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平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作为法国“新寓言派”的代表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小说不可避免地带有寓言式书写，正如有研究者认为，新寓言派“有意识地、自觉地在自己的作品中贯注一定的哲理与寓言，甚至有时是从某种哲理与寓意出发而构建出自己的作品”［1］334。毫无例外，莫迪亚诺也遵守这一创作原则。此前已有学者在其硕士论文中对莫迪亚诺小说中的寓言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认为“记忆、身份与历史是他一生的创作主题，寻找则是贯穿其所有作品的关键词”［2］；亦有研究者对其小说《环城大道》中的寓言性特征作了深入浅出的分析，认为“《环城大道》不但具有多个平行的主题，这多重主题构成了多义性，而且还呈现出一种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彻底的破碎。”［3］47；研究法国文学的著名学者余中先认为，“当莫迪亚诺面对人类命定的悲剧性的生存状况时，他没有‘有所作为’的反抗，只有悲天悯人的伤感情怀；面对荒诞的世界，他不像萨特、加缪那样追求存在的价值，进行自我选择，而仅仅是以敏感的笔触描述着人之存在的渺小、无奈、悲哀”［4］288；著名翻译家柳鸣九认为，“在表现人物寻求支撑点、栖息地的同时，还刻画了人寻找自我的悲剧，使他的小说具有了另一种深刻的寓意。而这也许是20世纪文学中最耐人寻思的寓意之一”［5］。莫迪亚诺的全部小说近三十部，目前在国内出版仅有十多部。莫迪亚诺写于1990年的小说《蜜月旅行》、1991年的小说《废墟的花朵》和1993年的小说《狗样的春天》，是他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代表作。这三部小说的创作时间相近，在创作风格和主题上有相通之处，这是它们被放在一起探讨的前提。2017年7月，《狗样的春天》与《废墟的花朵》首次在国内出版，这是值得研究者关注的。截止2018年6月，国内学界对《狗样的春天》与《废墟的花朵》这两部小说的研究暂无，对《蜜月旅行》的研究论文仅有两篇。虽然莫迪亚诺在2014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但国内对莫迪亚诺作品的译介和研究尚待深入。本文试图从对二战时期德占法国的历史、城市变迁以及人的存在状态和价值的寓言式书写这三个视角出发，运用本雅明的寓言理论，探寻这三部小说中的寓意，进而揭示出莫迪亚诺小说中寓言式书写的现代意义。

1 二战时期德占法国的寓言式书写

莫迪亚诺的寓言式书写让他的小说有了“言外之意”或“象外之象”，即作品的象征性寓意。例如他对二战时期德占法国这一历史较少直接地描写，大部分是隐晦而委婉的。而小说中的寓言性则是借助世俗真实性呈现出来的，世俗真实性是作为载体直达象征意义的。莫迪亚诺作为一位思想型作家，关注的是现象呈现的场面背后的象征和隐喻。

在《蜜月旅行》中，莫迪亚诺没有直接描写战争的残酷场面，而是“捕捉到了二战法国被占领期间普通人的生活”①瑞典文学院的评委在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会上给莫迪亚诺的评语。。1942年的春天，“在汝安雷班，大家各行其是，好像战争根本不存在。”［6］49生活看似很平静，里果和英格丽特的“蜜月旅行”给受战争阴霾笼罩的人们带来了希望与慰藉。实际上，“被战争阻断在汝安雷班的那些巡回演出的哑角们，被限制在海滩，在虚假的波旁公主的餐馆扮演了伪装避暑的角色。”［6］53不仅如此，到后来二人发现报贩子关门，街上的商铺放下遮帘，小广场是空荡荡的，饭店大堂也空无一人，所有居住在蓝色海岸饭店的犹太人悄无声息地离开。一切都被紧张而怪异的氛围包围着，战争让寻常人的日常活动变得不寻常。作家对英格丽特和她父亲的避难的书写也很含蓄。英格丽特的父亲因犹太人的身份而失业，她为了躲避搜捕，不能回家，和父亲住在奥尔纳诺旅店。但旅店似乎也不是很安全，街区六点会实行宵禁，以致英格丽特不敢回旅店找父亲。她闪烁其词地向偶遇的里果解释：“因为父亲和我，遇到了麻烦。”［6］132最终父亲在旅店不声不响地被警察带走。从此，英格丽特只能跟随里果一起逃亡。纳粹的侵略和屠杀让犹太人失去生存的自由，正如作家自己曾说：“占领时期的巴黎是一座奇怪的城市。……大人和小孩随时都会失踪，不留下一丝痕迹，甚至朋友之间说话都吞吞吐吐，谈话也不会掏心掏肺，因为大家都感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危险的气息。”［7］59

《废墟的花朵》这一书名则象征着二战时期被德国占领的巴黎是一片废墟，这不是指德国像对俄国那样，对巴黎实行狂轰乱炸、烧杀抢掠，而是德国的侵略使巴黎这座城市的精神文化受到摧残，法国人沦为阶下囚，任人宰割。小说中也处处在暗示占领期间人们晦暗的生活。正如书中写道，“我”父亲曾被关押在巴黎的海关没收仓库，因此，“在左岸的所有街区当中，从贝尔西桥到植物园铁栅门之间的那段路我觉得最为黑暗”［8］40；小说中对帕切科真实身份的调查则暗示着二战对年轻人生活的影响，“战争和被占在一个性格模糊的年轻人身上制造了混乱和模糊”［8］62。“我”在1946年的旧报纸上发现关于帕切科的寻人启事，说他“去年可能死于达豪的集中营”［8］55。但1948年的报纸上刊登了一份未出庭的被告名单，名单上的第三号是帕切科，这让帕切科是否死亡的消息变得不能被证实。

相较于《蜜月旅行》，在《废墟的花朵》一书中对二战时期德占法国这段历史的书写要直露些，提到了与之有关的地点，而在《狗样的春天》中，作家在这方面的书写更加明了。在小说中，冉森虽和“我”初次相识于1964年的春天，但他却隐瞒了他的过去。他曾在德国占领时期“因为犹太人的身份而被关在德朗西集中营”［9］8，被成功解救后，逃往上萨瓦省。直到五月，冉森才告诉“我”，“二十年前的一天，他在乔治五世地铁站的出口处遭到大搜捕”［9］49。不仅是冉森自己在德国占领时期不能幸免于难，他的亲人和朋友也面临灾难。他的弟弟卡帕在1944年被“关押在罗马福索利战俘营”［9］93，后来又被押送到集中营，并死于该地；冉森的朋友德·迈恩多夫夫妇，在战争爆发后，去了美国，躲避战乱；画家沃尔斯在德国占领法国初期在卡西斯避难，冉森曾去拜访过他，并在战争爆发前夕，参观了沃尔斯的摄影展。这些都是在明写战争对人造成的负面影响。

在这三部小说中，主要人物都生活在紧张、不安的环境中，有一种“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这是战争和侵略带来的集体创伤，是莫迪亚诺对历史小说的另一种书写，诚如加布丽埃·施瓦布所言：“不存在没有创伤的生命；也没有创伤缺席的历史。某些生命个体将永远背负暴力历史的重负，如殖民入侵、奴隶制、极权主义、独裁暴政、战争和大屠杀。”［10］136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欧洲乃至世界历史上难以忘怀的梦魇，犹太人在这次人类浩劫中失去国籍，不得不逃离家园，甚至无辜丧生。希特勒之所以对犹太人进行肆意妄为的迫害，是为了推行法西斯制度，更是为了让德国法西斯统治集团通过实行战争的政策，争夺世界霸权。法国作为德国的邻国，自然无法幸免，1940年，法国全面沦陷，被德军占领。更出人意料的是，法国维希政府成为德国纳粹残害犹太人的帮凶。正是傀儡政府协助纳粹，才造成法国犹太人被大规模屠杀的悲剧。二者共同酿成了人类历史上惨绝人寰的一幕。

莫迪亚诺在小说中执着地书写二战时期德占法国这段历史，是与他自己的出生有关的。由于莫迪亚诺拥有犹太人的血统，所以在小说中，他书写生活在德占法国时期犹太人的艰难处境，这是犹太民族共同的一段屈辱历史。种族主义在二战时期的欧洲成为了一种时尚，纳粹德国“打出种族主义的旗号而无需有任何耻辱感或良心的刺痛”［10］186。作家通过二战时期德占法国这一历史背景，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一系列人物的身份调查，以及犹太人逃离国界以躲避追捕的事实呈现在读者面前，并描述了二战这一特殊时期给主人公们的亲情、友谊、青春造成的巨大阴影。此外，莫迪亚诺的父母相识于被德国纳粹占领的法国巴黎，作家自己虽然不是战争的见证人，但是他的父母是战争的亲历者。父母结婚不久，莫迪亚诺便在1945年7月30日出生于法国巴黎的郊区，而德国签字投降是在1945年5月8日，二战刚结束，战争所造成的创伤还未愈合，法国依旧千疮百孔。因此，莫迪亚诺认为，“所有那些出生在一九四五年的男男女女一样，是战争的孩子，更确切地说，因为我出生在巴黎，我的生命属于占领区的巴黎。”［7］59这也可以说明莫迪亚诺一出生就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不可磨灭。莫迪亚诺的小说正是二战时期德占法国的象征，小说中处处可寻对这段历史的寓意。由此可知，莫迪亚诺书写的是关于二战时期德占法国的历史寓言。诚然，未经历过二战的莫迪亚诺，对历史的书写只能靠想象，正如他所言：“我的写作方法既不是为了试图认识自我，也不是为了进行自我反省。确切地说，是用具有偶然性的平凡素材：我的父母亲，我出生在战后……去从这些本身并无重要意义的素材中寻找到一点魅力，通过一种想象使这些素材产生折射。”［11］163折射出二战时期德占法国下的人间世态。但由于寓言自身带有隐喻和象征的功能，使莫迪亚诺的小说能自由地穿梭在写实与虚构之间，并通过文本展现出世俗真实性这一寓言性特征。

2 城市变迁的寓言式书写

一座城市昔日的模样，可以通过特定群体、地域、文化、社区、建筑等各种各样的形式保存。同时，城市的存在不是静止不变的，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它如同一个需要成长的生命肌体。巴黎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自然发生过诸多变迁。莫迪亚诺每一部小说几乎都发生在巴黎，小说中既充满了巴黎的街道、建筑、地标等具体可见的事物，也隐含着巴黎的风土人情、规章制度、历史变迁等。

在《蜜月旅行》里，“我”回忆起在圣-拉法埃尔站的出口，第一次遇到开车的英格丽特，她热情地同意“我”搭顺风车，并带“我”去她和里果的住处，使“我”感到“那个夏天真是完全不同。空气中竟然还有一丝清凉”［6］16。三年后，“我”在一个七月底的晚上，最后一次在苏特尔大道遇到英格丽特，她“两眼无神，步履不定”，当我们一起聊到初次的相遇，并询问近况时，感到的是彼此的陌生，“那个晚上，我觉得自己在不是巴黎的另一座城市，然而却是一座不知名城市。”［6］111但巴黎确实见证了“我”和英格丽特的相识，那些地名依旧存在。而“我”和妻子阿奈特在60年代初的一个冬季，住在锦标赛街的旅馆，我们喜欢去咖啡馆和电影院，但“现在我已经来到这座电影院面前。电影院被改造成了商铺”［6］155，“旅店不再是旅店”，“一楼的咖啡馆已经不复存在”，建筑的消失或改建象征着“我”与妻子关系的破裂，时过境迁，曾经的美好逝去，“我”体验到一种空虚和内疚的感受，无法摆脱。同样的，英格丽特和她父亲曾逃难的旅店变成“和别家没有区别的楼房”，和“我”一样，她也感到空虚和内疚。物是人非，所有的一切都在表明此刻的巴黎已不再是曾经的巴黎，正如莫迪亚诺所说：“我生活过的巴黎以及我在作品中描述的巴黎已经不复存在了。我写作，只是为了重新找回昔日的巴黎，这不是怀旧，因为我一点也不怀念从前的经历。我只是想把巴黎变成我心中的城市，我梦中的城市，永恒的城市……”［12］145-146

在《废墟的花朵》里，克洛德·贝纳尔在圣卢昂的跳蚤市场从事旧货买卖，“我”在克里希大街的旧书店认识他，但在 “几年后，我就完全失去了他的行踪。他的跳蚤摊档和克里希大街的旧书店已经不复存在。他在德卢岛家中的电话号码也‘已经停止使用’”［8］21～22。所有与人物密切相关的事物也伴随着人物的消失而消失，暗示着城市在无声无息地发生变化，让人难以察觉；在60年代初，原本从巴士底出发的火车走的是樊尚线，但“之后，它被郊区快线取代，巴士底车站也被拆掉盖了歌剧院”［8］17，在政府眼里，文化建设似乎比交通建设更为重要；1966年，圣米歇尔广场和圣米歇尔大街的咖啡馆全被重修，“最近几年，又有几家改成了麦当劳，比如说马伊厄咖啡馆”［8］29，也就是90年代初，作为法国文化的象征，咖啡文化似乎已不敌美国的快餐文化，巴黎这座城市的物质文化受到挑战；二十岁的“我”，“从巴黎左岸来到右岸时，会感到一种巨大的解脱”［8］77，“左岸的所有街区对巴黎而言都是乡下。一来到右岸，我就觉得连空气都变轻了”［8］77。在60年代，左岸的荒凉寂静与右岸的喧嚣繁华形成鲜明的对比，而“现在，我对那个街区已经无所谓了，好像它是轰炸后一砖一石重建起来的，但已失去了灵魂”［8］78。在90年代，左岸曾带给“我”的难受窒息都已烟消云散，这座城市已在战争中丧失原有的面貌，无法恢复，正如“本雅明以自己天才的洞察力考察了其自身所处的现代西方社会，并清醒地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我们‘当下’所看到的是一个已经不击自败的、支离破碎的废墟文化，这就是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物质文明虚幻的繁荣背后的真实境地。”［13］由此观之，莫迪亚诺笔下的巴黎，是一个无根的巴黎，是对二战后巴黎这座城市的现实写照。战争让人的精神家园遭到毁坏，巴黎这座城市的外貌可以重建，但城市的精神内核和文化则难以重建，亦从侧面折射出现代西方社会的旧信仰在逐渐崩溃，新的信仰尚待形成，人的精神和灵魂无依无靠，在大千世界漂泊流离。

在《狗样的春天》里，“我”在香烟盒上记下冉森的电话号码［9］5，并通过电话簿找到他的住址——弗鲁瓦德沃街九号，巴黎保留了每一个人在电话簿上留下的电话号码和住址，莫迪亚诺曾说过为了帮助自己创作，他会去寻找一些巴黎的旧电话本，特别是那些根据街道名称和大楼的门牌号码编写的旧电话本，他感觉这“呈现的是城市的X光片，那是一座已然湮灭的城市，像大西岛一样，弥散着逝去时光的况味”［7］65；“我”保存的科莱特·洛朗的照片上有她的地址——多瑙河村十二号，“在我的想象中，只要我回到那些遥远的街区，就能找到我失去的那些人，他们仍在那里：多瑙河村、杨树地下通道或科尔林园街”［9］29，但这只是“我的想象”，现实中那些地名也许早已发生变化，那些人早已不知所踪，那些街区早已变得面目全非；冉森的摄影集《白雪和太阳》在1946年出版，里面收集的照片是二战后的巴黎，1967年，“我”翻阅里面的照片，“书中前两张照片都有同样的说明：在一百四十号。它们展现了巴黎市郊一处住宅楼群在一个夏日的景象。院子里空无一人，楼梯进口也没有人。所有的窗口都没一个人影”［9］84。这两张照片呈现出二战后巴黎的寂寥与萧索。的确，在20世纪中叶经历战争劫难，巴黎俨然已成为一座废墟化的城市。这些细节性象征意象的营造都指向的是一个整体性的寓意，揭示出整个小说对巴黎这座城市变迁的暗喻。

莫迪亚诺小说结构具有二重性的特征，是与寓言式书写言此意彼的特点有关的，即寓言在表面叙事的同时，还有一层隐形叙事，而寓言式书写更侧重后者。一方面，小说的寓言化体现在隐性的思维方式上，莫迪亚诺在巴黎书写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占领法国，使这段历史拥有了寓言的背景性因素；另一方面，体现在小说所呈现了一个显性的破碎分裂的现实世界。莫迪亚诺出生于二战后的巴黎郊区，因此，无论是德占时期的巴黎，还是六七十年代的巴黎，都成为他小说写作的关键地点，似乎他是为了通过某种痕迹、某些碎片式的地点，在他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建构起巴黎这座城市的整体形象，正如本雅明曾言：“在寓言的直观领域里，形象是一个碎片，一个神秘符号。”［14］154这个神秘的碎片化符号正是文本具有破碎性的媒介，寓言文本在作家笔下以碎片化的符号，呈现巴黎这座城市在二战后破碎不全的如同废墟般的面貌。而它与其他城市的界限自然不是地理上的，而是情感层次上的，巴黎这座城市的变迁是由作家的记忆和意识构成的。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是一支“恶之花”，展现出巴黎的病态、忧郁、灯红酒绿。与之比较，莫迪亚诺笔下的巴黎则是“废墟上的花朵”，充满着二战后的伤痕和记忆，其中包含了作家独特的个人记忆，同时，巴黎这座城市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却难以重生。由此可见，莫迪亚诺笔下的巴黎实际上是一个抽象化、寓言化的巴黎。如果说作为侵略者，德国在二战时期占领巴黎，那巴黎则是莫迪亚诺小说的“侵略者”，占领了莫迪亚诺几乎所有小说。他的描写与叙述把法国的首都变成文学线索和地理线索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使巴黎成为虚构中的真实存在，让国内外的读者在阅读莫迪亚诺的作品后，感到这才是真实的巴黎，既有过去，亦有现在。由此可知，莫迪亚诺书写的是关于巴黎的一个城市寓言。

3 人的存在状态与价值的寓言式书写

莫迪亚诺的小说虽然情节内容并不复杂，但寓意内涵却丰富而深刻，远远超出了故事的表层。相较于勒·克莱齐奥——另一位在08年获诺奖的法国“新寓言”派的代表作家，莫迪亚诺的小说不以离奇曲折的情节与鲜明突出的人物形象取胜，而是以别具一格的写作手法与耐人寻味的寓意见长。本雅明曾指出：“寓言的基本特点是含混和多义性寓言，以及巴罗克，都以其语义的丰富为荣。”［14］145他的小说正呈现出寓言的多义性，小说中的语句也拥有丰富的语义，而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特定的寓言性再现。

《狗样的春天》中的“狗样的春天”这句话出自冉森之口，他是在不想再替美国杂志撰稿的情况下脱口而出的，可见他已对当下的生活感到厌倦，想要离开。在失去弟弟和女友后，1964年的春天对冉森来说已毫无生机，他为人摄影的工作也变得毫无意义。小说中描写一只没带项圈的指示犬，“独自在人行道上走着”［9］78，最后这只流浪狗跟随冉森溜进了他的摄影室，并和他一起离开了巴黎。这只没有铭牌的指示犬和冉森一样，失去身份，迷失在巴黎的街头，它的出现和冉森形成类比，也与书名相互辉映，冉森如同没有身份和住所的流浪犬一般，在春天的巴黎独自苟活，象征着他没有支撑点和栖息地的生活。冉森在离开前曾去过比利时和意大利领事馆，“以获取他的出生证明和其他证件”［9］93，却得知此人已经去世，身份证明也是错误的，这让他的真实身份成了一个谜，充满不确定性。莫迪亚诺笔下之所以会有像冉森这类人，比如《暗店街》中的居伊、《夜巡》中的朗巴勒公主、《夜半撞车》中的主人公“我”，是与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有关。他虽是犹太人，但幼年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曾接受基督教的洗礼，这让他的身份具有不确定性，他曾对自己的存在感到困惑。此外，小说中的“我”则依附于冉森的存在而存在。冉森消失前，“我”以为他整理照片这项工作而存在；消失后，“我”以寻找和回忆冉森的下落而存在。1992年，“我”回想起这份工作，感到“我三十年来的努力，就是为了干份职业，使我的生活走上正轨，竭力尽善尽美地说出和写出一种语言，以便对我的国籍确认无疑”［7］91，职业是国籍的证明，是“我”存在的方式，人靠职业生存和存在，并沦为职业的附庸。在寻找冉森的过程中，“我乘坐的车厢空无一人，而我能在白天找到一件事干，可以说十分开心。”［9］61在称体重时，“粉红色的小卡片”记录“我”的体重，七十六公斤，“它是最后一个能使我确定身份的物证”［9］74，否则“我感到自己也是迷失在一座陌生城市的旅客。”［9］74由此可知，“我”需要借助外在的人和物，才能确认自己的存在。同样的，“我不希望人和物不留痕迹就消失殆尽”［9］22～23，因此，“我会做一个索引，把这些照片上的人名和地名按字母表次序排列。”［9］22这样，通过意象的隐喻性，人与物都有了存在的痕迹。

在《废墟的花朵》中，夏尔·隆巴尔盗用帕切科的身份证件，究其原因，是他想隐瞒他曾作为佩勒舞厅饭店雇员的身份，他曾在那里为离奇死亡的于尔班夫妇服务。隆巴尔主动抛弃自己原来的身份，占有死人帕切科的身份，是对自己过去生活的否定，同时，如果继续用原来的身份证，他可能会丧失自由。更换身份证不仅意味着个人身份的变化，还象征着人的存在意义的改变。此外，小说从头至尾都贯穿着“我”对于尔班夫妇死因的调查，并在其中穿插“我”对青少年时期的回忆，包括与弟弟、父亲的相处时光和“我”的逃学经历等，“我”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确认自己的存在。因此，表面上是主人公“我”在六十年代查找一对夫妇在1933年突然死亡的真相，实际上，是“我”在记忆的废墟之中孤独地寻找自己的身影。“我”似乎只能经过不断地逃离、回忆和寻找，才能够在生命的废墟之中确认自身的存在，确认自己曾真切经历过的生活。

在《蜜月旅行》中，英格丽特在逃难时借用假身份证，以里果夫人的名义存在，并借“蜜月旅行”为由，和里果在海边的别墅避难。而“我”以探险作为借口出现在里果夫妇的“蜜月旅行”中，象征着“我”的探险也是一种逃避，正如小说中所写：“我所进行的所有长途旅行并不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和探险者的使命，而是为了逃避。”［6］90“我”逃避的是一个出轨好友的妻子、一段被背叛的婚姻和一群已不再理解自己的朋友。“我”的逃避暗示着“我”已厌烦曾经的生活，打算重新开始一种有能体现自我价值的生活，这样能让“我”真正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在小说中，两对夫妻形成对比，一方面是“假妻子”英格丽特失去了父亲，无家可归，愿意陪“假丈夫”里果逃亡历险；另一方面，“我”的真妻子阿奈特却不愿再陪“我”出走和探险，并以出轨的方式反抗，在对比之下，显示出人物荒诞的存在状态。由此观之，作家是借助寓言性与象征这两种艺术形式的结合，完成了对人的存在状态与价值的一种形而上的思考。

阅读这三部小说之后，可以发现它们的共同之处，主人公通过不断地寻找，来确定自我和他者曾经存在过。作家在小说中不断地营造一种朦胧的梦境氛围，把主人公塑造成一个模糊不清的观察者、迷失身份的见证者，“似乎”“好像”“仿佛”这类词的使用屡见不鲜，这些都让小说充满诸多不确定的因素，也使真相变得扑朔迷离，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让读者顿生虚无缥缈之感。但是又何止这三部小说是如此，正如莫迪亚诺自己承认：“我总有这样一种印象：一直以来，我都在写着同一本书。45年了，似乎我用一种断断续续的方式，一直在写同一本书。”［15］同时，莫迪亚诺笔下人类的存在主题，具有一定的深邃性和代表性，他“所描写的，依旧是人之生存状况的图景、人存在意义与价值的追寻，写的无外是逃离、追寻、消失、追踪，揭示的总是人生栖息的生存况味、人存在的悲怆性与渺小性，寓意的是形而上的人存在的命定性、渺小性、短暂性、悲怆性的深邃哲理。”［16］288

4 结语

纵览莫迪亚诺的创作，在内容上，可以发现他“和时代的联系是那么紧密，以至于无法摆脱他所处的时代，他所呼吸的空气也只能是人们所谓的‘时代的气息’”［7］61，比如他对二战时期德占法国的历史以及巴黎这座城市变迁的寓言式书写。“尽管如此，他在作品中总会表达出一些超越时代的东西”［7］61，比如对人的存在状态和价值这一主题的永恒探究。在形式上，寓言式书写让莫迪亚诺对现实世界中存在的抽象而隐蔽的真实，做出具体的审美表达，将小说的叙事通过一个个具体可感的现实故事，借助一个个具有寓意的意象，来寄托作家在文本背后隐藏的写作目的。因此，可以说寓言和象征的存在使莫迪亚诺的小说在广度和深度上，超越了同时代其他作家的作品，具有普世价值，这也是莫迪亚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从莫迪亚诺在九十年代前期创作的三部小说来看，他的寓言式书写唤醒了人类历史记忆中的文化乡愁，这是有良知的作家由时代赋予的一个使命、一种担当、一份责任，进而透过作品让读者理解他寓言式书写具有鲜活的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