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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话语轮次模式解读安娜·克里斯蒂的妥协与再囚禁

2019-02-24杨丹丹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19年6期
关键词:伯克克里斯安娜

杨丹丹

一、引言

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被誉为“美国当代戏剧之父”(刘永杰,2008:1),他的第四部剧作《安娜·克里斯蒂》(AnnaChristie,1920)主要讲述安娜的生活境遇。虽然安娜曾如同物品一样被父亲抛弃,也为了与伯克(Matt Burke)的恋爱关系与父亲抗争,但至少拥有身体自由支配权。然而一切都在其坦白妓女经历之后发生变化,她成了被父亲和伯克抛弃的物件,所有的坚持与自由都化作泡影。当她向男性妥协时,便再一次进入了一个永久的牢笼。

本文将引入话语轮次模式对《安娜·克里斯蒂》进行研究。所谓话语轮次,由“话轮构建部分和话轮分配部分”构成(Herman, 1995:81),前者主要包括:话轮顺序、话轮长度和话轮分布。话轮顺序和话轮分布由作家控制,因此本文主要对话轮长度进行深入讨论。发话和反应是话轮类型的两种基本形式。李华东等(2001)认为独白、打断和反应后发话也应归于话轮类型,而笔者认为,独白作为一种独立对话形式应单独进行探讨。反应后发话在会话中比较普遍,可以作为话轮类型的一种。至于话轮分配部分,指对话中的话轮转换和话轮序列,本文将对话轮转换进行深入探讨,主要涉及其话轮控制策略,例如:打断、话题管理和副语言特征;话轮序列将以毗连对为主线与话轮类型进行互助阐释。总体而言,在对《安娜·克里斯蒂》进行会话分析的时候主要涉及话语轮次的以下几个主要概念:话轮、话轮长度、话轮类型和话轮控制策略。鉴于第三幕和第四幕包含安娜从自由独立到向现实妥协的主体转变,本文将从中选取两个片段,运用话语轮次模式对安娜的自我意识进行分析,从权力关系中解释安娜主体思想的三次变体:自由、自我怀疑中的最后挣扎和妥协,最终揭示安娜向现实妥协和被婚姻囚禁的命运。

二、安娜的自由

安娜在向克里斯(Chris christofferson)和伯克坦白自己妓女经历之前其实是保持主体自由的。虽然因被父亲抛弃而遭受寄养家庭的虐待,也因医院的工作环境感觉自己被囚禁,但她没有屈从,而是从牢笼之中逃了出来。即使后来以交换身体谋生,但始终保持主体独立,直到向父亲和伯克坦白之后才逐渐瓦解自由意识。本文将以安娜摆脱妓女身份再次返回父亲身边为起点,阐述安娜主体从自由到再一次走向被囚禁的发展历程。

戏剧文本常常以一个主话题为中心,辅以多个子话题,这些子话题可以被分为一级子话题、二级子话题等(李华东、俞东明, 2001)。本段涉及一个一级子话题,下表中的数据分析将阐释安娜在坚持婚姻自主阶段表现出的自由意识。

表一

由于会话者的说话时间很难准确测量,因此本文将以话轮中的平均词数来计算话轮长度(李华东、俞东明, 2001)。在伯克向安娜求婚时,他必须不断说服安娜和克里斯,因此比安娜多出一个话轮。然而,根据话轮长度看,安娜比伯克平均多出八个单词,很明显,她在对话中占用的时间比其他两位男士的都长,尤其与克里斯差距最大。萨克斯(Sacks,1974)等人论及“小团体中占用的说话时间其实是向其他成员行使权力”,此时安娜获得话语权,保持了婚姻自主决定权。

再看话轮类型。安娜首先发话拒绝伯克的求婚“不,我没说过,曼特”(O’Neill, 1937:140),如果反应后发话也可算作发话,那么安娜的发话次数几乎是伯克的两倍;而论及反应,安娜所占比例却很小,其中还包含了很多否定性词汇,例如:“不,我没开玩笑”,“不,我不是”,“我会说不”(O’Neill, 141-143)等等。根据列文森的定义,当前说话人的发话与下一个说话人的反应是一对话轮,即“毗连对”,例如“问题——回答”“问候——问候”和“评论——评论”就是毗连对(Herman, 1991:103)。当然,反应也可以有变体,以请求——接受/拒绝为例,前者是对面子的考虑,后者则是一种“不情愿标记”(王虹, 2006:41-42),其中可能暗含犹豫或解释。再回到安娜对伯克求婚的反应,一系列的拒绝也表达了她对婚姻的犹豫和自我中心的态度。安娜用语言挑战了男性的权威,同时也藐视男性在两性社会中的支配地位。

分析话轮控制策略也可阐明角色话语权的差异。话轮转换可通过两种方式实现:当前说话者选择下一个说话者和下一个会话者在过渡关联位置自主选择(Herman, 1995:82)。基于这种话轮转换模式,李华东等(2001)认为话轮控制策略应包括:独白、前置序列、限制话轮长度的语用策略、打断和副语言特征。笔者以为前置序列和限制话轮长度的语用策略都是以引起新话题来控制话轮,可以将其归为话题管理策略。本文将引入打断、话题管理和副语言特征对角色进行分析。

打断是指话轮终止未出现在过渡关联位置,而是被下一个谈话者终止,有时由作家阐明。郝尔曼(Herman,1995:111)认为被打断者是“弱势角色”,打断话轮者则有优势和支配权。安娜打断对话两次,伯克一次。会话开始阶段,伯克首先打断安娜话轮以制止她重述克里斯不嫁给自己的话,占据话语权,随着会话展开,安娜开始夺取话语权。第一次打断伯克是在他想说爱她的时候,第二次打断是在伯克说想要占有她的时候。如此一来,她不仅否定了伯克对自己的支配权,也宣告了自己的自主权。安娜忽视伯克的话语纠正了他对自己附属地位的偏见,从这一层来讲,安娜保持了自己的个体性和自我认识。

话题管理是指将所有会话者的谈话集中到一个话题,这样可以“将话轮序列整合在一起,使所有谈话者趋向同一个目的”(Herman, 1995:104)。淡化他人主题以凸显自我目标可以延伸话轮长度,体现一种权利支配关系。话题初始,伯克发话道:“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今天就要结婚”,安娜给出了否定答案并强调“我们已经说再见了,就这样结束吧”,克里斯“她知道她的老父亲不像你那样撒谎”(O’Neill, 1937:140-141),三个人各执己见。接下来,安娜通过话题管理多获取了两次话轮,将会话焦点转移到自己。伯克承认安娜有权选择结婚对象,克里斯的话题也被转移到制止安娜说自己不是正派姑娘。此时安娜控制了说话人的话题走向,获得了话语优势,也拥有了婚姻自主抉择权。

另外,通过分析角色的表情、动作、沉默、音量、声调和动作等副语言特征,也能够达到控制话轮的目的(李华东、俞东明, 2001)。会话初始阶段谈话平和,随着伯克提出求婚和安娜的拒绝,气氛开始变得紧张。安娜副语言特征的次数比两位男士多两倍,这暗示了他们的性格特点,也表明其话语权差异。其中安娜的大笑被多次提及,与之相对的还有伯克的两次苦笑。相对于伯克的犹豫与怯懦,安娜展现了她爽朗坚毅的一面。当安娜与父亲都对求婚保持反对意见时,伯克“跳脚”;讨论到安娜的所属权时,安娜“对父亲怒目而视”以制止他的谈话,“注视伯克”(O’Neill, 1937:140-142)示意他选择下一个话轮。相对于两位男士的争吵与畏惧,安娜安抚他们的情绪并控制话轮序列。传统女性是顺从和感性的,而安娜却是独立和理性的,她不屈从于婚姻,也不向男性低头。

通过对表一中的数据分析可以发现,此时安娜在会话中掌握了绝对话语权,而且在婚姻方面争取到自主选择权,同时也表明了她强烈的个体与自由意识。

三、自我怀疑中的最后挣扎

安娜和伯克是相互爱慕的,但安娜却拒绝了伯克的求婚。伯克追问其原因,安娜不得不坦白自己的妓女经历,但伯克和克里斯的冷漠态度却让她开始怀疑自我存在的真实性,她想要重操旧业以坚持自我,在自我怀疑中进行最后挣扎,独立意识也开始慢慢瓦解。表二中话题一、二主要探讨安娜的自我怀疑,话题三主要探讨安娜在对独立自我进行肯定与否定间进行最后挣扎。因为伯克是安娜个性转变的主要因素,因此下面将只涉及伯克和安娜的对话。

话题一以安娜阐述自己过去的妓女经历为主,所以安娜的话轮和发话次数比伯克多,但在话题控制和副语言特征方面伯克却比安娜占优势,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安娜话语权的渐弱趋势。当克里斯在为女儿的失贞痛心疾首时,伯克保持沉默,会话结束阶段却言语中伤安娜以表达厌恶之情,例如“看着她在地狱腐烂”

表二

(O’Neill, 1937:152)。当伯克决定撤回求婚打算离开时,安娜痛苦万分试图挽留他,但伯克还是毫不犹豫地离开了。至此,剧情也陷入僵局。安娜追赶伯克时的那一句“曼特”不仅传达了自己的恐慌也表达了想要伯克留下的期待。当克里斯问她是否要待在那里继续等时,安娜回答“也许会——也许不会”(O’Neill, 1937:154),她开始因为目标退出而变得迷茫。

“沉默可以是尊重、职位和态度的标记”(Herman, 1995:100)。会话中伯克的沉默不仅表达了他对安娜的失望,也展示了自己的话语优势。伯克控制话题并延长自己的话轮。安娜担心伯克在知道自己的不完美后食言,两次提醒他对自己的求婚,其间安娜话语中断两次,表现了她在面对伯克时的自我怀疑与不自信。然而,伯克的回应却是不停地重复安娜的过去,出现四次诅咒性话语,否定安娜在自己心目中的完美形象,这次,伯克在话题控制中处于优势地位。意识到自己的弱势发话者身份,安娜试图通过提高音量来控制场面,例如:“大声的”“尖锐刺耳的反抗”和“尖叫”(O’Neill, 1937:147-152)。奥利斯特姆曾提到“音量增加是控制场面的有效方法”(Stucky, 1994)。失去话语优势后,安娜变得恐惧焦虑,对于保持自我还是追逐伯克产生犹豫。

在坦白之前,安娜被认为是一个正派姑娘,但是只有她自己知道那只是表面的,并不是最真实的自己,她想要父亲和伯克了解自己的全部,然而,得到的却是他们对自己的不耻和诅咒。克里斯不再反对她嫁给伯克,但是伯克也收回自己的求婚请求而抛弃她。安娜失去了保持自我完美的面具,父亲和伯克又否定了她真实自我的价值,自己未来该是怎样的定位?安娜变得不知所措,开始对自己产生怀疑。 面对父亲的冷漠和伯克的抛弃,她想要返回纽约重操旧业,以期保持最后那可怜的身体自由,与伯克也和命运进行最后的抗争。话题二和三将继续对其进行深入阐释。

坦白自己不完美之后,安娜没有了话语优势变得不自信,开始怀疑自己的主体性,面对伯克,声音中也透露着谨慎小心。

话题二是两天后,醉酒的伯克去见安娜,旧事重提,发泄自己对安娜的失望与不满。本话题中伯克在话轮长度与副语言特征方面明显比安娜占优势,发话和话题管理次数也比安娜略胜一筹,四个长话轮表明伯克开始掌握话语权。安娜的说话风格也不同于第三幕的陈述命令,明显差异就是四次重复同一个问句“你来这想做什么?”(O’Neill, 1937:165),以暗示伯克说明来意并试图将其注意力转移到自己身上。然而伯克却只顾进行自己的话题而忽略安娜,不管是在语言还是行为方面都表现出对安娜的憎恶。被安娜背叛的羞辱与悲伤使伯克几近疯狂,对话中也弥漫着紧张与矛盾。此外,伯克通过“悲痛、愤怒、暴躁”的表情、拳头动作和话题管理策略延长话轮,保持话语优势。起初,安娜不想和伯克说话,用“冰冷的声调”(O’Neill, 1937:166)反抗,被迫加入对话后想用提高音量来控制情境,然而,已是弱势会话者的安娜只能随着伯克亦步亦趋。紧张的会话氛围和话语权的丧失使安娜变得小心翼翼,时刻戒备。

与作为寄养家庭的附属品而被强奸相比,安娜选择自由支配身体以谋生,她很清楚这将是一生的污点,但却毫无它选。为了生活而失去贞洁,安娜的妓女经历触犯了伯克作为男性的权威和尊严。父亲和伯克对自己的极度失望使安娜开始怀疑自己当初决定的正确性。最好的结果是,伯克能够原谅自己的行为,继续遵守求婚协定;最糟糕的则是她再一次被抛弃。安娜希望伯克能遵守诺言,所以会话中总是试探性地想要获取答案,而伯克最后跪下来恳求安娜能够承认自己所言不实的动作却再一次鼓励安娜为了自己的个体性想要进行最后的挣扎。

当伯克释怀时,安娜告诉伯克她要去纽约了,伯克极力反对安娜再去做那种不堪入目的事情,而安娜仍然坚持自己的决定。获悉伯克要启航去开普敦时,她却开始担心伯克会有别的情人。事实上,安娜开始陷入一种困境,她既想寻找自由,又渴望拥有伯克,他们的争论由此展开,这也是安娜为了获取其主体性的最后挣扎。

话题三数据表明,安娜的话轮长度比伯克占优势,这说明安娜又一次掌握话语权。但是两人发话次数却相同,由此可以推测他们在情境控制方面的权利是不相上下的,这种不同评估方法产生的矛盾结果暗示人物内心的复杂,同时也表现了安娜对于启航纽约的摇摆不定。两次长话轮中,多次停顿和声音变化可以为上述观点提供依据:安娜首先发起话轮,然后通过“恳求的”声音和拿出车票以“吸引他的视线”(O’Neill, 1937:167)等副语言来延长自己的话轮。如此一来,安娜逐渐将伯克的注意力转移到自己的话题上,然而,伯克又开始诅咒她。安娜通过把音量从“如石般沉静”提升到“嘶吼”(O’Neill, 1937:168),成功将伯克的注意力转移到航行上,从而控制了情境,暂时控制了话题走向。然而,话语中的多次停顿却出卖了她,例如“——想着你可能会回来——想着你可能会再考虑一下我说过的话——可能——”“你不能原谅那些逝去的和过去的吗——或者忘记?”(O’Neill, 1937:167)。安娜虽然控制了话语权,但多次停顿中断又将自己对未来决定的不确定和怀疑坦露,外界阻挠再加上内心矛盾,注定了安娜再次追求自由之路是荆棘丛生的。

事实上,安娜是在肯定与否定自由个体之间做最后的挣扎。她想要找回以前的工作以获得基本的人身自由,但是身体自由并不等于受人尊重(薛红梅、聂翔, 2008)。面对伯克的再次远航,她担心自己会失去伯克的爱,但是想要独占他又是环境所不允许的。安娜作为一个女孩被搁置于这样特殊的社会环境中,许多方面都是无能为力的。

四、安娜的妥协与再囚禁

安娜主体经历了自由、自我怀疑之后,她陷入了纠结:是继续自己的执念还是放弃。正在挣扎之时,伯克发出了邀请:“我现在只愿相信你”(O’Neill, 1937:171),他的话为安娜的选择增加了一个选项。当安娜接受伯克的橄榄枝时,她的未来也就被决定了,与伯克的婚姻将把她囚禁在另一个隐形牢笼之中,亦及个人主体。

表三主要是安娜与伯克有关婚姻的对话。两人在话轮长度和发话轮次上的数据相差甚远,伯克的数量是安娜的两倍,在情境控制方面占绝对支配权。伯克大多时间是在提出要求或命令,而安娜则是接受或同意的优选结构,例如:当伯克提出他可以将安娜改变为“一个完全新式女性”时,安娜对这项提议没有任何质疑,立刻给出肯定附和:“是的,你可以的”(O’Neill, 1937:172)。这与她之前第一次求婚时反对成为任何人的所属物是截然不同的。当伯克要求她起誓时,即使自己不是天主教徒,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并强调:“当然,我会发誓,曼特——对于任何事情”(O’Neill, 1937:173)。安娜无条件的肯定回答说明她开始和伯克保持话语一致,表现了她在话语方面的弱势亦即自我放逐。另外,伯克出现了三次沉默“我现在是否可以相信你——”“如果你不是天主教徒——”和“如果不能拥有你我会发疯!会屠杀整个世界——”(O’Neill, 1937:173-175),每当伯克话轮暂停时,安娜自主选择下一个话轮表达自己的决心,也反映了她的次等地位。除此之外,当伯克质疑安娜誓言的有效性时,她立刻回复道:“曼特!我发过誓了,不是吗”(O’Neill, 1937:176)。莱考夫曾论道反义疑问句可作为“女性迟疑的标记”(Herman, 1937:250),安娜想要从伯克那里得到肯定的无力话语将她的犹豫和试探显露无遗。

表三

从伯克话轮控制策略的数据中可推测其话语支配地位。伯克有十二次机会将安娜的注意力转移到自己的话题上,并延伸话轮突出自己的话语优势。例如,当安娜强调自己没有撒谎时,伯克打断并要求她发誓;第二次安娜问伯克为什么不信任自己时,伯克将话题转移到她是否是天主教徒的问题上;还有一次安娜还在纠结不是天主教徒会对他们的关系产生什么影响时,伯克将话题转移到他对安娜的爱上。很明显,安娜一直跟随伯克进行话题转向。此外,伯克还通过副语言,例如:“他机械地画着十字”“非常认真的”“用质疑灰暗的眼神瞥她”“更加蔑视的”等动作和表情来延长话轮(O’Neill, 1937:173-176),其中七个话轮平均词数超过三十个,而安娜的话轮大多由单词或短语构成。长短话轮的结合使用可以 “限定情境”(Herman, 1995:120),伯克的话语优势也由此显现。在有关婚姻的话题上,伯克一直在向安娜灌输自己的要求,这也奠定了他在两人关系中的优势地位,而安娜则失去了话语权和婚姻决定权。至此,安娜的个体建构处于伯克的控制之下。

安娜在自我怀疑和迷茫的时候,伯克给她的选择是依靠男性。在经历了因想要独立而带来的苦难之后,安娜开始怀疑自己主体完整性,再加上最后挣扎的失败,她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而伯克的第二次求婚或许是当下带她走出泥潭的唯一捷径。安娜选择接受求婚,也就意味着她以后必须服从于伯克的支配,一辈子生活在婚姻的枷锁中。

五、结语

本文主要基于话语轮次模式对《安娜·克里斯蒂》中女主人公安娜主体的妥协与再囚禁进行简要分析。通过运用话轮、话轮长度、话轮类型和话轮控制策略等概念对安娜、伯克和克里斯三者之间的会话特点进行分析,发现安娜的思想转变经历了三个阶段:自由、自我怀疑中的最后挣扎和妥协与再囚禁,最终阐明,安娜妥协于男性,被囚禁于婚姻的牢笼之中。和安娜一样,当时女性的社会地位是十分卑微的,“三从四德”才是她们的人生格言,独立自主根本就是天方夜谭。另外,将女性话语权研究、戏剧批评和话语轮次模式相联系,可以更好地将客观批评与人文研究结合在一起,更加丰富文学批评的研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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