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进元

以永定门城门楼为界，西边的城墙叫西城墙，东边的城墙叫东城墙。

我几乎没到西城墙上去过，原因有二：一是西城墙根当过法场，在那里枪毙过不少人，想起来就阴森恐怖;二是离西城墙下不远就是先农坛体育场，外面是一整道围墙，里面又没有什么野趣，不合我的口味。

而我家旁边的东城墙却是我每天必要流连的地方。自城门往东，一直到现在的玉蜓桥的那一段城墙，见证了我一生当中美好的记忆。再往东，为了便于火车通行，城墙被扒了一个豁口，下面是龙潭湖的苇塘，也是当时年幼的我们无法逾越的障碍。

城墙里有几个被人掏出的大洞。白天总有人在洞里挖黄土，装上马车运走，晚上那里就成了流浪者的栖身之所。

城墙在孩子的眼里非常高大，用雄伟来形容一点儿也不过分。我没见过箭楼和瓮城。为了便于车辆通行，在城门两侧的城墙上各扒开一个豁口，箭楼和瓮城因此而拆除了，仅余高耸的门楼孤傲地挺立在中轴线的南端。豁口旁有一条马道，可以毫不费力地登上城墙，可我很少使用马道，总是喜欢抠着砖缝往上爬。虽然砖缝本不宽，但多年来经过无数孩子的攀爬，已被踩踏得可以容下手脚，有些较为开阔的地方还能稍微歇歇脚、喘口气儿。

爬城墙时千万不能低头朝下看。一看，那么高，眼一晕，心里一含糊，就有可能会不由自主地掉下去。据我所知，针灸大夫胡六的小儿子，就曾在爬城墙的时候从半腰掉了下去，昏迷了好长时间。清醒之后，他的脑子变得有点儿“慢”，大概和那次事故很有些关系。然而，“前车之鉴”和父母的叮嘱并没有引起孩子们的警惕，我们还是乐此不疲地爬城墙。

城墙上是另外一个世界。

由于年久失修，墙上坑坑洼洼，铺设的地砖被掀得七零八落。在一片荒草野花丛中，胡乱长着一些小树，最多的是酸枣树。我们就在这些荒草和野花当中寻觅、奔跑、逮蝈蝈、捉蛐蛐、抓蜻蜓、捕蝴蝶。

酸枣成熟之后，城墙上更是成了孩子们的天堂。我们兴奋得顾不上酸枣刺儿扎手，一人把着一棵树，把那些红的、半红的酸枣摘下来，一边往嘴里送，一边往兜里装。那一段时间，我的手总是流着血，衣裳和裤子总是被剐得“伤痕累累”，回到家里总挨母亲的骂。可是，酸枣的魔力实在是太大了，我还是没事就跑到城墙上去摘酸枣。

不用多长時间，城墙上的酸枣就被我们摘光了。那些长在城墙半腰砖缝里的酸枣树，又成了我们这些胆大的孩子的“热恋对象”。我们从堞口爬出，顺着城墙，抠着砖缝，一点点儿地往下挪……终于来到挂满“小红灯”的酸枣树旁，一只手拽着树枝，用脚踩着支点——新一轮的“酸枣掠夺战”又打响了。

除了酸枣，城墙上还有其他吃食。有一种宽叶子的草，我们管它叫“酸巴溜丢”，它的叶子多汁，吃到嘴里有一股带着清香的酸味儿。我还吃过刀螂（螳螂）蛋。刀螂生活在高一些的野草或者小灌木上，它的卵就排在草梗和树枝上。

自城门往东，一直到现在的玉蜓桥的那一段城墙，见证了我一生当中美好的记忆

有一天，比我大一些的小伙伴光启说，刀螂蛋能治尿炕，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那时候，我都八九岁了，可还经常尿炕，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两三天的早上“抬不起头来”。于是，我趁没人注意，偷偷地从树枝上抠下几个刀螂蛋，塞进嘴里，嚼了嚼，咽下肚去。那股味儿可真让人难受，骚了巴唧，还有点儿酸，我差点儿吐了。尽管如此，为了自己能堂堂正正地做人，我还是坚持每天吃几个刀螂蛋，一直吃了十来天。然而，尿炕的毛病并没有治好，我还是时常处于难堪之中。然而，直到现在我还认为，那并不是刀螂蛋没有作用，而是我吃的量还不够——螳螂蛋学名叫桑螵蛸，有治疗遗精、早泄阳痿、遗尿、尿频、小便失禁、白浊、带下的作用。

在城墙上捅马蜂窝让我终生难忘。

本来天坛和东坛都有马蜂窝，我也都捅过，但在城墙上捅马蜂窝却另是一番景象。马蜂就是野黄蜂，比蜜蜂大一倍，细腰丰腹，喜在小树上筑巢。平时，人蜂两不相犯，但我们这些孩子一见到马蜂窝，就非要把它捅下来不可！

马蜂窝小的像拳头，大的似人脸，倒悬在树上。发现马蜂窝，我们就脱下外衣，把脑袋和脖子包起来，只露一双眼睛，然后找一根木棍儿或树枝，在树下冲着马蜂窝一顿乱捅乱打。蜂窝掉到地上，吹响了成群的马蜂攻击我们这些“侵略者”的号角——我们在城墙上抱头鼠窜，马蜂们在后面穷追不舍。

据说，马蜂的眼睛是直的，视野不会 “拐弯”，我们便曲线奔跑，然后突然趴到地上，马蜂就嗡的一下从头上飞过去了。即便如此，每次捅马蜂窝总还是有人被蜇伤，或者脑门儿，或者手背，或者脖子，光我就不知道被蜇过多少次了。一旦被马蜂蜇，伤口瞬间就会红肿，又疼又痒，没有十天八天好不了。坊间传闻，被蜇之后，敷以热尿，能够减轻痛楚——我们这些淘气包儿都用自己的尿“洗”过手和脸……

有一次，我们发现在城墙半腰有一个大似脸盆的马蜂窝，用树枝够不着，便几个人“通力合作”搬起一块大城砖，站在堞口向蜂窝砸去。蜂窝被砸掉了，我们几个也都同时成了伤号。

天坛的外坛墙由北向南，到城墙为止。顺着坛根儿有一条土路，到城根儿底下拐向西，通到永定门大街。这是一条马车走的路，进出城的马车便在这条道上来来往往。我们玩儿累了，常常趴在城墙里沿的“女儿墙”上，看着马车“犯坏”。那时的马车，大多是木制轱辘，所谓“九辋十八辐”。马车走在路面上，轱辘吱吱扭扭、咕咕噜噜地响着由北面来了。就在它刚要向西拐弯时，我们突然大声喊道：“谁是我儿子？”赶车的把式“应声”吆喝牲口：“我！我！我——”我们乐得哈哈大笑，车把式暴跳如雷：“小兔崽子，我用鞭子抽死你们！”虽然知道他不会真的抛下马车，爬上城墙来追我们，可我们还是四散逃走，笑声把城墙震得浑身“乱颤”。

城墙上空旷、地势高、风大，是放风筝的好地方。可当时的孩子很少有钱能买得起正经的风筝——别说孙悟空、蜈蚣这些比较讲究的风筝了，就是哪个小孩儿有一只最简单的沙燕儿，也会让别的孩子羡慕得要死。我们放风筝，大多自己动手制作。年纪小，手艺也不行，做不了复杂的，干脆就都做“屁帘儿”——反正能放飞起来就行。

“屁帘儿”的做法简单之极，用4根细竹皮绑成一个四方框，再用两根相交叉作为支撑，上面用1根竹皮弯成一定弧度，用小线拴紧固定;然后在方框上糊上白纸，下面再粘3根长纸条，“屁帘儿”就做成了。拿着自己的作品上城墙，顺着风势一点点儿地放线，慢慢地，“屁帘儿”升上了高空。“屁帘儿”在天上飘来荡去，长纸条做的尾巴随风飞舞，婀娜多姿。

我们在城墙上也有安静的时候。

每到傍晚，依在城墙堞口向西眺望，落日如同一颗硕大的红色玛瑙，正在坠向水墨似的群山;成千上万只燕子围着飞檐斗拱的城门楼上下翻飞，在斑斓的天幕上画着层出不穷的美妙图案;城墙外的护城河水清清浅浅，鸭凫水面，鱼翔浅底;城里，灰色的房脊相连，一直延伸到远方;脚下的胡同里人进人出;四合院、大杂院，窗明户净，树绿花红……

吃完晚饭，天黑下来，我们又来到城墙上，听着护城河边传来嘹亮的蛙鼓，抬头望着幽蓝的夜空，星斗满天、银河泻远，不由得让人思索，我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广阔的宇宙和渺小的人生好似浑然一体，让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也瞬间变得“哲学”起来。

1957年，永定门城门楼被拆了。

1969年开始，城墙也陆续拆了。拆下的城砖被砌到了正在挖的防空洞里。1970年，我从北大荒回北京探亲，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城墙——它残破不堪，只剩下一堆堆烂砖和黄土。那天，母親听街坊说我回来了，匆匆从防空洞的工事里出来，一见我就说：“我正在防空里用城砖发券呢。”（“发券”是指利用块料之间的侧压力建成跨空的承重结构的砌筑方法。）50岁的母亲，用40斤的城砖发券砌防空洞，这是一种怎样折磨人的劳动呀！十几天后，我离开北京，返回北大荒，就在火车开动的同时，母亲在家突发脑血栓，自那以后就半身不遂了。

城墙拆了以后修了一条柏油路，旁边种了一些花草树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傍晚常在那条路上散步，总是碰到一位背着双手、挺胸抬头走路的老人。他花白的头发看起来有些桀骜不驯——不是这里翘起，就是那里翘起。我瞧他有些面熟，后来终于想起，他就是被释放的战犯——国民党将军黄维。碰到的次数多了，渐渐开始点头互相致意，后来就说起话来，无非是关于天气好坏之类。有一次，机缘巧合之下，我去了他家。他家是新盖的预制板楼房，就在早先的东坛。我跟着他进门一看，他家是两居室，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我们聊了一会儿天，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国民党之所以兵败如山倒，一是太腐败，二是派系林立，三是让日本人消耗了太多的兵力。”

现在想起城墙和城门楼，我还常常想起一件事。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设想，将城墙彻底加以修缮维护，种上花草、安置长椅，使它成为市民休闲游玩的场所。岁月推移，现实无情。梁思成拧不过长官意志，他的梦想没有实现。

（编辑·张子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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