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科学家的高尚品行

2019-02-21李春如

党史文汇 2019年2期

李春如

今天,我们这些生活在和平建设时期、享受着安宁幸福日子的中国人,目睹当今世界一些地区和国家仍战乱不止,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时,实在百感交集。一方面我们为这些战乱地区的人们焦心忧虑,另一方面也深感自己幸运幸福。饮水思源,不能不让人想到为国家民族谋求解放而前赴后继、奋勇斗争的仁人志士,特别是近代以来,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中,作出英勇牺牲和突出贡献的众多革命家、科学家、教育家们。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人格魅力最能感动人激励人,我们要学习他们那种高尚品行。

首先要学习他们大义凛然的正气、骨气、是非善恶观。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入侵、国难当头的生死存亡时刻,在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剿共的腥风血雨时刻,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不畏强敌不怕牺牲,奋起抗争,写下可歌可泣的一页。八路軍所辖三师在朱德、彭德怀等率领下挺进敌后插入敌心脏,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运动战,首战平型关,破灭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再是百团大战,显示了军民团结抗敌的神威。抗日志士吉鸿昌被蒋介石杀害,当押上刑场时从容写下七绝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续范亭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奔走呼号,连遭拒后在南京中山陵前剖腹自杀(后获救未死),并写了绝命诗:“赤膊条条任去留,丈夫于世何所求?窃恐民气摧残尽,总把身躯易自由。”方志敏也留下绝笔:“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真是应了那句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抗战中,还有人不畏强权揭露腐败,大声疾呼救亡图存。马寅初针对国民党军政要员大发国难财的情形,概括当时经济形势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方千百万战士流血牺牲,亿万人民颠沛流离,后方达官贵人趁火打劫,大发横财”,提出征收战时财产税,“先从大官之中发国难财者入手,令其将用政治势力所获得的不义之财全部退出,贡献于国家”。他还直接把矛头指向孔、宋家族说:“还有一种‘上上等人,利用权势及掌握的经济机密,从事外汇投机,翻手成云,覆手成雨,顷刻之间获利巨亿,大发超级国难财,这些‘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宋子文之流!”蒋、孔等对马寅初先是以送巨款、派出国、给高官等收买,后又以特务直接武力威胁并关牢房囚禁、软禁近5年,而这些都未能使他屈服,马还说所讲“全系实事,有实据可查,非讲不可”。抗战胜利后,国家满目疮痍亟待建设,而蒋一心要发动内战。北大教授熊十力见此情景,大白天打着灯笼在武汉大街上行走,许多人驻足寻问何故,熊大声答:“如今是天昏地暗,豺狼当道,不掌灯何以行路!”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朱自清义愤填膺,在追悼会上边演讲边恸哭并写道:“如此之突然与手段如此之卑鄙!此成何世界!”这正是当时中国的脊梁式人物置个人生死于不顾,真话直说,无欲则刚的风骨。

其次要学习他们刻苦、艰辛、奋斗的精神。毛泽东十分重视调研,认为这是真抓实干、做好工作的前提。在井冈山、延安时期,每到一地都在炕头、地头和群众攀谈认真听取意见。他指出:“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并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把调查研究、群众路线视为根本的工作方法。1961年5月,周恩来曾到河北武安伯延公社调研,中午到社员食堂吃饭,当地领导就让社员提早把饭打走,然后又做了面条、馒头让总理吃,他突改主意要到另一食堂吃,只见仅有玉米糊糊和一些代食品。他还随意到社员家里串门,揭开锅盖煮的榆叶汤糊着把糠面。他据此说:“要多到那些事先未通知的地方走走,在那里你才会看到听到最真实的情况”,“只有情况明,才能决心大”。新中国伊始国家百废待兴,他既管外交又管内务,担负着党和国家日常繁重的工作,夜以继日地工作,累了站起来走走再干,困了在额头上抹点清凉油,即使过度疲劳流鼻血稍事治疗后又接着继续干。他晚年疾病缠身住进医院,硬是靠输血、打针、吸氧支撑病体坚持工作。“四人帮”不惜用国民党特务制造的所谓“伍豪事件”谣言来攻击他,还“批周公”“批现代大儒”;而周总理一直坚韧不拔顽强抗争未放弃应有的领导。其一生正印证了他曾说的:一个人应不怕死。若打起仗来,要死就死在战场上,同敌人拼到底,中弹身亡,就是死得其所。若无战争,就要努力工作,拼命地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许多老一辈科学家听闻新中国刚成立的消息就按捺不住内心喜悦,毅然舍弃在国外享有的高位高薪,冲破重重阻力归国报效祖国。钱三强原是法国科学院研究中心的研究导师,被科学院授予最优厚的亨利·德帕尔维尔科学奖,但他毫不留恋优渥的物质生活,执意同夫人在建国刚一个月时即急切回国。他曾任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等职,忘我地投入到这项事业的领导和统筹工作中,多方动员和网罗人才回国参与此事业。并说:“这一生最有意义的工作,就是为发展中国核科学技术聚集了人才。”年逾花甲的王淦昌带领年轻的科技人员和工人们战斗在青海高原、长城脚下的核武器研制试验基地一干就是17年。在海拔3000米以上高原做试验,要经严寒、酷暑,与炸药、雷管打交道,放上千炮、做上万次试验,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在三年困难时期,生活很艰苦,许多人得了浮肿病。他因高山缺氧、呼吸困难而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又患有高血压病。即使在此环境条件下,他仍然同大家一起日夜紧张工作,对每项技术、数据都严格把关,及时指导解决。同事们都说:“王老这么大年纪还在第一线这样干,我们没理由不好好工作。”邓稼先从1958年调去搞原子弹后就“消失”了,隐姓埋名默默无闻。他率众一口气从原子弹到氢弹到中子弹,从小型化迈进到电脑模拟核试验,一代人完成了其它国家五代科学家才完成的任务。他进行了32次核试验,其中15次亲赴现场指挥;作为主要业务负责人,每次试验他都要签字,以示向国家保证。夫人回忆说,1958年调他走时只是说“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工作了,做好了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1986年临终时留下一句话: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他还说过:“为了祖国,没有什么不能忍受的。”这就是那个时代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为国情怀。

再次是要学习他们生活清淡、不慕名利的思想。核物理学家、首任中国工程院院长朱光亚在建院初,条件艰苦无固定办公地点,他就和大家一起租房办公且常废寝忘食;编《国防科技科学家传记丛书》,他是必写的人之一,但审批时他一笔划掉自己;1996年他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奖金100万元港币,当即全部捐出,作为中国工程科技奖助基金,还不让张扬以致鲜有人知。高山科考专家刘东生一生钟情于黄土高原,“和所有科考队员一样,一口干粮一口矿泉水,就着一点咸菜一根火腿肠”,觉得“蛮好”;20世纪50年代和同事们一起徒步走遍晋、陕、甘、宁等省区,完成了对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的考察,1964年至1966年出版的专著《黄河中游黄土》 《中国的黄土堆积》 《黄土的物质成分和结构》,均成为世界黄土研究的经典文献。钱学森对荣誉称号看得十分淡漠,坚持不出席一切应景活动,就连美国科学院、工程院要授予他两院院士都拒绝;对“官位”毫不在意,45岁任国防部五院院长时要求“改正为副”,以专心致力于科研和技术攻关。他曾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甘祖昌老将军是老红军老党员,1957年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长时决定:解甲归田率全家人回乡务农,从井冈山出来再回到山里。他几十年如一日和农民们一起劳动,建设家乡;他生活俭朴,一心为民,不吃超过一元钱一斤的食物,不穿超过一元钱一尺布的衣服,却把70%以上的工资收入(月工资330元)用于修建乡村电站、学校、办企业、救济贫困户等多达8万余元。按照有关规定,民政部门曾在生活上照顾他,他都拒绝了。正如北大教授王选所说“不要把做官当成一种奋斗目标,不要把当院士作为奋斗目标,那样就不可能全心全意做好事业”。当今社会各种诱惑可谓多矣,我们一定要保持自定,加倍自省,奋发向上。“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常在试验田里忘我劳作,浑然一“老农”。这样一种作风形象,“和普通人差不多”的亲和感、感染力和凝聚力,产生一种和谐团结的氛围。正如气象学家叶笃正所说“搞科研就像演戏一样,一个人演不成,要有主角、有配角,大家一起演,还要大家协同努力去演才能演好”。其实岂止科研,处在今天这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各行各业各地都应具备这种优良的团队精神团结奋斗努力向前,发扬光大老一辈革命家、科学家们这种高尚品行,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为开拓一个新时代做出我们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