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丽娟

对于新闻的类属，在实践操作层面和理论框架层面，有两个概念一直被含混使用，即“新闻体裁”和“新闻文体”。百度百科把“新闻体裁”定义为“指新闻报道作品的规范化的基本类别和样式”，并把“新闻文体”作为“新闻体裁”的别称加以框定。学界的许多理论研究文章也常常把新闻体裁与新闻文体混搭使用，在新闻专业教育实践中对此也多含混而过。界定不明，直接导致新闻分类的繁芜。此种问题在作为我国本土生长起来的新闻样态——通讯中表现尤为突出。丁柏铨在《通讯文体分类浅探》中曾指出“对通讯进行分类，这是一件勉为其难的事情。”[1]并指出通常有按对象分类的、有按表达方式分类，似乎均有理，但也有疏漏。“笔者并未找到一种尽善尽美的通讯分类方法……”[2]，文中丁老表示经再三考虑拟依据记者采写方式的不同进行分类。鉴于当今媒体环境下新闻舆论场众声喧哗，尤其是具有通讯特征的新闻叙事实践的异常活跃，本研究力图从新闻体裁与新闻文体的明辨关系入手，力图从历史的纵向承继中，对通讯体裁及其文体的流变加以梳理和审视，从而更好地审度信息传播及新闻通讯写作实践的变革路线，助力提升当代新闻通讯理论和实践的自觉与创新。

一、新闻体裁与新闻文体之辨

新闻作为通过不同媒介进行传播的信息，可以追溯到古文明时代。“在古代，新闻信息的陈述内容和传播方式与其他信息没有太大差别。”[3]在包罗万象的信息体系中自觉分离而出的新闻信息彰显的是人类对自身发展的需求和文化文明的进步，显现的是人类科学智慧的光辉。这一符合认知逻辑的科学思维逐步程式化、体系化，有了最初的采写新闻的活动。“新闻体裁的理论界域就是其处理新闻事实信息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理念框架，是在新闻思维与新闻认知浸润牵引下，左右着新闻主体观照新闻事实信息的新闻认知定式。”[4]从这一意义上看，新闻体裁是作为一种理念框架来呈现的，呈现的是一种新闻主体的认知和表达共性。那么对于文体，当下学界一般认为是指作品内容通过体制、结构、语言等表现的外部形态。对此童庆炳先生认为“文体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体裁问题，而是关系到文章写作的全局性的问题。”“文体是一个系统，它由体裁-语体-风格三个层面构成。”[5]甘惜分《新闻学大辞典》中的表述为“新闻文体，新闻体裁中以文字表现的各种写作形式。在长期实践中，为适应读者和传播事实的需要产生了新闻文体，并逐步形成了区别于其他文体的特征。”[6]由此我们可以基本明晰新闻文体是新闻主体在体裁理论框架下的个性化文本话语实践。简而言之，新闻体裁与新闻文体呈现的是抽象与具体，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以此观点反观当前的媒体业态，尤其是全媒体视域下的新闻写作实务，对新闻传播的专业规范以及个性品格的诸多困扰新闻从业者的问题即可找到一条明辨的理论线条。

回到本研究的主体，有了体裁与文体之分，通讯体裁与通讯文体的概念之惑也就迎刃而解了。在传统的新闻体裁类属中，通讯与消息、评论，是我国新闻报道中的“三驾马车”，并随着新闻实践的异彩纷呈，它们各自在社会变革的洪流、受众心理变化及媒介发展等因素的合力驱动下，寻找着变生体，在分化与融合中，经历着个性化文体的嬗变。通讯被认为是消息的精加工，“是运用叙述、描写、抒情、议论等多种手法，具体生动形象地反映新闻事件或典型人物的一种新闻报道形式。”[7]从具有开拓意义的“远生通讯”始，我国新闻通讯已走过了百余年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新闻业务史，也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通讯体裁发展史。尤其是在我国丰厚的传统文化精髓的滋养下，通讯作为我国独有的新闻体裁，浓重的文学色彩成就了其独特的韵味和绵长的生命力。

二、通讯体裁历史溯源

丁柏铨认为“新闻通讯是一种对新闻事实进行详细报道的新闻体裁。说得更准确一点，是新闻文体群。通讯所报道的主要对象，是具有新闻价值的新闻事件或新闻人物，这一点，当是没有疑义的。”[8]围绕写人、写事，新闻通讯经过百余年的内练和西学，已经成为拥有较为完备的采写模式和形式多样的文体样态。本文罗列的文体并不是通讯在变革道路上所有的形态，而是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凸显出来的、为受众所接受、为学界所认同，具有通讯基本特征和时代鲜明印记的主流文体形态。

（一）脱胎于传记文学

如果究其根源，不论其文体发生了如何变化，我们总能在新闻通讯的叙事结构和话语中找到史学和古典文学影子。谭嗣同曾一语中的，“报纸，即民史也”。历史与新闻亦既成了昨天与今天的辩证关系。如此，两千年来备受推崇的、被史学家和文学家认定为开创了中国纪传体通史和传记文学先河的鸿篇巨制《史记》，也就成了新闻通讯的脱胎之源。司马迁很善于把具体历史事件和细节描写结合起来，运用对比衬托的手法，以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这为后世写作新闻通讯提供了范例。而且，在我国新闻业的发端阶段，没有具体写作范式可依的报刊新闻，“只得从古典文学的母体中汲取营养”。[9]这一方面为处于发轫萌发状态的我国新闻业提供了文法写作依托，另一方面也难免出现新闻与文学的混沌。早期通讯的萌芽往往带有浓重的史学和文学意味，受传统文化浸润的早期报人擅用驾轻就熟的文学手法甚至融入文学观念去进行新闻写作，导致此时期的通讯文学味大于新闻味，大大削减了信息的真实性。直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王韬旅欧时所写著的《普法战纪》，在香港《华字日报》上连续发表后，中国通讯才可说有了雏型。

（二）求真图变的通讯探索

清末民初，政局多变，革命思潮风起云涌。民众对讯息的需求剧增，通讯作为新闻新体裁开始登上报刊舞台。尤其是辛亥革命之初建立起的与西方先进国家接轨的自由新闻体制极大地推动了当时新闻事业的发展，纪实性、解释性、述评性的相关时事政治方面的新闻通讯空前发展。只是这时期的记者还没有找到适合国情和民众口味的通讯写作范式，文章整体上呆板无生气。这一局面直到黄远生出现才得以改变。“远生通讯”关注国家政治、财政、外交等方面的重大新闻，以独到的采访技能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勇敢揭露政局的黑暗和官僚的腐败，且其文字流畅生动、语言通俗幽默，既满足了民众了解当时政局的需求，又激發了民众阅读的热情，一时洛阳纸贵，影响深远，各大报纸、各路记者纷纷效仿，极大地推动了通讯的本土发展。

此后对通讯体裁影响深远的还有以战地记者身份写游记体通讯著称的范长江。其成名之作《中国的西北角》即为一篇篇写人状物、饱含热泪和理性思考的通讯集结而成。其通讯把握时代的脉搏，倾听百姓的疾苦，既有真实的再现又有思想的探索，并借用了游记散文的自由疏放、灵活多样的精湛手法，结构变化多样，名状已知探索未知，具有极高的新闻价值、史学价值和社会价值。

从王韬的旅行通讯，到“远生通讯”再到范长江的游记通讯，这期间的通讯伴随新文化运动的潮流在表达形式上不断探索、突破，而题材多落脚在对真实、黑暗的社会现状的揭露，呼唤自由民主光明前途，为民族解放鼓与呼，彰显的是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切和忧思。

（三）散文化的典型报道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抗战胜利、新中国成立，国家主要矛盾由民族矛盾转移到阶级矛盾，急需统一人民思想和力量，战胜自然灾害恢复国民经济。此时的新闻工作更多地转向政策的宣传和发动上，穆青就是其中一位党性意识坚定，群众思想深厚的杰出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他笔下的人物写一个活一个，在需要英雄的年代，树立了一个一个典型和楷模，有力地推动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宣传和发展。文学才子出身的穆青在典型人物报道中发挥其文字修养，惯用散文化的笔触，打破新闻报道在形式上的束缚。他自己明确提出要“尝试用散文笔法写新闻”，认为，“我们的报道的形式和结构也可以增加自由活泼的散文形式， 改变那种沉重的死板的形式，而代之以清新明快的写法。”他的新闻语言如散文般优美，作品善用白描手法展示事实，注重对细节的刻画，融浓烈的情感于其中。其《人们在谈说着赵占魁》《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等通讯作品，均充满了艺术生命力和感染力。由穆青等人开创并提倡的典型报道成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我国新闻领域弘扬英雄主义的主要宣传形式。

（四）改革开放之初深度报道应运而生

改革开放后，寻找科学、理性、自由的精神启蒙以及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变革力量是当时新闻事业的着力点。此时的通讯体裁在发挥传统舆论引导使命的同时，也积极发挥舆论的监督、服务功能，注意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解决改革开放带来的新思想冲击、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遇到的问题，因此这时期的通讯及时作出了时代回应，在题材内容、文体风格等方面做出了全面调整，创造了新的文体形式——深度报道。深度报道突破了传统典型报道“英雄主义至上”、非黑即白的简单二元观的局限，对复杂事物展开多侧面、深层次的剖析，呈现一种立体、多维的报道视角。“深度报道表征了传播者忧国忧民的使命感与精英意识，其思想性与思辨性充分开启了与读者进行思想谈话的大门，启蒙意义不言而喻。”[10]此时期《中国青年报》成为“深度报道”写作实践积极的始作俑者和推动者，关注“灰色地带”的《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开观念式报道先河的《第五代》，灾难报道《大兴安岭的警告》以及反映社会体制变革的《关广梅现象》等等，一批优秀之作营造了深度报道的共同景观，也成为本土通讯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成功转体。

（五）商品经济大潮下的特稿潮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改革开放再次拨正航向，我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地位日益上扬，由此也带来了民众文化精神需求的根本转型，商品逻辑与大众商业文化逐渐取得合法乃至支配性地位。此时的媒体受众的口味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摒弃政治色彩和宏大叙事，远离理性审视和意义模式，落脚到世俗的人文关怀成为此阶段媒体顺应时代和受众的可贵之举。还是《中国青年报》率先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思想文化的变革，把握住了受众的信息情感需求，以体贴普通受众的温度，推出了“冰点”特稿专栏。特稿的最大特点是在保证客观真实性的基础上，以故事形式呈现新闻，呈现出题材广而深、描述细腻生动、情节曲折动人等风格。这种带有温度的抒情式叙事故事在一定时期弥补了受众的精神空缺。正如“冰点”栏目的创办人李大同所言：“我们所选择的大部分报道对象，其指向都是当前中国最‘缺氧的社会背景;我们所展示的，是亘久不变的价值与多变的甚至丑恶的社会环境之间的搏斗;我们报道中的很多人物的品质，不是因为他‘平民化，而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日渐稀缺，才引起受众的强烈共鸣。”但是稀缺是有限度的，受众窥视的欲望也会逐渐回归到理性，于是“冰点”热度降下来。2003年，《南方周末》一篇《举重冠军之死》如一颗重磅炸弹袭来，引发媒体对特稿的重新审视。《南方周末》内部甚至把它看作是报史上的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特稿。这篇报道同样取材于小人物、小视角，但却在再现新闻事件之时于波澜不惊处给读者扎了一根刺，而却并不真正触及政治、经济、社会的痛处。此后，多家媒体纷纷跟进，创造了特稿的黄金时代。特稿扎根中国情境，通过一个个故事窥见重大的现实问题，“追求文字的美，呈现复杂的真”，成为通讯体裁在商品经济时代背景下最贴切的回应。当然，在报刊为主流媒介平台的时代，尽管媒体人以敏锐的触角触及到了社会复杂的真，但新媒介发展已势不可挡，网络信息平台单从报道容量上就已经给传统媒介以绝对性的压倒之势。“复杂的真”加上受众阅读习惯、阅读心理以及参与态度的转变，已经让报纸这一主流新闻媒介力不从心。特稿也必然寻求新的发展途径。

三、非虚构：当下通讯体裁的新形态

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信息的碎片化、浅表化、情绪化深刻影響了媒体的传播方式，谁成功吸引了受众的注意力谁就占据了传播的主动权。这种语境下，既赋予了以深度与理性见长的通讯大显身手的机会，又倒逼当代通讯必须直视短板，直面新媒介的互动性、开放性及个性化特征。“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绝不是两个载体的结合，真正的重点应该是运用你的独特性战胜对手的不具有。”[11]在特稿寻觅新的突破口的当口，非虚构理念的引入使新闻特稿得以重构，主题范围更加广泛，写作主体更加多元，叙事风格更加多样，技术呈现方式也更加丰富。更主要的是秉承社会责任和新闻理想的非虚构写作，把笔触更多地伸到了弱者的命运和强者的灵魂，挖掘新闻背后的人性故事，在寻找真相的同时更能抵达人心，赋予人性关怀，与受众构筑一种情感上的共鸣。如今，门户网站、新媒体以及一些新兴的文化企业纷纷搭建起非虚构写作平台。其中的典型代表有界面的“正午”栏目（Noon Story）、网易的“人间”栏目、腾讯的“谷雨”项目和微信公众号“每日人物”、“人间the Livings”、“真实故事计划”等。

尽管对于这种诞生于文学领域、渗透于新闻领域、在新闻与文学之间边界模糊的文体，学界一直也没有明确的界定，但是我们依然感受到了其强劲的发展之势。传统媒体式微已成必然，媒体融合已然是不争的事实。具有专业新闻教育背景和坚定新闻理想的媒体人已开始在非虚构领域一试身手，培养专业新闻人才的高校也加入了培养非虚构写作人才的行列，以期顺应时代的召唤，在“后真相时代”书写好时代的“真相”。

结语

统观自中国近代真正意义上的新闻通讯的出现，到现在方兴未艾的非虚构写作，我们之所以把诸如典型报道、深度报道、特稿、非虚构写作等放在通讯的体裁框架下加以梳理，究其根本是它们无不展现了通讯体裁的理论精华：以生动、真实的笔触状写时代的乐章。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是媒体人在时代面前的追求。每一种通讯写作都是新闻话语的时代性选择，是新闻实践中的文本转变。只有真正体味通讯的精髓，把握时代的变迁，明晰受众的需求，坚守“真实为魂”“内容为王”的主线，才能把属于我们的本土体裁发扬光大。

注释：

[1][2][8]丁柏铨，胡素华.通讯文体分类浅探[J].新闻大学，2000（04）.

[3]项德生，郑保卫.新闻学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2.

[4]陈寿富.论全媒体语境下的新闻体裁概念[J].江淮论坛，2014（04）.

[5]童庆炳.谈文体创造[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6]甘惜分.新闻学大辞典[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150.

[7]郭赫男.新闻通讯中的“叙事聚焦”[J].新闻爱好者，2008（10）.

[9]靳道亮，赵璇.论黄远生对报刊通讯文体的贡献[J].平顶山师专学报，2001（01）.

[10]张萍.当代新闻通讯的变革与文艺思潮的变迁[J].新闻知识，2012（09）.

[11]蔡雯.从面向“受众”到面对“用户”——试论传媒业态变化对新闻编辑的影响[J].国际新闻界，2011（05）.

（作者单位：临沂大学传媒学院）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