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俊明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经济社会文化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国出版行业发展和出版学科建设也取得了诸多成果。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和支持下，我国在由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转变的历史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出版学科建设体系和出版人才培育体系更加完善。但同时也应看到，我国国内学界对于出版学科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尤其缺乏系统分析出版学从建立到发展全过程的学术统计和时间分析。基于此，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和CiteSpace可视化文献计量法对1978～2018年我国出版学科发展脉络进行梳理。

关于我国出版学科建立的具体标志，学界目前尚未有明确定论，本文以1985年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正式成立为学科建立依据，将1978～1985年作为出版学科重塑地位和学科建立准备时期。由于研究以文献作为参考数据，考虑到2000年以前中国知网数据库尚未正式建立，缺乏运用CiteSpace进行文献数据分析的现实基础，故将整个改革开放40年内出版学科理论成果调查研究按时间进行分段。1978～2000年出版学研究热点和理论成果主要通过对纸质文献分析进行梳理，2000～2018年研究成果则通过CiteSpace系统收集中国知网的文献引用（refworks）格式文献，对《中国出版》《出版发行研究》等13本出版学权威刊物进行聚类分析和可视化解读。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将改革开放40年来出版学界研究成果按时间线索和研究重点划分为出版学科建立、快速发展、数字化转型和新时代出版强国学术构建4个阶段，并撷取各时间段典型研究成果加以解读。

一、1978～2000年出版学研究热点及趋势分析

出版实践活动的产生与发展已经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对出版原理和规律的探索也从未停止。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系统地开展出版原理、出版规律研究。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我国出版事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随后，出版界开始了出版思想的解放和更新，出版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也开始了全面改革。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版领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时开启了我国出版业的繁荣和发展。这一阶段是我国出版业进行调整的重要时期，也是出版学科建立的关键时期。此时的工作重点主要集中在全面恢复和重建社会主义出版业，属于基础构建阶段。1982年时任国家出版局副局长的王子野同志在为钱小柏、雷群明编著的《韬奋与出版》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提及：“社会上各种行业都有自己的专门学问……唯独出版工作本身缺少专门研究。是出版工作没有东西研究吗？不是的。出版的历史起码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 反正比新闻早得多。要研究的东西不是很少，而是很多。就是因为不被重视，所以才留下缺门。这空白总不能永远留下去，出版学早晚总要在众多的学科中占一席应有的位置。”[1]1983年武汉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出版类专业——图书发行管理学专业，标志着出版研究进入高等教育领域。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从出版战线的形势和任务、出版工作的性质和指导方针、加强出版队伍建设、改变印刷发行落后现状、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对出版工作的领导几个方面对改革开放后出版工作的发展方向做了全新诠释。1983年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在广西召开首届年会。时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的宋原放向会议提交了《迫切需要建立社会主义出版学》的论文。宋原放同志的呼吁代表了当时绝大多数出版工作者的呼声，建立出版学科的诉求也愈发为党中央所重视。1985年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正式成立。出版界一般将其成立看作我国出版学研究的开端。1990年人民出版社编审林穗芳同志发表了名为《明确“出版”概念 加强出版学研究》[2]的文章，历史地、多角度地探索了“出版”一词的来源和演变过程，此外，还就出版学的性质、研究范围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1992年，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张立同志发表了《关于出版学理论体系的构想》一文，就出版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阐述了具体途径。1993年中国编辑学会主办的国际出版学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中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国的9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分析了国际出版业的现状，预测了出版业的发展前景，并就中国出版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交换了意见。1999年，武汉大学学者汪琴等发表论文《编辑出版专业学科体系与课程建设构想》，就学科体系建构和课程内容创新、制度完善提出了具体意见。可以看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出版学科有了更进一步发展，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国编辑学会等相关研究机构和组织相继有出版学术成果问世，为推动我国出版学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二、2000～2018年出版学研究热点实证分析

自21世纪以来，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出版业快速向数字化、网络化发展演变。1999年中国知网（CNKI）工程开始建设，逐步建成了世界上全文信息量规模较大的“CNKI数字图书馆”。2005年我国举办了首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其胜利召开标志着我国出版业驶入数字出版的快车道，出版学的研究也呈现复杂化特征。对于2000年后我国出版学研究状况的分析，主要采用CiteSpace文献可视化分析方法，从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公布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2017～2018）中选取出版学高影响力的13本专业学术期刊，通过词频统计的方式分析2000～2018年我国出版学研究热点变迁及学科发展状况。

1. 2000～2018年中国出版学研究热点词频分析

对于学科研究热点的分析和描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基于不同实践环境经济因素、文化因素、政治因素等带来的差异，对热点分析的角度均有所不同。本文仅从出版学权威学术期刊所发表学术论文的角度，选取《中国出版》《出版发行研究》等13本权威刊物，统计其2000～2018年发表的关于出版学学术文章的主题、关键词并以此作为学科热点研究依据。运用CiteSpace对2000～2018年中国知网CSSCI检索收录的文章进行分析，所得热点词频排序如图1所示。

图1 2000～2018年出版学核心期刊研究热点词频统计

词频统计虽不能完全反映出学科领域研究热点，但仍是分析其研究趋势的重要权重。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学术界对出版学的研究日趋完善。出版规律、出版管理、出版人才队伍建设等学科领域问题得到出版学界和出版实践参与者的高度重视，出版学与传播学、新闻学、文化学、经济学、图书馆学、文献信息管理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也日渐得到重视。

2. 2000～2018年中国出版学研究热点聚类分析

出版学研究并非是针对某一热点的单点突破，更多时候是多热点词相互联系组成的复合系统。比如数字化-数字出版技术-数字出版教育-数字工作者人才培育这一热词链便构成了一个热点聚类。基于出版学科核心期刊的分析数据，将出版学研究热点用CiteSpace按内在相关性进行聚类分析。由分析可以看出，出版学科研究可分为编辑出版、出版实践、数字出版、出版人才培养、出版学科建设、出版传播和跨学科出版研究几个聚类。

编辑出版聚类主要包括编辑出版学、编辑理论、编辑实践、编辑出版教育、期刊编辑学、网络编辑学等方面研究；出版实践聚类主要包括出版行业、出版社、出版活动、出版策划等方面研究；数字出版聚类主要包括媒介融合、现代出版、网络出版、数字化、数字媒体等方面研究；出版人才培养聚类主要包括出版人才教育、出版高等教育、出版工作者等方面研究；出版学科建设聚类主要包括学科定位、学科体系、学科创新、学科建设、课程设置等方面研究；出版传播聚类主要包括传播学、出版传播、传播媒体、传播方式等方面研究；跨学科出版研究聚类主要包括经济出版学、文化出版学、传播出版学、管理出版学、信息出版学等方面研究。聚类分析是研究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出版学研究热点及趋势的基础，系统把握每一时期每一聚类的趋势和走向，对我国出版学研究阶段的划分、研究内容的比较有重要意义。

三、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出版学研究的分期探讨

热点研究的本质在于追溯事物发展的轨迹，探究其中的规律性并对未来研究趋势提供预测，以期为现实决策提供信息，帮助理解现实问题。笔者根据上文实证研究所得结果，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出版学研究分为学科建立阶段（1978～1985年）、快速发展阶段（1985～2003年）、数字化转型阶段（2003～2012年）、出版强国学术构建阶段（2012～2018年）4个阶段。上述阶段的划分，其主要依据为出版学界研究热点的变化，并非是绝对孤立的分割，出版学在全阶段的系统研究都在逐步推进，只不过不同阶段的侧重点有所区别。

1. 1978～1985年：出版学科建立阶段

这一阶段为出版学科建立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开展了一系列拨乱反正工作，出版业进入了恢复发展阶段。伴随着出版实践的日益丰富、出版产业的日益发展，人们对出版规律，出版工作的性质、方针、作用，出版策划运作，出版资源配置等方面的理论需求逐渐提高，迫切需要系统、完善的出版理论作为出版实践活动的指导和支撑。基于此，诸多学者发出建立社会主义出版学的呼吁。这一时期诸多学者关于出版学的理论研究，为我国出版学科的建立作出了贡献。诸如范政浩的《出版学应有鲜明的社会主义特色》，倪子明的《“出版学”小议》，肖月生的《建立“出版学”随想》[3]，罗竹风的《对出版学的点滴看法》，康秉礼的《要建立现代出版学》等学术探讨为之后我国出版学科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

2. 1985～2003年：出版学科快速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是出版学快速发展阶段，关于出版研究对象、出版学科性质和学科体系、出版研究方法、出版属性、出版学相关学科等研究百花齐放，学科地位得到巩固，学科边界更加明晰，交叉学科研究也逐渐深入。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宋原放的《关于出版学的对象和任务》[4]对出版学科基础问题理论构建进行了系统分析。袁亮的《出版科学与出版实践》、边春光的《出版工作与出版研究》对出版工作实践进行了分析探讨。邵益文的《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编辑学》，宋原放、赵斌的《出版学、编辑学的研究已在中国起步》对编辑学内容、对象及工作方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李祥洲的《出版与教育的关系》、黄先蓉的《我国编辑出版学教育的历史沿革及其创新走向》对出版教育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一阶段是我国出版企业集团化、产业化发展阶段。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出版工作，出版业整体呈现欣欣向荣、百家争鸣的繁荣态势。出版实践的快速发展势必带动其核心理论体系的飞速革新。这一时期的出版学科建设日趋完善，人才培养体系逐渐成熟，国内很多高校开设了出版学、编辑学相关专业，出版学与其他学科如经济学、传播学、管理学的交叉研究也为出版学科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撑，丰富了出版学科内容。

3. 2003～2012年：出版学科研究重点向数字化转型阶段

伴随着世界范围内数字化技术的普遍应用，将传统出版与数字化技术相结合，使数字化技术应用于出版全过程已经成为了这一时期我国出版业的重要内容。出版学的研究热点也随之转向数字出版方向。左健等的《复合出版与传统出版社数字化转型》、孙兴民的《谈传统出版机构的数字化创新之路》、董有山的《传统出版业如何认识和做好数字出版》、柳斌杰的《中国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之路》[5]等探讨了出版行业向数字化转型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并就如何做好数字化出版工作提出了相应的解决路径。侯耀东的《数字出版新时代下人才建设的几点建议》，徐景学、秦玉莲的《数字出版人才培养策略研究》则从人才培养的角度分析了数字出版时代背景下出版学科应如何进行出版教育，如何培养符合时代背景和行业发展要求的新型出版人才。

4. 2012～2018年：出版强国学术构建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出版行业发展和出版学科建设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我国出版业产业发展更加系统化、规范化，整个行业呈现一片欣欣向荣发展态势。但是与发达国家出版业相比，我国出版业在理论挖掘和实践创新应用方面仍存不足，受市场经济体制影响，部分出版企业过分重视经济效益而忽略了社会效益，互联网降低了出版的门槛，出版物水平、编辑水平良莠不齐。在这种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形势之下，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业，促进我国由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转变，成为出版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一时期的学界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如何坚定出版方向；如何肩负起新时代的出版使命；如何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出版强国；如何坚定不移进行深化改革，创造出版强国新时代等。柳斌杰的《坚定自信，走进出版强国新时代》，孟超的《坚定文化自信，推动出版走出去——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为例》，于殿利的《文化自信与出版强国》[6]，柳斌杰的《增强三个自信 建设文化强国》从文化自信构建和文化强国打造角度对出版学科文化功能进行了系统分析和战略解读。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出版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着眼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以创新为轴，积极进行传统出版数字化融合，更新出版体制机制，以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己任，不断增强出版文化产品的表现力、吸引力和传播力，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体系愈发完善。我们在看到改革开放40年来出版学科建设取得成就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出版学继续发展面临的挑战。加强出版学研究，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出版学理论体系，完善现代出版学理论基础，以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旨归，将学科建设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探索建立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现代出版学学科体系。

注释：

[1]钱小柏，雷群明.韬奋与出版[M].北京：学林出版社，1983：5

[2]林穗芳.明确“出版”概念 加强出版学研究[J].出版发行研究，1990（6）

[3]肖月生.建立“出版学”随想[J].出版工作，1984（10）

[4]宋原放.关于出版学的对象和任务[J].出版与发行，1985（1）

[5]柳斌杰.中国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之路[J].中国出版，2012（17）

[6]于殿利.文化自信与出版强国[J].出版发行研究，20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