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放

毛泽东在转战陕北途中 

晋绥革命根据地是中共在抗日战争初期建立，范围大致为山西大同—运城公路以西地区、绥远（后并入内蒙古自治区）大青山一带。晋绥革命根据地也称晋绥边区。晋绥边区的正式称谓从1943年11月8日直至1949年2月。

黄河的中游，东岸为山西，西岸为陕西。自古以来，晋、陕两省互为掎角，互为依靠。抗日战争中，晋绥边区是陕甘宁边区东边的门户。由于晋绥边区军民的战斗，日军始终没有能西过黄河。晋绥边区保卫了陕甘宁边区的安宁。晋绥边区是延安中共中央与敌后各解放区联系、往来的通道。所以，晋绥边区是中共不容有失的重要战略枢纽。毛泽东曾说：“晋绥的党组织在抗日时期的领导路线，是基本正确的。这表现在实行了减租减息，相当地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和家庭纺织业、军事工业和一部分轻工业，建立了党的基础，建立了民主政权，建立了近十万人的人民军队，因而就能依据这些工作基础，进行了胜利的抗日战争，并打退了阎锡山等反动派的进攻。这就给了我们在日本投降以后能够据以打败蒋介石的反革命进攻的有利条件。”所以，解放战争中，晋绥边区在中共中央转战陕北过程中，对支援陕甘宁边区、西北野战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八路军三个师的大部分主力东渡黄河到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八路军留守兵团有129师385旅旅部和第770团、120师359旅718团、警备第1至第8团等一批部队。因长期没有发生战事，部队多担任警卫任务，野战经验不足。1943年至1944年，为粉碎国民党顽军对陕甘宁边区新的进攻，中央军委陆续从晋绥、晋冀鲁豫、晋察冀等边区抽调第358旅，新编第4旅，教导第1、第2旅开赴陕甘宁边区。即使这样，陕北也只有4个旅：警备第1、第3旅，新编第4旅和教导旅（来自晋冀鲁豫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延安保卫战时，教导旅和新4旅都只有3000多人。

1946年11月贺龙与李井泉商议后，报请中央军委批准，把晋绥野战军合编，组成了3个野战纵队。将晋绥军区下辖的精锐部队第1纵队（原120师358旅、独立第1旅，共1万多人，司令员张宗逊、政委廖汉生）调到陕北，由彭德怀指挥。此时，陕北由4个旅增加为6个旅。

1946年12月，贺龙、李井泉出席了在山西离石县高家沟召开的陕甘宁、晋绥两区联防作战会议。他们两人坚决地表示：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延安，晋绥边区一定尽全力，要部队给部队，要粮食物资给粮食物资。他们说到做到。

第2纵队（原120师359旅，吕梁军区独立第4旅，司令员兼政委王震，副司令员彭绍辉）于1947年3月西渡黄河。

毛泽东对王震带来的1万人左右的部队很重视。3月18日早晨，王家坪已经听见隆隆的炮声。江青因害怕，想尽早离开延安，对毛泽东说：“王震的部队根本赶不到延安，你等他，等不到！”她和毛泽东发生争吵，甚至摔杯子。当时，卫士在门外听到屋内的争吵，赶快叫醒了还在睡觉的周恩来。江青看见周恩来进来了，才悻悻离开。不管江青如何吵闹，毛泽东一直耐心地等。晚上，王震来了，风尘仆仆，刚坐下来吃饭，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就在桌边开会，然后才开始撤离延安。

1947年5月、8月，贺龙、李井泉将第3纵队（原120师独立第2、第3旅与新建的独立第5旅）的两个旅调到陕北。第3纵队司令员许光达，政委孙志远，副司令员贺炳炎。

晋绥军区三个主力纵队相继调过黄河，编入西北野战兵团和西北野战军。晋绥边区只留下第3纵队的一个旅，对付北线傅作义部与南线阎锡山部对解放区的进犯。

1947年初，蒋介石对陕北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在延安告急之际，一批中央领导的家属和子女由邓颖超率队，从陕北撤到了兴县。当时，从陕甘宁边区撤到河东的机关单位，包括家属在内，人数超过2万，其粮食、马匹、草料、军勤等负担全由晋绥边区承担。1947年3月，胡宗南以优势兵力进攻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成为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的临时驻地。同时，晋绥边区还是西北野战军唯一的后方，作战所需要的粮食和大批物资，除战场缴获外，都需要通过晋绥边区来运送。

胡宗南等部20余万人以绝对优势兵力进犯延安，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彭德懷以从晋绥边区调来的两个野战纵队为主力，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以伤亡2000余人的代价，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消灭国民党军1.4万余人，保障了留在陕北的中共中央的安全。

随后发起的沙家店、宜川等战役，成师成军地歼灭国民党军，彻底扭转了陕北战局。在转战陕北期间，西北野战军共歼敌7万余人。

二

1947年7月下旬，毛泽东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指出：“陕北在军事上、财政上以依靠晋绥为主，战争使陕北我党领导的地方和人口缩小，今后更是如此。现在由贺龙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的身份来统一指挥后方，实行精简节约，开展地方工作。处处从全面长期着想，这个口号非常重要，要在全党全军中解释。敌人的把握放在我们不能长期支持这一点上。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转入外线，内部精简节约。边区要实行简政，降低生活水平，从干部降低起。”

此时，晋绥全边区150万人口，到后来敌人将全部县城占领，只剩下20万人口。西北野战军主力则从2个纵队又2个旅2万余人发展到5个纵队11个旅6万余人，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机关、学校、地方部队2万余人的粮食供应也主要从晋绥边区调运。晋绥边区土地贫瘠物产稀少，粮食产量有限。即便在风调雨顺正常年份下，晋绥农民的收入与相邻的晋察冀和晋冀鲁豫相比，也“仅占二分之一左右”。1947年，晋绥边区遭遇特大旱灾、洪灾、雹灾，群众生活十分困难。贺龙、李井泉绞尽脑汁，从晋中、晋西南甚至河北和河南购买调运粮食，在全境设立兵站，仅一次就动员30万群众、4万牲口背（驮）运，采用接力运送的办法，基本解决了西北野战军和各党政机关的粮食供应。西北野战军副参谋长王政柱后来回忆说：西北野战军所调运的粮食，主要是晋绥边区人民群众从千里之外运到陕北来的。

西北野战军作战所用弹药，一靠从国民党军那里缴获，二靠晋绥边区供给。利用山西雄厚的工业基础，到1948年底，晋绥边区已建成14座兵工厂，年产炮弹4000余发，迫击炮弹7.5万發，手榴弹100万枚，炸药10万公斤，子弹15万发。这些弹药，大部分运过黄河支援给了西北野战军。

除了粮食、弹药，晋绥边区还承担了西北野战军的大部分军服、军鞋供给。1947年，晋绥边区为其提供棉军装6.5万套，棉鞋16万双，保证了全野战军指战员每人1套棉衣、2双棉鞋。1948年，晋绥边区为西北野战军提供军裤13.54万条，军鞋87万双，棉被13.6万床。

三

为防国民党军乘虚而入进犯晋绥边区，贺龙、李井泉大力加强地方部队和民兵游击队的建设，在主力纵队调走后，一支支地方部队和游击队升级为野战主力部队。到1948年，晋绥军区新编了5个步兵旅和1个骑兵旅，加上原有的独立第3旅和警备第2旅，不仅顶住了阎锡山、傅作义等部的进攻，还配合晋察冀军区部队进行了绥东察南战役，配合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进行了临汾战役和晋中战役。

1949年5月袁贺龙与习仲勋渊前右一冤尧李井泉渊前左一冤等在西安合影

1946年至1948年，晋绥边区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广大贫雇农分得了土地翻了身，真正当家做了主人。他们支前、参军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仅1947年7月至1948年6月，就有1.9万多名青壮年农民加入解放军。

1948年3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东渡黄河前往晋察冀路过晋绥边区时，贺龙、李井泉一起向他们全面汇报了晋绥分局的工作。毛泽东随即于4月1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明确指出：“我认为，在过去一年内，在中共中央晋绥分局领导的区域内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是成功的。……在这个基础上，晋绥的党组织才能够在过去一年内完成巨大的军务勤务，支援伟大的解放战争。”这番话是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对晋绥分局支持陕北战局的肯定。

在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日子里，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中央前委，在世界上最小的指挥机构中，实现了解放战争的转折。晋绥分局与中共中央始终保持一致。在自身困难的情况下，顾全大局，尽一切可能支援陕北的中共中央前委、陕甘宁边区和西北野战军。晋绥军区将三个主力纵队调给了西北野战军，还有粮食、弹药、棉衣、棉裤、棉鞋、棉被等大量物资，同时安顿下从陕北过来的大量中央机关及其人员。

晋绥边区在中共中央转战陕北中所作出的贡献，将永远为后人所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