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 胜 高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西安 710119)

从传世文献看，丘、虚作为上古时期重要的地理标识，成为早期中国观察自然环境、描述居住空间和思考神人关系重要的参照。从传说系统中大禹的“降丘宅土”到“敷下土方”，在水土治理过程中不断形成的地理观念主导着早期中国的区域治理学说。《九丘》之“丘”如何成为区域概念，并与《八索》合并成为早期国家治理的模式？我们有必要结合丘虚观念的形成和社祀之说进行考察。本文试论之。

一、大禹“降丘宅土”与丘虚的观念形成

《说文解字·丘部》：“土之高也，非人所为也。从北，从一。一，地也。人居在丘南，故从北。”其认为古之丘为自然生成的高地，其南向阳，供人居住。按照《尔雅·释丘》的解释，丘之命名，常取其形状：

丘，一成为敦丘，再成为陶丘，再成锐上为融丘，三成为昆仑丘。如乘者乘丘，如陼者陼丘，水潦所止泥丘，方丘胡丘，绝高为之京，非人为之丘。水潦所还埒丘，上正章丘，泽中有丘都丘。当途梧丘，途出其右而还之画丘，途出其前戴丘，途出其后昌丘。水出其前渻丘，水出其后沮丘，水出其右正丘，水出其左营丘，如覆敦者敦丘，逦迤沙丘。左高咸丘，右高临丘，前高旄丘，后高陵丘，偏高阿丘。宛中宛丘，丘背有丘为负丘。左泽定丘，右陵泰丘。如亩亩丘。如陵陵丘。丘上有丘为宛丘。陈有宛丘，晋有潜丘，淮南有州黎丘。天下有名丘五，三在河南，其二在河北。(2)郭璞注：“恐此诸丘，碌碌未足用当之，殆自别更有魁梧杰大者五，但未详其名号、今者所在耳。”参见郭璞、邢昺：《尔雅注疏》卷七《释丘》，《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617页。

上古先民依丘而居，对丘进行了仔细观察并命名之。丘既以形状得名，则形状相似之丘可同名，故后世史料所载同名之丘，有些在当时绝非同地。如殷纣王扩建苑台而游戏的沙丘、赵武灵王所死之沙丘与秦始皇暴卒之沙丘，便有可能同名而异地。沙丘乃指沙土绵延之高地，邢昺疏《尔雅》言：“连延谓连接延长，丘形邪行连接而长者名沙丘。”[1]2617沙丘当为地貌之描写，类今之沙漠之名，后世训诂家若不察，(3)赵有沙丘宫，为武灵王之死处，在钜鹿。秦始皇所死之沙丘台，在邢州平乡县东北二十里。参见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第264～265页；殷纣王所益沙丘苑台，《地理志》言为巨鹿东北七十里者。《括地志》言为在邢州平乡东北二十里。《竹书纪年》言为“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强以一地解释。沙丘当为对连绵之丘的形状描写，其或类今之沙漠，故三者或非一地。则极易混淆而莫衷一是。

对丘形状如此细致的观察及命名，出于先民对居住环境的仔细观察。《风俗通义·山泽》言：“尧遭洪水，万民皆山栖巢居，以避其害，禹决江疏河，民乃下丘，营度爽垲之场而邑落之，故丘之字，二人立一上，一者地也，四方高，中央下，像形也。”应劭认为，早期中国的地理认知中对丘如此重视，在于先民对洪水的恐惧，高出平地之丘作为天然的躲避洪水之所，在大禹治水前后成为最重要的居住地。

《尚书·禹贡》言：“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其言虽出于对兖州的描述，却能看出大禹治水时期以丘为据点而治水的努力。孔传言：“地高曰丘。大水去，民下丘，居平土，就桑蚕。”认为尧舜之时天下大水，百姓居于丘陵之上而避水患。郑玄认为《禹贡》之所以单独列出兖州，在于“此州寡于山，而夹川两大流之间，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于是下丘居土，以其免于厄，尤喜，故记之”[2]147，最能体现在低洼之地堆土而为丘，以使水归其壑，百姓土丘得以安居，这是大禹治水的基本方式。胡渭认为九州皆受此洪水，大禹治水都有“降丘宅土”之事，“兖少山而丘颇多，其见于经传者曰楚丘、帝丘、旄丘、铁丘、瑕丘、清丘、廪丘、敦丘，皆在濮水之滨，桑土之野。故《经》系‘降丘宅土’于‘桑土既蚕’之下。……兖地最卑，丘非山比。当泛滥之时，而其上犹可以居人。”[3]76兖州地势低洼，降丘宅土的方式最有代表性，正是这种推土为高地而水归其壑的治水方式，使得其地百姓有家可归，在丘上耕种，在丘下取水，为后世中国村居依山傍水的选择提供了经验。

偃师二里头遗址，现在地势仍略高于周围区域；郑州商城遗址西、南两侧在嵩山余脉延展而来的丘陵高地上，东、北两侧为平原与湖泊；郑州小双桥遗址位于淮河支流的台地上；夏县东下冯商城位于青龙河的上游东岸的阶地上；垣曲商城遗址位于黄河与其支流亳清河交汇处的三级台地上；此外黄陂盘龙城遗址、焦作府城遗址、周原遗址、镐京遗址也都位于水边的台地上，(4)参见井中伟、王立新编著：《夏商周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5、74、90、91、93、95、97、212、221页。皆体现出早期聚丘而居的地理认知。

大禹疏通水道，使得积水泄去，百姓得以据丘而居，面水而耕，既避免了洪水的阻隔，又得以开垦出大量水土丰沃的良田。商周文献言土地之事，常追溯大禹甸土之功。如《商颂·长发》：“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言商之先祖有娀氏，曾随禹甸土，商族所据之地得以广大。《大雅·韩奕》亦言：“奕奕梁山，维禹甸之。”诗写韩奕受封之地时，亦追述大禹平土之功。郑笺：“梁山之野，尧时俱遭洪水。禹甸之者，决除其灾，使成平田，定贡赋于天子。”[4]570《小雅·信南山》又言：“信彼南山，维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孙田之。”言南山下之沃野，亦追述大禹之功。郑玄云：“信乎彼南山之野，禹治而丘甸之。今原隰垦辟，则又成王之所佃。言成王乃远修禹之功，今王反不修其业乎？”[4]470由此来看，周人追述禹的功业，一是治水，疏水入壑；二是甸土，降丘宅土。《尚书·吕刑》言：“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家殖嘉谷。”水土既平，农耕遂成。

大禹降丘宅土的过程，在新见的《豳公盨》中有详细描述：

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降民鉴德，乃自作配乡。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厥贵唯德。民好明德，顾在天下。用厥绍好。益敬懿德，康亡不懋。孝友訏明。经齐好祀，无愧心好德，婚媾亦唯协。天厘用考，神复用祓录，永御于宁。豳公曰：民唯克用，兹德亡诲。[5]

此文可以视为豳公祭祀的文辞。按照李零先生的理解，此簋文的文体属于掌故类，主要讲道德教训，而不是纪年某一件事，更接近于《尚书》的文体。[6]144在这其中，豳公及其臣民自称为禹之臣民，符合姬周自认出于夏后的传统。其中言“天命禹敷土”，即《长发》中所谓的“敷下土方”，是言禹宅土；而“随山浚川”则是降丘；“差地设征”，便是分画九州而设贡赋。

降丘，就水土治理而言，是选择高丘之旁作为百姓聚居之地，进而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聚落。那些被大禹选定的高丘，或者当时在高丘之旁的聚落，便成为后世设都、作邑的神圣之所。《商颂·殷武》追述殷商时诸侯立国，皆踪禹之所迹：“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即在大禹平复水土的重要区域建立都城。郑玄解释说：“天命乃令天下众君诸侯立都于禹所治之功，以岁时来朝觐于我殷王者，勿罪过与之祸適，徒敕以劝民稼穑，非可解倦。……禹平水土，弼成五服，而诸侯之国定，是以云然。”[4]628在商时，大禹治水时所形成的聚落已经发展为诸侯的都邑。《大雅·文王有声》言文王作邑于丰，便是选择禹所定之地：“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四方攸同，皇王维辟。”郑玄认为：“昔尧时洪水，而丰水亦泛滥为害。禹治之，使入渭，东注于河，禹之功也。文王、武王今得作邑于其旁地，为天下所同心而归。大王为之君，乃由禹之功，故引美之。”[4]526文王作丰之时，亦在殷末，正是“设都于禹之绩”的体现。

据《周礼》所载，宅土便是根据山川、丘陵的土地状况，确定物产。其中，既包括“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7]702，即分画九州；又包括“兆山川丘陵坟衍，各因其方”[7]766，即设立望祀之所；还包括“辨其丘陵、坟衍、原显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7]865，即设置都邑。《鲁颂·閟宫》亦言：“奄有下土，缵禹之绪。”认为大禹治水之后，方有田土；后稷稼穑之后，方有五谷。“尧时洪水为灾，民不粒食。天神多予后稷以五谷。禹平水土，乃教民播种之，于是天下大有，故云继禹之事也。美之，故申说以明之。”[4]614周人将大禹宅土、后稷播五谷视为周族得以兴盛的基础。后稷所作之事，即“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8]1357，使得土地物产能够相宜。

丘非人力所成，是由自然形成的高地，常被作为一方地理之标识。《左传》所载之城，多因丘而作。(5)《左传·僖公十六年》载十二月，诸侯“会于淮，谋郐，且东略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齐有乱。’不果城而还。”鄫城中有丘，是为高地。杜预注：“役人遇厉气，不堪久驻，故作妖言。”在丘上夜呼，实乃借丘之神灵而引起百姓的呼应。如桓公五年(前708)，鲁筑城于祝丘；僖公二年(前659)春，诸侯城楚丘而封卫；哀公七年(前489)，宋人筑黍丘、揖丘等五邑于曹国之郊等，丘既为百姓群居之地，常作为筑城之所，自然成为地理标识。《鄘风·载驰》言许穆夫人“陟彼阿丘，言采其虻”，在卫亡之后登上阿丘；《释名》卷一言“偏高曰阿丘”，实则登上许国边界的高丘。《卫风·氓》：“送子涉淇，至于顿丘”，顿丘在朝歌之东，为男女所居之地的分野，二人于丘下分别，顿丘是作为常见的地理标识。

源自降丘宅土而形成的丘，因为百姓聚居而成为国家治理的行政单元。(6)郑玄认为大禹之时已经形成了丘甸制度，孔颖达非之，实则后世在大禹降丘宅土所设置的丘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井、邑、丘、甸设置。《周礼·地官司徒·小司徒》云：“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由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丘乘，即丘甸，邑方一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车赋出马四匹，长毂一乘，故名丘乘。《春秋》载成公元年(前591)“始作丘甲”，《公羊传》认为此不合礼制而记之，何休认为记之以为讥。其何以违制？在于周之军赋，以甸摊派，而成公则按照丘摊派，实则加重了百姓军赋。以丘为单位征收军赋，使得丘替代甸成为鲁之军事单元。襄公十七年(前577)春，重丘人闭门而訽卫孙蒯；齐吕山与其党则率营丘人袭攻杀胡公而自立为献公，可见丘民、丘人即为同居某丘之人，具有宗法性质；又已经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军事单元，因而可以一呼而起。故《孟子·尽心下》言：“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9]2774认为丘民作为基层组织，应成为天子争取的对象。

百姓居住于丘，诸侯城之于丘，丘也因此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如隐公七年(前717)三月，鲁城中丘，作为战略支点；桓公七年(前706)春二月鲁焚邾之咸丘，以示警告；庄公十年(前685)鲁败宋师于乘丘；文公九年(前619)楚侵陈，克壶丘；文公十一年(前617)宋败狄于长丘；成公九年(前583)，楚入渠丘；成公十六年(前576)晋人执季文子于苕丘；襄公元年(前573)晋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归，置诸瓠丘；襄公十七年(前557)卫石买、孙蒯伐曹，取重丘；哀公九年(前477)宋皇瑗帅师取郑师于雍丘等，对丘的占领，标志着对一方土地的拥有。

由此来看，丘作为上古时期聚落之所在，依山傍水，成为早期中国基本的地理认知，成为百姓聚居之地。《大雅·公刘》记载公刘迁豳时选择居住地：“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覯于京。京师之野，……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正是选择向阳的南冈作为定居制度，以求向阳而傍水。在这样的地理认知中，丘便成为早期中国聚居而设都邑的首选之地。在这样的观念中，自然界的高丘常被视为神灵居住之所和往来天地的通道。

二、“敷下土方”与土地之祀的形成

从传世文献来看，三代以社为土地之主。(7)应劭《风俗通义·祀典》：“社者，土地之主。”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54页。《墨子·明鬼下》言三代立社：“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菆位。”其所言“菆位”，孙诒让释为“丛社”，[10]236即在丛林茂密处立社，作为一方土地之神位，用于祀土地之主。

在周人的观念中，社主是上古时期长期负责水土治理的共工氏。《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蔡墨答魏献子之问时言：“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认为共工氏之子句龙曾担任后土一职，久而久之被奉为社主。(8)上古之部族各有所长，掌握某一特殊技能，长期担任某方面的职务，烈山后稷与姬周后稷实为舅甥相承的农官，后世祀之为农神。参见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19～425页。从周秦文献所载来看，共工氏族居住于山水相依之地，长于治水，遂以水名官。(9)《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少皞氏后裔郯子言：“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管子·揆度》言：“共工之王，水处什之七，陆处什之三，乘天势以隘制天下。”认为共工氏在黄帝之前一度称王，后臣服于黄帝。班固亦言：“昔共工氏以水德间于木火，与秦同运，非其次序，故皆不永。”[11]1271也认为共工氏曾一度统领天下，在黄帝时出任水官。此后，共工氏还一度恃水之险，与颛顼争为帝。(10)《淮南子·天文训》：“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何宁《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67～168页。共工氏族既能与颛顼争帝，其实力当与颛顼不相上下，虽失败臣服，共工氏族仍负责治水。至舜时，共工氏以善于治水而为舜所用。《孟子·万章上》曾言“舜流共工于幽州”，其首领倕被诛杀。(11)此即《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所言“尧不听，又举兵而流共工于幽州之都”。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24页。舜遂命鲧负责治水，鲧以来的基本力量仍是共工氏族。《国语·周语下》载太子晋曾言共工氏与夏之间的关系：

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从孙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汨九川，陂鄣九泽，丰殖九薮，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无伏阴，地无散阳，水无沈气，火无灾燀，神无闲行，民无淫心，时无逆数，物无害生。帅象禹之功，度之于轨仪，莫非嘉绩，克厌帝心。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谓其能为禹股肱心膂，以养物丰民人也。

其言鲧用堙堵的方式治水，为尧所杀。禹则在共工氏族的协助之下治水成功，禹由此接替舜成为首领，建立夏朝；而共工氏后裔也被赐姓为姜，成为禹最重要的股肱之臣。

《国语·鲁语上》亦载展禽之言曰：“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 共工氏辅佐大禹治水，疏通九河，敷定九州之地，使其风调雨顺。所谓的“九土”，乃是敷定九州土地之相宜，使其便于耕作，是为后土，负责管理土地，作为土地之神，祀为土地之主。《礼记·祭法》重述此意，言为“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言“九有”为霸有九州之地，实乃秦汉学者之曲解，“九有”与“九土”乃代指天下所有土地。《商颂·玄鸟》言：“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九有”便是言成汤拥有了天下之土。《荀子·解蔽》亦言：“成汤监于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长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有也。”是为商替代夏朝占有九有之地。

商周文献所强调的禹之功，在于“以敷下土方”，如《商颂·长发》所言：“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楚辞·天问》亦言：“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关于“土方”，有两种理解：

一是土方为北方部族之一，商王予以平定，有学者认为卜辞之伐土方，即《纪年》之征豕韦。[12]土方是禹夏之故地，《国语·晋语八》载范宣子言：“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周卑，晋继之，为范氏。”若依此言，陶唐之氏族为尧，即伊祁氏，又作伊耆氏，在此语境下被理解为禹征服土方。“土方”为禹之故土，伊耆氏居于土方，其乐为土鼓苇籥：“土鼓，蒉桴，苇籥，伊耆氏之乐也。”[8]1491《礼记》言蜡祭起源于伊耆氏：“伊耆氏始为蜡。”[8]1453蜡祭为岁中祭祀地之老物，以保佑田土丰沃，是周祀地之礼的组成部分。周社之祀，籥《豳诗》《豳雅》《豳颂》，其乐器正是土鼓、苇籥之属，[13]可见其与土方关系密切。

二是土方为社方，即《小雅·甫田》中的“以社以方”的合称。甲骨文中之“社”，多写作“土”,《商颂·玄鸟》所言的“宅殷土芒芒”，《史记·三代世表》直接作“殷社茫茫”。《公羊传·僖公三年》言“诸侯祭土”，何休注：“土谓社矣。”这样来理解，“禹敷下土方”，便是禹为天下立社方，以祀土地之主。“禹省下土方”，则言禹四处巡视各地所立之社，督导水土治理。《周礼·夏官》载“土方氏”一职，“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国都鄙。以辨土宜土化之法，而授任地者。”具体负责土地分配与土地管理，实际是禹“下土方”的职务化。大禹治水的过程中，司水土之官也普遍设立，而各地也立社以祀土地之主，以求物阜年丰，社祀便由此而形成。故司马迁明确说：“自禹兴而修社祀，后稷稼穑，故有稷祠，郊社所从来尚矣。”[14]1357认为社祀起于大禹平定水土的过程中。因此《长发》所言的“敷下土方”，是言禹治水而立社方。《天问》所言的“省下土四方”，是言禹巡视四方之社，与《禹贡》中的“敷下土方”同义，是言平治水土，立社以祀土地之主。

从《国语》所载来看，周以共工氏之后裔为后土，是为社主。《春秋左氏传》佚文亦言：“共工之子为玄冥雨师，郑大夫子产禳于玄冥雨师也。”应劭注认为：“少昊有四叔，重为句芒，胲为蓐收，脩及熙为玄冥。”郑国祈雨于玄冥，汉祈雨于共工，皆出于共工一系。《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言，鲧与共工皆为尧时的治水大臣：“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谏曰：‘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诛共工于幽州之都。” 综合前文所论，当是鲧负责治水，由共工氏族首领倕具体执行，二人采用堙堵之法治水无效，共工氏族被流放，鲧亦被处死。疑古学者认为鲧与共工为一人，以禹为句龙。(12)传说系统的组合或者混同，就引起了文献系统的混乱，共工与鲧、句龙与禹的关系便成为古史辨之后学者讨论的焦点。古史辨派做了很多详细的论述，认为“共工为鲧”“禹为句龙”的说法，认为鲧与共工、禹与句龙是同一传说而不同流传。参见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古史辨》(第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29～335页。丁山：《由鲧堙洪水论舜放四凶》，《古代神话与民族》，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18～219页。孙作云：《蚩尤考》，《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5～217页。其实，共工与鲧、禹与句龙的描述有着明显的差异，[15]不能轻易将之混淆。周以共工之子句龙为社主，实际是对共工氏族治水功绩的纪念。因此，具体而言，句龙为周之社主；大约而言，则以共工为社祀对象，如西汉民间祈雨于社，便以共工为社神：“其神共工，祭之以生鱼八，玄酒，具清酒搏脯。”[16]3118正是以共工氏之子句龙为社主的衍化。

《淮南子·天文训》言：“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治四方。”视后土为黄帝佐使，实际是以地祇配五方帝。随着黄帝被视为华夏始祖，后土也因此演化为黄帝时人，成为黄帝的属官。韦昭言：“共工氏伯者，名戏；弘农之间有城。其子，共工之裔子句龙也，佐黄帝为土官。九土，九州之土也。后，君也，使君土官，故曰后土也。社，后土之神也。”[17]167因此，在传说系统中，掌管水土的共工氏族，自黄帝、颛顼、尧、舜时期一直治理水土，(13)《风俗通义》引《春秋左氏传》佚文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佐颛顼，能平九土，为后土，故封为上公，祀以为社，非地祇。”蔡邕《独断上》言：“社神，盖共工氏之子句龙也，能平水土，帝颛顼之世，举以为土正，天下赖其功，尧祠以为社。”《国语》所言的共工氏之子句龙，亦被汉朝人视为颛顼、尧的属官，其既后出，显为衍化。长期担任后土之职，是为后土。禹遂在共工氏族的辅佐之下，率领百姓治水成功。(14)《左传·文公十八年》载行父之言：“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地平天成。”杜预注：“后土，地官；禹作司空，平水土，即主地之官。”在甲骨文中，“社”写作“土”，社神本为田土之神。蔡邕《陈留东昏库上里社碑》言：“社祀之建尚矣，昔在圣帝，有五行之官，而共工子句龙为后土；及其没也，遂为社祀，故曰：社者，土地之主也。”大禹治水成功之后封共工氏之子句龙为社主，就职务而言，负责治理天下水土；就祭祀而言，管理天下社祀，周遂将句龙作为社祀之主。

由此来看，禹下土方，当为禹立社祀以祭祀四方土地，由此而形成的祭祀系统，成为早期国家治理的方式。《管子·轻重》言：“有虞之王，烧曾薮，斩群害，以为民利。封土为社，置木为闾，始民知礼也。”丘为百姓定居之所，立社祀地而建立起祭祀系统，由此而形成稳定了生产生活秩序。《淮南子·汜论训》曾言：“禹劳天下而死为社，后稷作稼穑而死为稷。”大禹立社、后稷稼穑，是农业生产秩序得以形成的关键。大禹立社的贡献，在汉代得到充分的认同。王莽居摄时，重立社稷，“遂于官社后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11]1269将夏禹配食于官社，便是对大禹“敷下社方”之功的肯定。

三、《九丘》《八索》与早期的区域治理

《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曾有文献名《九丘》：

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18]2064

其中所言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皆已散佚。孔颖达言后世学者的推测：“各以意言，无正验，杜所不信，故云皆古书名。”[18]2064贾公彦也认为这些书“以无正文，故所解有异”。[7]820孔安国《尚书序》推测诸书性质：

伏羲、神农、皇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者皆聚此书也。今外史所掌者四方之志，其九丘之类也；三皇五帝之书，即所谓三坟五典也。达其名于四方，使天下之人皆知有此书也。[2]114

认为《三坟》《五典》是三皇五帝之书，《八索》出于八卦，而《九丘》是为九方之志。郑玄认为《周礼》载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便是“楚灵王所谓《三坟》《五典》”。[7]820马融也认为九丘之九取自九州之数。贾逵却认为：“《八索》，八王之法。《九丘》，九州亡国之戒。”[7]820他认同孔安国、马融的《九丘》之说，却认为八索是八王治理天下的方法，而九丘是天下兴亡的记述，觉得这些古籍应该是治国经验的总结。

延笃、张衡却认为《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是言礼法之书：“《三坟》，三礼，礼为大防。《尔雅》曰：坟，大防也。《书》曰：‘谁能典朕三礼。’三礼，天、地、人之礼也。《五典》，五帝之常道也。《八索》，《周礼》八议之刑索，空空设之。《九丘》，《周礼》之九刑。丘，空也，亦空设之。”[18]2064认为这些古书只是前代礼法文本的累积。孔颖达却认同孔安国的“九丘”之说：

其论九州之事所有志记者，其书谓之九丘，所以名“丘”者，以丘，聚也，言於九州当有土地所生之物，风气所宜之事，莫不皆聚见於此书，故谓之“九丘”焉。……其“九丘”取名於聚，义多如山丘，故为聚。《左传》或谓之“九区”，得为说当九州之区域，义亦通也。又言“九州所有”，此一句与下为总，即“土地所生，风气所宜”是所有也。言“土地所生”，即其动物、植物，大率土之所生不出此二者。又云“风气所宜”者，亦与土地所生大同。何者？以九州各有土地，有生与不生，由风气所宜与不宜。此亦《职方》《禹贡》之类。别而言之，“土地所生”若《禹贡》之“厥贡”“厥篚”也，“风气所宜”若《职方》其畜宜若干、其民若干男、若干女是也。[2]114

他释“丘”为“聚”，在于丘之物产丰富，《九丘》当为言九州物产之书，其性质大致类似《禹贡》所言九州物产所宜。

九丘，最早见于《山海经·海内经》，其言海内之区：

有九丘，以水络之：名曰陶唐之丘、有叔得之丘、孟盈之丘、昆吾之丘、黑白之丘、赤望之丘、参卫之丘、武夫之丘、神民之丘。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名曰建木，百仞无枝，有九欘，下有九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皞爰过，黄帝所为。[19]448

九丘“以水络之”，是言九丘中间有江河相隔。此九丘中繁衍着都广特有的建木，而建木是为“众帝所自上下”的通道，因而九丘实为九座神山。建木为黄帝所植，黄帝分管的区域是“自昆仑中，至太室之野”，实际为神州的地祇，这样来看，九丘的位置实际分布于九州之中。

考察九丘与九州的关系，陶唐为尧之帝号，陶唐之丘当为尧部族所居之丘，《尚书·五子之歌》：“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故其当在冀州。昆吾之丘，当为夏伯昆吾所居之丘。《国语·郑语》言：“昆吾为夏伯矣。”韦昭注：“昆吾，祝融之孙，陆终第一子，名樊，为己姓，封于昆吾。昆吾，卫是也。其后夏衰，昆吾为夏伯，迁于旧许，传曰：‘楚之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17]466—467认为昆吾之丘在黄河流域。《淮南子·地形训》：“昆吾丘在南方。”言昆吾之丘，当在荆州。武夫之丘，郭璞云：“此山出美石。”袁珂言：“《南次二经》云：会稽之山，其下多砆石。”郭注云：“砆，武夫石，似玉。”《山海经·海内东经》曰：“会稽山在大楚南。”[19]332武夫之丘，当为扬州。此外，叔得之丘、孟盈之丘，亦当为古之部族所居之丘。郝懿行言：“叔得孟盈盖皆人名号也。孟盈或作盖盈，古天子号。”故此《山海经》所载神州之九丘，当为九州之前身，其起源于大禹降丘宅土时所形成的祀地之所，其以上古主要部族所居而得名。随着地理认知的拓展，原本存在于巫系文本中用于祭祀的九丘，逐渐演化为更为广博的地理观念，是为九州。宋代刘敞曾言：

九丘者，即所谓《八索》《九丘》。按小序：“帝釐下土，方设居方，别生分类”，作《汩作》《九共(丘)》及《稿饫》。然则《汩作》之篇，言所以釐下土，兴工致治之道尔。《九丘》者，乃所谓方设居方，别生分类者也。九州殊土异俗，各因其性，顺其旧而教扰之，故为九篇，篇言一州也。舜肇十有二州，而今但九者，幽、并之俗与冀州类，营州之俗与青州类，但疆土广大，故分之耳。至于人物，自如旧也。……《禹贡》虽载九州之地形，乃是治水之书，亦无方设居方，别生分类之事。则《禹贡》所言者，形质也；《九丘》所言者，情性也。惜哉！此书之亡，不及见有虞氏之明德也。[20]2—3

刘敞认为《九丘》实际是记载九州的风土人情，与《禹贡》稍有别，但其“九”是为九州。“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孔子)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2]114阎若璩则认为《九丘》大致可以确定为最早的地理方志，(15)《国朝宫史·书籍九皇舆表一部》：“孔安国曰：‘九邱者，九州之志也。’史记载：萧何入关，收秦图籍，高帝以故具知天下阨塞。是可见有国家者，封域之广狭，郡邑之兴废，固不可不务远稽而近考也。朕尝博观群史，上溯源流，高辛创立九州，虞帝分为十二，周初职方以统九服，保章以辨分星，胙土列爵，天下井如。”参见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卷三十《书籍九皇舆表一部》，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596页。这样来看，九丘当是大禹“降丘宅土”所形成的有代表性的高丘，在其“敷下土方”时成为祀地之所，在丘虚作为地理标识的历史语境中，成为天下土地的代表。

孔颖达不同意孔安国《八索》出自周易“八卦”的说法：

言为论八卦事义之说者，其书谓之“八索”。……然八卦言之“说”，九州言之“志”，不同者，以八卦交互相说其理，九州当州有所志识，以此而不同。此“索”谓求索，亦为搜索，以易八卦为主，故易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曰：“八卦相荡。”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出於八卦。就八卦而求其理，则万有一千五百二十策，天下之事得，故谓之“索”，非一索再索而已。此“索”於《左传》亦或谓之“索”，说有不同，皆后人失其真理，妄穿凿耳。[2]114

八卦与八方相配，也不过是战国之后的观念，即便是《周易·说卦》中言：“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也不过是言求乾坤二气之法，如此解释《八索》，过于勉强。因而马端临只好笼统而言之为：“《八索》，《易》也，盖彖、象、文言之类也。”[21]5286王应麟倒是进行了更为详切的说解：

愚按，《国语》史伯曰“平八索以成人”，韦昭注谓“八体以应八卦也，”谓《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离》为目，《兑》为口，《坎》为耳，《艮》为手，此足以证孔、马之说。[22]6

其所言的“平八索以成人”，出自《国语·郑语》：

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姟极。[17]470—471

韦昭注言：“八索，谓八体，以应八卦也。谓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离为目，兑为口，坎为耳，艮为手。”认为八索是八卦对应的人体部位，其中包括“四支”也包括“七体”，(16)韦昭注：“七体，七窍也。谓目为心视，耳为心听，口为心谈，鼻为心芳。”见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第470页。显然八索并非指代八体，也就无从与八卦对应。故皮锡瑞言孔安国之说：“其解《三坟》《五典》，本于郑《注》；《八索》《九邱》，本于马融。据其说，则《八索》乃《易》之类。皆无明据，可不深究。”[23]31

既然《三坟》《五典》《九丘》是言治国之书，则《八索》亦有可能言天下治理的策略。(17)李昉：《太平御览》卷六百八 载《广雅》言：“《三坟》，分也；论三才之分，天、地、人之治，其体有三也。《五典》，镇也；制作教法，所以镇之上下，其等有五。《八索》，著素王之法，若孔子者，圣而不王，制此法者有八也。《九丘》者，丘，区也，别九州土气，教化所宜施者也。此皆三王以前，上至羲皇时书也。今皆亡，惟《尧典》在。”《左传·定公四年》载周初分封时，曾以“索”作为治理天下的方法：

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18]2135

杜预注：“启，开也，居殷故地，因其风俗，开用其政，疆理土地以周法。”“索，法也。大原近戎而寒，不与中国同，故自以戎法。”其中的周索，是以周之成法治理殷地。按照《尚书》虞、夏、商、周的体例，与之对应的是虞索、夏索、殷索。而戎索，是以戎地的成法治理唐地，按照四夷的观念，与之对应的当是夷索、狄索、蛮索。华夏地区治理的虞、夏、商、周与四夷治理的戎、蛮、夷、狄，合称八索。张端义《贵耳集》便认同这一看法：“周索，戎索。索，法也。《书》序云：‘九丘八索。’即此‘索’也。”故《国语》所言的“平八索以成人”，是在总结历代先王治国之道和行之有效的四方治理之法，作为教育贵族子弟治国理政的经验。

由此来看，《九丘》是大禹“降丘宅土”时期形成的对丘的认知，是依照祭祀系统而形成的地理观念，是“九土”之丘，其当为九州概念的前身。《山海经》残留有九丘之说，而周初封地时常用的“封于某虚”，“营于某丘”的记载，便是《九丘》观念的遗留，《八索》则是因历史、地理不同而形成的区域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