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传胜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作为中国现代影响最大的教育家之一，蔡元培的思想主张经常是通过演讲形式来表达的，这从《蔡元培全集》中收录了大量演讲稿即可窥知。1998年，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辑、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蔡元培全集》“是目前收录资料最全，考订最为严谨，装帧最为漂亮的蔡先生的著作集”[1]，不仅辑入了蔡元培生前在各种场合发表的若干演说、谈话等，而且兼收同一次讲话的不同记录版本。相比于普通的著述文字，演讲记录涉及的问题更显复杂，如演说时间、场合、记录稿的可靠性等，均会影响我们对文献史料的认识与判断。

笔者在查阅民国时期苏州振华女学的两份校刊《振华女学校刊》与《振华季刊》时，发现它们曾登载蔡元培的两篇演讲稿。第一篇刊于1931年12月1日《振华女学校刊》，目录页题作《蔡元培先生演讲记录》，内文则题为《蔡元培先生演讲》，记录者署“陆掌珠”。陆掌珠即后来的社会活动家陆璀，1931年毕业于振华女学，翌年入清华大学社会系，曾任清华学生救国委员会委员，“一二·九”运动发起人之一。第二篇《蔡孑民先生演讲词》见诸1937年5月《振华季刊》第15册。两篇讲演稿均未见收入浙版《蔡元培全集》，故有必要介绍于此，并对其内容与相关问题略作考析。

苏州振华女学(或称“振华女校”“振华女中”，苏州第十中学的前身)在民国教育界是一所享有盛誉的学校。该校始设于1906年，由王谢长达女士创办，嗣后树蕙滋兰，育人无数，作家杨绛、学者费孝通、物理学家何泽慧、记者彭子冈等均是该校的杰出校友。蔡元培与振华女学渊源颇深。王谢长达的丈夫王颂蔚是蔡元培参加会试时的考官，对蔡赏识有加。故蔡元培终身将王谢长达视为师母，对振华的办学始终给予莫大的支持与帮助。据1936年8月出版的《振华女学校三十周纪念刊》所载《校董会略史》一文，1925年5月学校曾开会议定校董，分名誉及常任两种，自愿担任常任校董者七人，复以校董会名义聘请了蔡元培等为校董，制定校董会章程十条。蔡氏还为该刊题字“振华女学校三十年纪念刊”。胡适、杨杏佛、章太炎、陶行知、顾颉刚、陈衡哲、洪深、孟宪承等文教名流都曾应邀来校参观、讲学，演讲记录频频刊登于该校校刊。所以，就蔡元培与振华女学的关系来看，他的演讲出现在该校校刊上并不奇怪。

一

第一篇演讲记录篇幅不长，现略加整理如下：

今天我以中华职业教育社员的资格来这里略为谈一谈《对于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社的目的就是使人在短时间内作进入社会谋职业的预备。普通的教育机关亦然。不过前者是速成的，而且是直接对于职业的准备；后者是缓成的，而且是灌输人比较高深的智识。

人根本一定要有职业，是为个人糊口吗？不是的，是一种人生的义务。人必定要在社会上做一种事业和尽一种义务，这就是所谓职业。人之生，有人说是为权利，有人说是为义务，但我可以说人是为义务而生。何以呢？试看人初生，完全没有生活的能力，全靠母亲或旁人把他抚养成人，这种抚养小孩的事也就是一种义务，若没有人尽这种义务，人又怎能生长？所以我可以说人必须要尽义务，而职业就是义务之一。同时由职业所得籍(1)“籍”应作“藉”。以养生，这就是由义务所得的权利。

从前也有职业教育，不过从前的职业教育是没有一定组织，只是徒弟学师父，师父怎样做徒弟就跟着学，其成效很慢。所以后来逐渐改良，欲求很快的在短时间内学成一种技能，就有了这种职业教育社的组织。

现在有二点，我特别提出来，希望各位注意的就是：第一点，将来诸位选择职业起来，总以个人天才及兴趣为标准。自己认为适宜的，不必计其优劣，和在社会上的地位，——需打破阶级观念。第二点，全恃教师的讲授和书本上的智识是不中用的，一艺之精须自己随时随地去学，等将来进了社会觉得才能缺乏，而再想回头来学，那就来不及了。这就是希望诸位各自努力的。

从首句可知，蔡元培是以中华职业教育社员的身份对听众发表演说。紧随此文之后，刊有蒋宪端记录的《刘湛恩先生演讲》，以“诸君今天在这儿拍手欢迎，究竟是欢迎我们这伙人，还是欢迎中华职业教育社，还是欢迎教育的事业”[2]开篇，表明刘氏演讲亦与中华职业教育社(简称“中华职教社”)的活动有关。同期所刊《本校大事记》显示，1931年2月21日，苏州各团体欢迎并公宴在苏州开专家会议之蔡元培、刘湛恩等中华职教社要人，振华女学派两位代表参加活动。同年3月1日，中华职教社机关刊物《教育与职业》第122期《本社大事记(二十年二月)》关于该社苏州专家会议的情形亦有简要记载。其中2日21日的记事透露：下午二时，各专家假座苏州留园举行会议，出席者四十二人，推蔡元培、胡春藻、刘湛恩三君为主席团，首先由顾树森报告教育部整理职业教育计划，继由各位专家发表意见，未及讨论议案。五时半摄影，六时入城，到三元坊省立苏州中学赴十二团体欢迎会，由蔡元培、胡春藻、刘湛恩、何梦麟四君演讲，八时到中央饭店欢宴，十时出城，回花园饭店。21日的《新闻报》、22日的《时报》对此次会议均有简讯。

综合以上报道可知，蔡、刘两人的演说均是在1931年2月21日下午苏州十二团体举办的中华职教社专家欢迎会上所讲，地点位于苏州中学，振华派遣的两位出席代表应即陆掌珠(陆璀)、蒋宪端。值得注意的是，陇西约翰编、上海广益书局1931年版《蔡元培言行录》一书中载有一篇《在苏州中学讲词》，《蔡元培全集》以《在苏州中学演说(要点)》为题收入第七卷，编者所注时间为1931年10月。将此文与上录演讲进行比照，可发现文字表述虽相异，但观点基本一致，如“人生之目的，为尽义务而来。每人必有一定职务，必做一番事业，此谓之职业”[3]，与“人根本一定要有职业，是为个人糊口吗？不是的，是一种人生的义务。人必定要在社会上做一种事业和尽一种义务，这就是所谓职业”[4]一般无二。再如“至于求学时代之青年，对于将来之职业，则须考量自己之性情才识，择定目标，努力准备，庶他日治事，事无不成；执业，业无不精”[3]也与“将来诸位选择职业起来，总以个人天才及兴趣为标准”[4]的勉励高度相似。因目前资料中未见蔡氏1931年10月间赴苏中的相关记录，故笔者倾向于认为两文实为1931年2月21日演说的不同记录版本而已。

既然中华职教社专家欢迎会在苏中举行，那么该校出版的《苏中校刊》上有没有相关记载呢？经查，此刊1931年4月1日第2卷第51、52期合刊“演讲”栏登有一篇《中华职业教育社专家欢迎大会蔡孑民先生讲辞》(2)内页题目中“讲辞”作“演讲辞”，“蔡孑民”误为“蔡子民”。，无疑也是蔡元培2月21日在中华职教社专家欢迎大会上的演讲辞。为保存史料，亦将本文整理如次：

今天我以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员的资格到苏州来，承苏州各团各文化机关及各学校欢迎，不胜感谢。我们是职业教育社社员，眼光总离不了职业，各公团各文化机关应办的事业，当然是一种职业，普通学校虽然与职业学校不同，而其实都是职业的预备，职业学校是直接的。因为学生到社会上办事能力不够，所以先做一番预备工作，到普通学校里读书的学生，环境上经济上都比较好，预备工夫可以延长，以后来所就的职业也可比较特殊些，所以普通学校是和职业学校一样的做预(3)“做预”两字疑衍。做预备职业的工夫的。

有许多人以为人生来是为了享受权利的，这种观念，实陷于谬误。人初生时，毫无能力，有父母养育之，及长则使之就学校教育，即无父母，亦有亲戚辈尽家长的责任以维护幼孩，假使人生为享受权利而来，那为什么要培养他们的幼孩？故人生实为尽义(4)此处疑漏“务”字。而来，职业则予我们以种种尽义务的便利。

又有人误会以为就职业是享受权利，这也是错误的。作工之所以给工资，原因为了救济他的生活，使他更能继续尽力续(5)“续”字疑衍。于职务，犹之应用机器必须给予燃料，假使人类就职业的动机为的是享受权利，那末，一切不正当的行为，像贩卖鸦片之类，只要有利于自己，都可以为之不讳。为了就职业是尽义务，故须选择有益于社会的职业，学习熟练，贡献于社会。

以前的徒弟制度，现在还很盛行，也是职业教育，不过程度简单，看先生做，自己着意模仿，就能学会。现在工业发达，组织复杂，非加工训练，不能尽职，所以特为设立职业学校，以养成职业人才。普通学校也是同一性质，不过程度比较高深，孝须多下根抵(6)“孝”字疑误，“抵”应作“柢”。，像教学史地数理等课程，以后到社会上办事，可少生阻碍，这是普通学校应该注意的一点。

选择职业，应该注意的有以下两点：

一、我们要就职业，为的是尽义务，故不宜专注重酬劳的丰厚与否，我们选择职业，只须问是否对于社会有益，是否与我性情相合。凡职业都是好的都是平等的，什么要比什么上等些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无须计较。

二、以前的徒弟制度，先生并不直接教学，但亦能学会本领，小孩的学会说话，也是自动的学习的。我们在学校里不可单靠先生，有许多详细精密的地方，先生是不能一一都教的，须自己去细心考察出来。凡是练习，越是纯熟越好。我们在普通学校里，假使稍一放松，将来到社会上服务，感着所学不够，那是不能再重新回到学校里去从事学习的，所以学生在学校里，不可一刻放松，万事皆须自己细心考察，才可免去日后懊悔。

此篇文虽然个别地方存在欠通之处，标点多有不妥，但却是目前所见蔡元培在中华职教社专家欢迎会上的演讲的最完整记录。同一场名人演说，由不同的听讲人笔录后各自发表，从而出现两个乃至更多不同版本，在现代文化史上十分常见。这些“异文”往往未经演讲人阅定，因此呈现出不尽相同的风格与面貌，却可透过它们来接近历史的细节，再现演说的原貌。在未发现演讲手稿之前(即席讲话性质的演说，一般事先不备讲稿)，上述三篇记录将来可同时入集，便于阅者互相参看。

二

《蔡孑民先生演讲词》刊于1937年5月《振华季刊》第15册“演讲(一)”栏目，目录页题作《蔡孑民先生演讲辞》。编者附注该期“演讲”栏分为一二两项，第一项是本校三十周年纪念会时的演讲记录，排列次序悉依演讲先后为准，分别为《董事长张一麐先生报告》(谢一娟、陶新记录)、《校长报告》(谢一娟、陶新记录)、《蔡孑民先生演讲词》、《陈礼江先生演讲词》(高庠玉记录)、《竺可桢先生演词》、《教育厅科长向绍轩先生演讲》(柳素珍、王启联记录)、《中政校教务长汪典存先生演讲》。

蔡元培的此篇演讲亦失收于《蔡元培全集》，除柳袁照曾在《感恩蔡元培》等文中节录部分文字外，罕有研究者提及，为使观者一窥全豹，兹抄录如下：

振华女学校，自开办以来，已三十年，赖王谢长达夫人之贤明与王季玉女士之勤谨，自小学而中学，成绩日著，规模日廓，我等得参与盛大之纪念会，深感荣幸。尤觉学校之进步，将使吾等数十年来男女平权之理想，即可实现。敢陈其概。

人类当渔猎时期，男子出而与猛兽洪水奋斗，女子搜寻植物之果实或球根，或饲养小动物，已略有分工之状。及农业时代，如神农之教，称：“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一妇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诗三百篇，不但有夫耕妇馌之习惯，而所生女子，寝地弄瓦，与男子之寝床弄璋，显然不同；不但分工，而且待遇亦有差别。嗣后乡里选举，科第考试，均为男子所专有，女子不得参加，女子偶有受家庭教育，而能为诗词者，则又有“女子无才便是德”之说以阻挠之，无怪女子之自叹“不幸”矣。

然女子受压迫虽如此其甚；而遇有表现能力之机会，仍不后于男子，如特别地域，常有女子躬耕陇亩，而男子不耻坐食者。即以苏州天平山一带而言，女子既能刺绣，又能任肩舆之役。新式工商业发起以后，女子服务于工厂及商店者亦渐多。战争虽素为男子专职，然吾国古代为(7)“为”疑为“如”。花木兰、秦良玉之类，女子未尝不能从军；且孙武子曾在吴宫教美人战，亦未尝不能达到纪律严明之一境。可以知男子所能为之事，女子未尝不能，不过因传统之教育与习惯，有以限止之耳。

习惯之改革非甚难，而最要之关键，全在教育。现今教育制度，小学与大学，均已男女同校，不成问题，唯中学尚守男女分校之习，必使女子中学之数量，与男子中学相等，始可以渐达男女平等之理想。鄙人所以对于振华女学之以渐廓张，不胜感幸者也。敬祝振华女学校进步！

在演讲中，蔡元培不仅表达了对振华女校办学成绩的赞赏，而且将话题引向了男女平权问题，回顾了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和历史根源，指出传统教育与习惯导致了女性地位低下，进而阐明女子教育之于男女平等事业的意义。蔡元培是我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倡导者与实践者，曾创办爱国女学，并对女子教育多有论述。蔡元培之所以“对振华的创办、发展，倾注了情感与力量”[5]，不仅仅缘于他与王颂蔚、王谢长达的人际交往，更是其对女子教育的关注与热心使然。该篇讲稿对考察他的女子教育思想显然不无参考价值，理应收入修订版的《蔡元培全集》中。

1936年11月13日，振华女学举办大礼堂及办公厅落成典礼，14日早晨九时举行三十周年纪念仪式，苏、沪两地报纸多有报道。《振华季刊》第15册特意刊有《三十周纪念鳞爪——录自各报》，采录了《申报》《市乡公报》《明报》《吴县早报》等报刊的相关报道，其中11月17日《申报》提到纪念会上蔡元培、竺可桢、陈礼江等名人亲自到场并有演讲，《市乡公报》《明报》《吴县早报》的报道中则未见提及蔡元培。11月15日《大光明》的报道则明确记载纪念会上“来宾到者甚多。蔡元培未到，由陶冷月代”，这一记录显然与《申报》有所扞格。查阅1936年11月14日的蔡元培日记，云：“午前九时，本院开院务会议。午间聚餐。午后又开会议，五时始毕。”[6]可知他当日身在南京，并未来苏参加振华女学三十周年纪念会，因此《申报》的有关报道与史实有所出入，《大光明》的说法更可信，即蔡元培的演讲由友人陶冷月代为宣读。1936年11月10日，蔡元培赴京之前曾有一函致陶冷月，其中解释了不能前往苏州参加振华女学三十年纪念会的原因，并寄上演词请陶氏届时代为宣读。此函现收入《蔡元培全集》第十四卷，内容如下：

冷月先生大鉴：

前日承枉顾，并赐大作印本，感荷无已，谢谢。弟今晚进京，除于十二日参加中央博物院奠基礼外，十四日并有故宫博物院理事会，不能到苏州。先具振华女学三十年纪念会演词一纸奉上，请斧正后，代在会场说大意，并请代向季玉校长告罪。诸承费神，不胜感谢。专此，并颂

著绥

弟蔡元培敬启 十一月十日[7]

据此可见，振华女学三十年纪念会的演讲当是蔡元培事先拟好的。陶冷月不仅代蔡氏“在会场说大意”，而且将讲稿交付《振华季刊》发表。这种“代讲”的情形并非偶见，如1926年12月1日爱国女学举办二十五周年纪念会时，蔡元培的演讲由其夫人周养浩到会代读。

以上三篇演讲稿虽文献价值不一，却显示出演讲可能牵涉的诸多史料问题——或存在不同版本的“异文”，或存在演讲人未到现场的“宣讲”。演说的时间、地点、场合等虽属细枝末节，然稍有不慎，便可能偏离史实，出现舛误，因而相关史料的梳理与考证工作值得注意。

三

最后再指出浙版《蔡元培全集》中考订不确的两篇演讲稿，以就教于方家。

全集第四卷收有演讲《论国文的趋势及国文与外国语及科学的关系》，编者注明时间是1920年10月。该文系蔡氏论述国文教育的重要篇目，向来广为研究者引用。经查，该文1919年12月曾刊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育丛刊》第1集，题为《蔡孑民先生莅本校国文部演说词》。既然该期杂志出版于1919年12月，演说应讲于12月之前，不可能迟至次年10月。《蔡元培全集》中的上述误判大约可追溯至高平叔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蔡元培语言及文学论著》。限于文献，此次演说的详情犹待考证。

全集第六卷收有蔡元培在上海国立劳动大学的讲演《劳动大学的意义及劳大学生的责任》，依据的是1930年6月16日《中央周报》第106期上的载文。编者所注演说时间为“4月19日”，被《蔡元培画传》《蔡元培大学教育思想新探》等书采用。高平叔编纂的《蔡元培教育论著选》在本篇文题下注明“一九三〇年六月十六日”，即其在《中央周报》上的刊出时间，致使一些论著误以为演讲发生于6月16日，如马燕编《蔡元培讲演集》。1930年5月20日上海《新闻报》刊有新闻《蔡元培昨在劳大演讲》，全文如下：

蔡元培昨应劳大之请在大礼堂演讲。首由该校校长易培基致开会词，次由蔡登台演讲，其讲题为《劳动大学之意义及劳动大学生的责任》。略谓：“用□(8)原刊漫漶不清以□标示。力从事人类有益之生产，实□农工。以前农工只知延用旧法，现在人口增加，须改用‘用力寡而收效多’的新法，故劳动亦须施以教育。至于劳动要施以大学教育的原故(9)“原故”今作“缘故”。，则是因为中等的农工实习学校亦只能应用新的成法，学理太浅，不能从事发明，故非有高等教育不可。劳动大学生一方面求学，一方面还要作工，其产品即为学校所有。此种精神殊属难能可贵，希望以后大家都要从事实际劳动。无论工农社三院的学生，均应一律做工。庶不负劳动大学创办之□义”云云。讲演约一时余。最后由该校秘书长熊梦飞致谢词散会。

虽然讲题略有出入，但演讲大意与《劳动大学的意义及劳大学生的责任》一文内容基本吻合。因此可以确定，蔡元培在上海劳动大学的演说应是在1930年5月19日。通过进一步搜检，笔者还发现早于《中央周报》，6月14日此文已发表于《国立劳动大学三日刊》创刊号。这一版本可能是初刊本，主体部分比《中央周报》版多一句开场白：“诸位同学，兄弟很抱歉，很久没有到此地来，但是因为很久没有来，所以常常讲起的话也很为奇特，我今天要和诸位讲的，便是《劳动大学的意义及劳大学生的责任》。”[8]此句虽属开场的客套话，却是演讲的组成部分，尤能体现演说的现场感与“口述”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