观赏。广东、福建沿海一带最早记载,而这些地方的南瓜也大致同时见载,时间都在明万历后期以来。正是这些地方两者的传入大致同步,入清后广东、福建沿海和台湾不少地方就有南瓜、金瓜同类归并或互为别名的现象。李昕升《中国南瓜史》将后世这类说法直接用诸明中叶,以证明广东、福建方志南瓜记载之早,显然是错误的。将吴越一带传说中的五色瓜说作南瓜,更是毫无道理。其关于南瓜始于广东、福建、浙江和云南,由南向北渐次传播的说法得不到明朝地方志的支持,相关论述观点与证据多明显不合,无法成立。

根据笔者的已有考证,整个明朝方志的南瓜记载以明两京之间的冀(含京津)、鲁、晋、苏(含沪)、皖五省出现早、数量多,它们是我国南瓜最早的集中分布区。根据此番进一步的考察,京冀又是这其中的核心,李时珍《本草纲目》所说和《宣府镇志》这一最早的方志记载都指向这里,并同称其南瓜分布之盛,因此京冀是无可争辩的我国南瓜种植起源地和最早兴盛地。我国南瓜最初的传播以此为核心、以明长城为北界南向辐射。在东部地区则有沿运河由北向南逐步传播的明显迹象。根据这一起源和最初兴盛、传播的情景,我国南瓜应非发源于华南与东南沿海,由南而北逐步传播,而是由葡萄牙使者于正德十五六年(1520—1521)直接带到北京,由皇家苑囿首先种植,再就近流传民间,京冀地区纷纷传种,形成一定的分布规模和盛况,进而发散南传。其他任何传播途径都不可能在明嘉靖三四十年间形成这种以京冀为中心的起源和兴盛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