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林茂

[内容提要]当前我国面临复杂的领土争端问题，这已成为涉华国际舆论博弈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关乎我国的国际形象，而且对我国的周边安全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我国与印度、越南、菲律宾、日本的领土争端备受国际舆论关注。这四国媒体相关报道各有其特点和优劣势，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要有效应对这些国家媒体，一方面要增强我国际传播能力，打造国际一流媒体，另一方面要加强针对性研究，根据不同对手的特点制定差异化策略，扬长避短。

领土争端问题是影响我国周边安全的关键因素，近年来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深刻影响着我国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与我国存在领土争端的各国媒体都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报道题材，相关报道在国际舆论场上发挥着重要影响。它们与我国媒体围绕领土争端问题展开了交锋，构成了争端当事国之间舆论博弈的关键环节。这些国家媒体领土争端报道分别具有哪些特点？我国媒体应当采取哪些有针对性的策略？本文将以印度、越南、菲律宾、日本这四国为例，对此进行探讨。

一、争端当事国舆论博弈的重要影响

当前，我国与多个国家存在领土争端[注]本文中所称“领土争端”包含陆上领土争端和海洋争端，后者包括因岛礁归属与领海、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等划界产生的争端。：在西南陆地方向，我国与印度、不丹存在领土争端；在东海、黄海方向，我国与韩国在苏岩礁归属、大陆架划界问题上存在争议，同时韩国部分民间势力提出所谓“间岛”问题；在东海方向，我国与日本在钓鱼岛归属、大陆架划界问题上存在争议；在南海方向，目前实际控制南沙各岛礁的除了海峡两岸之外，还有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同时印尼、文莱也对南海部分海域提出了要求，另外越南还对我西沙群岛提出了主权要求。

这些领土争端受国际舆论关注的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我国与印度、越南、菲律宾、日本的领土争端备受国际舆论关注，是与我国有关的领土争端舆论博弈的主要热点，与韩国、不丹、马来西亚、印尼、文莱的争端则相对平静。因此，本文的探讨将主要围绕印、越、菲、日四国媒体展开。

随着近年来南海等热点的国际舆论关注度不断升高，围绕我国与邻国之间领土争端问题的舆论博弈也日益激烈，国际舆论场呈现出极其复杂的态势：不同国家——争端当事国、欧美大国、亚太域内国家、区域外国家等——怀着不同动机各自表态，嘈杂声此起彼伏；各类国际组织、学术机构、民间团体等也竞相发声，多元化主张相互交织。其中，领土争端当事国之间的直接舆论碰撞无疑是关键所在，这种碰撞集中体现在媒体有关领土争端的报道上。

争端当事国媒体的舆论博弈对国际舆论场、对国际关系都具有重要影响。它主要体现在：首先，在各当事国国内塑造公众有关领土争端的认知，并进而形成舆论压力，对各当事国政府的相关政策施加影响。

其次，在当事国的双边关系上，影响两国人民对彼此的看法，并在双边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交流中引入不确定因素。有研究认为，国际传播对国际关系的关注和介入，往往与国际关系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发展形成对应关系，二者会形成密不可分的关系模式。[注]参见刘继南、周积华、段鹏等：《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国际关系的新视角》，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59页。

再次，在国际舆论场上，当事国媒体报道经第三方媒体，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媒体转载后，影响到世界各国公众对争端的态度。对我国而言，这深刻影响到自身国际声誉，国家形象也在此过程中被“他塑”。有研究认为，中国国家形象正处于历史上最重要的重塑期，本世纪头20年是塑造全新的中国国家形象的战略机遇期。[注]参见对外传播中的国家形象设计项目组：《对外传播中的国家形象设计》，北京：外文出版社，2012年，第207页。近年来我国积极传播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深入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由争端当事国媒体报道引发的涉华国际舆论浪潮，可能在特定情况下短短几日即改变世界各国公众对中国的评价，甚至导致“中国威胁论”迅速泛滥。

因此，我们应该对与我国存在领土争端国家媒体的相关报道予以充分重视，加强对比研究，做到知己知彼。

当前，国际舆论场仍处于“西强东弱”的局面，欧美发达国家媒体实力雄厚，在国际舆论场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如在南海问题上，尽管涉及自己国家的领土争端，中国及东南亚各国媒体依然未能掌握国际舆论主导权，话语权很大程度上仍然为欧美发达国家所控制。[注]参见周雷：《南海问题的多重话语传播》，《对外传播》2016年第1期，第31页。欧美发达国家媒体涉华舆论始终是我国宣传部门和媒体最关注的国际舆论。有关我国领土争端舆论博弈的研究，无论是学术探讨还是对策建议分析，也多数聚焦于欧美发达国家媒体。对争端当事国媒体的研究，在量和质上都显得逊色，而从整体上对当事国舆论博弈开展系统分析，在当前学术界尤其显得匮乏。印、越、菲、日媒体的相关报道是我国领土争端国际舆论博弈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四国媒体相关报道出发，探讨我在领土争端问题上的国际传播策略，对我国媒体更好应对包括欧美发达国家媒体在内的国际舆论博弈来说，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有价值的。

二、印越菲日媒体领土争端报道特点分析

与我国存在领土争端的国家多数为发展中国家，又处于亚洲，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新闻管理体制、传媒文化、舆论环境等各异。其中印、越、菲、日四国媒体具有典型性，它们各有不同的习惯、偏好、优势、劣势，值得深入研究。

(一)印度媒体领土争端报道特点

印度媒体众多，舆论情况复杂。英语是印度官方语言，印度主要媒体中有不少是英文媒体，在国际传媒市场具有语言优势。但印度一些媒体患有一个严重且难以治愈的痼疾，那就是假新闻泛滥，偏激言论多，甚至有些胡编乱造、毫无根据的报道也能堂而皇之登上大报版面。真实性本是新闻报道应该恪守的最基本的原则之一。然而，印度一些媒体报道在真实性和准确性方面却存在严重缺失，其可信度低。中印领土争端也成为虚假新闻驰骋的舞台。一些媒体常常夸大其词，刊发那些不实的耸人听闻的消息，鼓吹对华强硬。[注]参见郑保卫、覃敏：《从印度媒体的对华报道看虚假新闻的“传播力量”》，《新闻爱好者》2011年第1期，第6页。

2017年发生的中印洞朗对峙事件，为一些印度媒体的失实新闻提供了充足的素材。《印度快报》《印度时报》等多家印度知名媒体报道称，日本驻印度大使平松贤司表示日本政府支持印度立场，但相关报道内容随即遭到日本驻印度大使馆的否认。[注]参见《印度快报》相关网页及观察者网对这一失实新闻事件的报道,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india/doklam-india-china-sikkim-japan-doka-la-4802607/，https://www.guancha.cn/global-news/2017_08_19_423547.shtml[2019-05-20]。事实上，平松贤司的确在洞朗事件上表态了，但他仅仅是表示“各方都不能使用武力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要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注]参见观察者网报道，https://www.guancha.cn/global-news/2017_08_19_423547.shtml[2019-05-20]。。印度媒体没有准确和完整地报道新闻当事人的声明，而是进行了歪曲和夸大。这类失实报道，迎合了当时印度民众在中印对峙的背景下极其渴望获得国际支持的心理。

同样是在洞朗对峙期间，《印度政治家报》于2017年7月21日刊发一篇题为《中国发射火箭弹飞越中印边界，炸死158名印度士兵》的报道。[注]“Chinese Cross Border Rocket Attack Kills 158 Indian Soldiers”, The Statesman, Jul. 21, 2017.细读这篇骇人听闻的报道，其中唯一具有可靠信息来源，是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发的有关中国在中印边境地区举行军事演习的消息。但央视播发的新闻，仅仅是报道中国演习部队以火箭弹攻击一座扮演“敌方阵地”角色的军事设施。追溯这则假新闻的传播历程发现，其始作俑者是巴基斯坦一家名为“Dunya”的新闻网站，该网站于7月17日发布了这则假新闻。《印度政治家报》没有进行核实，报道中也没有指出消息的来源。这则假新闻硬是为中国军队演习用的火箭弹想象出如此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

新闻报道必须以可靠的、确实发生了的事实为准绳，而不能张开“想象的翅膀”在虚幻空间里翱翔。在上述报道中，印度媒体虽然不是虚假新闻的原创者，但缺乏对转载新闻的核实机制，助长了谣言的传播。更有甚者，即使核实后明知是假新闻，为了吸引受众，依然照发不误。如《印度时报》曾在接到“中印边界发生流血冲突”的消息后打电话到印度国防部核实，国防部称绝无此事。但该报为追求轰动效应仍然刊发。[注]参见陈力丹、覃敏：《印度传媒为什么炒作中印关系的假新闻》，《青年记者》2011年第7期，第75页。

偏激言论多也是印度一些媒体的显著特征，这在印中关系、印巴关系上体现得尤其明显。《印度斯坦时报》曾宣称：“在‘阿鲁纳恰尔邦’[注]印度在非法占领的中国藏南地区成立了“阿鲁纳恰尔邦”。问题上，新德里要告诫北京：不关你事。”[注]“On Arunachal Pradesh, New Delhi must Tell Beijing to Mind Its Own Business”, The Hindustan Times, Oct. 27, 2016.印度资深记者巴拉特·布山甚至在报上撰文，以危言耸听的标题宣称“印度媒体对华宣战”[注]Bharat Bhushan, “Indian Media Declares War on China? ”, Mail Today, Sept. 16, 2009.。

此外，跨境水资源也成为印度一些媒体攻击中国的一个重要领域。发源于西藏的雅鲁藏布江在下游流经藏南地区及印度阿萨姆邦，近年来印度多家媒体持续炒作中国在雅鲁藏布江修建水利工程，称中方工程对“阿鲁纳恰尔邦”和阿萨姆邦构成了威胁。[注]“Dam Row: Arunachal MP Writes to Rajnath”, The Times of India, Oct. 8, 2016; “Artificial Lakes in China Could Pose Threat to Arunachal Pradesh, Assam”, The Hindustan Times, Dec. 28, 2017.《印度斯坦时报》的一篇报道称：“中国在雅鲁藏布江上修建人工湖，使得‘阿鲁纳恰尔邦’的水资源面临枯竭，并引发了有关大洪水的担忧。”[注]“Landslide in China Creates Artificial Lake, Dries up Arunachal River”, The Hindustan Times, Oct. 22, 2018.正如《印度教徒报》的一篇报道所说的那样，边界问题及流经争议领土的河流水资源问题，有时能成为中印外交谈判中的关键议题。[注]“Border, Water Disputes in Focus as Khurshid Heads for China”,The Hindu, May 13, 2013.

导致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印度，政府对媒体的约束力较弱，媒体独立自主性强、自由空间大，传媒市场竞争激烈。[注]参见唐璐：《印度主流英文媒体报道与公众舆论对华认知》，《南亚研究》2010年第1期，第5—6页。印度媒体有关中国军事人员“越界”进入印度“领土”的炒作，不但多次遭到中国政府的严正驳斥，就连印度官方也频频否认。失实报道泛滥，也暴露出印度很多民众新闻素养不足以及对中国根深蒂固的猜疑和防范。如《印度教徒报》曾报道过一只来自中国的鸽子被怀疑是“间谍鸽子”，并引发中印边境地区印方当局和民众的恐慌。[注]“China Dismisses, India Panics over Prospect of Chinese ‘Spy Pigeon’”, The Statesman,Jun.1,2017.

由此可见，印度一些媒体炒作中印领土争端，既是政府疏于管理的结果，也有迎合民众对华成见、以“猛料”来吸引受众眼球、抢夺传媒市场份额的主观动机。这反映出印度很多传媒在行业自律、职业准则、报道规范等的建设上，处于一种较为滞后的境地。

(二)越南媒体领土争端报道特点

越南在政治体制、文化传统、媒体管理机制甚至国民心态上与中国存在较大的相似性，越南媒体报道与中国媒体报道也有诸多相似之处。如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注重媒体的喉舌耳目职能，发布官方权威消息，反对境外敌对势力“和平演变”阴谋，经常宣传“反侵略”、“保卫神圣领土”、“拥军爱国”和“军民一家亲”等。[注]参见易文：《当代越南新闻传媒研究》，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第172—176页。同时，越南媒体报道也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具体到南海岛礁问题上，以下几点较为突出：

1.高密度的报道。越南媒体对南沙群岛(越南称“长沙群岛”)、西沙群岛(越南称“黄沙群岛”)报道的重视首先体现在数量上。以越南国家通讯社——越通社(Vietnam News Agency，VNA)的英文报道为例。以南沙群岛的英文名称“Spratly Islands”为关键词进行搜索，2018年、2017年、2015年、2014年报道数量分别为84篇、101篇、133篇、192篇；2016年7月南海仲裁案所谓“最终裁决”出炉，这一年围绕南沙群岛的舆论博弈趋于白热化，越通社的报道数量高达341篇，几乎每天都有发稿。

2.成体系的涉南海舆论宣传。越共中央领导层相当重视有关南海的舆论宣传，为此发布大量的“动员令”、“决定”和“指示”，甚至制定“宣传战”计划，从中央到地方、从官方到民间、从城市到乡村，越南涉南海舆论宣传已构成一个反应迅捷、立体丰富、运行严密的体系。[注]参见韦强：《越南在南海问题上的舆论宣传策略》，《国际研究参考》2014年第4期，第44—46页。媒体相关报道的内容丰富、信息量大、角度多元。而且，不但在其国内开展无孔不入的宣传，还充分利用国际舞台密集发声，鼓吹中国军事扩张，积极拉拢同盟伙伴，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注]参见越通社电，“China Found Sending Missiles to East Sea”, Dec. 29, 2016; “China’s Deployment of Aircraft Carrier to East Sea: Challenge to Trump”, Dec.30, 2016; “Chinese Military Actions in East Sea Face International Criticism”, May 24, 2018。越南有关部门还动员其海外侨民，在世界各地举行交流活动，在其中植入宣示岛礁“主权”的内容，试图让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越南对南海岛礁的领土主张。[注]参见越通社电，“Berlin Requiem Commemorates Fallen Soldiers in Gac Ma Battle”, Mar. 19, 2018; “Seminar on East Sea, Asia-Pacific Security in Poland”, Mar. 22,2018; “Overseas Vietnamese in Australia Commemorate 30 Years of Gac Ma Battle”, May 15,2018; “Beauty of Vietnamese Seas, Islands Introduced in Russia”, Nov.23,2018; “Prime Minister Meets Overseas Vietnamese Joining Homeland Spring Programme”, Jan. 27,2019。越南事实上已成为“中国威胁论”的一个重要出口国。

3.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由于历史遗留问题等，中越两国关系受到一些干扰，部分越南民众甚至对中国怀有强烈的猜疑和不信任。两国一旦发生分歧和对抗，越南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往往就会高涨。反映在涉领土争端报道上，媒体习惯于将其与中国对越南的“扩张”联系起来，炒作中国在南海岛礁上的建设开发，尤其是军事建设，经常发布中方设施的图片、视频等。

近年来，越南多次因南海岛礁爆发民众示威游行甚至骚乱，尤其是在2014年“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事件中，越南的反华骚乱使在越中资企业遭受严重财产和人员损失，一些越南媒体的煽风点火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014年5—7月，越通社有关“海洋石油981”的英文报道数量就高达497篇，日均5篇以上。南海岛礁已成为越南最敏感、最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问题之一。

4.强烈的海洋领土意识。越南致力于对其“海上主权”进行“最大化宣示”[注]参见成汉平：《越南海洋战略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16年，第96—97页。，媒体抓住一切机会宣扬其对南海岛礁的“主权”，炮制各类历史“证据”进行“证明”，不厌其烦报道各类名目繁多的宣示“主权”活动，过度渲染南海岛礁对越南的重要性。如越通社报道过的相关活动包括：建立“黄沙群岛”博物馆、举办音乐会为海事活动募款、举行摄影展览、向驻岛人员赠送新年礼物，甚至佛教活动也被利用起来了。[注]“Hoang Sa Museum to Welcome the New Year”, Dec. 21,2017; “Ho Chi Minh City Music Show to Raise Fund for National Seas, Islands”, Jul.27,2018; “Photographers Show Love for Truong Sa via Exhibition”, Aug. 4, 2018; “New Year Gifts Ready to Be Sent to Truong Sa Archipelago”, Jan. 3, 2019; “Vietnamese Buddhist Association-Spiritual Support for Overseas Vietnamese in Japan”, Nov.18, 2018。举凡涉及领土争端，无论大事小事，越南政府和媒体都会表现出相当的敏感性。2013年，一些中国游客携带的越南地图不包括南沙、西沙群岛，越南地方政府收缴、销毁了这些地图，对游客和导游进行罚款，并向游客免费发放反映越南领土主张的地图，《越南新闻报》等媒体对此进行了大幅报道。[注]“More Chinese Tourists Found Spreading Vietnam Maps Without Paracels, Spratlys”, Vietnam News Briefs, Oct. 29, 2013; “Vietnam to Provide China Visitors with Free Maps with East Sea Islands”, Vietnam News Briefs, Nov.4, 2013.同一年，《越南新闻报》还呼吁警惕中国建立南海海啸预警中心的计划。[注]“Vietnam Should Caution Against China’s Tsunami Warning Center in East Sea”, Vietnam News Briefs, Sept. 18, 2013.

(三)菲律宾媒体领土争端报道特点

菲律宾是美国原殖民地及长期的盟国，官方语言为英语，政治、文化等方面受美国等西方国家影响很深。菲律宾拥有众多有影响力的英文媒体，发布南海最新动态的时效较快。菲律宾国力孱弱，与我国发生直接摩擦冲突的频次与强度较低。尽管同为南海岛礁主权声索国，菲律宾与越南的策略截然不同。菲律宾较多采取诉诸法理、争取国际道义支持、开展国际话语权博弈等软性手段，挑起“南海仲裁案”即其软性手段的典型表现。与此相适应，菲律宾媒体在报道与中国之间的南海领土争端时，总体上显得温和，寄希望于外部力量的干涉介入、争取外援是其基本方针之一。这与越南媒体有着显著差异，后者整体上持强硬立场，常常显得咄咄逼人。

2016年杜特尔特总统执政后，菲律宾对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相应地，媒体涉华报道也有所改善。但总体而言，在领土争端报道方面，菲律宾媒体仍然保持了以往的风格，变化比较有限。更何况，菲律宾政界和媒体对杜特尔特的质疑和批评从来没停止过。《马尼拉时报》一篇报道引述一名国会议员的话称，“杜特尔特政府与中国共同开发南海油气资源的政策是非法的”，“杜特尔特的企图昭然若揭：出卖国家”。[注]“‘60-40 Sea Deal with China Illegal’”,The Manila Times, Jun.14,2018.菲律宾媒体领土争端报道的主要特征有：

1.以“弱者”形象自居。菲律宾媒体常常渲染中国的强大和菲律宾的弱小，刻意塑造中国“恃强凌弱”的形象，以此来博得国际受众的同情心。《马尼拉时报》的一篇报道称，如果中国派遣军用运输机到有争议的岛礁上，菲律宾将“束手无策”。[注]“The Philippines Eyes Diplomatic Protest vs China” ,The Manila Times, Jun. 5,2018.有些时候，媒体报道甚至显现“悲情”，如《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在一篇报道中称：“(在对抗中国这一点上)我们无能为力，我国就像是一只蚂蚁去挑战大象。”[注]“Provocative Words Worsen Tiff with China”,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Aug. 9,2013.

2.宣扬菲律宾对中国存在道义上的优势。菲律宾媒体一再强调，菲律宾尊重国际法，愿意通过法律和外交手段解决争端，与美国、日本、欧洲、东盟国家等都能开展良好的合作。与之相比，中国则实施“单边主义”政策，扩充军备，持续填海造陆，企图控制南海资源，还把手伸向非洲海岸，简直就是“鲁莽的巨龙”。[注]“Reckless Dragon”, 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 Dec. 4, 2013; “Chinese to Reclaim Scarborough”, The Manila Times, Aug. 28, 2015; “China’s Land Reclamation has not Stopped”, The Manila Times, Aug. 14, 2017.《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还多次指责“中国玩战争游戏”。[注]“China to Hold Spratlys War Games”, 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 Mar. 22, 2013; “China Holds War Games”,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 May 10, 2013.部分菲律宾媒体呼吁民众不要对中国抱什么幻想。如《马尼拉时报》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中菲关系：漫长而血腥的历史，互不信任》。[注]“Opinion: China-Philippines Relations: A Long and Bloody History of Distrust”,The Manila Times, Nov. 29, 2018.该报曾呼吁“制止中国动武的企图”，并主张“东盟国家团结一致，制止中国”。[注]“‘Stop China’s Use of Force’”, The Manila Times, Dec. 28, 2015; “‘One ASEAN Stand may Stop China’”, The Manila Times, Aug. 28, 2015.菲律宾一些媒体对中国的负面形象塑造，对国际反华势力散播“中国威胁论”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3.热衷于炒作菲律宾渔民的生计问题。菲律宾全国蛋白质需求的70%依赖渔业行业，这其中又有45%来源于捕获的鱼。[注]“‘Go Fish in Panatag but Be on Alert’”,The Manila Times, Aug. 20,2015.因此，捕鱼业在其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渔民的生计也成为媒体涉南海报道的一项重要内容。一些媒体经常以此做文章，炒作中国在南海的海军、海警力量影响到菲律宾渔民的捕鱼权。[注]参见王雪玉：《中菲南海争端中的话语幻象建构——基于〈马尼拉时报〉南海新闻的文化话语分析》，《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7年第7期，第12—14页。这其中，菲律宾渔民在中方实际控制下的黄岩岛的捕鱼问题成为着重报道的话题。菲律宾一些媒体对黄岩岛捕鱼问题的反复炒作，竟获得不少西方媒体的附和、放大，使得舆论情况更加复杂化。

(四)日本媒体领土争端报道特点

之所以将日本媒体放在最后，是因为对印度、越南、菲律宾媒体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日本媒体的了解。作为这四个国家中唯一的发达国家，日本在传媒发展水平、职业规范建设、公众媒体素养等方面都走在前面。上述国家媒体报道的一些缺陷，例如真实性和准确性差、民族主义色彩浓烈、偏激言论多等等，在大多数日本媒体身上并不明显。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即使是在钓鱼岛争端这样的中日两国间敏感问题上，日本大多数媒体报道在客观、平衡、理性等方面都有不少值得肯定之处。

1.注重平衡报道。对于钓鱼岛争端，日本媒体大多同时呈现争端双方立场，除了发布日本方面的信息外，也客观呈现中国的态度。日本将钓鱼岛称为“尖阁列岛”。共同社英文报道在提到“尖阁列岛”时，一般都会列出中国大陆和台湾各自的称谓“钓鱼岛”和“钓鱼台”，并指出中国大陆和台湾对其有主权要求。共同社报道过东京建立一家宣扬日本对有争议岛礁拥有主权的博物馆，同一天内也报道了台湾、韩国对此的抗议，同时呈现三方的立场和主张，行文基本上是客观中立的。[注]参见共同社电,“Japan Opens Museum in Tokyo Exhibiting Materials About Disputed Islets”, Jan. 25, 2018; “Taiwan Protests over Japanese Museum Related to Disputed Islets”, Jan. 25, 2018; “South Korea Protests over Tokyo Museum Related to Disputed Islets”, Jan. 25, 2018。香港市民在日本投降纪念日举行示威，要求日本政府和天皇就“慰安妇”、日军“军票”及其他历史问题谢罪、赔偿，并承认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共同社也详加采访报道。[注]参见共同社电,“Hong Kong Activists Protest Against Japan on War-End Anniversary”, Aug. 15, 2017。日本媒体注重对事实本身准确性的把握，较多从法律角度对钓鱼岛问题进行探讨，总体上显得冷静、理性、克制。

2.披露详细信息。2008年12月8日中国公务船首次对钓鱼岛进行巡航，直到2016年9月中国才首次主动抢先发布巡航钓鱼岛消息。[注]参见联合早报网报道，http://www.zaobao.com/realtime/china/story20160911-665104 [2019-05-30]。换言之，在这近八年时间里，一直是日本媒体及海上保安厅等部门率先发布中国巡航消息。中国海洋管理部门对有关巡航钓鱼岛的新闻报道实施严格管理，即时发布的消息一般都很简略。因此，即使是在中国国内，有关巡航的详细公开信息也多是来自日本媒体。如《读卖新闻》《每日新闻》等2016年8月10日报道，日本政府称中国共有16艘巡航钓鱼岛的船只，其中7艘搭载机关炮等致命性武器，并公布了这16艘船的番号及照片。[注]参见观察者网报道,https://www.guancha.cn/local/2016_08_10_370774.shtml[2019-05-30]。日本媒体经常对中国巡航情况进行统计，如2013年9月，正值日本政府“国有化”钓鱼岛一周年之际，《读卖新闻》等媒体就一年来中国巡航钓鱼岛的情况作了详细的统计：驶入“日本水域”的天数从一年前的3天增至63天，驶入“毗连区”的天数从14天增至259天；参与巡航的中国船只超过1000艘，种类达50种；8月7、8日两天中国船只停留日本“领海”的总时长约28小时，为历史之最。[注]“Senkaku Tensions High 1 Year After Nationalization”, The Yomiuri Shimbun, Sept. 13, 2013.

日本媒体注重多种报道方式和对细节的呈现，经常发布中国船只在钓鱼岛海域活动的图片、视频，消息发布速度快，现场感强。一些媒体还不厌其烦地搜集有关中国海警船在钓鱼岛海域执行公务的各类数据，包括其出现时间、频率、巡航持续时长、具体地理位置、船只类型、行为方式等等，据此分析中国方面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细微的态度变化，乃至总结规律和分析动向。

3.挖掘幕后新闻。日本媒体时不时会爆出一些“内幕”消息，以展示其广泛的消息来源和强大的信息搜集能力。如共同社声称弄到了一些文件，内含中国中央“闭门会议”上的涉海内容。[注]但是，参见共同社电，“Documents Prove Xi Behind Coercive Tactics in East China Sea”, Dec. 2, 2017。在另一篇报道中，共同社援引“消息灵通人士”的话说，为了改善中日两国关系，福建渔政管理部门要求渔民不得靠近钓鱼岛。[注]参见共同社电，“China Tells Fishermen Not to Approach Disputed Senkaku Islands”, Aug. 15, 2018。

但是，报道的相对客观、平衡，并不代表日本媒体在领土归属这样的根本问题上会作出让步。事实上，在坚持对钓鱼岛主权这一点上，日本各媒体报道立场高度一致，捍卫“国益”，自觉为其国家利益服务。依托记者俱乐部这一具有封闭性、排他性的组织，在钓鱼岛等重大政治问题上开展“集中豪雨”式报道，谋求“划一性”(统一口径)。[注]参见卢昊：《日本媒体对中国的偏向性报道分析：特征、集体反映和舆论影响》，《现代传播》2012年第2期，第165-166页。日本不少媒体在报道中国对钓鱼岛提出主权要求的同时，一般会强调日本的“管理”和“实际控制”，力图证明日方行为的合理性。

同时，日本一些媒体还在钓鱼岛问题上“夹带私货”，经常将其与西方关注的涉华热点问题搅在一起进行炒作。炒作较多的有南海问题、中国军力“扩张”、台湾海峡局势等，鼓吹拉拢其他国家，拼凑反华联盟。钓鱼岛问题也成为它们渲染“中国威胁”的“素材”。如《读卖新闻》曾就钓鱼岛发表多篇社论，如《必须加强空中和海上巡逻以抵御中国》、《不断强化日美安全合作》、《必须遏制中国和朝鲜危险的军事行动》以及《中国的霸权野心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等，火药味十足。[注]“Editorial: Air and Marine Patrols must Increase Vigilance to Defend Against China”, The Yomiuri Shimbun, Apr. 27, 2013; “Editorial: Japan-U.S. Security Cooperation must Be Steadily Strengthened”, The Yomiuri Shimbun, May 3, 2013; “Editorial: Dangerous Military Actions of China, North Korea must Be Contained”, The Yomiuri Shimbun, Jul. 12, 2013; “Editorial: China’s Hegemonic Ambition Heightening Regional Tension”, The Yomiuri Shimbun, Aug. 27, 2013.

三、应对领土争端舆论博弈的我国国际传播策略

领土争端报道事关我国国际形象，应当予以充分重视。笔者认为，我国媒体要有效应对争端当事国舆论博弈，并进而提高在国际舆论场上的影响力，重中之重在于开展涉领土争端报道创新，积极转变话语方式，不断提高报道质量。为此，需遵循“有统有分，统分结合”的思维。一方面将我国与各国之间的领土争端舆论博弈作为一个整体，从体系的高度开展研究，探讨应对方略，制定长期性目标，明确职责和任务；另一方面，践行分众化、精准化传播理念，在熟悉掌握各国媒体报道特点的基础上，采取因地制宜的策略，以灵活的、有针对性的报道方式加以应对。

(一)目标与重点工作

加强有关我国领土争端的报道国际传播，直接目的是要为国际受众提供比印度、越南、菲律宾、日本等国媒体更优质、更容易传播、更令人信服的新闻报道，降低对我不利的国际噪音，使国际受众更能理解并支持我国的立场。这既体现在当领土争端引发外交纠纷时媒体所开展的针锋相对的舆论斗争，也体现在有利于宣示主权的日常报道中。这两者比较而言，目前我们对后者的重视程度要逊于前者，迫切需要补齐短板。从深层次来说，领土争端报道是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环节，做好相关报道，有利于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推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我国媒体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自塑”中国形象，为增强我国软实力作出贡献。

在我国领土争端国际传播中，尽管对象国各不相同，但我宣传管理部门和媒体要练好基本功，在提高议程设置能力、打造国际一流媒体等方面夯实基础，重点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推动媒体深度融合

2014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是落实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部署、推进宣传文化领域改革创新的一项重要任务。要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注]参见《推动主流媒体在融合发展之路上走稳走快走好》，《人民日报》2014年8月21日。

几年来，我国媒体抓住这一契机，在推进融合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今后还需不断深化融合，依托科技创新，推出更多优质、传播力强、形式活泼多变的融合产品，打造立体多样、技术先进的现代传播体系。要增强受众意识，注意搜集海外用户的反馈意见，尝试为其“定制”新闻报道。适应当前传播领域移动化、社交化、视频化的趋势，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无人机航拍、VR/AR(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以新颖的传播形式提高在海外受众中的影响力。重视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建设，深耕年轻海外受众，培养熟悉西方媒体运作，能在脸书、推特、优兔等海外社交媒体上发声的网络意见领袖。[注]近年来，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在内的中央主流媒体积极利用脸书、推特、优兔等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开设的账号粉丝数不断增长，影响力逐渐增大，已成为我国媒体开展国际传播的重要途径。

2.加强新媒体管理

国内不少关注时政、军事、历史、地理的社会化媒体上，含有大量涉及领土争端的内容，既具有一定的益处(如普及历史地理知识、增强国人海洋权益意识、展现民意等等)[注]这一类社会化媒体近年来发展迅速，其中有不少密切关注我国领土争端，发布大量相关动态消息，较有代表性的有南海研究论坛、百度贴吧“伪阿鲁纳恰尔邦吧”等。，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弊端(如涉及军事机密、借机攻击我政治制度、宣扬偏激的民族主义、鼓吹战争等等)。要加强引导和管理，充分发挥其优势，遏制其弊端。对部分经营较好、影响较大的社会化媒体，可以鼓励其与主流媒体加强合作，取长补短。

3.建立新闻快反机制

在国际传播领域，在涉及国家形象的重大事件报道方面，主权国家的媒体如果不主动播报、抢先播报，就等于自动放弃了阵地，放弃了营造国际舆论的主动权。[注]参见对外传播中的国家形象设计项目组：《对外传播中的国家形象设计》，北京：外文出版社，2012年，第215页。针对2016年9月中国首次主动抢先发布巡航钓鱼岛消息，新加坡《联合早报》评价说，中国在巡航问题上，今后将采取主动公布消息的做法，以避免在主权问题上的舆论被动。[注]参见联合早报网报道，http://www.zaobao.com/realtime/china/story20160911-665104 [2019-05-30]。因此，我国媒体应加快涉领土争端信息发布速度，构建统一、高效、专业的宣传管理机制，防止多头管理、资源分散、各自为政；提高相关新闻宣传管理人员的专业水准，加强其在边境地区、海洋的基层锻炼，保持人员的稳定性。

4.探索开展民事管理报道

以往在涉及有争议领土的报道中，我国呈现的主要是一种主权争夺者的形象，今后宜更多体现出管理者的角色；以往我国较多强调历史性归属，今后宜历史与现实并重，多发掘我国在海陆边疆治理中的优越性。[注]参见周雷：《南海问题的多重话语传播》，《对外传播》2016年第1期，第33页。要重视选题策划，为主流媒体提供更多的采访便利，增强报道现实性、贴近性。可考虑借助“网红”，以网络直播等形式展示我国对争议领土的民事管理，增强对国际年轻受众的吸引力。

5.广交友，少树敌

要以耐心、包容的心态，尽力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广结善缘”，某些情况下努力构建起“统一战线”。以往部分媒体在涉领土争端报道中，渲染西方对我形成的“包围圈”， 对来自中立国的个别政客表态、个别媒体报道过度解读，风声鹤唳，人为扩大了打击面，容易给人造成世界主要国家联合起来反对我国的错误印象，对部分国外媒体的反华报道平添负面话题，致我方陷入舆论被动中，相关教训值得反思。

6.既讲斗争也讲合作

在有关领土主权归属的问题上，我国媒体立场要坚定明确，不容置疑。同时，媒体也要充分报道当事国之间在各个领域的合作，阐述我国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立场，展现我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以南海为例，我国坚决反对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仲裁庭非法、无效的所谓“裁决”，反对域外国家干涉南海事务，在这些原则立场上我国媒体不能有任何的退缩。但也要看到，近来南海地区局势出现了新的变化，特别是杜特尔特担任菲律宾总统以来，中菲两国的合作不断加强。南海国家在很多领域出现了相向而行的势头。[注]如中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和文莱的学者，就南海共同开发政策和实践进行共同研究，发表《南海共同开发六国学者共同研究报告》，参见：http://www.iis.fudan.edu.cn/_upload/article/files/9f/21/992faf20465fae26c23ccce1ecc6/182e8776-45a6-4117-9906-b9797198a881.pdf[2019-07-01]。斗争与合作并存,反映出存在领土争端国家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二者不可偏废，媒体对此要善加把握。

(二)因地制宜策略

《孙子兵法》曰：“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领土争端报道的国际传播也是如此，我们需要加强针对性研究，对不同国家各有侧重，因地制宜，针对不同对手各自特点制定差异化战术，正视、学习借鉴其优点，寻找其薄弱环节进行突破。

1.以真实准确、充满人文关怀的报道应对中印领土争端舆论博弈

针对印度部分媒体报道的真实性、准确性不足，在涉领土争端报道中，要在这方面充分发挥我国媒体优势。要特别注意搜集印度媒体不实报道，考虑到印度政府对媒体虚假新闻的澄清常常滞后，我国媒体应迅速援引权威消息源加以澄清，这不仅可以树立我方报道的权威地位，也有助于促进我国政府的国际形象建设。

优化涉边境地区的民事新闻报道。藏族、门巴、珞巴等少数民族在人种、语言、宗教、文化等方面与中华民族其他支系具有内在紧密联系，而与印度主流的信仰印度教的群体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我国媒体要用好宗教文化这一资源，以充满人文关怀的报道来宣传好我国政府对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的保护，彰显我国在保护和发展藏传佛教方面的优势，凸显少数民族群众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血肉联系。宣传报道我国在雅鲁藏布江流域开展的水利设施建设旨在改善民生，强调建设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展示我国政府的负责任态度，打消国际疑虑。推出更多轻松、时尚的报道内容，如旅游、美食、音乐、地方特产等，通过移动网络、社交媒体等的传播，改变西方受众对西藏落后、闭塞的偏见。加大对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扶贫攻坚、生态环境保护等成果的报道力度，凸显我方在边境地区治理方面的优势。

推出更多优质的融媒体报道。尤其是民事新闻报道，可以更多以活泼、风趣的新媒体形式进行包装，通过海外社交媒体广泛传播，拉近与世界各国年轻受众之间的距离。在民事新闻报道中巧妙植入宣示我主权的内容，使受众在潜移默化中认同我领土主张。在时政新闻报道中也可以尝试新媒体形式，但要对报道内容严加把关，杜绝随意性。由于印度民族、宗教、语言情况极其复杂，我国媒体报道要格外注意避免卷入印度内部敏感议题，避开“雷区”，防止出现鼓吹民族主义、违背民族宗教文化政策、侮辱他国民众等有违普遍道德观念的行为。

2018年10月，新华社播发融媒体报道《西藏阿里楚松村“四代房”：中国边陲巨变的缩微影像》，这是新华社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基层行系列报道中的一篇。楚松村位于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楚鲁松杰乡，紧邻中印边境，距离拉萨2000多公里，每年大雪封山时间长达半年之久。新华社拉萨分社记者一行翻越四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山，克服重重困难采访写作。这是首次有中央媒体记者抵达楚鲁松杰采访。报道以楚松村一家几代人房子的变化为切入口，借助无人机拍摄等技术手段，通过文字、图片、视频形式，展现出西藏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及我国政府惠民政策的实施力度。文章播发后取得优异的传播效果：获得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被人民网、《中国改革报》、《西藏日报》等近400家主流媒体采用，新华社客户端阅读量超过450万人次；英文版在脸书、推特上推送后浏览量约30万人次，留言互动量约1万人次。该文在思想、内容、题材、形式、技术手段等各方面，都给我国媒体在中印边境地区的新闻报道提供了有益启示。

2.以理性平和、善讲故事的报道应对中越领土争端舆论博弈

越南媒体涉南海报道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因此，我国媒体相关报道应保持客观冷静，不偏激，不随之起舞，以理性、平和、专业来应对对手的片面和情绪化，使二者形成鲜明对比，从而有助于我方报道获得国际受众认可。

面对越南有关南海争端的报道，我国媒体应在提高民众海洋意识方面多做些工作。相比越南媒体，我国媒体在国际传播能力、传媒科技、用户市场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要将其充分发挥出来。部分社会化媒体在普及海洋知识、增强民众海洋意识方面做了不少有益工作，主流媒体可以进一步加以引导，并探索双方如何开展合作，从而向国际受众展示我国民意及民众对海洋、对南海的深厚感情。

针对越南媒体对我南海岛礁军事建设的炒作，要突出这些岛礁的民用设施建设，强调其服务于国际公益事业的功能，淡化政府色彩，而将报道的重心置于民间力量、民事活动上面。可多发民事活动图片、视频，增强感染力。

讲故事是有效的国际传播方式。在有关中越南海争端的报道中，要多讲故事，讲好中国南海的故事。要着重讲述各岛礁普通居民、渔民的平凡故事，凸显南海岛礁与我国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对南海岛礁，媒体要持平常心，将其当作普通的居民生活区域开展正常报道，而去除以往部分报道中呈现出的神秘化、浪漫化、特殊化形象，适度增加感情色彩，以情纬文，以情感人，增强贴近性，达到以柔克刚的效果。

3.以强调依法合规、体现管理者意识的报道应对中菲领土争端舆论博弈

菲律宾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高，国内局势不稳，缺乏有效的管理，这不仅体现在其本土治理，从其在南海实控岛礁上的活动也可以看出。因此，对南海地区科学、有序、高效的管理应该成为我国的一大发力点，媒体也应在这方面加大报道力度，多方发掘。要加强议程设置，从整个南海地区的管理这一角度出发，探索如何让南海未来变得更宜居、如何优化管理、如何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我国在管理中发挥什么关键角色等话题。

在有关中菲南海争端的报道中，我国媒体要强化管理者意识，凸显我国在南海依法合规进行科学的管理。要依托我国的强大经济实力和先进科技，突出我国在航行安全、人道主义救援、科研考察、防灾减灾、气象、生态环保等方面承担的管理者角色，强调我国相关人员海上执法的合理合法性。可详细列出我国涉海法律法规及国际法，不仅报道对外国渔民的执法情况，同时也报道对我国渔民的执法情况，彰显我国海洋管理部门执法的严格和一视同仁。

目前我国媒体涉南海报道以正面报道为主，面对中菲领土争端舆论博弈，可以适度播发监督性报道。恰当的监督性报道，可凸显我对南海管理的正当性、南海与我国普通民众生活密不可分的联系，展现我方管理人员对存在问题的重视及解决矛盾、改进服务的努力，有利于在国际受众中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培养和强化南海岛礁属于我国的意识。这一点，可以在实践中逐渐摸索。

4.以专业细致、注重民事活动的报道应对中日领土争端舆论博弈

我国媒体报道应更加细腻，提高专业水准，体现一定的研究能力。例如我国海警依法巡航钓鱼岛，国家海洋局网站、中国海警官微往往只有一句话报道，而日方海上保安厅和媒体则会列出更多细节，包括中方船只活动情况及日方应对举措，并强调日方“警戒监视”。国际媒体，包括中国部分媒体，往往转载日方消息。因此，依法巡航的我国，相关报道可以也有必要提供更多细节，角度多样化，海警的执法活动报道更具体。日本人注重细节，常常从别国的报道里挑刺。我国媒体涉钓鱼岛、东海的报道则需要格外重视细节的准确无误，注意对数据的掌握和处理，新闻事实应反复核实，做到无懈可击，要以开展专业研究的态度来进行新闻分析，不给日方留下挑刺的空间。

我国媒体在融合报道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可以充分发挥优势，精心制作有关钓鱼岛、东海的卡通剧、微视频、网络游戏等新形态产品，推出多语种版本，摆脱严肃、刻板、冷冰冰的政治说教，尝试以活泼、清新、有趣、具有一定艺术美感的诱导式形象来打动海外受众，推动其广泛传播。有学者呼吁，我国的新媒体宣传可以借鉴日本以动漫为代表的“萌文化”，树立“萌思维”，以更多的感性风格、可视化报道来提高政治传播的吸引力。[注]参见赵新利、廖嘉琛：《新媒体宣传需要“萌思维”——日本“萌宣传”及其借鉴》，《青年记者》2014年第31期，第84—85页。

在东海，包括钓鱼岛附近海域，我国在渔业、科研考察、资源开发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媒体报道要充分利用这些优势，但要注意淡化官方色彩，突出民事活动，让我国企业、渔民、科研人员等唱主角。可将我国企业的合法经营、渔民的捕鱼等民事活动作为报道“先锋”，政府部门对这些民事活动的管理紧随其后。对我国的海洋科考，可与政府“脱钩”，而突出报道相关企业的经营、科研、开发等等。

针对日本部分媒体炒作南海问题、鼓吹反华联盟，我国媒体应多从历史角度入手，揭批日本军国主义近代以来的侵略扩张，披露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印度，澳大利亚等国民众(包括战俘)遭受日军屠杀、奴役的史实，以及日本近代以来对南海的殖民掠夺，以沉痛的历史教训来唤起国际受众对日本的警惕。对某些日本媒体及反华政客，要注意搜集其否认侵略战争历史、鼓吹军国主义的言行，建立资料库以便随时调用。

四、结 语

领土争端问题对我国周边安全环境具有重要影响。领土争端的背后既有复杂的历史因素，也体现出现实的国家利益考量；领土争端不仅制约着我国与邻国的关系发展，对亚太地区局势和世界格局也有重要影响。美国学者索尔·科恩(Saul Bernard Cohen)警告说，随着中国崛起为经济和军事强国，东亚辖区与海洋辖区在亚太沿岸地区的分界线将成为新的矛盾源头。[注]参见索尔·科恩：《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严春松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第307页。

当前我国所面临的领土争端是历史遗留问题。无论是钓鱼岛、南海岛礁还是藏南，我国的主权主张都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这些地区之所以成为争议领土，从根本上来说，都是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侵略扩张掠夺的产物。从这一点来说，在领土争端问题上我国是受害者。然而，当前国际舆论却对这一真正的受害者不利，诸如中国“扩张”、中国“威胁”、中国“侵害”之类的诬陷与误解，往往淹没公正客观的分析。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南海主权声索一直没能主导话语权，而是不断去迎击南海周边声索国，甚至是南海域外国家的话语挑战，中国的南海维权努力缺少其他国家的媒体呼应、政治上的有力协同和民间道义支持，反而客观上形成了南海声索国互相结盟和协同的机会。[注]参见周雷：《南海问题的多重话语传播》，《对外传播》2016年第1期，第31页。这种不公道、违背常理、荒唐不经的现象何以出现？无论是我国国际关系学界，还是新闻学界业界，都需要认真思考。

有学者指出，南海研究，不是简单的中国与东盟关系、中美关系，它涉及南海的能源、资源、生态、法律等多个方面。[注]参见朱锋：《国际问题研究智库建设：成绩、不足、借鉴、对策》，《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4期，第12页。南海问题如此，钓鱼岛、藏南等亦如此。要在领土争端舆论博弈中赢得优势，眼光不能局限于政治、军事、外交等宏观、严肃的“大场面”，而是要广开思路，拓展新闻报道素材，从更多的民事活动中寻找灵感。在国际上说话的腔调也不能是一成不变的冷冰冰、义正辞严、慷慨激昂，很多时候，活泼、温情、婉转、生动或许更有效。有研究认为，中日两国在拉美国家媒体关于钓鱼岛之争的报道中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中国“张扬”、“激进”和“强势”，日本则“内敛”、“柔弱”和“忍耐”。[注]参见朱振明：《拉美报纸媒体中的“钓鱼岛”：谈中国的形象》，《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9期，第104页；刘晓凤：《日本对钓鱼岛的话语建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6届硕士学位论文，第63页。日本的这一形象显然有助于其获得更多同情与支持。

可见，我国国际传播话语方式的转变已势在必行。目前领土争端相关舆论集中在“政策发声”和“国际发声”之上，今后应当给予“社会发声”更多的重视。[注]参见朱锋：《国际问题研究智库建设：成绩、不足、借鉴、对策》，《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4期，第12页。在这方面，我们的关键对手——与我国存在领土争端的国家的媒体，其不少做法值得认真研究和借鉴。要使我们在国际上的声音更响亮也更动听，我国媒体需要“内外兼修”，一方面加快发展步伐，提升自身能力；另一方面要增强敏锐性，耐心细致地分析、揣摩对手，虚怀若谷地审视自身不足，力求扬长避短。应对争端当事国舆论博弈，意义重大，道阻且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