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申套格套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蒙古人的“长生天观”与北方民族匈奴以来信奉的萨满教密不可分，这一宗教的重要内容是天的信仰。《元朝秘史》记载：“当初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个苍色的狼与一个惨白色的鹿相配了。”(1)佚名：《元朝秘史》卷一，《四部丛刊三编(八)》，上海：上海书店，1985年，第1页。萨满教体系当中最高权力者是天，“长生天观”源于萨满，但思想深度和广度远超出萨满本身形而上的哲学范畴。

蒙古统治者曾极力向被统治地区灌输这样一种思想：蒙古统治“日出至日落之地”乃是执行天意。正因如此，在颁行的各类诏书中，他们每每以“在长生天的气力下……”(4)宝音图在《元朝八思巴蒙古文圣旨金牌面世》一文中谈到了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索伦发现的八思巴文金牌，并对其进行了解读“该金牌为圆角长方形片状，上端有圆孔，重350多克，长26厘米，宽8厘米”。“金牌正面3行字、反面2行字。先读的正面中行‘长生’一字比左右两行略高一点；汉译：正面1.长生(中行)2.天的气力下(左行)3.皇帝的名字是神(右行)。反面1.圣的；谁若不2.从要问罪处死。连读起来就是：在长生天的气力下，皇帝的名字是神圣的，谁若不从要问罪处死。与米努辛斯克牌子、纽克牌子语义相同。”《蒙古学信息》2002年第1期。照那斯图在《释蒙元时期长方形圣旨牌文字》一文中认为蒙元时期的圣旨牌，虽然它们文种不同，但牌子形制相同，文字格式、字体相同、文字关键内容也相同。起首语都为：“长生天气力下”。《民族研究》2007年第4期。之语作为起始句，而在武力征服过程中，蒙古统治者的“长生天观”乃成为其政权的正统性和合理性的主要理论来源。日后对征服地区的观念灌输，则每每体现为统治层的思想教化特征。

一、中原文人接受“长生天观”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对外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1211—1215年，数次南下攻金，占领了黄河以北近九百座城邑，攻陷了金朝中都燕京(今北京)。在这种情况下，“每逢中原和周边发生争夺时，孔子的‘攘夷’思想都会发挥重要作用”。可是后来，“孟子超越了以往‘严华夷之防’的逼仄视野，为‘夷夏融合’的同质化运动，赋予了无限的空间”。(5)韩东育：《清朝对“非汉世界”的“大中华”表达——从〈大义觉迷录〉到〈清帝逊位诏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4期。孟子“华夷观”就成为被占领的中原士人及百姓面对蒙古代金之际华夷观念的困惑与调适的最根源的理论依据；与此同时，蒙古统治者所面临的大局则是，若想用有效的方法来治理中原农耕文明地区，首要的任务应当是通过体现“长生天观”的包容性，让中原农耕文明地区承认和接受蒙古大汗的权利。

因蒙古大汗“长生天观”思想对各宗教的宽容政策和优厚待遇，以及对人才的重视和包容，那些出身于不同国家、民族，信仰各异的有识之才，开始云集在蒙古统治者大帐周围，为他们效力。契丹贵族耶律楚材和方外道士丘处机就是这个时候追随成吉思汗的。佛教兼儒家的契丹贵族耶律楚材，自号湛然居士。他“博极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下笔为文，若宿构者”(6)《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3455页。。耶律楚材侍奉成吉思汗、窝阔台汗三十余年，他竭尽忠诚，才华横溢，出谋划策，辅佐两位蒙古大汗建立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为巩固和发展蒙古帝国立下了汗马功劳。耶律楚材在赞颂成吉思汗及其伟业的一首诗中写道：“天皇自将办多多，天兵百万涉长河。京索为空汴梁下，秦皇汉武畴能过？凛凛威声震天宇，不杀为功果神武。朔南一混车书同，皇业巍巍跨千古。”(7)耶律楚材：《和谢昭先韵》，《湛然居士文集》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27页。诗句将成吉思汗拟作“天皇”，其军队拟为“天兵”，其功业声震天宇，呈现出蒙古统治者是受天命所征的正当性。丘处机，自号长春子，是金、宋控制下中原地区之有影响的道教首领。“金、宋之季，俱遣使来召，不赴”。但是，成吉思汗派近臣刘仲禄等人召请他的时候，他欣然应召前往万里之遥的成吉思汗大营所在地中亚。成吉思汗极为热情地款待了丘处机，并下令“自今以往，可呼神仙”。后来，即1223年成吉思汗下达了给道教首领丘处机免于赋税的“羊儿年圣旨”。由于成吉思汗对道教一系列的优厚政策，使得在中原地区有很大影响的道教徒开始为成吉思汗大造舆论，这为成吉思汗、窝阔台汗征服金国奠定了思想基础。相传于丘处机给师父王喆所盖建的河南延庆观之玉皇阁里有人“意外发现玉皇阁顶部的屋脊上除排列传统的象征吉祥的琉璃脊兽外，正面还有两尊蒙古服饰装束的武士，而且位置居前，形体尺寸最大。这种蒙古服饰装束的武士站在汉地道观屋脊之首的情况，世所罕见。”(8)李治安：《元史暨中古史论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64页。在整个画面里两尊蒙古武士“位置居前”“尺寸最大”的特点我们不难看得出来蒙古统治者在中原道教当中的重要地位。

1234年窝阔台汗按照成吉思汗的遗嘱灭金，中原士大夫主流开始积极亲近和效力蒙古统治者。“修端在金朝灭亡八个月后提出的辽、金亦可为正统和尊蒙尊金的观点”(9)李治安：《元初华夷正统观念的演进与汉族文人仕蒙》，《学术月刊》2007年第39卷4月号。。蒙哥汗时期，从1251年开始忽必烈主管漠南之事，忽必烈帐下聚集了很多儒士，元好问和张德辉还请求忽必烈接受“儒教大宗师”的称号，忽必烈悦而受之。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在即位诏书中宣布：“爰当临御之始，宜新弘远之规。祖述变通，正在今日。务施实德，不尚虚文。”(10)《元史》卷4《世祖纪一》，第64页。提出了“宜新弘远之规”的想法和“祖述变通”的革新主张。时过半年后，在遣使安南的诏书中，又进一步强调这一想法和主张，更明确提出了“鼎新革故，务一万方”(11)《元史》卷209《安南传》，第4634页。的执政方针。忽必烈“祖述变通”的革新主张和“宜新弘远之规”的措施，重点在于革新从成吉思汗以来“本朝旧序”中残存着的那些不适应新条件新政局的陈规旧俗，而治理中国则主要是接受汉法，即表现出“长生天观”思想的包容。在这种政治大环境之下，通过长期的磨合，许衡、郝经理论经过实践开始被表述为“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主也”。许衡：“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汉法，可以长久，故魏、辽、金能用汉法历年最多。其他不能使用汉法，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然可考。使国家而居朔漠，则无事论此也。近日之治，非此奚宜……以是论之，国家之当行汉法无疑也。然万世国俗，累朝勋旧，一旦驱之下从臣仆之谋，改就亡国之俗，其势有甚难者……苟能渐之摩之，待以岁月，心坚而确，事宜而常，未有不可变者。”(12)《元史》卷158《许衡传》，第3718—3719页。囚禁真州(今江苏仪征)时的郝经亦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政治命题：“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13)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7，《北京图书馆古籍珍丛刊》第91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819页。许衡、郝经等人从“道统”的角度接受了蒙古统治者的“长生天观”思想。

元朝至正三年，丞相脱脱“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的决定体现了“长生天观”思想的兼容并包特点，解决了士大夫们宋、辽、金、元时期以来长期围绕着宋、辽、金、三朝史何为正统的争论。忽必烈的“祖述变通”革新思想又一次体现了“长生天观”思想的包容和大度。这一切对民族融合、中国的大一统甚至中华民族的形成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吐蕃佛教宣传“长生天观”

10世纪至13世纪，吐蕃本土正处于封建割据与藏传佛教形成的过程，经历了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在西藏佛教传入蒙古之前，蒙古统治者与汉地佛教之间似乎就有了接触。1214年，据《佛祖历代通载》记载，蒙古统治者最先接触的佛教，是中原汉地的禅宗。(14)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21，《北京图书馆古籍珍丛刊》第77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416页。。1219年，木华黎国王领兵取岚州城时，临济宗高僧海云师徒，即“老小长老”被俘虏。木华黎派使者从成吉思汗请示处置“老小长老”的事情，成吉思汗在西域传召曰：“尔使人来说底老长老小长老。实是告天的人。好与衣粮养活者教做头儿。多收拾那般人在意。告天不拣阿谁。休欺负交达里罕行者。是时国王奉诏大加恩赐。”(15)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21，第417页。成吉思汗之后，在窝阔台、贵由、蒙哥汗和忽必烈王子时期，海云已“为天下禅宗之首”，地位更加显赫。

从蒙古皇子阔端开始，蒙古统治者和藏传佛教各派就有了直接的关系。1239年，按照阔端的旨意蒙古指挥官垛达纳波采用武力进攻和招抚相结合的办法，将藏区逐渐纳入统治的同时，又对西藏各派高僧进行了调查，之后向阔端报告说：“在边野的藏区，僧加团体以甘丹派为大，善顾情面以达隆法王为智，荣耀德望以枳空·敬安大师为尊，通晓佛法以萨迦·班抵达为精。”(16)第五世达赖喇嘛：《西藏王臣记》，郭和卿译注，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88—89页。1244年，驻守凉州的阔端参考此报告选择了吐蕃萨迦派教主萨班·贡噶坚赞，写信邀请。萨班收到阔端的邀请之后，携带着自己的两个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从后藏萨迦寺出发，前往凉州。途径拉萨时，萨班让八思巴和恰那多吉二人先赴凉州，自己留下来与当地僧俗首领商议归顺蒙古之事。其后，他于1246年8月抵达凉州。因为当时阔端赴哈拉和林参加选举蒙古大汗的“忽里台”而未在凉州，故次年一月才与萨班相见。阔端和萨班会谈之后，萨班写了一封致吐蕃僧俗首领的公开信：“……此菩萨(化身)汗王对佛法三宝尤为崇敬……此蒙古军队，多至不可胜数，瞻部州当已悉入于彼之统辖……则不认其为臣属，且终必灭绝之。……若能遵行功令，汝各地原有之官员仍可委任供职，招萨迦之金字使和银字使来，吾任之达鲁花赤……”(17)阿旺贡噶索南：《萨迦世系史》，陈庆英等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第102—105页。从此吐蕃归顺了蒙古，为实现统一大业作出了贡献。

1251年，萨班卒于凉州。他侄子八思巴从其伯父继续学习佛法，深得忽必烈的赏识，“中统元年，世祖即位，尊为国师，授以玉印”(18)《元史》卷202《八思巴传》，第4518页。；至元初年，授命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和吐蕃地方行政事务机关宣政院；至元七年，八思巴创造蒙古新字被封为帝师。八思巴不但是一个喇嘛，而且是杰出的政治家。

八思巴在献给忽必烈的《贺平江南表》中写道：“……皇帝陛下仗先世所积善业海之福德，安定各方及于边土之众生。陛下之国政不劳而自成，以一身之福德神威，任运治理，令人叹为神奇……如此威德，大地之上先前无人有过，故陛下声名遍及三界，已之国政修明昌盛，异邦莫不闻风而丧胆……陛下之福德使社极安宁，江山一统，奋转轮之威，合四洲为一……”(19)陈庆英：《与八思巴有关的几分藏文文献》，《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意谓“先前之帝王未有”而当今的“佛化天子”大皇帝忽必烈以转轮之威所创立的赫赫功绩，使国家统一，社稷稳固。

八思巴著作《彰所知论》，从内容上看是一部融佛学与历史于一体的佛教纲要书。他在著作里指出：“自佛灭寂后三千二百五十年，北方蒙古国先积福德果熟生王，名曰成吉思。成吉思先统一北方，后又征服了许多不同语音的疆域，犹如轮王。”(20)王启龙：《八思巴生平与〈彰所知论〉对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81页。藏传佛教成了国教之后，在政教合一的国家理论建构中，成吉思汗成了金刚持佛的化身，查克拉瓦尔迪汗——转轮王。作为佛陀的化身下到凡人世界，成吉思汗的出生自然具有了受命于天的神圣职能，使成吉思汗的征服获得了神圣合法性依据。“在佛教看来，查克拉瓦尔迪王不仅应该当是宗教的伟大庇护者，而应当是众生的全权统治者、上天(腾格里、霍日穆斯图)之伟大的现实者。”(21)沙·比拉：《蒙古史学史》，陈弘法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84页。八思巴从佛教的角度接受了“长生天观”，把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神圣化。

忽必烈和八思巴，对于维护祖国的统一，加强蒙、藏、汉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蒙古与西藏由于宗教上的联系而形成的传统联系纽带，为16世纪中叶土默特阿拉坦汗时期西藏佛教再次传入蒙古奠定了基础。“政教合一”的治理制度，对之后的西藏和蒙古影响深远。

三、穆斯林史学家宣传“长生天观”

1206年，成吉思汗率军向西越过阿尔泰山，俘虏了不亦鲁克汗，乃蛮部屈出律最后逃至西辽，夺去了西辽的统治权。据史书记载，“相传乃蛮部人多信基督教。兹屈出律又从其妇古尔汗女之言，信奉佛教。及其征服兀丹也，欲强其人民弃伊斯兰教，而改信基督教或佛教。”(22)多桑：《多桑蒙古史》上，冯承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94页。屈出律原信基督教，自夺得西辽国大权之后，改信佛教，排斥伊斯兰教，产生了激烈的宗教冲突。结果，当1218年哲别率领的蒙古军队攻打西辽时，伊斯兰教徒们群起而叛，使屈出律败亡。蒙古军队因此而获得了伊斯兰教徒的好感。

1219年，成吉思汗进军花剌子模，拉开了蒙古帝国第一次西征的序幕。彼时的花剌子模国内局势诡谲，各方势力纷乱复杂，除了王权与军权关系不融洽外，王权与教权的博弈争斗尤为凸显。最后花剌子模被灭亡。1231年，窝阔台遣大将搠里蛮统诸部军三万西侵，攻灭在波斯西部复国的花剌子模扎兰丁，征服和招降了波斯大部分地区。1252年，蒙古统治者开启第三次西征后，伊斯兰世界中对立的两极什叶派和逊尼派各自建立的政权，相继被蒙古消灭。1256年，旭烈兀军攻灭盘踞祃拶答而(今伊朗马赛德兰省)诸山城的令伊斯兰世界东方和十字军战士们胆战心惊的亦思马因教派“木剌夷国”；1258年攻陷报达(今伊拉克巴格达)，杀末代伊斯兰教主——哈里发，灭阿拔斯朝。“不过，实际上并非所有穆斯林都为巴格达被攻陷而感到悲伤。甚至有一种说法指出，逊尼派和什叶派双方皆对对方被敲了几大板而感到喜悦。”(23)杉山正明：《蒙古颠覆世界史》，周俊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68页。最后，蒙古统治者没有遇到伊斯兰教的太大的抵抗而建立了伊利汗国。蒙古统治者来到这个具有悠久文化和丰富历史传统的地区之后，千方百计引经据典证明自己有权统治伊朗，并灌输“长生天观”思想。伊利汗国诸汗可以利用高度发达的穆斯林史学史传统来宣传“长生天观”思想。志费尼的巨著《世界征服者史》就是在这个时候诞生的。

志费尼出身于波斯贵族，世为花剌子模大臣。花剌子模灭亡后，其父亲归降蒙古，被任命为呼罗珊等地财政官。志费尼长期担任大蒙古国阿母河行省长官阿儿浑的书记官，曾随阿儿浑数次赴蒙古觐见大汗。1252—1253年在蒙古国都城哈剌和林期间应友人之请，开始撰写并断断续续写了八九年。蒙古国历史学家沙·比拉认为，这位委托他写蒙古诸汗史的人就是大汗蒙哥。(24)沙·比拉：《蒙古史学史》，陈弘法译，第99页。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从伊斯兰教的角度赞扬了蒙古征服者，给了征服者以正当性理由。

志费尼记述了蒙古统治者在征服过程中对伊斯兰教世界带来的伤害。志费尼解释蒙古人带来的这种战争灾难时采用了伊斯兰教义中一条著名的教义叫作罪有应得。志费尼援引这条教义，将蒙古人的征服行动比作《古兰经》中提到的真主因为人们不笃信上帝而降下的惩罚。志费尼写道：“留给我们的一条真主的圣传说：‘那些人系我之骑兵，通过他们，我将向反抗我者复仇’。毋庸置疑，这番话指的正是成吉思汗的铁骑和他的百姓。”(25)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何高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5页。由此看来，志费尼把成吉思汗及其在无情地征服伊斯兰国家时所采取的行动看成是至高无上的真主语言的验证。这样，据志费尼的说法便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成吉思汗对于志费尼属于同一信仰的教徒发动的军事征讨行动，是对这些人的不忠行为进行的“天意惩罚”；蒙古人征服时期穆斯林各国人民遭受悲惨命运，不能怪罪发动侵略的人，倒要怪罪侵略的牺牲品了。

志费尼奉为成吉思汗为“全能真主使成吉思汗才智出众，使他思想之敏捷、权力之无限为世上诸王之冠”(26)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何高济译，第25页。；他在书中一处把蒙哥汗颂赞成人类的主宰：“王国的权柄被授予崇高的君主、全人类的主宰、阿剌伯和非阿剌伯的众汗之汗，蒙哥可汗(愿他于天地齐寿！)的强有力的手中；大地的面上因他无所不包的仁德，再得到美化和修饰，而且总的说人类的事业，特殊说穆斯林的前程，呈现出新的朝气和光泽。”(27)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下册，何高济译，第622页。志费尼认为，蒙古诸汗对伊斯兰教作出了特殊贡献，因为蒙古诸合罕的征服行动使伊斯兰教的传播扩大到前所未有的地域：“伊斯兰的旗帜举得更高，正教的烛光更加明亮；回教的太阳投影于那样一些国家：它们未嗅到伊斯兰的芬芳，未曾听到塔克必儿(takbir)和阿赞(azan)的声音而陶醉 ……但在今天，许多真主的信徒已朝那边迈步，抵达极遥远的东方国家，定居下来，在那里成家，以致多不胜数。”(28)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何高济译，第12页。

只要是蒙古权利所在的地方，欧亚大陆各地从中央政府到各汗国、领地、统治行政的各机关上下，都可以见到穆斯林商人和官僚，穆斯林商人成为世界贸易的中间人。伊斯兰本身也参透、普及到一直不曾往来或少有交涉的地区和国家。在过去伊斯兰色彩较淡的东亚全境，伊斯兰化也开始“世界化”。在蒙古时代问世的历史巨著拉施特编写的《史集》，贴切的说明了这一时代现象：“我们称这一部史籍为人类史上的第一部‘世界史’也不为过。”(29)杉山正明：《蒙古颠覆世界史》，周俊宇译，第73页。

四、罗斯王公以及东正教对“长生天观”的接受

1054年，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基辅公国，随着智者雅罗斯拉夫的去世而分裂成了众多独立的公国开始衰落。1219年，成吉思汗率军西征。1223年，哲别、速不台奉成吉思汗之命追赶花剌子模沙摩诃末的军队时与罗斯人发生首次冲突。在此冲突之前，罗斯人对蒙古人从未了解。在《诺夫哥罗德编年史》就有这样的记载：“这一年，由于我们的罪孽，来了素不相识的多神教徒。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从什么地方来，他们说何种语言，属于哪个部落，信仰什么。我们把他们称作鞑靼人……。”(30)В.Д.格列科夫，А.Ю.雅库博夫斯基：《金帐汗国兴衰史》，余大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66页。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窝阔台继承汗位。窝阔台1234年灭金，接着发动了第二次西征，术赤儿子拔都为蒙古大军统帅。1237年秋，拔都率蒙古大军越过伏尔加河，在沃罗涅日集合，再次进犯罗斯，先是平定了钦察，后直入罗斯境内，攻下东部的梁赞公国、科洛姆纳、莫斯科、弗拉基米尔以及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的其他城市，随后率军南下，攻克别列亚斯拉夫尔、切尔尼戈夫，掠罗斯全境。1243年，蒙古统帅拔都以伏尔加河为中心，建立金帐汗国，建都于萨莱。

志费尼是这样记载拔都的：“他仅信仰天神，不盲目地归依这派那教。他的施舍无数，他的恩泽无穷。各国的国王、四海的诸侯，及其他所有人都去朝见他……四方的商人运给他各类货物，他一股脑儿收下，支给好几倍的价钱。他宣写敕令给鲁木和西利亚的算端，把札儿里黑赐给他们；前去朝见他的人没有不达到目的而离开。”(31)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何高济译，第394页。基拉科斯·干扎克(32)13世纪蒙古征服时代的阿美尼亚史学家。说：“后来，国王、王子、公侯和商人以及一切丧权辱国的人都到拔都那里去了。他按照公正的判断，将世袭领地与公国发还给每个人，并颁发给他们文书(诏敕)，谁也不敢违抗他的意志。”(33)В.Д.格列科夫，А.Ю.雅库博夫斯基：《金帐汗国兴衰史》，余大钧译，第53页。拔都所奉行的“长生天观”继承了窝阔台的“人是恩惠的俘虏”(34)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何高济译，第227页。思想，在其施政过程中，既体现“长生天观”对待臣民的宽容与恩泽，不论其社会地位高低，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商人平民，只要顺从、臣服则均予以政策的厚待。1243年，雅罗斯拉夫大公主动前往萨莱朝见拔都，表示臣服。拔都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长生天观”的包容和大度，对其热情款待，封其为罗斯王公之长。反之，对待不顺从、不臣服者，不论其势力强弱，政策的反差则极为悬殊。丹尼尔作为罗斯地区势力最强的王公，1250年时试图保持其领地的独立性。对此，拔都统治思想中长生天意志的不可违抗性得以体现，他直接以武力相要挟，迫使丹尼尔朝见拔都，主动臣服、纳贡，甘愿俯首称臣。

金帐汗国诸汗十分重视把教会当作一种政治力量，利用它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通过扶持和培养僧侣阶层，将其“长生天观”统治思想逐渐渗透融入教众的思想和行动之中。教徒为大汗举行公众祈祷，在群众中灌输必须服从蒙古政权的思想。自公元988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宣布东正教为国教之后，东正教就与俄罗斯国家、俄罗斯民族以及民族文化和意识紧密地连在一起，携手走过了共同的历史。当时罗斯并非只有一种宗教，东正教传入之前，当地人主要信仰多神教，还有罗马天主教、阿拉伯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这些宗教虽然在当地产生了一定影响，但东正教传入后，却逐渐成为地区的主导性宗教。鉴于东正教在罗斯的主导地位及其影响的广泛性，蒙古统治该地区之后，为确立其“长生天观”思想的统治地位，对罗斯的东正教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东正教附属和服务于“长生天观”统治思想体系之下。

东正教在蒙古征服罗斯初期，教会势力也受到了打击，一些修道院和城市其他建筑被毁。金帐汗国建立之后，给各教会颁发敕令，赋予教会极大的政治和经济特权。首先，免除神职界的各种赋税，规定“不干渉修道院长、修道士、牧师以及崇奉圣母圣像和圣僧的人”；(35)孙成木等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6页。其次，教会可以收回蒙古人入侵之前被王公、贵族和领主侵占的土地，规定“教会的各种不动产—土地、水域、庄园、作坊、避寒和避暑的胜地一律不得侵占，有侵占者，立即归还教会”。(36)乐峰主编，《俄国宗教史》上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90页。作为报答，东正教会宣称，“罗斯人遭受蒙古人入侵的劫难是因为他们信教不笃、罪恶深重，所以受到上帝惩罚”(37)张达明：《俄罗斯东正教与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8页。，并号召信徒们要服从蒙古人，从而使金帐汗国在罗斯地区统治长达二百余年。

蒙古人给罗斯人带来了一定的战争灾难，又阻碍了罗斯与西方的交流。但也正是在蒙古统治时期东正教在罗斯全境得以普及，客观上也促进了莫斯科崛起统一罗斯。后来的政治上的中央集权、经济上的农奴制、军事方面扩张好战、宗教方面服从世俗等等都与蒙古的统治密切关联。最后俄罗斯人发展成既不同于东方、又不同于西方的独特国家，并逐渐成为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国家。

结 语

13世纪蒙古人依赖“长生天之力”，通过战争和征服的手段占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版图，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蒙古统治者在整个占领过程中，除了军事行动外，还采取了思想方面的统治手段，即“长生天观”的灌输。这种思想统治过程就是宣传蒙古大汗统治被占领地区的正当性。可是，因被占领地区文化底蕴和政治传统的不同以及“长生天观”的包容性，各地区接受蒙古统治的途径和方法也有所不同。这就形成了“长生天观” 特殊的延伸特质——和而不同与兼容并包的铺展轨迹。

“长生天观”源于萨满教，萨满教是一种多神教，他承认万物有灵。这使得蒙古人较易于承认和包容儒家的孔子、道教的道、基督教的上帝、伊斯兰的真主、佛教的释迦牟尼……各种各样的宗教和思想。后来，“长生天观”之下建立的蒙古帝国，因版图之巨大以及蒙古人口数量极少而出现了蒙古“大汗”的权利对各个汗国鞭长不及的现象，尤其是四大汗国各汗蒙哥汗之后血缘关系的淡化和各自势力的壮大而引起的四大汗国并不把名誉上的元朝“大汗”放在眼里，都认为自己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后裔并能得到“长生天”的保佑，从而各自为政，互相残杀，导致蒙古帝国迅速衰落。历史证明，战争与征服中，某种程度的罪恶本属必然，蒙古也不例外。在给被征服地区带来战争灾难的同时蒙古人也给自己带来了重大损失。当今不少蒙古人总有个疑问：成吉思汗(蒙古帝国)扩张到底给蒙古人带来了什么，难道只能为了信仰和名誉，把身体健壮而头脑聪明的无数蒙古血性男儿都扔在别人的故乡，让他们战场上战死或留在那里当“达鲁花赤”并被同化了吗？成吉思汗(蒙古帝国)又向世界贡献了多少个蒙古佼佼者？实际上，这已足够说明，连续的西征和南征以及人口迁移所导致的人手不足，已造成蒙古高原的空心化和力量削弱，一定程度上更影响了蒙古高原自身的后续发展。

蒙古帝国通过“长生天观”的铺展，建立起了“和而不同”的世界联合体。蒙哥汗说：“当由于长生天气力，整个世界自日出至日落之处都在安乐与和平之中统一起来时，我们从事的事业是什么，人们就会明瞭了。”(38)道森编：《出使蒙古记·鲁布鲁乞东游记》，吕浦译，周良宵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23页。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也许这就是“长生天观”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