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热·索南才让 巨月秀

一

2017年6月20日，著名藏学家蒲文成先生悄然辞世，至今快两年了。他的去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是藏学界的一大损失。他生前刻苦钻研藏学，从历史和现实，从理论到实践多方面为传播藏民族文化、汉藏文化交流，为民族团结，为政府资政等多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现我们撰写此文，想全面介绍蒲文成先生的生平事迹、学术成果和藏学研究成果，以缅怀他一生的功德业绩和高尚的人格品质。

蒲文成先生于1942年11月19日出生在今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高庙镇的蒲家壕村。5岁起，蒲文成先生的祖父就要他和大哥、二哥一起读书识字，决意不让他们像前辈一样永远当庄稼人。祖父要求十分严厉，教授《百家姓》《农用杂字》之类的读本，主要是认字、写字，每天规定字数，要求熟记，第二天早晨要在院落地面上把规定的字背写出来。就这样，6岁上小学前，已经认识不少字，也算是学前启蒙教育。1949年秋青海解放前夕，解放军从兰州进驻西宁，途经家乡，有一天一部分战士住宿他家，有位解放军叔叔见他会识字，非常喜欢他，送一支钢笔，鼓励他好好学习。1952年，他在本村的初级小学毕业，要到离家10华里的高庙完全小学走读上学，每日早出晚归。1955年完小毕业，他顺利考入乐都一中。入学前家里发生了一场灾难，祖父因车祸被压断了双腿，使原本经济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蒲文成先生生活在一个多兄妹家庭，上有两个哥哥，下有三个弟弟和三个妹妹，加上残疾的祖父和被裹成小脚的祖母，全靠父母的一点农业收入糊口。于是，他开始了极其艰苦的中学生活。学校除了正常的学习费用，每月需缴12.4元的伙食费，这是一笔难以承受的开支。因此他周六下午徒步15公里回家，周日背一周勉强够吃的干粮、炒面到学校，每餐是干粮炒面和开水。对家人来说，每天吃到干粮，是最优厚的待遇了，用不着吃糠咽菜。为了度过上学时的艰难，减轻家庭的负担，每个寒暑假他都在外打工，曾守过菜园子，在建筑工地当小工，在火车站当服务员……作业本是原来用过的本子翻新再用，没有换洗的衣服。但苦难却是人生的财富，艰苦的生活使他养成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品格，也有了对贫苦大众的同情心，永远与他们心连心。艰苦更使他懂得刻苦学习才是农家孩子走出大山，开阔视野，改变贫穷的唯一途径，他一直用勤奋苦学、获取优异成绩来弥补经济上的贫困，中学期间一直品学兼优，得到老师们的喜爱和学校的嘉奖。1960年，因各种不利因素的组合，我国发生了最严重的经济困难，饥饿威胁着人们的生活和生存。幸运的是这年5月，学校因教师短缺，蒲文成先生和高中班的几位同学被吸收为教师，参加了工作。尽管每月只有30多元的薪酬，但生活上发生了质的变化，能缴得起伙食费，吃上热汤热饭。他先后在乐都一中、乐都二中任俄语教师；后担任小学学区临时负责人，管理下面15所小学。

1963年，家乡生活有所好转，蒲文成先生再次审视自己的学识水平与同事们的差距，决心参加高考，寻求深造学业的机会。1963年9月，蒲文成先生考入青海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学习藏语文专业。在少语系，他平生第一次接触到藏族文化，从此他与藏族和藏族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尽管他是土生土长的青海人，但由于自然地理的分割，对藏民族以及其他各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等還一无所知，一切都感到陌生和新奇。他曾说，多亏老师们循循善诱，讲解我国多民族的概况和学习民族语言文字的重要性，并以喜饶嘉措、才旦夏茸等诸多大师们的事迹激励自己，一切从零开始，学习藏族语言文字和其他课程。期间他借来高年级同学的《藏族古典文学作品选》等讲义，自学完成未能讲授的教材，又找到《王若飞在狱中》《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等藏文翻译作品，细心阅读，摘抄其中的词语短句，默写记忆，使原本十分薄弱的藏语文基础逐渐牢固起来。在老师的指导下，他和几位同学查找资料，编写了一本《藏文动词手册》，虽未能达到出版要求，但这毕竟是研究性质的一种尝试，对掌握藏文动词的词义及时态变化等大有益处。

蒲文成先生所在的班级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大家来自不同的地区和民族，却能相互团结，和睦相处，思想上互相鼓励，学习上互帮互学，生活上互相照顾，5年时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可算是兄弟情谊，绵延意长。1965年春天，青海调整高校布局，成立青海大学，下设师范学院、医学院、畜牧兽医学院，青海民族学院则专门培训社教积极分子。于是，他随系迁往师范学院，直至1967年毕业后，根据省委、省政府的统一安排，他们到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倒淌河地区进行牧区社教试点。这时，他刚刚具有了初步的藏语文知识，被抽调参加试点，安排到茨汗达瓦公社担任秘书。蒲文成先生在尕海滩拉约亥麻公社，当时尕海滩有三个公社，除了拉约亥麻，还有措卡和茨汗达哇公社。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接触到藏族人生活的环境。蔚蓝的天空，广袤的草原，奔驰的骏马，成群的牛羊，憨厚好客的藏族人，牛毛编织的黑色帐篷，以及一切生产生活方式，都是那样的新奇，甚至不可思议。社教试点进行了5个多月，他与最贫穷的群众吃住在一起，白天与社员们一起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晚上参与年轻人的唱歌跳舞等娱乐活动。近半年的社教，藏族人的善良、诚实、乐观、豁达、包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深感自己对丰富深奥、博大精深的藏族文化知之太少。于是，他更加刻苦学习、拜师求教，即使在“文革”的年代，也没有停止过对藏学知识的学习和研究。蒲文成先生曾回忆起这段生活时说，尽管当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氛围下有不少违背常理、耗费时日的做法，但毕竟使他学会了吃酥油糌粑、抹牛粪、骑马等牧民的日常生活，熟悉了藏族同胞，与他们建立了感情。同时在学校学到的一些知识第一次在实践中运用，得到巩固和提高，这对他后来的藏学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968年秋，他和8位同学响应“面向基层、面向农村、面向牧区”的号召，自愿到青海最艰苦的果洛藏族自治州工作。当年8月，他们从西宁乘汽车出发，翻越日月山，便进入了“过了日月山，眼泪流不干”的草场牧地，经过共和盆地、一眼望不到边的三塔拉戈壁，辽阔无垠、水草丰茂的切吉草原，再翻过河卡山，到大河坝、温泉，然后攀登崎岖陡峭的鄂拉山，随着地势的增高，巍峨高峻，终年积雪的阿尼玛卿雪山屹立于天地之间。告别玛卿雪山，汽车在望不到边际、相对平缓的草原公路上向南行驶，穿越牧草与红色岩石相间的花石峡，经昌麻河折东，穿越狭长的东倾沟，到当时的果洛首府大武滩。

大武，海拔3700米，地势开阔平坦，稀疏的几排平房，十分荒凉，虽是金色的八月，却已寒气袭人。在这里，经过短暂的培训，他被分配到果洛州最南面的班玛县中学任教。在班玛县中学任教11个年头，期间，他曾培训过农牧区基层会计班学生，带领学生深入牧区实习，曾参加过三批重新划分阶级成份的工作，搞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牧区基层教育调查等，将近三年吃住生活在牧民的帐篷里，同时，经常性地承担县委、县政府有关会议的藏文文件和县公安局一些藏文材料的翻译。在那里，他长期与当地的汉藏等多民族干部、群众、学生一块学习生活，果洛班玛乃成为他的第二故乡。这也是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段岁月，他曾与索增同志办过一个基层会计培训班，他们自编藏文教材，全用藏文讲授，带着学生去当时的玛柯河公社各生产队实习，后来这批学生成为基层会计骨干。他为当时新成立的班玛中学最高班级长期担任班主任和语文课教学，一直带他们高中毕业，师生关系密切融洽，为边远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做了贡献。

在果洛班玛县工作生活期间，蒲文成先生对藏民族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认为藏民族是个全民信教的民族，他们信仰藏传佛教。藏传佛教要求其信仰者在物质和精神的选择上，首先是精神需求，要求信仰者少欲知足，身心自然放松，应该保持空性寂静、愉悦安乐的心态。对于几乎全民族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民族来说，宗教思想是其民族文化的精神灵魂，是它改变了民族的人性和思想。藏传佛教的宗教思想，核心是揭示人性的意义和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信众不断将精神文化与情感需求转向虔诚的宗教信仰，在人性上强化菩提心的培养，关爱一切生命乃至生命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成为永恒不变的信条；在对生活的看法上，淡漠对现实价值的追求和创造，从而强化了任其自然、相信天命、安于现状的价值观念。正是由于宗教的影响，高原人民面对严酷的生存环境，对生活意义和价值有着独特的认识，他们尊重自然、珍爱生命、热爱生活，视人生戏剧化，将生活歌舞化。于是，他对藏传佛教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力图探寻其究竟。他曾撰文写道，藏民族的慈悲情怀体现在：一是保护环境、珍爱生命，对大自然有着朴素的感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民族的习性总是受到生存环境（自然和人文）的强烈影响，藏民族生活在自然环境相对艰苦的青藏高原，对于环境的重要性更有切身的体会和深厚的感情，千百年来形成了一种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人文思想和生态观念。他们认为，生命体与其生存空间为一整体，相互依存，人类不过是自然大家庭中的一员。自然界的一切动物、植物作为生命体，都有生存的地域和权利，是人类共生共存的伙伴，人类应该尊重它们的生存权和生存领地，和谐相处、共生共存，并认为树木、花草、动物、蝼蚁、爬虫、禽鸟等一切生命体，与人类一样皆有生命，无本质的区别，任何伤害它们的行为都是不容许的，应该慈心善待、倾力保护，要知道动物的苦难是人类的悲剧。千百年来，由于这些认识，形成了一系列适应环境、保护生态、有效利用生存条件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习俗，严禁胡乱挖掘草地，以免使其肌肤受到伤害；在田间地头不能烧骨头、破布等有恶臭之物；禁忌捕捉、食用、驱赶飞鸟；禁忌在神山上随便挖掘，禁忌采集、砍伐神山上的花草树木；禁忌在神山上打猎，伤害神山上的禽兽，禁忌以污秽之物污染神山；禁忌将污秽之物扔到湖、泉、河里，禁忌在湖泉边堆放脏物和大小便；禁忌捕捞水中的鱼、青蛙等动物……。这些禁忌，靠的是人们的自觉行为；二是慈悲为怀，善待一切。藏民族给人的印象是生性彪悍、英武勇敢，性格开朗、无有遮饰，然而实际上慈悲为怀、善待一切，感情细腻、乐于助人，对人和一切生命极富同情心，这才是他们最大的特点。他们非常反感那些进入藏区的盲目开发者，为了满足自己的食欲，毫无顾忌地在河湖钓鱼，尤其是残忍地用爆破的手段炸鱼捕捞。有些老人常常施舍那些捕鱼和伤害猎杀动物的人，阻止其杀生行为。他们最能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野生的麋鹿、香獐、马鸡等动物可以在寺院、村寨周围自由地活动，甚至到人群中寻觅食物。他们蔑视那些野生动物的捕杀者，不齿于那种为了满足发财的欲望而乱捕滥杀动物的行为。记得“文革”中武斗残酷盛行的时候，牧民群众同情关心那些真正关心过百姓疾苦而正在遭受批斗的干部们，用夜里偷偷在其门口放上一小袋糌粑酥油等方式，表示对弱者的同情，对批斗行为的愤懑。还有个别的干部确实忍受不了没完没了的轮番批斗，干脆骑马逃到牧民的夏季草场，在群众的掩护帮助下，一住就是几月，等到风声过去后才回到单位作检讨，以这种方式度过难关，保住生命。当时，牧民群众的生活并不富裕，酥油、糌粑是活命之物，人在危难的时候才见真情。更使人感动的是，那些被藏族群众救助的人很多是汉族同胞。蒲文成先生曾与这些人交谈，他们讲述亲身经历和群众的护佑之情，往往激动得泣不成声。藏族同胞乐善好施的事例枚不胜举，生活困难时期，不少农业区的人逃荒到草原，乞讨时一般都会得到藏族群众的慷慨施舍；三是安贫乐道，少欲知足。与祖国内地相比，果洛草原出产不丰、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清贫。蒲文成先生曾经亲历过班玛农区一户藏族人家的藏历年，那是“文革”刚刚结束的岁月，有待百废俱兴。除夕之夜，全家人围坐在碉楼石屋的火塘旁，并无手抓羊肉和青稞美酒，吃的依然是糌粑，另加了一道洋芋块炖肉，这就是新春佳节的美餐了，与现在的日子可谓两重天，有天壤之别。然而，全家人都面带节日的喜悦，各个谈笑风生，老人讲述着民族的历史和自己的经历，年轻人述说着自己的见闻和笑话，不时引得哄堂大笑。到后来，全家人猜谜语，轮番各说一个谜语，让大家去猜，最先说出谜底者，奖励烤熟的热蔓茎一个。此情此景，并不亞于赴盛宴。蒲文成先生说他很长时间观察过周围的藏族同胞，他们绝少哭丧着脸唉声叹气，而总是乐呵呵一副知足常乐的样子，即使在荒无人烟的旷野，一个人独自放牧，依然唱着嘹亮动听的牧歌，生活悠闲自在，并无孤独感。还记得数次运动结束时，他们组织青年男女，每天晚饭后聚在一起唱歌跳舞，大家一呼百应，踊跃参加，玩得痛快极了。那些场面，经常展现在眼前，令人激动，这与那些腰缠万贯却每天愁眉苦脸的人形成鲜明的对比。与藏民族近距离的接触，使蒲文成先生对这个民族由初步的了解、到熟悉再到崇敬，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与藏民族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藏族人艰苦的生存环境磨炼了他的意志，藏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深深感染着他的灵魂，藏民族慈悲善良的品格使他的人格得到了升华和洗礼，这一切为他成为藏学专家奠定了基础。

二

1979年夏天，蒲文成先生接到了西北民族学院古藏文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在攻读硕士期间，他刻苦学习，每日起早贪黑，认真听课，勤作笔记，查阅抄录资料，勤于思考问题，三年来，在各位导师的教授指导下，较系统地学习了藏族历史、文化、语言、宗教，并一边学习，一边进行藏学研究，开始了他的藏学生涯。1982年学业结束前的夏天，随才旦夏茸先生、却太尔教授去西藏作田野考察。在西藏20多天，他们先在拉萨市及其周围地区考察，然后从拉萨到江孜，再到日喀则、拉孜、萨迦，折东去扎囊、桑耶、乃东、琼结，几乎走遍了卫藏两地的主要山川、城镇、寺庙、古堡和其他名胜古迹，考察古老的民族风情和宗教文化。蒲文成先生在西藏20多天，实地考察考证藏传佛教寺院建筑、寺院仪轨、寺院壁画、寺院藏书、雕版印经、石碑碑文、摩崖石刻、僧侣生活、学经制度、民俗信仰、佛教节日，以及藏传佛教文化对藏民族思想意识、风俗习惯、行为举止、历史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影响等。为进一步研究藏传佛教文化积累了诸多珍贵的实物资料，为他后来对藏传佛教历史渊源、寺院文化、文物古迹、古籍经典、教派学派、佛苯关系、佛教源流等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在西藏20多天实地考察使蒲文成先生深深地感到地球最后净土的西藏，不愧是万山的灵境、生灵的家园、江河的摇篮、民族的乐土、艺术的圣地；崇山峻岭、蓝天白云，江河清澈、湖面如镜，自然风光和人文风貌独具特色，民族风情和历史文化积淀深厚，一切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感到无限神秘，令人向往。从此，他更加热爱自己所从事的藏学研究事业。同年11月，蒲文成先生完成硕士研究生的全部课程，硕士论文《吐蕃王朝历代赞普生卒年考》通过答辩，获古藏文硕士学位。他通过刻苦学习，不断弥补藏文基础之不足，为后来的藏学研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那时上课的才旦夏茸、却太尔、健白平措等老师都有着很好的藏文功底和藏族传统文化知识，对藏族历史和佛教文化有着独到的研究。

蒲文成先生1982年研究生毕业时，原本想留在西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时值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成立不久，急需研究人员，他毅然放弃留校任教的机会，来青海社科院工作，历任该院民族宗教研究所副所长、民族宗教研究所所长、青海社科院副院长。1986年被评为藏学副研究员，1992年晋升为藏学研究员，2000年获资深研究员称号。自从事藏学研究工作以来，长期潜心于藏族史、藏传佛教、民族宗教理论与问题等的研究，多次承担国家和省社科规划立项课题，深入青、甘、川等广大藏区，实地进行社会调查，在藏学沃土中扎根，不断汲取营养，并辛勤笔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青海社会科学院他搞调查、做课题，夜以继日，毫无懈怠，一干就是20年。2003年，担任青海省政协副主席，2004年，任青海省政府参事，后任青海省文史研究馆的名誉馆长。他结合自己长期的研究思考，曾就青海省有关教育、民生、生态保护、民族宗教问题等提出过一系列建议。

三

蒲文成先生是藏学界有影响的知名专家，长期从事藏族史、藏传佛教、民族宗教理论与问题的研究，多次承担国家和青海省社科规划项目，深入藏区调查研究，撰写过大量具有一定学术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的论著，并译注和整理藏文古籍多部，为继承和传播藏族传统文化，促进民族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蒲文成先生研究领域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藏族史研究。蒲文成先生在藏学研究期间，最先接触的是吐蕃史和此前更遥远的历史，尤其是古象雄苯教历史等。由于史料缺乏，藏族历史不少事件、年代、人物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针对藏学研究，特别是藏族历史研究面临的现实问题，蒲文成先生在查阅大量藏文古籍史料和汉藏诸多历史学家历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写并发表了《松赞干布生卒年考》《关于西藏佛教前后弘期历史年代分歧》和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介文章，继而进行拓展，用汉藏两文写成《吐蕃王朝历代赞普生卒年考》，作为硕士毕业论文。该论文依据大量的藏汉文史料、金石碑文等，全面考证吐蕃王朝从松赞干布至朗达玛共九任赞普的生卒、在位年代，以此为基础，分析归纳各种历史学学术观点，基本理清了吐蕃历史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和年代，对若干争议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论文在《西藏研究》发表后，产生广泛影响。他在藏族史研究过程中，曾对青海历史上的西纳家族、第三世和第七世达赖喇嘛、罗卜藏丹津事件、其他历史宗教人物，以及藏区历史上的政教制度、清朝对西藏的施政方略等，均进行过探讨和研究，发表有系列文章。其中，《西纳家族、西纳喇嘛和塔尔寺的西纳活佛》，通过西纳家族兴衰史，论述了西纳家族在青海历史上进行区域性政教合一统治的形式和演变进程；《试谈雍正癸卯之乱的历史渊源》，通过分析顾实汗入踞西藏的历史条件、格鲁派得势后与和硕特蒙古贵族关系的变化等，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述了清代雍正年间青海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的原因和性质，《对罗卜藏丹津事件中几个问题的质疑》，对有些混淆历史的不正确观点和解释予以符合历史，符合实际的纠舛补正；《第三世达赖喇嘛来青海活动情况述要》，较详细考证了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与土默特蒙古等取得联系的经过和他两次来青海的时间、路线、活动、宗教目的及政教影响，历史作用等。历代中央王朝对西藏的施政策略，是研究西藏地方政教史、西藏与祖国关系史的重要内容。在这一研究领域，如《从清朝与七世达赖的关系看清朝对西藏的施政》，论述清朝根据西藏政治形势的变化采取不同施政措施的三个阶段，即从清初对西藏实行政教分立统治到乾隆年间对西藏地方行政体制改革，实行格鲁派政教合一统治的基本过程。《藏传佛教进步人士在我国民族关系史上的积极作用》反映了我国各民族人民友好往来的民族关系，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了我党民族宗教政策和统战政策的科学性。对藏族史的研究，撰写了具有较大影响的学术论文，主要是对吐蕃史、青海藏族史和西藏史的研究，特别对于吐蕃历史年代、宋元时期青海藏族史、明清王朝对藏区的施政、汉藏民族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

二是宗教文化研究。蒲文成先生对宗教文化的研究，主要是针对藏传佛教文化做一些具有实际意义的学术研究，探讨藏传佛教文化中带有疑惑的学术问题，特别是与藏传佛教文化结下不解之缘，后来在环青海湖地区和果洛草原作實地田野调查，初步感受和领略了藏传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无穷魅力。蒲文成先生在青海民族学院通过学习藏语文开始初步了解和掌握藏传佛教最基本的知识。1979～1982年，蒲文成先生在西北民族学院攻读藏族古典硕士学位，期间拜著名藏族学者才旦夏茸教授为师，研读大量有关藏传佛教文化的文献典籍，并对藏传佛教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深怀敬意。他经常在教室或在寝室翻阅泛黄的藏传佛教经卷，作为一名汉族学员，如此痴迷藏族文化和藏传佛教文化，使我们肃然起敬。蒲文成先生在西北民族学院学习期间，研读了大量藏传佛教古籍经典，比较深入系统地掌握了藏传佛教文化基本知识，为他后来攀登藏传佛教文化研究之巅峰奠定了较为扎实的基础。蒲文成先生非常敬佩才旦夏茸、夏日东、多识、坚贝彭措等老一辈著名藏学家，经常以他们为楷模，拜师求教，丰富学养。经常研读他们有关藏传佛教文化的著作论文，从中汲取知识的养分。

蒲文成先生研究认为，藏传佛教是在青藏高原特殊的人文地理、历史环境中形成，具有浓厚藏族文化特色的大乘显密二宗兼容的佛教，藏传佛教文化内涵极为丰富，结合青藏高原的文化自然环境，形成既有戒律传承、系统教义、宗派见地，又有修持方法、活动特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完整体系。显密结合，闻思修并重，戒定慧全修，以大乘中观见为指导，实践金刚密法，特别重视菩提慈悲心的培育和理性智慧的开发，与藏族本土文化相结合，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涉及语言、文字、历史、文学、逻辑、哲学、医算、风水、雕塑、绘画、建筑、音乐、舞蹈、戏剧、生活习俗、节庆婚丧礼仪等几乎一切藏学知识领域，遍布各地的寺院曾是教育机构和文化艺术宝库，为保存、继承和传播藏文化起过重要作用。

蒲文成先生对青海等地藏传佛教的历史、现状、活佛系统、宗教活动、寺院状况、教义教规、重要人物、修持方法等进行大量深入的研究，其中，由他主编的《甘青藏传佛教寺院》，按现行行政区划，逐个介绍甘青地区近800座藏传佛教寺院的名称、位置、沿革、属寺、派属、佛殿、佛像、建筑、藏书、规模、组织、经济、僧人、文物、现状等，对一些重要寺院的活佛传承、学经制度、学位答辩、宗教活动亦作扼要述说。该书为进一步深入研究青海等地的民族宗教、历史、文化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在寺院研究方面，还合作编写了《青海藏传佛教寺院明鑒》《塔尔寺概况》《青海寺庙塔窟》等专著，发表了《文都寺简述》《青海藏传佛教寺院概述》等论文。教派研究方面，力图填补空白，理清了藏传佛教在青海传播的历史脉络，发表了《藏传佛教宁玛派在青海的传播概况》《藏传佛教格鲁派在青海地区的传播》《噶举派在青海的传播与现状》《藏传佛教诸教派在青海的传播及其改宗》等系列论文。1990年，在深入川青藏区调查和查阅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写成《觉囊派通论》，系统论述了该派显密教法渊源、教派形成过程、传播兴衰史、寺院特色、组织管理、僧人生活、学修制度、法事活动和现状等，一些专家学者撰文称此书是“迄今为止第一部系统揭示藏传佛教觉囊派历史沿革、教派教法的学术专著”“填补了觉囊派研究的空白”。对藏传佛教宁玛派进行较系统的研究，撰写《宁玛派概论》和《藏密溯源》。在对青海地区佛教传播、发展进程深度研究的基础上撰写《青海佛教史》，从历史学的角度综合系统地论述佛教在青海的传播发展历史，体系完整，内容全面，集资料性与学术性于一体，是系统研究青海宗教史的专著，对民族、宗教、统战工作和有关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系统研究藏传佛教高僧大德的生平事迹，深度揭示这些高僧大德为推动藏传佛教文化所做出的千秋功业。系列论文有《青海驻京呼图克图述略》《宗喀巴生平纪略》《佑宁寺与<佑宁寺志>》《松巴堪布益希班觉及其佛教史名著<如意宝树史>》《宁玛派高僧隆钦然绛大师》《当代著名藏学家才旦夏茸活佛》等，并为《青海省志·人物志》《中国历代少数民族英才传》等撰写藏传佛教人物传略。此外，论文《青海是藏传佛教文化传播发展的重要源头》则以青海名僧的活动为基本内容，论述了青海在宗教文化方面的重要地位。他在藏传佛教的教义、修持方式研究方面亦作了大胆探索，依据藏文原始资料，先后撰写发表多部有关藏传佛教的论著，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一些文章被其他刊物转载。他多年深入藏区，调查研究青海等地藏传佛教的历史、现状、活佛系统、宗教活动、寺院状况、教义教规、人物历史、修持方法等。

当他谈到《青海佛教史》《甘青藏传佛教寺院》《觉囊派通论》《佑宁寺志》《布顿佛教史》《七世达赖喇嘛传》等撰写、翻译和出版时与别人讨论说，研究藏学就要充分利用田野调查资料，尽可能地全面搜集，它会有利于今后其他相关研究的进行。在全面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再思考写作的题目，分清主次，注意资料的取舍。1982年改革开放不久，甘青两省藏传佛教寺院的基本情况不太清楚，考证资料匮乏，这对研究甘青藏传佛教文化的学者和宗教部门带来诸多不便。针对这一现实情况，他牵头组织相关人员，对甘青藏传佛教寺院作了周密翔实的调查，在搜集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完成了《甘青藏传佛教寺院》的撰写，书中所述的那些藏传佛教寺院他基本都走访过了。他认为甘青藏传佛教寺院数量多、类型多、活佛多、影响大。截至目前还没有准确的寺院统计数据，当时统计的是700多座寺院。藏文中的分类则很细致、清晰，不同的规模有不同的专有名称，寺院都有正规的学经讲经制度、学位答辩考试制度。寺院还是一个教育机构，解放前，藏区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来源于寺院，传统文化主要是通过寺院的学经制度来传承，寺院对藏区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一个民族的文化要靠传承，文化是传承和积淀的结果，就像名牌大学，是学术、文化、学风等积淀和传承的产物。藏族传统文化和藏传佛教文化是通过藏传佛教寺院传承下来的，寺院相当于一个高等学府。另外寺院还是一个艺术宝库，这是大家都公认的。在藏区，最好的建筑、艺术珍品都在寺院里，人们的聪明才智在寺院里得到充分发挥。蒲文成先生曾经到青海尖扎县德千寺作调研，寺僧告诉他，他们曾经有一尊乌金佛像，价值连城，特别珍贵。蒲文成先生说，青海藏传佛教寺院有很多珍贵文物，像唐卡、壁画、雕刻品等。同时，很多大寺院活佛众多，比如塔尔寺解放初期有70多位活佛，现在还有10多位活佛。过去，我们对这些有影响的活佛研究不够，如果把活佛的关系搞清楚了，寺院间的宗教联系也就清楚了。寺院之间宗教关系密切，主要原因在于有影响力的活佛的宗教活动。我们制定宗教政策的时候如果考虑到这些，就会制定出切合实际、可行的政策。藏传佛教是在青藏高原上形成，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自然等多种原因，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人们，与外界接触很少，艰苦的自然环境使人们有这种信仰是很自然的。一个人在罕有人烟的荒原上生活，内心是孤独的，如果有了信仰，这种孤独感就会减少，只要有佛在心中，就会感到踏实。宗教的深远影响与社会的发展程度也有很大关系，比如青海，地域辽阔，各处自然环境不一样，东部河湟地带，自然环境相对较好，适合农业生产，社会发展进程较快，藏传佛教影响相对淡一点，过了日月山，就是广阔牧区，特别是果洛、玉树、黄南等地，藏传佛教影响就要更浓一些。

三是藏文古籍译注。蒲文成先生认为藏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民族，特别是藏文古籍文献卷帙浩瀚，是研究民族历史、宗教文化和其他多种学科的宝贵原始资料。他将整理译注古籍作为自己学术生涯的重要部分，多年来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除汉译藏传佛教宁玛派、噶举派的文献资料数百万字外，还整理、译注出版藏文古籍多部，发表译文多篇。其中，独立翻译注释的《七世达赖喇嘛传》是清代章嘉国师若贝多杰的一部重要著作，它为第七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的生平实录，实际是清康熙四十六年至乾隆二十二年西藏五十年歷史的编年史，对研究西藏历史、宗教、民族关系史、清朝对西藏施政策略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20世纪80年代，蒲文成先生在田野走访调查时发现青海佑宁寺阿旺钦绕嘉措所著《佑宁寺志》手抄本，遂将其整理、译注。它是土观《佑宁寺志》的续志，二者合一，基本上反映出青海湟北古刹佑宁寺的全部历史。嗣后，将松巴益西班觉代表作《松巴佛教史》译为汉文。内容全面讲述佛教在印度和我国汉、藏、蒙古族地区的传播发展情况。一百年前有英文译本，国内则由蒲文成先生和西北民族大学才让教授首次译成汉文。蒲文成先生重译藏族佛教史名著《布顿佛教史》、藏族历史名著《白史》，新译《罗热噶巴寺志》。此外，对有关寺院和活佛、宗派源流、寺院文物、古印度其他佛教的论著都有过翻译。在翻译实践中，对一些翻译技巧的规律进行总结和探索，发表有《汉译藏文文献中的几个问题》等论文。在谈到翻译理论时，蒲文成先生认为，翻译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他先后翻译出版了五本藏文史籍，翻译了约200万字的藏文资料。他翻译藏文文献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最早翻译的是《七世达赖喇嘛传》。他谦虚地说，尽管我从事了较长时间的翻译工作，但对藏文的理解和汉文的表达还有不少问题。现在不少人反映读翻译的藏文作品，味同嚼蜡，索然无味，这对我们这些从事翻译的人是一种批评和指责。翻译是一次再创作，如何把“信达雅”的翻译原则掌握好，大有文章可作。《格萨尔》藏文很受读者欢迎，但是翻译成汉文就没人愿意读了，重复比较多，大家感到读起来乏味。像《西藏生死书》的翻译，很少有翻译的痕迹，感觉不到它是从藏文翻译的，因它是译者理解原文后自己再度创作的结晶，要忠实原文，而不能曲解误读原文，他觉得这是应该提倡的翻译方法。汉译藏文文献，一定要重视对原文的理解，但又不能翻译成藏文式的汉文。原原本本的直译不可取，该省略的要省略，该通俗的要通俗，藏汉翻译主要是让那些不懂藏文的读者读懂藏文的原意。

四是现实问题研究。蒲文成先生根据业务特点，以藏传佛教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探讨和研究宗教理论和政策、宗教与社会相适应、维护社会稳定、宗教发展趋势等一系列现实问题，曾有系列论文发表。其中，《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宗教问题的再认识》对我国宗教的长期性和民族宗教的特殊性等作了较深入的论述，并对宗教工作的领导管理提出建议，供有关部门参考。《再论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密切联系实际，重申党的宗教政策，指出存在的问题，强调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重要性。《藏传佛教及其社会影响》全面论述藏传佛教的历史现状和社会影响，提醒人们重视这种影响的广泛性和长期性，并对存在的宗教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调查报告《多加乡的民间宗教活动》通过实地考察，认为减轻信教群众的宗教负担，努力发展生产，提高战胜自然的能力，并通过科普、无神论教育来淡化群众盲目信仰宗教的观念是一项十分紧迫而艰巨的任务。《浅谈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则从理论上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对待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有助于人们对宗教问题的正确认识，对引导宗教与现代社会相适应，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积极意义。根据多年来的研究，蒲文成先生认为宗教信仰尽管有其长期性、复杂性，但始终处在动态的发展变化中，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像《历史进程中的藏传佛教》《河湟地区藏传佛教的历史变迁》《藏族信仰文化的历史变迁与藏区社会进步》等系列文章，就是在探讨新时期藏传佛教与时代同步的发展变化。十世班禅大师圆寂后，蒲文成先生所撰写的《十世班禅大师的爱国思想》一文，在分析总结大师一系列爱国行动的基础上，从对待和处理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爱民族与爱祖国的关系、爱教与爱国的关系等方面深刻论述十世班禅大师的爱国爱教思想，指出十世班禅大师的爱国思想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精神财富。文章资料翔实，论述得当，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此外，在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思想道德文化建设、民族文化的继承吸收与创新发展、人文工作、统战工作、青海的战略地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民族经济、退耕还林还草等多方面都有文章发表，均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特别是对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文化建设、旅游开发等尤为关注，撰写《关于统筹青藏高原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考》《三江源保护与共和盆地开发》《试论青海的战略地位》《浅论文化的继承吸收与创新发展》等文章。主持完成的国家课题《青藏高原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在认真调研的基础上，总览青藏高原地域特点、社会发展程度、经济特征和资源优势，回顾开发历程，总结经验教训，面对现实存在的问题，进行理性思考，并借鉴国外开发落后地区和发展重点产业的成功做法，探求区域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青藏高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构想，根据科学的发展观，论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强调各社会经济因素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联系，寻求经济与人口、环境、各项社会事业之间的协调发展路径，并提出了相关的保障措施。与他人合作完成国家课题《汉藏民族关系史略》，从汉藏文化交往等多角度全面系统论述汉藏民族关系，不仅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为增进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蒲文成先生在青海社科院民族宗教研究所从事民族宗教研究长达20年，这20年是蒲文成先生对藏传佛教文化深度研究的20年，20年来，他对藏传佛教文化的研究由浅入深，从理论到实践，从研究到成果，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逐步走向深度，走向成熟，从而向巅峰迈进，2018年获得的“藏学研究最高终身成就奖———珠峰奖”就是最好的例证。通过藏学研究他对藏传佛教哲学思想有着深刻的感悟，研究认为藏传佛教文化体系庞大，内容十分丰富，早已成为藏族文化的精髓，要想了解藏族和藏族文化，必先了解藏传佛教文化，藏传佛教文化的精髓是它的因明哲学体系和伦理道德体系。藏传佛教崇尚大乘佛法，以慈悲心和缘起性空的大智慧为根本，追求的是慈悲成就和智慧成就，以空慧修道，以慈悲进德。藏传佛教实际上不仅是一种单纯的宗教信仰，它包含着藏民族的文化体系、哲学思想、文学艺术、文明礼仪、民风民俗、民族精神和社会教育，至今仍对藏族人的生活、文化习俗、心理素质、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等具有深远的影响。他研究认为藏传佛教既是宗教，又是文化，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形态或者说是文化载体而流传至今，是中国佛教，乃至世界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是世界上唯一不带狂热色彩的宗教，佛教追求的是万物众生的和谐，圆满自在的生活，慈悲向善的人性伦理，佛教从来没有“圣战”之类的东西。佛教挥举的只有一支剑，那就是智慧之剑，佛教承认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无知。从科学的角度讲，爱因斯坦说：“如果有一个能够应付现代科学需求，又能与科学相依共存的宗教，那必定是佛教”。正因如此，2015年，经国际联合宗教会在日内瓦投票选举中，佛教荣获全球“最佳宗教世界奖”，参会的200名世界各宗教领袖一致表决佛教是“世界上最好的宗教”，赋予佛教最高荣耀奖。蒲文成先生通过对藏民族信仰习俗和信仰理念的研究认为，藏民族信仰藏传佛教，在雄奇苍茫的青藏高原度过数千年蛮荒岁月的燃香生活，然而藏民族对佛教从来不提倡盲目的信仰，提倡理智的信仰，智信而不迷信。我国政府提倡“宗教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政策，为藏传佛教文化赢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佛教教义、依规更加具有现实意义，从而赢得更多人的理性的信仰和理智的研究，强调藏传佛教要面对现实，与时代同步，融入现实社会，利乐有情，饶益万物众生。我们知道，藏传佛教是相对于汉传佛教和南传佛教来讲的，三者表面上的差异就是对佛教经典传承所使用的语言文字不同，所以，三者分别称藏语系佛教、汉语系佛教和巴利语系佛教。蒲文成先生在藏传佛教文化研究过程中，对藏传佛教研究中的某些模糊认识加以梳理和辨析，比如说藏传佛教与喇嘛教、藏传佛教与佛教、藏传佛教与苯教、藏传佛教与密教等在概念上加以区别，辨析正误。他对待藏传佛教文化的姿态是温暖和宽容的，也是清醒和忧患的，他对藏族文化的研究具有一种根植本土的文化品格和文化气质。

四

基于以上理性的思考、分析和研究，蒲文成先生更加热衷于藏传佛教文化的深度研究，开始撰写大量研究藏传佛教文化的论文著作。他凭借着坚韧的毅力和执著的信念，以锲而不舍，刚坚卓著的精神撰写完成多部藏学学术研究论著，其中绝大部分是研究藏传佛教文化方面的论著。著述宏富，学界瞩目，在藏传佛教文化研究领域卓而不凡，独领风骚，堪称楷模，这些论著已收入中国藏学出版社于2018年出版的《蒲文成藏學文集》。从蒲文成先生的藏学研究论著看，他对藏传佛教寺院志、人物传记、教派源流等有着独到的研究。同时，在青海省政协工作和担任青海省政府参事期间，给政府反映青海藏传佛教历史渊源和发展现状方面的信息资料，进言献策，为政府制定民族宗教政策，管理藏传佛教事务提供服务，为藏传佛教的弘扬光大和民族宗教的和谐发展做出了贡献。除纯粹的藏传佛教文化论著外，其他学术论著还有《河湟佛道文化》《藏文古体诗格举例汇编》《青海百科大辞典》《青海寺庙塔窟》《青藏高原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宗派源流》等。参与撰写的论著有《西北民族历史人物选介》《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辞典》《邓小平民族理论与实践》《宗教大辞典》《中国历代少数民族英才传》《青海省志·人物志》《藏族大辞典》《河湟文明志》《河湟历史文化通览》等。承担过的国家社科规划资金项目论著有《藏族地区社会历史及佛教寺院调查研究》《汉藏民族关系史研究》。青海省社科规划项目有《影响青海藏族聚居区社会稳定的一些宗教问题及其对策建议》等。蒲文成先生的藏学研究论著内涵丰富，分析透彻，立论确凿，条理清晰，引经据典，客观求真，可谓不偏不倚，堪称力作，饶益学界。蒲文成先生博学多闻，治学严谨，寒窗风雨，勤学苦读，淡薄名利，为人谦恭。是汉藏文化的使者，藏学研究的专家，是藏传佛教文化忠实的守望者和无畏的探索者，他的研究成果是我国藏学研究的珍贵遗产，他的学术风格，求学精神，为人之道，都将激励我们进一步做好藏传佛教文化的传承、弘扬和不断探索与研究。

五

2009年6月，蒲文成先生开始了他的退休生活。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有各级组织的关心照顾，老年生活无忧无虑，但人们的生活质量、生命价值却有不同，如何过好退休生活，使生命更有意义，他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自己提出要求，并力求践行。

一是培育德性、认真做人。古语说“老活德性”“仁者寿”，都讲人到暮年，更应该注意自己德性的培育和人格的修养。用道德的眼光处理生活的矛盾，以普通人的身份与周围的人，包括与自己曾有过矛盾的人和睦相处，力争在和谐的氛围中生活；要心胸宏阔、虚怀若谷、物我两忘，顺其自然，正确对待荣誉、地位、金钱，“不为时尚所惑，不为积习所蔽，不为浮名所累”；二是发挥余热、奉献社会。退休并不意味着工作的结束，应仍然积极向上、乐观进取，不可浑浑噩噩、无所事事，在身体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尽可能发挥自己的业务专长，多做贡献，回报社会，同时，利用自己的业务专长、知识积累和生活阅历，开展社会调查，继续从事社科研究，撰写出版《宗喀巴大师与却藏活佛系统》《正确认识宗教，努力做好宗教工作》《有关藏传佛教的几个问题》《扎藏寺与车臣诺们汗》《珍惜生命是佛教的基本原则之一》等10余篇论著。参与高校和社科研究机构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课题论证，评定有关研究成果，撰写书评、推介文章等，可以说生活紧张、有序、充实而有意义。正是“耕耘不负耄耋秋”；三是培养爱好、丰富生活。他深知“人过三十不学艺”，更何况像书法这种中华文化艺术的精萃，非有很高的天赋和长期苦练不能企及。蒲文成先生之所以爱好书法，主要是寻求一种精神寄托，力图通过书法艺术领略中华文化的奥妙，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和境界，追求精神的享受；四是宁静从容、养心健身。养心从两方面入手，即尽可能地做到宁静和从容。诸葛亮说“宁静致远”，宁静是一种境界，要求人做到凡事想得开，力求保持平和淡然的心态，做到静立高处、波澜不惊、宠辱皆忘。做到“待人处世若春兰风怀幽静，亦犹水竹淡雅清虚”。

六

2003年，蒲文成先生担任青海省第九届政协委员会副主席，在青海省政协，分管教科文卫委员会，他以一如既往的工作热情全身心投入到新的工作岗位。为了尽快熟悉新岗位工作，他认真学习统战理论和政策，学习人民政协有关知识法规，了解人民政协的工作特点和规律，学习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经验，并深入思考，积极为推动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发展建言献策。历任青海省人大第八、九届常委，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从2003年起连任两届青海省人民政府参事，曾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委，青海省人民政府玉树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顾问，青海省政协咨政等。兼任中国民族学学会、中国宗教学会、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等会理事，青海省知识分子联谊会副会长、青海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和名誉馆长。西南民族研究会副会长以及西北民族大学、青海大学、青海师范大学、青海民族大学、青海省委党校等大学的特邀教授。他曾被评为研究员，青海省优秀专家，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为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经常带领青海省政协深入农村社区、学校医院、高山牧场、风沙戈壁，就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进行调研，与群众面对面座谈了解，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思考，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几年来，先后参与了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农村合作医疗、新农村建设与新型农牧民培养等重大问题的调研，提出了一批有分量、有见解、操作性强的意见建议。他作为青海省人民政府参事，非常关注民生，注意发挥这个特殊身份的作用，向政府领导反映群众的呼声，进务实之言，参富民之事，体现了强烈的责任心，长期的科研工作，使他养成了注重调查研究，务实求真的作风。凡是听到、看到、了解到的事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医疗、教育、卫生乃至宗教等方面的问题，他都认真了解思考，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建议，这些建议大多得到有关领导的批示。

蒲文成先生长期从事藏族史、藏传佛教、民族宗教理论和问题的研究，多次承担国家和青海省社科立项课题，深入藏区调查藏传佛教的历史和现状，以及社会热点问题；利用藏汉文献资料，研究藏族历史和宗教文化；结合社会现实，思考诸多社会问题，为党政有关部门提供民族宗教、文化教育、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等多方面的工作建议；整理、译注和研究藏文古籍多部，为继承和弘扬藏族传统文化做出了贡献。经多年潜心研究、辛勤耕耘，先后出版著作20多部（含合著），发表学术论文150多篇。其中16项成果获省部级以上奖励，有的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和“珠峰奖”。

蒲文成先生是知名藏学专家，无党派人士，他一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党的方针政策。事迹被收入《世界优秀人才大典》《中国社会科学家大辞典》《世界名人录》等数十部辞书。他说饮水思源，回顾自己的藏学研究生涯，尽管个人做了努力，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他深切地感到，自己的成长和进步，离不开人民的养育，离不开党的培养。他深深地爱恋着青海这片养育自己成长的热土，爱恋着他为之奋斗终身的藏学研究事业。

我们以诚挚的姿态，向蒲文成先生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