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野

《正义报》创刊于1943年10月10日，由陆子安、林南园创办，林南园具体负责，1953年走完了它的历史使命。一份以私营形式发行的报纸，在文化、经济、交通欠发达的边陲城市昆明生存十年，跨越新旧两个时代，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出版了近四年，在云南实属罕见。

正义报是一份偏向进步的报纸

《正义报》创刊时正处于抗日战争后期，云南搬迁来了很多大学，最为著名的是西南联合大学，全国的知名学者、教授云集昆明，他们讨论时局、分析形势、发表演说。在这批学者、教授的民主思想影响下，云南的文化得到了促进，人民的思想觉悟也不断提高，昆明成为文教中心和“民主堡垒”。这一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云南的报纸期刊在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唤醒民众，鼓舞与坚定各族人民的抗日斗志，推动云南抗日民主运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解放前，昆明市民经常说：“正义云南扫荡中央”，听起来像是一句口头禅，其实是利用《正义报》《云南日报》《扫荡报》《中央日报》四种报纸的报名巧妙的结合，一语双关，耐人寻味。时至今日，不少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一提起正义报，都异口同声地认为“它是份倾向进步的报纸”。这个论断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事实根据的。《正义报》创刊后在舆论导向上逐步走上了靠拢人民的道路，敢于揭露国统区的黑暗腐败现象。贪官污吏、黑市奸商、社会丑闻等，只要一经记者查实，便在报上曝光，赢得读者好评。如1944年5月，昆明有一个6岁的小丫头被主人打得遍体鳞伤，死于非命，此事被《正义报》揭露，并驳倒了被告重金聘来的能言善辩的律师，结果打人者最终难逃法网，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伸张了正义。市民闻讯后，当街或到法院大门口燃放鞭炮，以示支持判决。①又如1946年夏天，《正义报》采访到行政院救济总署在云南开展经济工作的一条负面消息：有的地方发一尺五救济布，把美军剩余物资发霉的奶粉拿来救济，有人吃了拉肚子，对此百姓十分不满，《正义报》报道了“救济布，一尺五，喝牛奶，大泻肚”的消息，及时作了揭露，舆论哗然。

《正义报》的职工绝大多数是云南人，且多是20出头的年轻人，有一定的爱国思想和正义感，有不少进步记者是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统战朋友关系，介绍进入编辑部，有的还是共产党员、党的外围组织人员、进步知识分子等，这些人逐渐形成了编辑部的中坚力量，到解放前夕，这批人基本上已掌握了采编大权。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早已嗤之以鼻，在编造稿件中，流露出不满情绪，趋向进步，这是很自然的。

说《正义报》的进步和政治上的重要变化，开始于抗日战争走向胜利。饱受战争苦难的全国老百姓，企盼和平，渴望民主，希望国家民族走上振兴之路。但蒋介石国民党却倒行逆施，积极准备内战，大搞独裁专制。这就激怒了全国人民。而当时独揽云南军政大权的龙云，受地下党和一些知名教授的影响，对蒋介石的反动主张相左，形成“中央”与“地方”的尖锐矛盾。而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向全国提出了组织联合政府和平建国的伟大号召，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在这种形势下，社论最能反映一张报纸的政治走向，是报纸的灵魂。解放前夕，《正义报》每天都有一篇社论。《正义报》的社论委员，有革命人士教授专家，如杨青田、徐茂先（徐绳祖）、方国瑜等。社论委员们排定时间表，按时撰写社论在《正义报》发表。从以下几个例子，也可以看出《正义报》的进步。

1944年，随着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展，日本急于想在中国大陆打通陆路交通，于是向国民党统治区大举进攻。短短几个月，湘桂大撤退，国民党丧师失地，受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要求结束国民党独裁统治，实行民主、保障言论自由，成为各阶层人民的共同愿望。此时的《正义报》《扫荡报》先后发表社论、专论，响应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第三次会议上报告国共和谈经过，并提出改组国民党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的主张。

1944年10月10日，在地下党发动下，昆明各界群众在昆华女中操场举行纪念会，龙云派出地方武装人员保护会场，制止了特务的鸣枪捣乱。李公朴、闻一多、楚图南、罗隆基等在会上发表激情的讲话：彻底实行民主政治、武装群众、保卫大西南。大会发出通电：“公开响应我党提出的“改组国民党政府，废除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和联军统帅部的主张。”民主运动的浪潮，在报刊上立即反映出来，强化了运动声势。《云南日报》发表社论“只有实行民主政治才能保证国家统一”，《正义报》从不同角度论述人民民主权利是宪法的核心问题，有了这个根本大权，什么身体自由、通信自由、集会结社自由都有了保障。

对于国民党当时的贪腐问题，各报也一致展开猛烈攻击，响应国民参政会上一些参政员提出的“动用巨富豪门，贪官在国外的存款，产业以作抗战军费，一般老百姓已榨不出油，仗要打，钱要筹，只有动用这笔来路不清不楚的存款。”《正义报》的社论说“言论出版限制，使人愚昧无知等。”

1944年12月25日，是云南护国起义29周年纪念日，昆明文化界，大中学生在云南大学举行纪念会，闻一多、吴含、白小松等在会上演讲，强调“从历史的眼光看现实，要发扬当年护国倒袁的精神，彻底实行民主政治，要求保障人身自由、武装群众，保卫大西南，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会后还举行游行活动。《正义报》均作了报道并发表社论说：“我们必须为反攻作准备，最主要的准备是实施民主，没有民主，要抗战建国就是空话。”

1946年11月中旬，国民大会“制宪会议”在南京召开。从《正义报》派两名记者赴南京采访，借此机会，访问了软禁在南京的龙云将军。龙云看到云南记者去访问。十分高兴，亲切的询问了云南的情况，并对《宪法草案》发表了意见：“云南为多民族省份，宪法应该规定，增多各民族的代表名额”。12月初，《正义报》发表了《龙云将军访问记》的文章，销声匿迹一年多的龙云，见诸报端，受到云南各界的重视。

1947年以后，国内战局急转直下，解放军转为战略进攻。蒋介石政权内讧不断，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败局巳定。

《正义报》的政治倾向更加鲜明了。对于时局的宣传报道，稿源扩大，是最利于体现编辑倾向的重要手段。它除了不得不采用中央社的通稿外，还有来自驻美记者武希辕、驻英记者陆光魁、驻沪记者徐世铭、驻穗港记者曹世文等的报道。另外，《正义报》专人负责每天抄编的新德里电台、美国之音、B.B.C电台直至解放前夕的解放区电台的稿件也逐步增多。香港《华侨日报》《星岛日报》以及国内进步刊物《世界知识》《观察》等，都成了《正义报》的稿源。通过转载或是改写，变成一条条比较客观公正地报道时局发展的消息和通讯，披露在报上，使读者真切地了解到大局的基本态势。②

1949年初，《正义报》用一页的版面、在不显著的地位发表了上海特派员的专电，公布了“战犯名单”。同年7月1日，刊登了毛主席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记录新闻稿。在时局极端紧张时期、省市有关部门奉国民党中央的命令，召开各报负责人会议，不准发布解放区的消息，并当众点了《正义报》的名，还扬言：如果不听指挥，后果自负。在全国放映电视连续剧《解放云南》中，卢汉第一次出现在镜头上的第一句话就说：“正义报竟然刊登出毛泽东的文章。”（大意）。可见此事反映之广远。

1949年的“九·九整肃”，宣布解散省参议会及查封《正义报》《观察报》等，逮捕了包括大中学校等各界人士共300多人。《正义报》由于长期发声主张正义，民主自由的言论，被捕入狱的人最多，一个只有员工100余人的正义报社共72人被捕入狱，这就是《正义报》在进步方面的种种表现。

1949年12月9日，卢汉宣布云南和平解放。昆明大街小巷立刻便到处挂起五星红旗。《正义报》被捕入狱的人刚出狱几天就欢欣鼓舞地出版了复刊后的第一张“号外”，接着便正式复刊。原先的社长兼发行人阮以仁等少数人自动离去。报纸的出版发行由几个地下党员主持。由于当时地下党未公开，原先的几个非党编辑记者，仍然起着骨干作用。

新中国成立了，如何办一张人民的报纸，包括几位地下党员，大家都全无经验。好在当时昆明人民群众热气腾腾地准备迎接大军，接着便是国民党第八军和二十六军反攻昆明，《正义报》当时就抓住这两件大事作宣传报道。大家都希望及早开始一个新的历程，让《正义报》真正变成一张人民的报纸。党领导下的报纸毕竟与旧报纸大不相同，《正义报》当时走了一条正确的途径：从大军入城的第一天起，每天都送稿去审阅，争取党的领导。其后中共昆明市委便成了《正义报》的直接领导机关。

正义报是一份受欢迎的报纸

由于《正义报》消息多，敢说话，使它从不为人重视到初露头角，销售激增，突破日印万张大关。

民国时期，昆明市7家公私营报纸的消息，都来自于“中央通讯社”和“云南通讯社”。“中央通讯社”每天发布国内外的新闻电，由“云南分社”收编分送各报。“云南通讯社”采集省市新闻，每天油印供各报采用。所以，昆明各报的消息基本一致，只是标题和摆放的位置不同而已。《正义报》为了打破千篇一律的格局，办出特色，也因背后有财团支持，资金雄厚，所以采取大量派出特派员驻全国各大城市和调整省市新闻记者阵容两条措施，以增多消息、扩大影响、增加销路，这是《正义报》取胜的一大特色。

1945年冬，全国都十分关注“重庆谈判”。《正义报》第一次派出特派员专驻重庆三个月，采访国共谈判和政协新闻，这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有“本报专电”或特派员写的专稿，为报纸增色不少，读者数量和报纸印数猛增，最多时，日印报数达15000份之多，有时连云南日报都无法与它相比。

1946年11月中旬，“国大代表大会”召开，“制宪令会议”，《正义报》又派出两位记者亲临南京进行采访。会议期间，除了拍发专电外，还写各种通讯、特写、采访、花絮、报道会议内外的各种活动，内容十分丰富，新闻性、趣味性、可读性俱佳，有的甚至连载，让很多读者爱不释手，每天翘首等待，十分引人注目。

自1945年起，《正义报》先后在英国、美国派驻记者各一人，报道国外重大消息。1947年，在南京、上海又各派常驻记者一名，采访京沪消息。嗣后，又在广州设常驻记者一名，采访港、穂的新闻。每日版面除采用：“中央通讯社”的电稿外，增加了京、沪、港、穂四大城市采访的重要新闻、消息、事件。这些消息有很多都是“中央通讯社”所没有的，内容丰富，形式活泼，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

尽管京、沪、港、穂派有常驻记者采访，仍不能满足读者的要求。为了弥补缺陷，报社决定设立电务室，购买进口大功率收音机，每天收录世界各大通讯社外语电文，译成中文，供采编部选用，又从英国和美国新闻处选择一些新闻补充。

地方报纸的新闻重点是身旁发生的关乎国计民生问题的新闻，也最受读者的关注。解放前，昆明仅有一个“云南通讯社”，每天编发的新闻纯属官方消息，内容经过筛选删节，其真实性已打折扣，而且各媒体均是同一个调子，大多数百姓关注度不高，面临这种状况《正义报》果断采取措施，在编辑部下设采访部，加强对省市新闻的采访，提高报纸看点。通过一段时间的坚持，果然收效颇大。报纸每天以第四版九栏的版面刊载省市新闻，如图（一）由右至左，第一条新闻报道了“省教政会议”开幕，副题：卢主席（卢汉）将亲临主持开幕式；第二条“发展西藏文化，将在印出藏文报”第三条：今日农民节，省垣各界热烈庆祝；第四条：卢（汉）主席农民节训词……”从这里可以看出新闻才是报纸的生命，至于卢主席等并未放在显著位置，是《正义报》只为新闻不为人的最大特点。

由于采访省市机关新闻大受读者欢迎，《正义报》加强了采访人员的编制，从原有的5人，到1948年时已增加为10人，按新闻的类型——机关新闻、社会、经济、交通、文教、体育、工业、农业等每个类型都有专人负责。由于新闻的内容涵盖面广，满足了各类读者的需求，很快《正义报》的印数也猛增，超越了其他报纸的发行量。

正义报是一份有特色的报纸

当时昆明仅日报就有《云南日报》《云南国民日报》《朝报》《中央日报》《正义报》《扫荡报》《观察报》共7家。在人口30多万的昆明市区，有这么多报纸，各个报社都想方设法办出特色来，以争取读者。③

那时报纸的零售，主要是依靠报童流动叫卖。这些报童都是失学、流浪儿童，他们为了糊口，叫卖特别起劲，边喊报纸的名称边宣传报上的要闻。每天上午或下午出报时间，昆明市区遍街都可以听到报童的叫卖声：“中央日报、新华日报、云南日报、正义报、扫荡报……”、“朝报晚刊、云南晚报……”、“苏军攻克柏林”、“美国重型轰炸机轰炸日本本土”。遇到有人买报，一群报童便蜂拥而上，争相出售，那清脆的童声此起彼伏，算得上是昆明街头的一大景观。

报纸出得早是争取读者的重要手段之一，《正义报》为争取更多的作者，出早报，筹款巨资，改进印刷设备，将本由云南印刷局承印《正义报》的全套印刷设备购买回来，自己建车间，从此，便形成编辑、排版、印刷一条水作业。晚上，报社一面发稿，一面检排，一面印刷，每天午夜开印，天亮前全部印好，报童们每日很早便在报社门口等待分发。上午7时，“正义报、正义报”的叫卖声便传到了昆明的大街小巷，从时间上已超过了其他各报，使《正义报》的读者大增。

十年中，《正义报》以经济新闻报道为办报宗旨，面向工商业，为工商业服务。以1948年2月5日的这份《正义报》为例，如图（二）可以看出∶第一个版面各类信息共12条，除2条涉及法律问题外，其余10条均为经济方面的信息，其中涉及金融的2条，酒类的4条，公路收费、教科书采购，医疗的各1条，他们均属经济信息，由此可见，《正义报》确确实实是以经济导向为主（带有广告性质、收费较高，对发展报社极为有利）。

特别是抗战末期，在省市新闻版下，以四栏的版面、报道当时的经济中心——重庆的市场动态和棉纱、布匹、黄金的行情；昆明的经济新闻，除报道黄金、纱布的动态外，还把生活必需品，如：米、油、糖、茶、烟、酒行情做了报道，及时传递经济信息，在工商界初步取得信誉。

抗战胜利后，全国各地的生产逐步恢复正常，市场开始活跃。经济新闻在工商界中越来越重要。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货币开始贬值，物价不断上涨，经济信息不仅为工商界所需要，对其他各界也非常重视，就连城乡居民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去看经济信息时，也很重要。于是，《正义报》审时度势，立即决定扩大经济新闻的版面，由原来的四栏增至九栏，并设立专栏主编，单独组成经济新闻版。

经济新闻版除报道全国经济中心上海市场的动态外，还适时组织报道香港、广州、重庆的经济新闻。为此，每天都有驻三地的记者将其最新信息发给《正义报》。1946年以后，昆明成为西南地区的投资市场，投资的主要商品为黄金和棉纱。经济版每天综合报道黄金、棉纱早、午、晚市场价格的动态信息及涨跌形成的原因。专门派一个记者到各个市场采访生活必需品和半必需品的产销情况和行情，并把主要商品列出行情表刊登，以资参考。

由于及时传播商品信息和早晚行市的变化，《正义报》在商人中享有较高的声誉。昆明商店集中的正义路、长春路、武成路、金碧路几乎每户都订阅《正义报》，连滇南交通枢纽的开远，每天的发行量也在千份以上。尤其是在货币急剧贬值的1947年至1948年，很多企业都以发放物质来折算工资的发放，折算计价的标准基本根据《正义报》发布的当日主要商品的价格来折算。昆明市的房租一般以大米计算，如图三：周钟岳公馆房租收取均以大米计价，折为货币交租。可见那时《正义报》在民众心中的地位和作用。

《正义报》作为一份由地方财团支持的私营报刊，能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生存6年之久，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共昆明市委的领导下，继续坚持了近4年，于1953年7月31日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