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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埜·姚镛·戴复古
——对《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三则辞目的几点辨正

2019-02-21张继定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9年5期
关键词:教授

张继定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近读曾枣庄先生主编的、中华书局2004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代卷》(以下简称“曾编”),发现“王埜”“姚镛”“戴复古”三则辞目中有几处与史实不符。鉴于王埜、姚镛和戴复古在南宋文坛有着一定的地位,而“曾编”在学术界又有较大的影响,常为人们所引用,为避免这三则辞目的失实之处被读者误信,乃至以讹传讹,故不揣冒昧,特撰此文,予以辨正。

一、“东谷王子文”是谁?

“曾编”“王埜”辞目曰:“王埜(?——1260)字子文,号潜斋,金华(今属浙江)人。……绍定初,辟议幕参赞,摄邵武县。端平元年,摄邵武军事……景定元年六月卒。……戴复古称其‘议论波澜阔,文章气脉长’(《东谷王子文死,读其诗文有感》)。”[1]62

按:戴复古,字式之,号石屏,南宋台州黄岩县人(其故里南塘今属浙江台州温岭市),系宋代江湖诗派的代表人物,与王埜是交游颇深的诗友。绍定年间,戴氏客游邵武,与时任邵武军要职的王埜及当地的著名诗人严羽、李贾等诗酒酬唱,乃至论诗尽日,为人熟知的戴氏《论诗十绝》即写于此时。此后十多年间,无论王埜在何地任职,戴氏仍与他保持诗书联系。但是,上文所引的那首诗《东谷王子文死,读其诗文有感》,却不是悼念王埜的。其理由有两点:

首先,王埜卒于景定元年(1260),而戴复古卒于淳祐八年(1248)左右(年八十余)[2],戴复古比王埜去世时间早十多年,绝无可能死而复生,作悼念王埜的诗;其次,戴氏诗题中的“东谷”是逝者之字号,而王埜本人从无这样的称谓,其众多交游也没有这样称呼他的。

那么,戴氏诗题中的“东谷王子文”是谁?考之有关文献,可确知他即为戴复古的同乡诗友王汶。

《(万历)黄岩县志》卷六记载:“王汶,字希道,号东谷。警敏刻励,尝师事王公绰、叶水心二先生。取《周易》蒙卦之义,以名其斋。因购古今载籍,枕籍读之,已而豁然有悟,援笔为文,日数千百言。与陈耆卿、吴子良辈为友,所著有《东谷集》。”①袁应祺、牟汝忠:《(万历)黄岩县志》卷六,明万历刻本,第213页。民国时的《台州府志》卷一十六还叙及王汶家世,云其父“王木,字伯奇,号桂山,黄岩人。于书无所不读……筑读书堂于学之偏,以来四方之士,推食解衣无虚日。……四子汶、澄、濬、汲(按:汲早卒)……澄字渊道,号西山,工诗,濬字深道,号西涧,发解于州。……兄弟并有盛名,时称‘楼崎三王’”②喻长霖、柯华威:《台州府志·人物传十七》卷一十六,民国二十五年(1936)铅印本,第8页。(按:“楼崎”为王汶故里名,今属浙江台州温岭市温峤镇)。漂泊江湖的戴复古回乡期间,常与“三王”即王汶及其两个弟弟澄、濬交游。

戴复古五律《东谷王子文死,读其诗文有感》提供了一些线索和根据,其诗云:“东谷今何在,骑鲸去渺茫。荆花半零落,岩桂自芬芳。议论波澜阔,文章气脉长。遗编犹可考,何必计存亡。”[3]82此诗正好反映了王汶的家世、经历及其文学才华。首联是对王汶去世不复返的哀悼,次联是说原来同枝并茂的王汶兄弟半已凋落,但是他们父亲桂山培育的家族品性仍在世间散发着芬芳。“荆花”,《汉语大辞典》释为:“1.即指荆花。春天开花,花紫红色,布满全枝,连成一片,烂熳如朝霞。2.比喻兄弟昆仲同枝并茂。”[4]该诗颔联是对王汶诗文特色的赞许,尾联所说“遗编”系指王汶的诗文集《东谷集》而言(按:王汶书斋名“蒙斋”,故又称《蒙斋集 》)。

“曾编”“王埜”辞目之所以将戴复古悼念王汶的诗误作悼念王埜的,想是由于王埜字子文,而诗题中恰恰有“王子文”三字。但撰稿人不曾想到戴复古的同乡诗友王汶另有一字亦称“子文”,只是这位王汶,有关文献大都称其常用的字号——“希道”“东谷”,较少称其另一字“子文”,故不大为后人所知。无独有偶,诗题中称王汶为“王子文”的,除了戴复古,还有王汶同乡诗友、同属叶适门下的葛绍体。《(万历)黄岩县志》载:“葛绍体,字元成(一作元承——笔者按),与弟应龙师事叶水心,博学善文,有《四书述》、《东山集》。”③同①,第219页。绍体有《谢蒙斋王子文寄文卷》五古诗一首,诗中云:“缄自春山云,吟倦秋夜斗。文友有新录,笔之自吾手。……楼崎归去来,相忘如此酒。”④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八十三册:《东山诗选》卷上,第175页。作者首先在诗题中点出王汶的另一字(“子文”)、号(“蒙斋”),又在诗末殷切盼望他归“楼崎”故里把酒相聚,充分表现了这一对文友的真挚情谊。而从葛绍体写与王汶之弟王濬(字深道,号西涧)的《王深道别酒走笔次韵》中“西涧吾世交,岂在接杯酒。……楼崎灵泉山,松柏岁寒友”⑤同④,第176——177页。之诗句,我们更感受到葛氏与王家的亲密关系——原来他们还是世交呢。可见,王汶又字“子文”乃实有其事,并非孤证。

总之,不论“东谷王子文”还是“蒙斋王子文”,指的都是戴复古的同乡王汶,而非“曾编”辞目中的“王埜”。

此外,“曾编”云王埜“端平元年,摄邵武军事”,亦并不准确。其实,早在一年多前的绍定五年(1232)冬,王埜即接替离任的邵武知军赵以夫,担任邵武知军之职,此任职不但《(嘉靖)邵武府志》有记载①见《(嘉靖)邵武府志》卷四。该卷第812页“秩官·知军事题名”栏标示曰:“绍定五年:赵以夫”;下一栏“通判题名”标示曰“绍定五年:王埜,先倅本军后知军”。至端平三年(1236)的《知军事题名》仍为“王埜”。对此,该府志卷之十二“名宦·王埜”中亦约略言及其“绍定初,汀、邵盗作,辟议幕参賛,摄邵武县,复倅本军,寻知邵武军”的经历。,戴复古写于绍定五年腊月的诗《谢王使君送旅费》也可为证。此诗曰:“风撼梅花雨,雾笼杨柳烟。如何残腊月,已似半春天。岁里无多日,闽中过一年。黄堂解留客,时送卖诗钱。”[3]115诗称王埜为“使君”“黄堂”,说明这年残腊月之时,王埜已继赵以夫接任邵武知军。②有关赵以夫和王埜在绍定期间的任职经历,可参看刊于《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的拙文《石屏诗编选者及序跋作者考述(下)》“赵以夫 王埜”一节。

最后,附带提一下,“曾编”亦收有“王汶”之辞目。该辞目撰稿人由于不知王汶又字“子文”,且与戴复古是同乡和诗友,所以未提及戴复古此诗对他的悼念和评论,这自不必苛求。但是曰王汶籍贯为“太平(今浙江温岭)”[1]40,从学术考证层面看,则亦似欠准确。南宋时,并无太平县,只有到了明代成化五年(1469),朝廷析黄岩县南部的太平、繁昌和方岩三个乡(王汶的故里楼崎正在其中),并另从乐清县析出的小部分土地合并另设一县,才有了太平县之建制。1914年太平县改为温岭县,1994年撤县建市,所以如今对王汶籍贯的确切表述应是“宋黄岩县楼崎(今属台州温岭市)”人,或曰“宋黄岩县人(其故里楼崎今属温岭市)”。

二、姚镛“景定五年,掌教黄岩县学”吗?

“曾编”“姚镛”辞目曰:“姚镛(1191——?) 字希声,一字敬庵,号雪蓬,剡溪(今浙江嵊州)人,宪侄孙。嘉定十年(1217)进士。历县尉。……绍定元年为吉州判官。六年以平寇功知赣州。尝骑牛涧谷间,令画工肖其像,郡人赵东野题诗。江西安抚使陈 劾贬衡阳。端平二年(1235),裒诗文为《雪篷集》,自为序。嘉熙元年(1237),始得自便。……景定五年(1264),掌教黄岩县学。今存《雪蓬稿》一卷、杂著一卷……事迹见《剡录》卷一、《鹤林玉露》丙编卷六、《浩然斋雅谈》卷中、《万历黄岩县志》卷四。”[1]690

考姚镛“掌教黄岩县学”之说,最早出自《(嘉靖)太平县志》卷四“儒学设官”条目之记载:“宋旧制,(县)无学官,而令佐皆得兼之,故以勾管学事系衘理,宋景定间始置主学一员。黄岩县主学姚镛、项大发、许近光(见旧志)。”③叶良佩:《(嘉靖)太平县志》卷四,明嘉靖刻本,第193页。此后,《(万历)黄岩县志》卷四也有相似的记载:“学官 宋初不专设官,令、丞、簿、尉兼主学事。景定五年,始设主学一员。主学姚镛;许近光(温州人);项大发(东阳人);林尚贤(永嘉人);高子既(新昌人)。”④袁应祺、牟汝忠:《(万历)黄岩县志》卷六,明万历刻本,第213页。但这两部县志都没有标示这位任黄岩县主学姚镛的籍贯,而《(万历)黄岩县志》对姚镛之后相继任县主学的许近光、项大发、林尚贤和高子既的籍贯,却都有明示。看来这两部县志的编者并不能确定景定五年这位县主学就是剡溪的姚镛,不敢擅自加上其籍贯,只是沿用此前的黄岩“旧志”所述,列上姚镛的名字(按:此“旧志”估计后来已佚失,至今无考)。“曾编”未认真查考这位任黄岩主学籍贯在何处,便径将绍定年间任赣守的剡溪人姚镛当作景定五年的黄岩主学,编入“姚镛”仕历之中,甚至视《(万历)黄岩县志》卷四为记录其仕历的文献之一,这就未免有点轻率了。其实,清光绪三年(1877)刊本《(光绪)黄岩县志》卷十一已经揭示了这位景定五年任县主学籍贯的线索,指出姚镛乃是“合沙人,以晚科主学,作《喻白蚁文》又仿柳河东《三戒》作《三说》,其《马嘉鱼说》尤工”①陈宝善、王咏霓:《(光绪)黄岩县志》卷六,清光绪三年刊本,第812页。,并附注“《(台州)外书》作‘镕’”(意即《台州外书》把姚镛写作“姚镕”)。

《(民国)台州府志》卷四“黄岩县学”一栏,也有类似记载:“姚镛《台州外书》作‘镕’,合沙人。在晚科主事。在黄岩作《喻白蚁文》,又仿柳宗元《三戒》作《三说》,其《马嘉鱼说》尤工。”②喻长霖、柯华威:《(民国)台州府志》卷一十六,民国二十五年(1936)铅印本,第8页。可见,景定五年掌教黄岩主学的,并非是由赣守贬谪衡阳“嘉熙元年,始得自便”的剡溪人姚镛,是另有其人,即《台州外书》称作“(姚)镕”的一位寓言作家。

不过,《(光绪)黄岩县志》和《(民国)台州府志》的编者对这位景定五年“掌教黄岩县学”的合沙人,究竟是姚镛还是姚镕,或者后者是姚镛的一个别名,似乎也不甚了了。笔者对此也心存疑惑,直至2018年翻阅周密的《齐东野语》,终于发现,这位景定五年黄岩主学并不是剡溪或某地称为“姚镛”的人,而是南宋著名词人、随笔作家周密的启蒙老师——福建合沙的杂文作家姚镕。

这一判断最有力的依据就是周密的《齐东野语》中的一则随笔《姚干父杂文》。《姚干父杂文》收有姚镕所撰的杂文四篇,即《喻白蚁蚊》、《三说》(马嘉鱼说、江淮蜂蟹说、蜀封溪猩猩说),正好与《(光绪)黄岩县志》《(民国)台州府志》所列的篇数相同。这则随笔开首还有一段杂文作者的简介:“姚镕字干父,号秋圃,合沙老儒也,余幼尝师之(笔者按:周密早年随在福建为官的父亲生活时,尝师事之)。记诵甚精,著述不苟,潦倒余六旬,仅以晚科主天台黄岩学(此处的“天台”,乃古代台州之通称,非天台县),期年而殂……”[5]南宋有关文献并无姚镕又名“镛”或姚镛又作“镕”的记载,想是《(万历)黄岩县志》编者由于“镛”“镕”二字音、形相近,或者其他什么原因,误将“姚镕”写作“姚镛”了。“曾编”失于查考,沿袭《(万历)黄岩县志》这一失误,进而把这位寓言作家姚镕晚年主持黄岩县学的经历,错按在曾任赣守的江湖派诗人姚镛身上,“镕”冠“镛”戴,乃至把《(万历)黄岩县志》列为记述姚镛“事迹”的文献之一,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误会,学人当予以重视。

此外,“曾编”对姚镛的其他记述亦有不够确切或令人生疑之处。例如,姚镛始任赣守的时间是绍定五年还是绍定六年(1233),“敬庵”是姚镛之字还是号,其号是“雪篷”还是“雪蓬”,其书稿之名称是《雪篷稿(集)》还是《雪蓬稿(集)》,古今各家文献往往记载不一,学界亦多有分歧,“曾编”“姚镛”辞目对这些问题缺乏客观辨别,或作了不当表述,甚至同一辞目对其作品集名称的写法前后也不一致(前面曰“《雪篷集》”,后面又曰“《雪蓬稿》”),让读者莫辨所以,不免遗憾。[6]

三、戴复古“绍定中,为邵武军学教授”,实无其事

“曾编”“戴复古”辞目篇幅颇长,先是介绍戴复古的简历,接着叙述戴氏诗词特点及其诗学主张,节引南宋至近代多位名家对他思想人格及其作品的品评,然后列举他的诗词集子各种版本以及载有其事迹的若干部文献。这些叙介看似客观而全面,但大都沿用有关方志、文献的记载,缺乏真伪与否的鉴别和辩证分析,疏于吸收戴复古研究的新成果,以致出现某些叙介不准确,甚至有违史实的情况。其中“(戴复古)绍定中,为邵武军学教授”[1]986的记述,便是辞目撰稿人误信《(弘治)八闽通志》《嘉靖邵武府志》等方志的失实记载而以讹传讹的突出例子。

且看这两部方志的记载:《(弘治)八闽通志》卷三十五《(邵武军)秩官·历官》记曰:“(军学)教授:陈之茂、叶仪凤俱见名宦志;张惇颐,绍兴末任;徐元徳、戴式之 俱见名宦志;黄登,嘉定末任;王日新、饶愿,嘉熙初任;方澄孙,淳祐间任。”①陈道:《(弘治)八闽通志》卷三十五,明弘治刻本,第859页。同书卷三十九《(邵武)秩官·名宦》又有“戴式之,军学教授。有学行,尤工诗”②同①,卷三十九,第2089页。的记载。《嘉靖邵武府志》卷四 “教职” 的列表中,则记曰:“淳熙十三年 徐元德,永嘉人;嘉定十五年 黄登;绍定五年,戴式之,天台人;嘉熙二年 饶愿。”[7]

按凡例,史书方志在撰写官员的传记或列表记载其职务时,都是首先列其姓名,然后叙写其字号的。但《(弘治)八闽通志》和《嘉靖邵武府志》记录邵武军学教授的名单时唯独不列“戴复古”姓名,只称其姓字“戴式之”,岂非有违常规惯例?其次,这两部方志所载戴氏与其他几名教授任职时间排序也不一致,《(弘治)八闽通志》将戴式之列于黄登之前,《嘉靖邵武府志》又把戴氏置于黄登之后,而戴氏的任职时间,前者曰“嘉定末任”,后者曰“绍定五年至嘉熙元年”(因为嘉熙二年[1238]教授表格上明示为饶愿),凡此种种的错乱,表明这两部志书的编者其实并不熟悉戴复古的经历,连他的名与字都未曾分辨清楚,更别说其任职之真实性了。“曾编”沿袭其不确实的记载,能不引人生疑,对之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如果检索现存南宋时的文献及戴复古作品集,了解戴氏绍定、端平年间的行迹,就更可以看出其“绍定五年为邵武军学教授”只是个误传。理由如次:

1.现存南宋历史文献包括史志均找不出明代方志所谓戴复古任军学教授的依据乃至线索。相反,与戴复古一起被《嘉靖邵武府志》列名为邵武军学教授的淳熙进士徐元德,则有当时多种文献可以为证。例如,曾任南宋丞相的学者周必大《文忠集》卷一百九十一即明确提及“邵武教授徐元德”③周必大:《文忠集》卷一百九十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665页。,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还应时任邵武军教授的徐元德所请,为邵武新建的民族英雄李忠定(李纲)祠,撰写了《李忠定公祠记》④参见明代陈道:《(弘治)八闽通志·秩官》。该志卷三十九在介绍邵武军学教授徐元德之宦迹时曰:“(徐)尝辟讲堂之东,创李忠定祠,朱(熹)文公为记,雅称重之。”又,当代朱子学研究学者陈国代在《拱辰集·朱子学关涉人物裒辑》 下册(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624页中也记述说:“淳熙十三年官邵武军学教授,为纪念李纲民族气节倡建李忠定祠,请朱熹作《李忠定公祠记》。”,故徐之任邵武军学教授,其真实性自无疑义,而戴之任职则缺乏南宋文献的依据。

2.军学教授或府学教授,是朝廷任命的地方官员,是有官阶身份的人,与布衣的身份地位大相径庭。得官人员任职后,同僚和友人与之交往大都以其职务尊称之。如《戴复古诗集》就有《濠州春日呈赵教授》《送黄教授日岩之官章贡》之诗呈送两位担任府学教授的朋友。如果戴复古确实在绍定五年之后做过几年军学教授,按常理,他的朋友此后也会以“教授”之职务称呼他。但是,绍定、端平年间其诗友王埜、赵以夫、姚镛和李贾分别为戴复古的诗卷题跋,都没有提及其“教授”之职务,其他诗友以及戴复古的亲族也从未尊称其为“教授”。

3.从戴复古自绍定四年(1231)至端平年间的行迹来看,他大都是在江西、福建、广东、湖南等地漫游访友,乃至参与当地的诗社活动,尤以游历福建的汀州、邵武间的日子为多。试想,哪有一个地方的学官长年累月不在学府而在外地游历访友呢?

4.戴复古本人更从未以“军学教授”的身份出现过,一直以布衣自称。即使在绍定五年及其后的岁月也是如此,这在他的诗歌作品中可以得以印证。且看戴复古写于绍定五年之后的如下诗句:“草茅无路谒君王,白首终为田舍郎”[3]184,“济世功名付豪杰,野人事业在林泉”[3]165,“办作升平老布衣”[3]179,等等,特别是他写的那首晚年买船回乡的七绝:“诈称官职不如休,白板无题又可羞。只写江湖山人号,不然书作醉乡侯。”[3]219更是有力的证明。诗人类似这样表白自己仅是草茅、布衣、野人、田舍郎的诗句,在现存的《戴复古诗集》中可谓不胜枚举。

5.宋代对地方州、府学官的选拔有严格的规定和程序,官员须从已释褐、有出身(功名)者选拔,还得进行学官考试,对无出身的布衣,即使名望卓著,也须经朝廷恩准,绝不是州府所能擅自聘任的。或曰“也许官家喜其(戴复古)诗作而惜其无安家之费而聘为学吏也未可知”[8]146,句中的官家是谁,是朝廷还是邵武主官?这不过是没有文字依据的猜测,尚不能令人信服。

关于戴复古“任邵武军学教授”的问题,《南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上的拙文《严羽和戴复古身世行迹诸问题考——对〈严羽评传〉的几点商榷性意见》第四部分就曾提出过质疑。[9]想是笔者人微言轻,抑或是拙文申述的理由又不够充分,至今众多学术著作包括一些文学史或辞书依然采信《嘉靖邵武府志》或《(弘治)八闽通志》所谓戴复古尝任邵武军学教授的不实记载。也有学者认为,“地方志书历来比较可靠”[8]145,而不曾注意《嘉靖邵武府志》等方志对这一问题记载之错乱和混杂。其实,地方志的某些记述并不那么可靠,甚至有不少宣扬封建迷信和攻击、污蔑农民起义的内容,更别说在史实方面的失误。就是被公认严谨可靠的史书名著《史记》《汉书》,也有多处错讹。至于元人编的《宋史》,据顾吉辰先生考证,仅《宋史》纪、志、表等部分,除文字之外,在人名、地名、时间、职官、制度、史实以及重要数字方面疏误的地方,就着实不少,顾先生的《〈宋史〉考证》质疑考异条目即达2100余条。①参见顾吉辰所著《〈宋史〉考证》(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目录前的内容提要和说明。二十四史都这样,遑论一般的地方志!

令人欣喜的是,原北京大学教授、现在香港某高校任教的张健博士,在他一部厚重的宋代诗学研究新著《知识与抒情——宋代诗学研究》附录中,不但具体论述了宋代选拔地方学官制度,还就“戴复古尝任邵武教授”之说,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论证和分析。书中指出:

戴复古本来是布衣,如果他被荐举做邵武军学教授,也应有个官阶,有了官职,就不再是布衣。两者之间有明确的界限。但《石屏诗集》卷六《人日》有云:“自换端平新历日,眼看日月倍光辉。……朝廷有道吾君圣,办作升平老布衣。”此诗作于端平年间,正是在绍定之后,如果戴复古做了教授的话,何以还自称“老布衣”呢?再者,当时与戴复古有交往者均未提及其任教授一事,而且也未称其官职,直至明弘治间马金序戴复古诗仍称其布衣。故戴复古任邵武军学教授,实无其事。[10]

张健先生的这一论证和结论,可谓与笔者于2001年那篇刊于《南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论文对戴氏任职的质疑不谋而合,真相愈辩愈明。我们欢迎持“戴复古尝任邵武教授”之说者拿出史实根据反驳我们的诸多质疑,希望不要仅凭明代有关方志不实记载而轻下结论,坚持给戴氏套上一顶“学官”的桂冠,否定其布衣终生的身世。

此外,“曾编”“戴复古”辞目关于戴复古生年和结束江湖游历最后自镇江返乡时间的记述,严格说来,也并不确切。

据戴复古《石屏诗集》卷四中《新年自唱自和》《新岁书怀四首》和卷五《生朝对雪,张子善朋词为寿》等诗推断,戴氏于南宋乾道三年(1167)丁亥的十二月某日生,如果按中西历对照表推算,乾道三年丁亥十一月十九日是公历1168年元旦,而丁亥十二月一日至三十日,已是公历1月12日至2月10日,因此,戴复古生年,按农历计算,固然是宋乾道三年丁亥,若按公历算,则已是公元1168年了,而不是该辞目沿袭以往众多书刊所误标的“1167”。

至于该辞目曰戴复古“年近八十,始由其子琦自镇江迎还,隐居南塘石屏山下,……数年后卒”[1]986,只要我们翻检《戴复古诗集》于嘉熙元年(1237)在扬州和镇江等地写的《见淮东制帅赵南仲郎……》《镇江别总领吴道夫,时愚子琦来迎侍朝夕,催归甚切》等诗,再联系赵葵(字南仲)和吴渊(字道夫)嘉熙元年的任职所在,亦不难看出这一记述与事实不符。综合多重证据推断,实际的情况是:戴复古嘉熙元年春日自江西北上,去扬州拜会赵葵,过端午节;秋日离开扬州时,戴氏赋诗特向待之甚厚的赵葵辞别叙谢。扬州帅府属官朱行甫、方岳连骑前往戴复古下榻处相访并送别,戴氏亦有诗以纪其事。经过镇江时,戴氏又拜访了时任镇江总领的友人吴渊,然后在前来镇江迎候的儿子戴琦催促和护卫下回乡。时临冬季,一路上走走停停,抵家已是嘉熙二年春日了①参见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戴复古诗集》卷四《闻严坦叔入朝,再用前韵》,诗中有“我本江湖客,归来二月春”之句。。那时的戴氏虽然年过七十一,但距八十岁还差八九年呢。

考“曾编”“戴复古”辞目“(戴复古)年近八十,始由其子琦自镇江迎还”之说,大约脱胎于清代戚学标《台州外书·人物》卷四之记载:“(戴复古)前后在江湖几五十年,子琦自镇江迎还,时已八旬矣。”[11]只是“曾编”将“时已八旬”改为“年近八十”而已,但即便这样,与戴氏当时的实际年龄七十一岁也多一大截。试想, 按照“曾编”所述,戴复古嘉熙元年返乡已年近八十,数年后年八十余卒,至迟在淳祐二年(1242)前后戴氏也已不在人世,那该如何解释他此后至淳祐七年(1247)之间所撰写的诸多诗歌呢?

应该说,自古至今,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们著书撰文(包括编纂辞书),不可能事事先行核对前人的记述,故出现某些失误原不难理解。但笔者以为,对于常被读者视作判断是非标准的辞书(特别是人物类辞书)来说,记人叙事,还是应多花一番核查史实、鉴别真伪的功夫,力求严谨准确,避免以讹传讹,误导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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