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

我移居香港两个多月了。整理过去两个月对香港的印象，一个是按部就班，一个是定性。

按部就班是我对香港这座城市运转与秩序的第一个也是最为深刻的印象。我之前来香港至少十次，但从未如此深刻地感受过这一点。这次我在香港开始新的生活，建设生活必备的设施大概花了我一个月的时间，它要求我耐心地面对和处理，所幸程序的透明性和能见度很高，一点不令人担心和不安。比如位于湾仔的入境事务处，我因两件事情与相关官员打交道。一个是办香港身份证，提前在网上预约，根据约好的时间到那里，先“挂号”，然后面试和拍照，最后再跟另外一个官员确认一些事。官员们面对像我这样的外国人也相当礼貌，对于我提出的问题，微笑地给予回答。最终，我拿到了一页单子，大概两个星期后亲自过来领证即可。这一切过程没有不足和多余，就像锻炼到极致的一流马拉松选手的身体似的。

第二件事情是，我家人从海外到香港探亲，有些入境上的细节不太清楚，我就给入境处官网所显示的邮箱发了封邮件。记得是下午5点左右发出的，6点前就收到邮件，对方首先感谢我向他们询问入境有关事宜，然后简单、清晰给予了回答，并把相关的信息贴在正文上。有些事情，我还是没弄清楚，接着追问了一些事情，对方第二天早上就给我回复，进一步耐心地解释怎么操作。如今，我家人已经来港看过我了，就是按照入境事务处官员的介绍操作的，没有任何问题。

我每周末到跑马地，跟香港当地的朋友一起跑步。一名长年做律师、55岁提前退休、近年集中做投资和参加马拉松的“老香港”，听到我这些反馈后对我说：“只要解决了住房问题，香港是非常适合生活和工作的地方，社会很稳定，税率很低。官员办事的效率和透明度很高，政府通过自己的工作在公民面前建立了公信力。这是香港的优势，我作为香港人感到自豪。”

定性，是我这段时间对香港社会运转风格，以及其背后公民们劳动生活方式的一个感受。我经常到位于上环和香港大学之间西营盘的一家叫“兄弟记”的茶餐厅喝早茶。早上七点左右进去，基本只有“老香港”，八成以上的客人看起来是已经退休了的老男人，也有一些50岁左右穿着西装的上班族。第一次进店用餐时我还是有些紧张，因为在那里只有我一个人不会广东话，在那样尴尬的氛圍下，我也困惑自己该用国语还是英语，虽然当地人包括那里的女服务员们基本都会国语和英语，但我有些害怕融不进当地以广东话为语言纽带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态。

去了几次之后发现，同样的人总是坐在同样的位置，点同样一道菜，跟一群同类人一起用餐。有趣的是，彼此之间早就熟悉的他们隔着几张桌子聊天，都不看对方，随便插嘴，服务员也参与，他们一边看报纸一边聊天，看完就扔给其他人，说走就走。从一个日本人的角度看那的确毫无礼节和尊重，但它就是支配那个时空的秩序和节奏。我在那里认识的第一个先生，年龄过了70岁，原来干过黑社会，胳膊上有文身，我每次坐在他旁边，他都用国语跟我打招呼，主动给我纸巾，帮我打水，还把看完的报纸丢给我。在香港这座陌生的城市开始新生活的我，已经知道什么时候去什么地方，一定有一个人或同样一批人在那里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给予我的大概就是所谓安全感，一言难尽，却是实实在在的。

一个内地学生说香港人缺乏创造力。我明白他说的意思，虽然不完全赞同，但认为说得有一定的道理。不过，一座城市的正常秩序、平稳发展、健康运转所需要的不只是精英的创造力和爆发力，更迫切需要的恐怕是生活在那里的公民们之间作为最大公约数的平均素质、基本规则、良性秩序。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为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是促进稳定的，什么是破坏秩序的……凭我两个月的初步观察，香港社会拥有这些标准，香港公民对于这些标准早已建立了基本共识，并献身躬行。

作为一个目前居住在香港的日本人，我认为，日本有很多可以与香港共享的价值观，如规则、文明、秩序、勤劳，也有许多需要向香港社会和香港公民学习的东西，如国际主义与本土主义的有机结合。每次听到香港年轻朋友诉说“房子太小”“生活压力大”“没法结婚生子”等抱怨，无论如何，我觉得香港人不容易。但同时，香港的优势很明显，但愿它不会失去自己所积累下来的可贵财富。

（摘自《南方周末》 图/陈明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