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晔

（江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徐州 221116）

出走是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的母题。在文艺学研究中“出走”的内涵比较宽泛，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其多义性决定的：“уход”一词可以表达不同的现象（流放、逃亡、出家、神秘的消失等），例如，克拉斯诺夫（В.Г.Краснов）把人物的终结和死亡，人物生活中的转折点，危机状态以及对新事物的预感称为出走[1]（P101）。在文艺学中，一般意义上的出走可以这样理解：当人物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没有意义，对现有生活不满时，便决定离家出走，更换职业，与熟悉的人断绝往来，开始新的生活。

出走行为在契诃夫小说，特别是后期小说中时有发生。人物的出走在《风波》《好人》等早期作品中就已初现端倪，更成为了《决斗》《文学教师》《三年》《农民》《出诊》《新娘》等小说的主要母题。出走展现了人物对生活的态度，它可能是逃避生活的方式，也可能是寻求新生活的一种途径。作家笔下人物的出走多种多样：有惊慌失措和平静坦然的出走，有被迫和自愿的出走，有实际和虚假的出走，还有肉体和灵魂的出走。人物出走的原因也不尽相同：有的是为了生计，有的是追求个性自由和多样性。。

在契诃夫19世纪90年代初至20世纪初的作品中，出走母题主要呈现为三种形态：未实现的出走、置于未来的出走、实现的出走。笔者将对契诃夫后期的某些小说进行深入解读，以管窥作家对当时人们精神状况及存在状态的思考，探讨其后期作品中出走母题的内涵变迁。

一、未实现的出走

未实现的出走通常指，人物虽然产生了强烈的出走意识，但由于外界的阻碍，或者自身的软弱，抑或出走的虚假性等，出走行为未能实现。

《决斗》（1891）中的出走行为主要表现在主人公拉耶甫斯基身上。拉耶甫斯基是契诃夫政论文中那种用“思想”骗人，实际上不学无术的“莫斯科的哈姆雷特”。两年前，他爱上有夫之妇娜杰日达·费多罗夫娜，觉得只要和她私奔，一起去高加索，就能摆脱彼得堡上流社会的庸俗，开始全新的劳动生活。他要开垦荒地，“劳动得脸上流汗”[2]（第八卷，P123）。现如今，他厌倦了高加索，厌倦了这里的生活，厌倦了身边这个装模作样的女人，想要逃回彼得堡。

想要逃离高加索的想法一直萦绕在拉耶甫斯基心头，但他的这一愿望始终未能实现。主人公试图逃离时首先遇到了客观的阻碍，高加索的山峦是巨大的、无法克服的外部障碍，宽广的山谷围成了一个监狱，围成了一个压迫主人公的圆圈。最为重要的是，拉耶甫斯基的出走是虚幻的，具有欺骗性。即使他回到彼得堡，也不会成为一个“正直、聪明、高尚、纯洁的人”[2]（第八卷，P130），他只不过是契诃夫于书信中提到的“生活在庸俗之中，拥有欺诈灵魂的知识分子”而已[3]（P212-213）。拉耶甫斯基并不希望从根本上改变生活，而是想回到过去，回到他熟悉的地方和庸俗的生活方式。后来拉耶甫斯基意识到，去彼得堡也是徒劳，到哪里也摆脱不了这种虚伪的生活：“到彼得堡去吗？”拉耶甫斯基问自己。“可是这等于重新开始过我目前诅咒的旧生活。凡是希望像候鸟变换一下地点就能得救的人总是会一无所获，因为对他来说地球上到处都是一样。”[2]（第八卷，P216）

基于上述原因，拉耶甫斯基的出走未能实现。正如哈利泽夫（В.Е.Хализев）所言，《决斗》中的出走是虚假地解决问题，是徒劳地逃离一切困难。“拉耶甫斯基与娜杰日达·费多罗夫娜的分离没有前景，相反，主人公需要自觉的心理改变。”[4]（P44）

这种出走也体现在中篇小说《三年》（1895）中，商人拉普捷夫是巨大财富的继承人，他虽然富有，但既没有获得真正的爱情，也没有帮助别人的能力。他相信：“百万家财以及他不感兴趣的行业将会断送他的生活，把他彻底变成奴隶。”[2]（第九卷，P344）他痛恨从父辈那里继承的生意，想逃离自己的地位，但他没有能力走出这个吃人的环境，因为他已经习惯于不自由，习惯于奴隶的状态了。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人物未能实现出走受制于多种因素，主要原因在于人物性格的软弱及出走的虚假性。当人物确定自己无法出走之后，在小说情节中出现了寻求新生活的可能性：在《决斗》的结尾冯·柯连离开了高加索，在《三年》中最后提到拉普捷夫的朋友们去了美国。

二、置于未来的出走

置于未来的出走，即人物本人没有表现出改变自己生活的愿望，而是从别人那里得到出走的建议。他还没有做好出走的心理准备，没有产生自己“出去谋生”的打算。但会把出走的行为推迟到未来，或者把出走的希望寄托在后辈人身上。置于未来的出走鲜明体现在契诃夫的戏剧《三姐妹》中。作品中的三位女性无时无刻不想着出走：到莫斯科去，回到她们出生的地方，去找回她们心中的家园。出走成为她们的梦想，成为她们的期待。尽管这个梦想未曾实现，但她们坚信总有一天会实现。她们甘愿在期待中顽强地生活下去。因为于三姐妹而言，痛苦是永恒的，希望也是永恒的，哪怕是无望的希望，也要比绝望好。

在《出诊》（1898）中，作家借助“工厂”形象揭示了人屈服于社会的必然的生活法则，触及了个性与命运之间的错位这一深刻问题。小说的主人公柯罗辽夫一天来到莫斯科近郊的李亚里科夫纺织厂，给工厂主的女儿丽扎看病。但这位工厂继承人“并不是生理上有病，她患的是一种社会病，正是高尔基作品中那些名门商贾的后裔所患的那种：她认识到她的生活没有意义，不合理，因而感到心头压抑；她的病是她的祖辈们压制住了的那种良心的声音。”[5]（P346）她也意识到，自己的病由社会地位引起：“我觉得自己好像没什么病，只是我心不定，我害怕，因为处在我的社会地位一定会这样，没有别的办法。”[2]（第十卷，P233）她为祖先的罪孽感到痛苦，柯罗辽夫明白，这种病没有药物可以医治，他给这位生病的工厂继承人开出了一剂药方——出走。但柯罗辽夫没有直接对女主人公提出出走的建议，而是把改变生活、出走的希望寄托于后代人身上。当丽扎问柯罗辽夫，他们的子孙处在他们的地位会怎么办呢？柯罗辽夫这样回答：“……大概他们会丢开一切，走掉吧。”[2]（第十卷，P235）至于去往何处，男主人公却这样回答：“爱上哪儿就上哪儿啊，一个有头脑的好人有的是地方可去。”[2]（第十卷，P235）柯罗辽夫的回答为女主人公打开了一个辽阔的空间，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她惊慌失措，注定她不会出走。但在小说的末尾还是出现了对未来的希望，柯罗辽夫在离开李亚里科夫工厂时，他只想着“那个也许已经离得很近的时代，到那时候，生活会跟这宁静的星期日早晨一样的光明畅快”[2]（第十卷，P235），而此刻的情景好像是没有出路的。

在契诃夫笔下，置于未来的出走并不多见。大多数人物要么产生了出走的想法，但没有付出行动，要么抛开原有的生活，实现了出走行为。

三、实现的出走

已实现的出走通常被安排在小说的结尾处，这与契诃夫最后的创作阶段相契合。研究者卡塔耶夫和齐列维奇都强调人物出走之后的不确定性，人物在作品结尾的不稳定状态。在契诃夫笔下，已实现的出走表现为两种形式：被迫出走与自愿出走。

（一）被迫出走。在小说《农民》（1897）中，人物的出走并非个人的意愿，而是迫于环境、他人及生活的压力所做的无奈之举。曾在莫斯科当过仆役的尼古拉害病后因无钱医治，没法生活，便带着妻子奥尔迦和女儿萨沙返回了故乡茹科沃村。然而，家里人并不欢迎这些从莫斯科来吃闲饭的人，大家都悄悄地盼着失去了劳动能力、久病不愈的尼古拉早些死去。贫困压迫得人们已经丧失了骨肉之情。穷困潦倒的农民只剩下生存的欲望，这种欲望如同一把刀，把亲情与爱心齐根斩断。尼古拉在庸医的诊治下最终死亡，奥尔迦和萨霞迫于亲人的排挤，也迫于农村的贫困，最后踏上了返回莫斯科的道路。

小说中被迫出走与自愿出走之间，“必须”与自由意志之间的相互关系复杂化了。小说不时洋溢着尼古拉和奥尔迦对城市的回忆，他们急切地要从黑暗、贫困、饥饿的王国——农村挣脱出来，回到心爱的首都去。奥尔迦轻声地像唱歌似地讲述着莫斯科的生活，讲她在那些带家具出租的房间里作女仆时是怎样生活的：“在莫斯科呀，房子都挺大，是用石头砌的，”她说，“教堂好多好多哟，四十四个1都不止，亲人儿。”[2]（第十卷，P93）“啊，主呀！”她那生着病的丈夫尼古拉满怀愁思地说，“让我看一眼莫斯科吧！哪怕在梦中看一看也好呀！”[2]（第十卷，P101-102）最初幻想着再度返回莫斯科的主人公，最后被置于了必须出走的境地，他们被陷于困境的亲人排挤出家门。虽然出走的方向并不是人物自己的选择，但这并没有违背他们自身的意愿。小说中的出走是在渴望生活有所改变的某个人物死亡之后发生的，正如辛格尔曼（Б.И.Зингерман）所说，在契诃夫笔下对未来幻想的母题伴随着牺牲的母题[6]（P432）。小说中尼古拉的死亡中断了渴望幸福和美好未来的仪式，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女主人公与此前的生活决裂。小说中作家对农民的生活作了异常鲜明而深刻的描绘，没有丝毫美化之处，对农民身上因贫困黑暗的生活而扭曲的人性进行了尖锐透彻的分析。契诃夫真实地再现了农民身上的愚昧、落后、冷漠和野蛮的性情。

（二）自愿出走。《新娘》是契诃夫的最后一则短篇小说。小说中女主人公娜嘉的出走是自觉主动地寻求一种突破性的超越，是自我放逐，是自我发生根本改变的表征。小说讲述了外省富家女娜嘉在萨沙的启迪下，于婚礼前夕毅然推却婚事，走出家门去寻求知识、寻求人生真谛、走向宽广新生活的故事。契诃夫的同时代人把娜嘉的出走行为看成是一种革新[7]（P474），它展现了俄国女知识分子为寻求生活意义，实现自我价值所做出的尝试。

在整篇小说中女主人公完成了两次出走，它们分别构成了小说的高潮与结尾。国内研究者彭甄分别称之为“出走”与“后出走”[8]（P85-90）。娜嘉的第一次出走是在来自莫斯科的远亲萨沙的启蒙下完成的。在萨沙出现之前，娜嘉每天忙于参加各种无聊的社交活动，此时，她并未意识到其中的“罪恶”，只是对空虚乏味的生活产生些许质疑，内心感到苦闷和不安。后来，在好友萨沙的开导下，娜嘉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生活状况，重新评价周围的一切。萨沙唤醒了娜嘉的觉醒意识，使她萌发了“不能再这样活下去”的决心。此后，娜嘉弃绝了旧的生活方式，开始寻求新的生活。值得注意的是，当娜嘉满怀欣喜地告诉萨沙自己出走的决定时，萨沙并没有对娜嘉出走的意义进行评定，更没有对娜嘉的选择做出有效承诺。

小说以娜嘉的再次出走作为结尾。久别之后，正在求学的娜嘉重回故里。她在这个世界中嗅到了糜腐之气，故乡在她眼中“一切都已衰老、陈旧”，她用实际行动证实了自己出走的意义。而这时，曾经鼓励她出走的萨沙已被病痛折磨得失去了奋进的力量，最后撒手人寰。萨沙这类人已落后于时代，不过他们对新一代知识分子的觉醒可以起到辅助作用。娜嘉在萨沙曾经居住过的房间，以“默念”的形式完成了再次出走：“别了，亲爱的萨沙！”。至此，出走唤醒了娜嘉的主体意识，让她拥有了生命的尊严。虽然她对未知的生活也有担忧，但还是放弃了庸俗的过去，义无反顾地奔向神秘的未来。

结语

为什么契诃夫如此热衷地关注人物的出走？首先在于，大多数人物都处于日常生活之中，这种“日常生活”在作家笔下具有特殊的含义，它是“生活琐事”的代名词，它庸俗而丑陋，它因其不可理解而变得没有意义和荒谬。契诃夫作品中的人物总是在哀叹：啊！这个世界多么丑陋，多么可怕，真想弃之逃跑。诸多人物出于不同的原因和目的想逃离这个庸俗、荒诞的世界。于是，出走成了多数处于日常生活之中的人所采用的个体生命的存在方式。出走作为一种需要，是对人们普遍社会心理的深切关照。其次，出走与作家的个体经验有关，人物的出走释放的是作家对现实的不满。契诃夫生活在一个被知识分子包围的上流社会中。周围世界的冷漠、腐化和堕落，早已使作家感到了生活的沉闷和无聊。契诃夫写信告诉朋友苏沃林：“这个知识阶层萎靡、颓唐、冷漠无情，懒洋洋地空谈哲理……颓唐的心灵，萎靡的肌肉，缺乏运动，思想摇摆……”[9]（P147）当一个人发现了生活中的丑恶与肮脏，但又无力改变这些现象时，他所选择的生存道路已经很少了：一种是他毁，以仇恨的目光去否定世界的一切；一种是自毁，以一种自杀的形式宣告他对这个世界的反抗；还有一种就是出走，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去寻一个避风港。最后，作家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踏上了前往萨哈林群岛的路。故而，契诃夫本人的经历及对生活的感受自然而然地在作品中得到流露。

总体来说，契诃夫后期作品中的“出走”母题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未实现的出走、置于未来的出走、实现的出走。在90年代初期和中期作品中，人物虽然萌动了出走的意识，但由于外界的阻碍和人物自身的软弱，出走化为了无法实现的幻想。在90年代末期作品中，虽然人物没有实现出走，但仍对未来抱有希望，他们把出走的愿望和改变生活的期望寄托于后代人身上。在作家的最后一篇小说中，人物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出走，这为契诃夫笔下的“出走”母题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契诃夫往往把出走行为置于情节的末尾，这是一种新的、开放式的结尾类型，它预示着人物未来道路的不确定性。在此，重要的是与旧生活决裂及对新生活充满期待，重要的是“离开习惯的、曾经亲切的，但庸俗不堪的、有缺陷的、无法忍受的旧世界，奔向未知的、神秘的、自由的新世界”[10]（P173）。在出走方式不断发生变化着的人物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契诃夫借由人物而进行的精神世界探索的过程，它是作家小说创作转变的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