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旭泽

（河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401）

冯友兰先生的哲学方法论在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进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是因学习西方逻辑学而开始研究哲学，所以中国哲学中所缺乏的逻辑分析对他有强烈的吸引力。于是他开始主张通过逻辑分析法来阐释中国哲学，他将形上学由中国哲学的生命体证引向了逻辑分析。然而，通过逻辑分析并不能达到哲学的最终追求，也给不了哲学一个完整的体系。虽然正是由于逻辑的启蒙让他开始了对哲学的不懈追求，但逻辑分析的有限性也让他意识到了超理性的存在，并由此开始了对新理学的方法的求证。同时，冯友兰认为哲学的未来是理性主义结合神秘主义，主张中西方各有特色的哲学方法的结合才能构成与未来世界相称的哲学。

一、冯友兰哲学方法的形成与发展

我们可以从方法论的角度来阐释哲学，即“照我们的看法，哲学乃自纯思之观点，对于经验作理智底分析、总括及解释，而又以名言说之者。哲学之有靠人之思与辩”[1]6。思和感是相互对应的，但是，感与思也是不同的。“我们的知识之官能可分为两种，即能思者，与能感者。能思者是我们的理智，能感者所谓耳目之官，即其一种。”[2]3思的含义是对经验进行理智的分析、总括和解释。冯友兰对命题“思”有两种理解：一是对于平时逻辑中提到的命题内涵的解释，二是平时逻辑中对于命题外延的理解，即“思中行之”的理智的分析和理智的总括。总的来看，“我们的思，分析则细入毫芒；总括则贯通各时各地”[2]9。而哲学是靠人的思和辩。辩就是使用名言辩论。哲学就是展示出道理，说出来写出来便是辩，而得出这些道理是因为思。冯友兰虽然承认了“不可思议”“不可言说”者，但是，这里的哲学是可以用逻辑“思”“辩”的，所以，辩依赖于思。哲学建立在了思的基础上，即所谓的总括和解释是以分析为基础的。因此，重视分析是冯友兰哲学方法论特色，也是其将逻辑分析法引入中国哲学的表现。

冯友兰在《新知言》中提出：“本书所讲，不是哲学，而是哲学方法，更确切地说，是形上学的方法”[2]864，而“形上学是哲学中底最重要底一部分”[2]863。形上学与科学的辩论和冲突与哲学与科学的冲突类似，二者属于不同类，既不是各自的外延，也不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更不是依附关系，二者并无对立冲突。然而，冯友兰对形上学有自己不同的理解，那便是真正的形上学即最哲学的哲学。为了便于理解真正的形上学，需要剖析真正形上学的特性，那么便需要从方法说明特性。因此，他总结出“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通过对冯友兰哲学观的理解，我们便可以对哲学方法有一定的了解。哲学方法是对哲学研究和理解过程的方法、方式，也是对哲学本身的一种阐释。冯友兰曾在《中国哲学史》中提及哲学方法，认为哲学方法便是逻辑的科学方法，由于所有哲学的学说是判断构成的，所以“判断必合逻辑”[3]5。

（一）冯友兰哲学方法的形成

西方列强使用科学以及科学方法打开了中国紧闭的国门，中国的有志之士开始寻求道路来改变现状。中国人经历了清政府“自强”“求富”，新兴政府的制度变革，到后来的精神追求，尤其是中国学者对西方科学方法的探索引起了对自身文化的反思。与此同时，冯友兰成功地将西方哲学的逻辑思维融合到中国哲学，提出了“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所以，探讨此种哲学方法的形成需要了解冯友兰所吸收和批判的西方哲学中的方法。

冯友兰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评价是：“他（柏拉图）的形上学，大部分是空灵底。亚力士多德的形上学，有些地方，是将他的老师的形上学的空灵部分，加以坐实。经此坐实，亚力士多德的形上学，即近于是科学了……他（亚里士多德）是西洋科学的开山大师；而他的老师，则是西洋哲学的开山大师。”[2]885-886冯友兰认为，柏拉图的空灵主要是相对于亚里士多德的更多关注于现象界，而亚里士多德认为他老师柏拉图形式主义成分太多，是用一种形式主义的类型作为出发点，而他则引用了逻辑学的矛盾规律作为形上学的出发点。在他看来：“所有事物最确定的原理就是关于它不会发生错误的原理……它就是：同一属性不能再同一时间既属于又不属于同一对象并且是在同一方面；我们必须事先假定任何可能进一步增加的规定，以防止逻辑上的困难。”[4]90虽然冯友兰同样认为柏拉图的方法是有所欠缺的，可仍旧与柏拉图的辩证法有类似的地方。例如，柏拉图所提出的辩证法一方面是使用理性去找到“绝对”，另一方面是用一种纯粹的理智去发现“绝对”的善，即逻辑方面类似于冯友兰的“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

冯友兰也对反观法有所定义：“我们反观我们的思中底事物，其清楚底、明晰底是真底。所以我们称这种方法为反观法。”[2]888在西方哲学中，笛卡尔（Rene Descartes）提倡的反观法集大成于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而笛卡尔对于一切东西的怀疑便是所谓的“精神呕吐”，即走一条与日常生活思维相反方向的道路，对于日常生活中不假思索的所有知识都倾倒出来，对其进行怀疑和反观，看看在“我”的心里还能剩下什么。[5]33相对于笛卡尔忽视客观的外在世界，冯友兰认为斯宾诺莎的反观法更具有逻辑分析的成分。斯宾诺莎认为，真理的认知是建立在对真观念正确的判断基础之上。真观念有自身的特征，也就是拥有内征和外征。此二者与逻辑学的内涵与外延类似。要判断观念是不是真观念，即是不是真理，需要看观念的内征，不能通过外征来决定。因此，我们在判断我们的观念的时候，如果“以观念为对象而观之，若见它是清楚底、明晰底、有确实性底，它就是真观念，否则就是假观念”[2]890，那么，这个问题便是无限循环的。冯友兰在赞同斯宾诺莎的反观法的逻辑的同时，对于他所提出的“上帝”是不赞同的，认为那是片面的，是部分逻辑。

冯友兰介绍的西方哲学中第三种建构形上学的方法就是康德的批判法。冯友兰虽然介绍了西方传统哲学中许多建构形上学的方法，但对他最有影响的还有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分析方法，在进行哲学创作过程中，他借鉴了许多维也纳学派的理论观点，而最重要的是命题分类理论。

综上所述，冯友兰的哲学方法中不乏对西方哲学中哲学方法的思考和批判性吸收。正是在西方哲学运用反观法等逻辑、分类方法进行理性思考的影响下，冯友兰重视并批判性吸收了逻辑思辨和分析推理等方法论研究，进而研究出不同于西方哲学或中国哲学的更为完善的哲学方法论。

（二）冯友兰哲学方法的发展

冯友兰的哲学方法论并不是刚形成便完善的，伴随哲学观的发展，其方法论从刚开始对“正的方法”的完全肯定和“负的方法”的否定，到后来对“负的方法”进行了阐释，最终中西方法论融合，化解了冲突。在《三松堂自序》中，冯友兰将其哲学活动分为4个阶段，哲学方法论主要形成在20世纪20-40年代期间。

冯友兰将在西方哲学中收获到不同于中国哲学的演绎逻辑的一个命题系统引入到中国，从形式上开始更加注重构架出哲学的体系。这说明在20年代冯友兰的主要哲学方法论重点在“正的方法”上。从冯友兰30年代《中国哲学史》的编写中，我们依旧可以看出他对“正的方法”的推崇和发展，对“负的方法”或者说“负”持一种摈弃的态度，并未真正同意，甚至是一种否定。他认为：“吾人亦非不重视觉悟，特觉悟所得，乃是一种经验，不是一种学问，不是哲学。哲学必须是以语言文字表出之道理，‘道’虽成在语言文字之外，而哲学必在语言文字之中。”[3]11-12

通过《贞元六书》，我们可以看出冯友兰的思维变化，在《新理学》中，曾经提及的“不可言说”“不可思议”者，例如，四个基本概念中的气、大全，便是重要的哲学方法论重要命题。在哲学方法论的专著《新知言》中更是将“负的方法”与“正的方法”并列而谈，并且对“负的方法”进行了具体的阐释和说明。

到了院子里，英格曼的眼前已经一片黄颜色，墙头上穿黄军装的日本兵坐得密密麻麻，如同闹鸟灾突然落下的一群黄毛怪鸟。

二、冯友兰“正的方法”——逻辑分析

“正的方法”，又可以称之为“逻辑分析法”。冯友兰所认为真正的哲学方法是以分析为主，并且使用了反观法的正的方法。而分析法就是逻辑分析。他曾在《新知言》中从柏拉图的辩证法、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反观法、康德的批判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论述到维也纳派的逻辑分析法，这些方法都是西方哲学形上学多用的方法，也是冯友兰“正的方法”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冯友兰自身的“正的方法”对此也有所发展。

（一）正的方法的内涵

“正的方法”在冯友兰的《三松堂全集》中的解释是，“逻辑的分析法讲形上学，也就是对于经验作逻辑底释义”[6]150。它说明哲学对象即形而上的构建方式。这种方法就是用理智对经验作逻辑的分析和总括及对概念进行阐释，这说明形上学是“可以思议”“可以言说”的。但是，这里的逻辑也不同于科学的逻辑。冯友兰进一步对形上学进行了阐释，针对科学来讲，形上学的目的是对经验作出逻辑的解释；而科学不同于形上学之处就在于科学是作出积极的解释的。那么，“逻辑”便是“形式主义”的意思，是与科学实证方法不同的，或者说不可以同一而语的。科学和形上学都是对经验进行释义，而科学是实质进行的释义，即有内容。而“正的方法”是形式的分析，而不是内容的分析。因此，“逻辑”的含义在科学与形上学是不同的。

由此说来，“正的方法”有自身的特点：一方面，“正的方法”必然涉及的是真的事实，“但对于事实，只作一种形式的说法，不能作一种积极的肯定”[7]518。另外一方面则是“正的方法”进行了名词概念意义的推演，然而却“只能从分析内容多的概念，推出内容少的概念”[7]518。那便是说这是“说到事实”，又进行了推论的逻辑分析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必然和上文所述科学与形上学的不同一样，也是不同于科学的方法的，并且两者本质不同。如果说形式逻辑是一种不顾及事实的推论，那么真正的“正的方法”其实是涉及事实的。这便是“正的方法”的特点中的第一点。即使说科学是在事实上建立起来的，“正的方法”也不同于同样建立于事实之上的科学，因为“正的方法”是针对于一切事实，科学仍旧在发展中，并且冯友兰先生在《新理学》中也提出过，实际的事物是不同于实际的，事实不同于实际。同时，“正的方法”是肯定的一种方式。这种肯定是对于实际的，也是唯一的，是意味着事物存在来讲。这种概念的界定以及逻辑推理的运用，便是针对中国哲学的缺点所指出的，借鉴了西方哲学注重辨明析理，重点强调了概念定义。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便是在用“正的方法”来构建新的哲学体系，使中西哲学体系得以融合。

（二）正的方法的发展

在《三松堂自序》中，冯友兰将他的哲学活动分为4个阶段，哲学方法论主要形成在20世纪20-40年代期间，而主要的哲学思想体系是在30-40年代建立的。这个时期的维也纳学派也处于集大成的状态。罗素认为逻辑是哲学的本质。维也纳学派同意并发展了这一观点，他们更加严格地控制了哲学的活动范围。而“正的方法”最主要的来源是维也纳学派逻辑实证主义的逻辑分析。在冯友兰看来，是维也纳学派对于传统形而上的批判，引领他到了一条新的道路。通过对经验中事物的总括或者分析，他可以获得终极要素，即共相，便是新理学中基本的四个概念：理、气、道体和大全，继而分析和总括命题后得出了新理学的体系。他反对哲学分析法的同时，将逻辑学用来重新建构形而上。

即使冯友兰“正的方法”来源于实证主义，却不同于逻辑实证主义。不同点在于冯友兰认为他是不同意将哲学归于逻辑的。他否定卡尔纳普（Paul Rudolf Carnap）所阐释的哲学只是逻辑的观点。只是将哲学的方法定义为逻辑分析或者将任务定位为对科学作出逻辑分析，都是简单的逻辑的观点。然而，毕竟形上学抑或说哲学是不同于科学的，更何况形上学分为传统的形上学和真正的形上学。冯友兰只对真际世界的理作逻辑的分析。冯友兰在《新理学》一书运用的主要是“正的方法”或者说是使用的逻辑分析方法。他的“正的方法”的对象并不是那些经验现象内的经验事实，是非经验的“理世界”。

（三）正的方法的功能意义

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形上学，哲学或者说真正的形上学、好的形上学要使用“正的方法”或者说逻辑实证的方法的原因，是由哲学或者说真正的形上学、好的形上学的性质所决定的。在康德看来，一门学问的性质体现在三个不同的方面：一来是研究对象，二来是知识来源，三来是知识种类。冯友兰认为：“哲学乃自纯思的观点，对于经验作理智底分析、总括及解释，而又以名言说出之者。”[1]6而哲学或者说真正的形上学、好的形上学的性质具有下面几个特点：首先，“哲学中之观念、命题，及其推论，多是形式底，逻辑底，而不是事实底、经验底。”[1]9我们知道，哲学的概念、命题以及分析和总括，虽然针对的是事实，然而对于实际并不是一味地有所主张，反而是无所肯定，甚至说是最少主张以及所谓的肯定，其实真正来讲并没有或者说很少有一些实际的内容。其次，对于“共相”或者说“真际”，哲学是可以包含一切为对象的。但是对于真际的肯定并不是意味着不否定真际中所包含的“理”的内容。再而言之，虽然说传统意义上的形上学是坏的形上学，哲学或者说真正的形上学不同于传统形上学，是好的形上学，然而，真正形上学的命题也可以说是“空”的，即可以说是“一片空灵”。所以，不同于科学对内容进行逻辑分析，形上学需要用“正的方法”进行形式分析，这正是“正的方法”的功能与意义所在。

三、冯友兰“负的方法”——直觉体证

“负的方法”不同于“正的方法”的从形上学讲起，它“从形上学不能讲讲起”，“正底方法是以逻辑分析法讲形而上学。负底方法是讲形而上学不能讲，讲形而上学不能讲，亦是一种讲形而上学的方法”[6]149，因此可以看出“负的方法”是直觉主义的。“负的方法”来源于中国哲学，但并不是西方哲学中不存在。“负的方法”的存在解释了用“正的方法”不能阐释或者理解的对象和命题。

（一）负的方法的内涵

由此可得出“负的方法”的一些特点：第一，我们可以看出“负的方法”适用于形上学对象。第二，在使用“负的方法”之前，我们其实对于相对无形无性的形上学以外的事物有所了解和认知。第三，我们运用“负的方法”并非只是简单否定，要对已有的知识可能进行否定。第四，“正的方法”不能完全准确确定形上学的对象，更不要说彻底领悟形上学的对象，想要达到至高的思想境界，必须要使用“负的方法”。第五，既然“负的方法”不同于正的方法，不是可以阐释或者表达的，那么我们需要用心的直觉去领悟。

（二）负的方法的发展

“我在《新理学》中用的方法完全是分析的方法。可是写了这部书以后，我开始认识到负的方法也重要。”[8]387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佛学的建立”等内容是靠“正的方法”即所谓的逻辑分析法得到的一些空虚的形上学观念所不能理解的，因为“正的方法”所总括出的观念，并不能提供任何有用的关于形上学对象的信息。冯友兰对“负的方法”的肯定和运用，也是他不同于康德的方面。康德提出的“物自体”是不可知的，因为人类的感性直观是被动接受的，我们没有原始存在者的创造性直观。而冯友兰则认为，除了感知的方式，我们还有其他办法。但是，我们需要承认的是，冯友兰的“负的方法”必要的理论建构一定程度上是不足的。

从“负的方法”的起源来说，它主要来源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中国哲学史上的道家和禅宗很充分地发挥了“负的方法”，儒家也发展了“负的方法”，只是表现出的是神秘主义，这是冯友兰对于中国哲学中“负的方法”的认知。道家擅长使用否定，用对一个应描述对象的负面去肯定和全面把握这一对象，所以，冯友兰认为道家所使用的这一方法也同理于“负的方法”。道家追求的“不可思议”“不可言说”者类似于康德的物自体，不可能通过感知来获得。那么，哲学必须要通过具体事实获取形式逻辑的概念，却也要超越具体的形象。为了“大一”，圣人必须忘却一切，仅剩下“大一”，而获取“大一”的方法就是“弃知”，到达这一境界之后，则需要领悟从而追求更高的境界。同样，我们可以从禅宗中看到类似于道家的“负的方法”思想。冯友兰在《新知言》这本书中，用禅宗举例具体分析了“负的方法”，包括其性质和形式。表显第一义是禅宗常用的方法之一，在他看来，这种方法类似于他的“负的方法”，如同“烘云托月”一样，虽然没有直接表明要描述的对象，反而在没有描述中突出了应描述对象这一重点。同时，冯友兰提出“在西方哲学史中从未见到过充分发挥的负的方法”的同时，一方面，表达了西方也存在“负的方法”，例如维也纳派的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他所谓的“取消”形上学，同冯友兰一样，也是在用“负的方法”阐述形上学。另外一方面，说明“负的方法”主要还是在中国哲学发展和发扬了，而且发扬得更加充分。儒家作为中国哲学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其神秘主义方法类似于冯友兰的“负的方法”。“神秘主义，乃专指一种哲学，承认有所谓‘万物一体’之境界者。在境界中，个人与‘全’合而为一。所谓主观客观、人我内外之分，俱不存在。”[7]49由此可以看出，儒道两家的相同之处在于对至高境界的追求是神秘主义的追求，同时，对神秘主义的追求也需要内心的领悟。

（三）负的方法的功能意义

冯友兰对于道家、禅宗和儒家的“负的方法”不仅仅有自身的见解，同时也对中国传统哲学中原有的“负的方法”加以肯定和推崇。形上学所具备的特质要求我们必须使用“负的方法”。其一是形上学的具体功能效用本身不是给人更多具体的实际可以操作使用的积极知识，而是一种提高人境界的思想产物，正如冯友兰所阐释的人生四境界，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境界，这也是形上学的意义。既然如此，那么要到达这种境界则必须用直觉的方法，即“负的方法”。其二是形上学是不能讲述的。哲学中所讲的东西虽然是来源于事实，但其概念或者有些东西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同样看《新理学》中的四个基础核心概念，所代表的对象是我们不可能描述和表达的，即“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例如气，我们知道形而下者为之气，可是到底什么是气，我们是用感知等直接的办法所理解不了的，也就是“正的方法”解释不了。我们需要使用直觉的间接方法去理解和领悟。这便是形上学不能讲，于是我们需要“负的方法”去理解。正如《三松堂全集》中所讲的，“由此方面说，则形上学不能讲，从形上学不能讲讲起，就是以负的方法讲形上学。”[6]201虽然冯友兰对中国传统“负的方法”有所发扬，并且和西方的有所融合，但其“负的方法”给人一种无法完全阐释清楚且难以捉摸的感觉，因为其自身构架仍然有所缺失，并不完善。可他对“负的方法”的引用和发展足以让后人望其项背，也足以引起大家的深刻思考和探索。

四、冯友兰“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的相互关系以及其意义

通过对冯友兰哲学体系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形上学是不可言说的，然而却可以被建立出一个庞大且可以被言说的体系，而在哲学方法论上，我们既可以使用逻辑形式的“正的方法”，也可以使用直觉领悟的“负的方法”。进而，我们可以总结出常规性的“正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办法和非常规性的“负的方法”即直觉主义的办法，在这个巨大的哲学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和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相互关系的意义。

（一）“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的相互关系

从冯友兰先生对于哲学体系的认知，我们可以看出，“对于不可思议者，仍有思议，对于不可言说者，仍有言说。若无可思议言说，则虽对于不可思议者，不可言说者有完全底了解，亦无哲学。不可思议，不可言说者，不是哲学，对于不可思议者之思议，对于不可言说这言说，方是哲学”[2]168。而冯友兰先是认为直觉得到的是“神秘的经验”而不是哲学，从而对“负的方法”进行了否定。后来，逐渐认识到这是中国哲学追求最高境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虽然用逻辑分析法建立了“新理学”，可冯友兰最后将“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相结合作为其哲学方法。

中国哲学有“负的方法”传统，然而并没有真正充分发展“正的方法”。内涵丰富的中国哲学史缺少清晰的逻辑表达，而西方哲学擅长逻辑分析，所以需要将二者结合才能产生出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冯友兰所预言的未来的哲学是将中国哲学的直觉与西方哲学的理性两者相互融合的。他认为：“未来世界哲学一定比中国传统哲学更理性主义一些，比西方传统哲学更神秘主义一些。”[9]555假如定义“正的方法”是通过理性找出形而上学的对象，以便寻找形而上学的工具，所以是简单开始的方法，那么，“负的方法”就是用直觉去把握通过“正的方法”推出的那些不可思议的概念、对象，把握真正形上学的最终问题，是形上学结束的方法。从程序上讲，“正的方法”在先，“负的方法”在后，但这并不意味着“负的方法”是反理性的，因为“负的方法”是超越理性的。我们也可以理解成在使用“负的方法”之前，哲学必须通过“正的方法”进行逻辑分析得出一些概念，从事实中提出抽象对象，然后通过“负的方法”进行理解和领悟。当然，也可以这样理解：到达哲学的最高境界的前提是哲学的复杂性，即在此前提下才能达到哲学的最高境界——哲学的单纯性。

（二）“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的相互关系的意义

冯友兰最终选择了形上学“正的方法”和神秘主义“负的方法”作为“新理学”哲学系统的哲学方法，是根源于人本主义，即从他对哲学的定义而来。“对于觉解底觉解，就是对于思想底思想。这种思想，如成为系统，即是哲学。”[2]862这便意味着，哲学是关于人生的反思，也是对人生最高的“觉解”。所以，他以人为主要对象进行哲学的反思，通过理解人生来说明哲学的作用。他将中国哲学中的至高境界、近代西方人本主义和思辨哲学很好地融合在他的“新理学”哲学中。“冯友兰确立‘新理学方法’的最基本的认识前提，是追求对脱离宇宙中个体事物的共相的理解和追求形而上学知识本身的绝对性和永恒性。”[10]冯友兰所构建的这一哲学体系，通过思辨而非纯粹的事实领悟宇宙共相，继而理解宇宙大全，追求最高境界。他说：“道体是一切底流行，大全是一切底有。思议言说中底道体或大全，不包括这个思议言说，所以在思议言说中底道体或大全，还是道体或大全。”[2]66

虽然冯友兰在构建自己的哲学方法的时候将一些冲突弱化，将特色有所融合，否定真理来源于经验，但是他也突出了各自的特色，赞同真理需要借助经验。所以，从“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的发展来看，冯友兰一方面将“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相辅相成共同组成了哲学方法，另一方面强调了各自的含义和作用。即使二者是互补的，但也不表明他在发现“正的方法”即理性主义方法的理性思维的缺陷之后，所提倡的直觉主义的“负的方法”便是非理性的。我们对二者的关系不能单纯地对抗矛盾化，或者简单地融合整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