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马德先，回族，1941年10月出生，是大同市云州区杜庄乡回族聚居村马家会人。

我于1960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至今已是一名有59年党龄的老党员。我能够从一个回族的苦孩子，一步一步地成长为马家会村原党支部书记、杜庄公社原党委副书记、杜庄公社原革委会主任、大同县委原副书记、原革委会主任，直至在大同县原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岗位上退休，这一切的进步和成绩，全靠党的精心培养，也有赖于回汉人民的大力支持。

我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回族家庭，曾因生活所迫，母亲把一岁的弟弟送了人（人家给了我们10块银元），那个时候还没有解放。后来因母亲思念成疾，在好心的亲友帮助下把我弟弟赎了回来。祸不单行，不久我父亲因病去世，撇下我们孤儿寡母三人，生活更加艰难，那年我才八岁。在这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姥爷和舅舅收留了我，我去了落阵营村姥爷家（姥爷已经72岁），帮助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姥爷和舅舅是勤劳善良的好人，还识些字，对种田很有经验，在姥爷家这一年多的劳动、接受指教，我的收获很大，学会了种田的常识，干农活的技能。在天阴下雨和农闲时，姥爷就教我识字，还教育我要做勤劳善良本分的人，这对我以后的生活、工作是很有帮助的。我母亲靠给人家揽着纳鞋底和做针线活，艰辛地维持着我和弟弟两人的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母子得到了党和政府的救济补助，生活才有了保障。从这时起，我心灵上产生了对党和政府的谢意和情感，这也是我以后认真努力工作的动力。

10岁时，母亲嫁给本村一位姓马的转业军人，我和弟弟随他们一起生活。母亲深知我渴望学习，就和继父商量供我上学读书。于是从10岁到14岁，我在本村每年冬春上学，夏秋的白天和继父一起做农活，晚上利用和老师做伴的机会补习功课。每天晚上，我忍着乏困，听老师讲课，几年下来，一至五年级的课程全部学完。在上小学期间，因家庭特别困难，政府每月还补贴3元助学金。小学毕业后，因本村没有高小，老师把求知若渴的我推荐给邻村的落阵营完全小学，通过考试，插班到六年级。在这里上了一个学期，第二学期因家庭困难只好辍学回村。这是发生在1955年的事，当时我已经15岁了。这年秋天，我们村成立了初级社，那时村里缺少文化人，村里让我帮助会计写写画画，也干些农活。到1956年，马家会、马坊、杜庄、长安村、常家堡五个村联合成立了一个民族团结高级社，这时候，我已经入了团，任村团支部书记，民族团结社团总支副书记。

1958年，我担任了马家会村第二生产队队长。当年秋天组织大食堂，因我办事细心，又有点文化，大队安排我当村里的食堂管理员。次年底，我被安排到杜庄公社党委管理档案并兼公社食堂管理员。在此期间，由于工作认真踏实，我常常受到表扬，于1960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公社工作两年后，到1962年国家实行压缩非农业人口政策（简称“六二压”），我也向组织提出回村务农，回村后又让我担任了第二生产队队长。1965年“四清”运动开始了，作为生产队长我也经历了“四清”运动的全过程，经受了运动的锻炼。“四清”运动后期，有一天晚上工作队找我谈话，告诉我说：“现在已经进入定大队支部班子的时候，经过征求党员和广大贫下中农的意见，经工作队反复考虑，认为马家会村党支部书记由你担任比较合适，你有什么想法？”当时，我有些顾虑，觉得自己年龄小、资历浅、经验不多，这个担子很重，恐难胜任，提出请组织再考虑考虑。工作队长说：“你不要推辞啦，等党员大会通过报上级批准你就上任吧！”就这样，1966年初我担任了马家会村党支部书记，接着配齐了班子。

当时，村里的农业生产条件十分落后，集体经济的底子特别薄弱。全村240口人，粮食产量6万斤，人均只有250斤，还要花钱购买返销粮。集体只有10犋牛，两辆马车，耕畜严重不足，且都骨瘦如柴。面对这样一个摊子，面对当时的重重困难，我们既做人的思想工作，又抓农业生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村里的面貌也发生了变化，当年粮食产量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由6万斤增到13万斤，农民的收入也有所增加，受到公社和縣里的表扬。

工作刚有了起色，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受到造反派的冲击，被批斗夺权，村里的生产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不久中央发布文件，要求抓革命、促生产，公社派工作组到村，通过宣传政策，做思想工作，我又恢复了党支部书记的职务，并调整完善了领导班子。调整后班子的平均年龄约23岁，完全是个年轻化的、团结的、能带领群众苦干实干的班子，也是个能严格要求自己、群众信任的班子。

从1966年到1972年6年时间里，村里有哪些发展变化呢？

一、改变了农业生产条件

修建了从桑干河提水的扬程34米的三级扬水站，配套了10英寸的洪流泵，挖通了3000米长的御河灌区引水斗渠，这两项工程可灌溉350亩农田，并能旱涝保收，结束了马家会村没有一亩水浇地的历史。

修复了两眼大口井，建成一处3亩大的菜园子，农民吃上了新鲜的蔬菜。

在村西北方造林200亩，有效地防治了风沙。

自筹资金，购置了一台55马力拖拉机。当时的拖拉机是很难买到的，特别是大马力拖拉机就更难买到。而我们村却能早早地买上，体现了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关怀和照顾。

二、畜牧业有了很大发展

6年时间，大牲畜由原来的40多头发展到80多头，羊由原来的160只发展到800多只。畜牧业的发展，增加了大量有机肥，为种植业提供了增产增收的条件。

三、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

由于生产条件的改善，再加上我们的精心管理，粮食产量逐年增加，从6万斤、13万斤、24万斤、26万斤，直至1972年的33万斤，比我上任前的1965年增加了4.5倍。社员的口粮由240斤增到500斤，品种由以玉米为主变为以谷、黍、小杂粮为主。除豆类外，社员可以自选口粮品种。

四、农民收入显著增加

人均分配收入由40元增至130元，工分值由0.2元增加到0.6元，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提高，青年人找对象也容易多了。

五、重视学习、宣傳党的少数民族政策

村级两委的回族干部以身作则，重视学习、宣传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并教育回族群众不要以少数民族自居，要做到与其他兄弟民族和睦相处，互相帮助，与人团结友爱。

1972年，县里从农村先进干部中选拔12名同志转成国家干部，充实到公社工作，我是这12名中的一员。记得当时公社书记陪同县政工组副组长到村对我考察，问我对出去工作有什么想法，出去后对村里工作有没有影响？我说：“出去工作是好事，我服从组织安排。”考察完后，我认为顺其自然吧，让出去就出去，让在就在。那时对村里很有感情，也很有信心，留恋着班子的同志们，留恋着村中的父老乡亲，留恋着村里的一草一木。

过了一段时间，大约是1972年2月，公社打电话通知让我到杜庄公社工作，任组织委员。公社安排除继续关照些本村的工作外，跑一下上面的工作。1973年秋，县委书记李志远同志在杜庄公社包点，决定建设落利周万亩方田，就是以落阵营为中心，南面的利仁皂，北面的周家堡，三个村沿御河东岸的一万亩土地（落阵营4100亩，利仁皂3600亩，周家堡1000亩，三个村改良盐碱地1300亩，共计10000亩）重新规划，实施井、渠、田、林、路五配套工程。公社要成立建设万亩方田指挥部，党委决定让我担任总指挥。三个村的1万多亩土地统一规划，摊平重建，要一边规划一边摊一边建，工程复杂艰难，工作量非常大，而且必须争时间，抢进度，保质量，不能影响第二年春耕春播。当年8月，指挥部成员进村，秋收开始，工程即全面启动。开工后，我们将指挥部设在工程现场，实行一出勤两送饭，中午吃饭休息全在地里。这样大干了50多天，工程已初具规模。1974年完善了一年，主要是打井、建设防渗渠、植树、硬化道路。万亩方田三个村子的产量由1973年的220万斤增至1975年的530万斤，增长了140%。雁北地委在1973-1975连续三年召开的全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现场会，都把落利周万亩方田作为参观检查的典型，并作经验介绍。有的县还专门派人前去参观。

1974年，我任杜庄公社革委会主任;1975年，县委推荐地委任命我为县委副书记，分管农业工作;1976年六、七月份，任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主任。1983年，组织让我参加了省委开办的副处以上干部文化班，学期二年半，学历大专。毕业回来后，继续当了三年分管农业的副书记。我49岁那年，组织上和我谈话，征求我对今后工作岗位的意见，我当时说：“我有个想法，还留在大同县工作，继续当副书记、分管农业也好，能去人大工作也好。”组织同意我去县人大工作，安排我任人大主任。在人大主任的岗位上干了两届共8年，到1998年后半年换届，不再担任县人大主任，离开了工作岗位。我的从政经历没有跳跃，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挺短的。由原来在回民聚居村马家会为回族群众服务到为大同县回汉人民服务，我一直牢记我是党培养的干部，为人民服务是我一生的追求。

我有五个孩子，四个男孩。女儿最大，高中毕业后参军，一直在军队系统，现在总政宾馆担任副书记;大儿子任大同县法院副院长;二儿子任大同市公路分局一个基层站的书记;三儿子在县交警大队任第一副大队长;四儿子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念了12年书直至博士后，现在航天系统一个研究院工作。孩子们的进步，完全是党培养教育的结果。我对孩子们从主观上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从不娇生惯养。学生期间，要求他们好好学习;工作后，要求他们勤奋工作，遵守纪律，低调做人，不要有任何优越感，走好人生路，报答党的恩。我对孩子们警钟常鸣，这是做父亲的责任，更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责任。

刚离开人大工作岗位，组织上有时还安排做点工作，我从不推辞，尽力去做好。现在年事已高，生活在伟大的新时代，国家发展日新月异、欣欣向荣，各方面发生着巨大变化，新蓝图、新成就、新成果一个接着一个地展现，国家繁荣昌盛，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为此兴奋、感动，一有机会我就宣传国家的大好形势。就这样，我在精神上享受着，幸福地生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