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宝军

摘要：改革开放初期是党内政治生态从不健康、不正常状态过渡到积极健康、生动活泼状态的关键时期。从当时党肩负的历史使命、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风气以及党自身面临的实际状况来看，迫切需要党内政治生态得到系统重塑与整体优化。面对艰巨繁重的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党中央综合施策、协同推进党内政治生态治理和整顿，取得了良好治理成效。这一时期的党内政治生态治理蕴藏着管党治党的丰富思想和宝贵经验，主要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让群众满意的价值取向；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基本思路；树立破立并举、扶正祛邪的科学理念；健全制度化、法治化治理载体；抓住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等。

关键词：改革开放初期；党内政治生态；历史考察；基本经验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9）01-0004-06

党内政治生态本质上是一个政党组织在长期政治生活中形成的整体组织状态和总体政治环境。改革开放初期是我国在经历历史大转折和时代大变革背景下，党内政治生态从不健康、不正常状态过渡到积极健康、安定团结、生动活动状态的关键转折点，“重塑与优化”构成了改革开放初期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一对基本逻辑。“重塑”是从深层次上消除十年“文革”对党内政治生态造成的破坏，彻底扭转党风不纯不正的状态，消除党内各种不良倾向和“文革”流毒，恢复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优化”则是在重塑的基础上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调动起党内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党员干部和各級党组织干事创业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营造人心顺畅、正气充盈的优良政治环境。“重塑”重在“破旧”，进而解决党的纯洁性问题；“优化”重在“立新”，进而发挥党的先进性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史也是一部党内政治生态不断“重塑与优化”的演进变迁史，通过对改革开放初期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历史考察，总结积累扭转党内不良倾向、营造良好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经验，对于推进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治理、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HTH]一、改革开放初期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历史背景[HTXH]

改革开放初期，在经历了“文革”十年动乱后，虽然许多地方党组织已经基本实现了政治生活正常化，贯彻了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得到初步恢复与发扬，但是十年动乱给党自身状况造成的严重后果和消极影响仍然存在，给党内政治生态造成的创伤和破坏仍然需要系统修复和整体优化。

1.从改革开放初期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来看，迫切需要通过党内政治生态的系统重塑与整体优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优良政治环境、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蓬蓬勃勃的发展起来”。[HTXH]十年动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将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简单化理解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扰乱了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政治秩序和发展进程。只有造就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才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稳定有序的政治秩序，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在党领导下的顺利推进，否则，党和国家前途和人民幸福生活将葬送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动乱之中，“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1]。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国家从此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我们党的工作重点、工作作风都应该有相应的转变。”[2]96-97新的历史时期意味着党面临着新的历史任务，对全党精神面貌、工作状态和工作重点提出了新的要求，良好的政治生态是党的优良作风的生成土壤，也是党保持旺盛生机的动力源泉，只有通过党内政治生态治理来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才能保证党的团结统一和步调一致，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才能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坚强领导核心。邓小平指出，“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一心一意地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3]605要顺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造就稳定的政治局面、营造良好的政治气氛，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优良政治生态，为党员干部发表意见营造自由宽松的良好环境，以此来调动全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得以充分发挥，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2.从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风气现实状况来看，迫切需要通过党内政治生态的系统重塑与整体优化，来推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实现正常化健康化，推动形成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营造积极健康的良好社会风尚。[HTXH]政治生活与政治生态是一对既有区别又密切相关的重要概念，政治生活是政治组织开展政治活动的日常组织形式，侧重于规范性、动态化特征，政治生态是政治组织在长期政治生活中形成的政治环境与整体状态，侧重于系统性、稳定性特征，是一个更加深层次、抽象化的概念。政治生活开展状况是形成具有某种明确导向和政治文化的政治生态的重要基础，这种政治生态一旦形成，又会反作用于政治生活状况，影响着政治生活以何种方式开展。“文革”十年浩劫严重扰乱了党和国家正常政治生活秩序，损坏了党内优良政治生态，也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生活，对中国社会健康发展和文明进步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政治局面的拨乱反正，党和国家政治生态呈现出良好风气与崭新局面，邓小平认为，“这种风气和局面概括起来就叫做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们要把这种风气和局面在全国发扬开来、坚持下去，在党、政、军、民各方面发扬开来、坚持下去。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基础。”[2]155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涉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协同推进的系统工程，要实现经济社会、政治生活、精神文化等各领域的综合平衡与协调发展，因此，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各个方面都要整顿”的问题，提出了改造社会风气的问题，因我们党在中国生活中处于核心能动主体的领导地位，决定了党内风气对社会风气具有引领带动作用，党内政治生活对国家政治生活具有辐射牵引作用，在改革开放前夕的治理整顿中，邓小平就将党的整顿作为各方面整顿的核心，他认为，“整风问题，有党风、军风、民风、学风、文风，但核心是党风。”[3]224并指出“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个方面的整顿就不难”[2]35。因此，“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2]177要从党内到党外、从上到下，发挥领导干部对人民群众的带头表率作用，将风清气正的良好党风扩散至全社会和整个国家政治生活，形成并维护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及良好的社会风尚，推动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不断发展。

3.从改革开放初期党自身面临的实际状况来看，迫切需要通过党内政治生态的系统重塑与整体优化来解决党内思想状况混乱迷离、党员干部行为趋向失范失调、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废止失效等突出问题。[HTXH]改革开放初期，党内思想状况总体上处于混乱迷离状态，毛泽东思想体系遭到“四人帮”的歪曲和篡改，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遭到严重破坏，“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特别是派性和无政府主义的流毒，同一些怀疑社会主义、怀疑无产阶级专政、怀疑党的领导、怀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潮相结合，开始在一小部分人中间蔓延。”[4]84这种“文革”流毒和错误思潮导致在党员干部中形成了精神枷锁与思想障碍。党的十一大的召开虽然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但大会通过的新党章依然未能从根本上彻底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错误理论，“左”右错误倾向不同程度在党内存在，特别是受“两个凡是”的思想迷雾笼罩，全党上下思想状况仍处于僵化半僵化状态之中。党、政府和群众团体的各级机构遭到严重破坏，党员干部队伍和组织体系处于混乱失序状态，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形同虚设，“文革”期间“建党整党，吐故纳新”的整党运动造成党内干部队伍严重的“逆淘汰”倾向，党内先进分子与健康力量受到极大排挤与削弱，一些打砸抢分子混入党内，“一小撮野心分子、冒险分子出卖灵魂的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以及一些破坏成性的社会渣滓……造成了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由他们少数人强制大多数人的极端反常的局面。”[4]244党内风气和政治氛围失常，党政军民关系尚未恢复到正常健康状态，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以及党的优良作风并未得到修复，长期形成的种种不良倾向和恶劣风气在党内蔓延流传，例如官僚主义、家长制作风的不良习气、是非不明、赏罚不明等不正之风还在党内存在，重派性轻党性、分散主义、自由主义现象、小生产的习惯势力也比较严重，妨碍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削弱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党员干部行为趋向紊乱失调、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废止失效，党的组织纪律性遭到破坏，党内“三种人”没有得到彻底清查和处理，在一定范围内潜匿隐藏，威胁着党的肌体纯洁性和组织战斗力。

[HTH]二、改革开放初期党内政治生态的系统治理[HTXH]

改革开放初期，面对艰巨繁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党中央在思想政治、作风建设、干部队伍、组织体系、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等各个领域综合施策、协同发力，采取了一系列科学有效、系统严密的思路举措重塑与优化党内政治生态，取得了良好治理成效，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1.在思想政治建设上，完成思想理论战线的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实现党内政治生态价值系统科学化。[HTXH]改革開放初期，长期动荡的政治生活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在人们脑海中形成的思维禁锢和精神枷锁根深蒂固，一系列错误思想、口号、理论在政治上、思想上造成的混乱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彻底消除，这种思想状况极不利于人们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完成思想理论战线的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成为全党迫切需要解决的首要任务，正如邓小平所讲，“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改进宣传工作，已经作为保证这次调整的顺利实现、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一项极端重要的任务，摆在全党同志的面前。”[2]3651978年4月，中央先后组织了“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随后引发全党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思想解放运动，成为“文革”以后破除精神枷锁、推动全党思想解放的先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两个凡是”错误方针，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为全党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回归实事求是的思想轨道创造了良好思想舆论氛围。1979年底先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理论工作务虚会，将解放思想上升到了政治高度，明确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为全党澄清思想迷雾、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确立了基本遵循。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的指导思想拨乱反正的完成，使全党思想路线重新回归到了实事求是的正确轨道，被颠倒的思想是非、路线是非、理论是非得到了扭转与矫正，为党内政治生态良性演化变迁指明了正确方向。

2.在党内作风建设上，大力整顿党风，纠正不良倾向，营造良好政治氛围，实现党内政治生态环境系统正常化。[HTXH]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一方面旗帜鲜明地批评“两个凡是”错误思想，认为它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一方面积极倡导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领会毛泽东思想，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指导党的各项工作，最主要的是恢复毛泽东倡导的“群众路线与实事求是”优良作风，强调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里总结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自我批评三大作风以及在延安整风中总结的整顿党的学风、文风、党风的历史经验和基本原则，他认为，“我们只要充分信任群众，实事求是，发扬民主，把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和党的一整套作风恢复起来，发扬起来，那么，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就一定会达到。”[2]46这一时期对党内风气的整顿和改善主要有以下举措：其一，发挥领导干部表率带头作用。邓小平多次强调高级领导干部在作风建设中的带头引领作用，他指出，“为了整顿党风，搞好民风，先要从我们高级干部整起。”[2]219其二，平反一批重大冤假错案、明确重要领导人功过是非问题，解除党员干部群众的精神负担，理顺心气，安抚人心，鼓舞士气。其三，抵制党内存在的不良倾向和不良习气，比如“改变那种看气候、看风向说话的倾向”[3]402。肃清封建残余、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习气，破除个人崇拜、家长制、一言堂作风，在全党营造一种倡导实事求是、积极健康的政治导向和政治风气。其四，加强责任制，以制度建设引导风气改善。“要通过加强责任制，通过赏罚分明，在各条战线上形成你追我赶、争当先进、奋发向上的风气。”[2]151-152在破立并举、激浊扬清中在党内创造一个风清气正、人心顺畅的政治环境，即“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什么问题都可以摆到桌面上来，对领导人有意见，也可以批评”[3]163。以党内风气的不断改善来营造良好党内政治氛围，并使之在党内形成一种常态，不断巩固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政治环境。

3.在干部队伍和组织建设上，匡正选人用人导向，治理整顿党的组织体系，推进干部队伍和党的组织建设，实现党内政治生态生命系统规范化。[HTXH]组织路线是政治路线的保证，只有具备朝气蓬勃的干部队伍和坚强有力的组织体系，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才能得到切实贯彻落实。党员干部队伍和党的各级组织作为党内政治生态的生命系统，是党内政治生态系统的能动主体，选人用人导向是党内政治生态状况的风向标。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明确提出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队伍建设“四化”方针和选用干部的基本标准，“选干部，标准有好多条，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一条是讲党性，不搞派性。”[4]163彻底清查“三种人”，提拔任用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正派的、党性强的党员干部，实现党内干部队伍的良性新陈代谢，提高了党员干部隊伍的纯洁度。同时，通过强化干部队伍的考核管理树立赏罚分明的用人导向，“对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进行经常的严格的考核，做到是非分明，功过分明，赏罚分明。”[4]203在组织层面，邓小平强调，“党应该是一个战斗的队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应该是统一的、有高度觉悟的、有纪律的队伍。只有恢复到这种状态，党才能有战斗力。”[4]337-338为此，对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作了重大调整，着力整顿领导班子的肿、散、骄、奢、惰状况，提高党的各级领导机构的威信，成立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实现党的领导结构和组织体系的修复性再造，强化了党的组织纪律性和严整性。

4.在党内法规和制度建设上，增强民主法制观念，健全民主集中制和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实现党内政治生态行为系统制度化。[HTXH]邓小平深刻认识到，“全体党员和党的干部，人人遵守党的纪律，是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起码要求。”[4]14在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以及反腐倡廉建设等各个领域恢复和建立党的优良传统和党内法规制度，为规范党员干部行为趋向和党组织运转提供了基本法规依据和制度依据。同时，强调党纪面前人人平等，无论干部职务高低。严格维护党的纪律，提高党的组织纪律性。尤其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要求在党的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大力发扬民主，强调“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压手段。要重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4]11。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和重申了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十二条准则。改革开放初期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虽然不尽完善，但毕竟“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5]，推进了党内治理制度化和法治化建设进程，在优化党内治理载体和推动党内政治生态行为系统规范化制度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HTH]三、改革开放初期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基本经验[HTXH]

改革开放初期的党内政治生态治理是在党和国家事业遭受重大挫折背景下开展的，是在特殊政治环境下果断决策、扭转局面、开启管党治党新征途的生动实践，是党内政治生态治理实现从重塑到优化的关键历史节点。这一时期的党内政治生态治理在党的建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蕴藏着管党治党的丰富思想和宝贵经验。

1.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保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正确方向。[HTXH]“没有正确的思想路线，不可能有正确的政治路线。”[3]163党的思想路线的正确性是确保党的领导方向正确、党的组织团结统一的重要前提，也是营造优良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思想基础。如果思想路线出现失误，党的政治路线就会发生偏离，政治生态系统运行就会失去指引、发生紊乱，出现各种“左”的和右的错误，进而导致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误入歧途、遭受损失，这方面教训十分深刻。要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为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首要任务。一方面，“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6]，要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理论教育，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通过理论学习和理论研究提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着眼于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廓清思想模糊，提高认识水平，实现主观与客观有机统一、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另一方面，要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定思想觉悟，提高党性修养，以高度的党性原则营造浓厚的党内政治氛围，在党内构筑“加强理论学习→提高理论素养→坚定理想信仰→增强党性觉悟”生态链条，以思想路线的科学性确保党内政治生态治理方向的正确性。

2.坚持让群众满意的价值取向，夯实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群众基础。[HTXH]是否坚持以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重是检验党内政治生态是否优良的根本标准，党内政治生态治理本质上是通过一系列治理举措和治理机制来优化自身肌体、组织环境和组织氛围，进而增强党为民服务的执政本领，质言之，坚持让群众满意的价值取向是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根本价值旨归。当年，胡耀邦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分析当时党内产生思想僵化半僵化现象的原因时指出，“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源就是轻视实践，轻视群众。”[4]53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是助推党内政治生态系统实现动态平衡、良性运转的不竭动力，也是防止党内政治生态构成要素变质的最佳防腐剂。习近平同志指出，“让群众满意是我们党做好一切工作的价值取向和根本标准，群众意见是一把最好的尺子。”[7]党内政治生态治理也要坚定人民立场，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顺应人民新期待和新要求，重点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作风问题与腐败问题，提高党内政治生态改善带给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以清正廉洁党内政治生态状况取信于民。政治生态治理不仅是为了维护群众利益，也必须依靠群众的力量，通过建立健全激励措施、强化宣传教育、优化制度环境等措施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拓宽人民群众发表意见建议的渠道，以人民群众的监督力量倒逼党内政治生态的整体优化。

3.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基本思路，明确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使命承担。[HTXH]党的建设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来进行是党的建设的一条基本规律。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指出，“要搞四个现代化，就要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气氛，求得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党内外广大群众心情舒畅。”[3]443这里所讲的“政治气氛”“政治局面”彰显出一种为了实现特定历史任务迫切需要党内环境和面貌得以系统重塑与优化的整体性思维和生态化诉求，这也就是要将党内政治生态治理放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中进行考虑，明确具备一个良好党内政治生态在实现四个现代化历史任务中的功能定位与角色扮演，通过明确党内治理的使命承担来促进政治生态系统的跃升与优化。党内政治生态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必须与党在这一时期的历史任务和伟大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必须把党的建设放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大环境中去考察、去把握。”[8]这就要求首先要在厘清特定历史时期党自身治理与党治国理政之间逻辑关联的观照中来明确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重大意义、角色扮演、使命承担以及实践要求，通过树立“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基本思路明确新的时代和新的实践对党的自身治理提出了哪些新的挑战和新的要求，提高党对新时代和新形势的适应性和引领力，以新的方略举措推动党的自身治理迈上新境界，从而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9]。

4.树立破立并举、扶正祛邪的科学理念，提升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科学化水平。[HTXH]党内政治生态治理是一项生态系统“熵”与“负熵”相互演替、正能量与负能量相互较量的博弈过程。改革开放初期的党内政治生态治理正是在坚持破立并举、扶正祛邪的基本理念下逐步实现整体优化的，比如在纠正党内不良倾向时，邓小平强调，“现在解决各地区、各部门的问题，都要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入手。”[2]14在加强纪律建设时强调，“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2]147要在党内形成明确价值导向、确立正面行为倾向、营造积极文化氛围，明确区分何为常态、何为异态，何为主流导向、何为支流导向，比如在用人导向中是以 “正淘汰”为常态还是以“逆淘汰”为常态，在党内风气中是以坚守党性为主要倾向还是以拉帮结派为主要倾向，是以坚持原则还是以善于跑关系、搞门道的投机钻营行为为主流导向，是以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导向为荣，还是以优亲厚友、封妻荫子的腐朽思想为荣等等。树立破立并举的思路举措，以严格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挤压那些约定俗成、墨守成规的不成文潜规则的流传空间，以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消解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残渣，将习以为常、广为蔓延的不良习气引导到正面的倾向上来，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文化大气候。

5.健全制度化、法治化治理载体，筑牢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根本保障。[HTXH]一般而言，治理载体决定治理方式，治理方式决定治理效果，制度化与法治化治理载体可以有效保证党内政治生态在稳定、有序、规范轨道上演化变迁，弱化个人意志和个人主张对党内政治生态的干扰与损坏，克服党内政治生态进化的随意性与无序性，是防止党内政治生态系统运行紊乱失调的根本保障。经过十年动乱，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党内个人崇拜、家长作风、“一言堂”等现象对党内政治生活造成的严重破坏，深刻认识到“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2]332。要实现党内政治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转，必须始终维护和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制度体系，重新恢复和发扬批评与自我评、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等党内政治生活基本准则，健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尤其重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提高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水平，以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和严肃高效的制度执行规范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维护党内团结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巩固党的组织纪律性，克服党内软弱涣散、自由无序的状态。另外，还要将禁止性规定与激励性倡导有机结合起来，以制度化导向调动党员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激发党员干部发挥自身先锋模范作用，为党内政治生态良性循环注入源源不断的主体活力。

6.抓住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强化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关键环节。[HTXH]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对党内和社会上风气之营造具有举足轻重的引领示范作用，领导干部清正廉洁、以身作则是扭转不良风气、树立正面导向的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2]177一个地区、单位、部门党内政治生态的恶化，往往都是由当地主要领导干部自身腐化变质所引发的，对当地党内政治生态造成重度污染源；而如果主要领导干部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则会起到上行下效的示范作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驱散党内政治生态的雾霾。因此，“营造良好从政环境，要从人抓起，从人做起，也就是要从各级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领导干部做起。”[10]通过构建长效化的警示教育机制、激励考核机制、监督制约机制使各级领导干部高度自律、廉洁从政、严以用权，为全党树立正面导向，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以达到上行下效、整体联动的总体效果。特别是要建立健全党内问责机制，加强对“一把手”权力运行全过程的监督和制约，加强对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考核等关键领域、关键环节的监督制约，以领导干部的廉洁从政引领带动党内政治生态真正实现风清气正。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244.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4.

[3]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4]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G].人民出版社，1982.

[5]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G].人民出版社，1991∶54.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G].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67.

[7]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91.

[8]习近平.改革开放30年党的建设回顾与思考[N].学习时报，2008-09-08（01）.

[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人民出版社，2017∶62.

[10][KG*2]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設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G].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87-88.

【责任编辑：黎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