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伟，段世飞

(1.江苏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2.清华大学 教育研究院，北京 100084)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化的要求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要更多地出现在国际性组织、国家和高校内部的声明与文件之中，它被视为制约和影响高等教育当下及未来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评判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我国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要把“提升教育国际化水平”作为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通过高等教育国际化来提升国家的教育质量与水平，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经过多年探索，国际化不但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前沿理论议题，而且在实践中已发生多次内容和实质上的嬗变。回顾和反思二战以来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演变趋势及现实困境，不仅有助于人们全面认识和理解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历史样态，更能帮助我们思考并把握其未来方向。

一、国际化是高等教育国际性的外在表现

国际化并非是高等教育在特定历史时空中的衍生物，而是根源于高等教育的内在属性——国际性，国际化是对高等教育在特定历史时期中国际性特征凸显的描绘，由于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着隔膜，这种“描绘”有时被人们视为高等教育的全新特色与时代产物，这便模糊了国际性、国际化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内在关联，正是源于国际性的内在特征，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推进过程得以顺利展开。

按照教育史家的观点，以欧洲中世纪大学为代表的高等教育机构在诞生之日便具备国际性特色——大学是在与世俗政权与宗教神权的对抗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广大师生跨越国家与宗教束缚进行国际性流动是很普遍的。民族国家的崛起曾短暂威胁到高等教育的国际性特征，高校被国家置于内部框架中，国家成为连接社会、高校和个体的媒介，各国政府通过制定选拔标准、毕业规定与证书制度等对本国高等教育体系实施了全面系统的影响。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曾深刻指出：“大学按它们对促进普遍知识的承诺的性质而论，本质上是国际性的机构，但是它们却生活在一个对它们抱有企图的民族国家的世界中。”[1]5一段时期内，高等教育的国际性似乎式微甚至在部分国家中消失。

二战以来，高等教育的国际性重新受到人们认可，并且已经成为各国共识，为了准确描绘国际性的实现过程，“国际化”作为一个具有特殊涵义的词汇，逐渐被各国所接受，同时因其在教育、科学和文化等领域内的深入推进，而形成一股潮流。这股潮流在某种程度上既是对近代以来形成的国家对高等教育领域的独占或垄断的反抗，也是新时期下国际性特征在现代大学中的复归。值得注意的是，与国际性不同，国际化不再仅是以大学为代表的高等教育出于知识研究和文化传播的需要而进行的学术行为，而是掺杂着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和经济发展等多重因素。王英杰教授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已经是各国政府以及各种国际教育机构有意识、有组织、有计划推动的产物，在相当程度上说是国家政治运作的结果。”[2]85这无疑启发人们应密切注意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复杂性格，避免从理论与实践上对国际化进行“化约式”处理，国际化根源于国际性，但两者存在差异。

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四种发展趋势

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深入推进，人们对其关注点在不断调整，这种调整一方面凸显出国际化在新形势下不断衍生出新的内涵与特征，另一方面也代表着前者在发展趋势上不断转向，实际上，自二战以来，高等教育国际化在主导因素、波及范围、推进方式和促进力量等方面发生了深刻变革。

(一)主导因素：从政治主导走向多元参与

政治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始终是不可回避的因素，也曾在二战后的一段时期中对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起着主导作用，随着世界局势的缓和，文化、经济和社会等因素都在提升自身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力，过去由政治因素主导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局面已经被打破。

二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受冷战局势的影响，以美、苏为代表的世界大国将高等教育国际化作为输出本国主流意识形态和扩大国际影响力的战略工具，这一时期的国际化的主要特征是由国家主导，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决策、引导和控制等环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重要驱动者。美国学者菲利普·阿特巴赫(Philip G. Altbach)指出：“高等教育和文化精神生活一样，都成了那段时期意识形态斗争的走卒和前锋，决定国际教育进程的是意识形态而非理想主义，这在美苏间尤为突出。”[3]高等教育国际化被国家或政府作为政治和外交政策的延续，“国际化的进程不断地灌输和传播本国的政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进而实现其政治目的。”[4]73换言之，政治因素成为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方向标，高等教育成为少数国家外交战略的延伸与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高等教育国际化开始迈入由政治主导转向多元因素共同参与的新阶段。苏东剧变之后，经济改革成为各国的首要任务，信息技术的发展与跨国公司的建立则打破了以往国家之间因意识形态而建立的保护墙。市场经济、文化交流与学术研究等因素成为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力量，从而改变了以往政治因素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的主导地位，高校和国际组织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中的自主权和独立权开始加大，有学者将这样一种转变称之为“高等教育去国家化”。[5]随着各国社会管理和高等教育政策的转变，高校不再仅是充当以往国家政治战略或外交决策的执行者，而是可以自主地制定自身国际化方针，以谋求更高的社会声望和学术地位。“大学国际化方式由原来的政府主导演变为大学为主，政府、民间团体和大学三方协作方式，竞争与合作成为大学国际化发展的新特征。”[6]总之，二战后高等教育国际化经历了一个“去国家化”的历程，政治因素的主导地位逐渐丧失，经济、文化和学术等因素开始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影响因素。

(二)波及范围：从中心区域扩散到世界各地

二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显著特征是其影响领域和波及范围主要局限在美、苏等西方国家所代表的中心区域，来自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边缘位置。20世纪90年代以后，高等教育国际化成为一种世界性潮流，全球各地都广泛参与其中，亚洲地区的表现尤为抢眼。

二战后，很多前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但因其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所以很长时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事业并没有取得很大进步，只是在很小范围和程度上作为人才和资本的输出国被动参与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同时，受困于政治局势和沟通技术，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除存在个别外交和学术人员跨国流动外，高等教育领域基本上没有较大规模的交流，高等教育国际化往往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集团的内部之间，广大发展中国家被迫处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边缘位置。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局势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世界呈现出“一超多强”的格局，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等国家的崛起使得世界格局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新兴国家普遍重视高等教育，并且通过多种方式鼓励本国人员和高校参与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力图通过国际资源提升本国科研实力。高等教育国际化虽仍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但开始向传统的边缘国家进行扩散，后者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从“亚洲四小龙”到“金砖五国”，许多国家近年来纷纷出台鼓励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国家战略，有的国家已经从留学人员的“派出国”转变为“接收国”，其国际地位从以往的被动参与者转变为区域的优质教育中心。整体上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国际化不断由中心区域向边缘地区扩散，从“一枝独秀”向“百花齐放”转变，虽然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话语权仍然由少数发达国家所掌握，但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开始摆脱以往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地位，成为推动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力量。

(三)推进方式：从单一人员流动到多种形式并存

二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高等教育国际化地主要推进方式是师生的出国交流，人员的跨境流动是这一时期国际化的最主要和最核心的内容，90年代之后，随着各国教育改革的进行和交流技术的进步，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推进方式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人们能够通过多种途径参与到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之中。

受限于时代背景和技术困境，二战后的很长时间内，人员的国际流动成为高等教育国家化的主要甚至唯一的实现形式。出于政治利益考量，美英等国加大了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无偿教育援助，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留学生免除学费或提供奖学金，师生流动成为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手段和方式。有关资料显示，从1960年至1980年，全世界留学生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0%，1960年留学生人数约为24.5万，1980年上升至97.7万，80年代末全世界留学生、研究生和进修人员共达到120万。[7]与此同时，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其他形式则尚在孕育之中，出国留学甚至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唯一代表。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教育信息化成为时代主流，全球互联网城市中心网络的扩大、经济活动向新兴经济体转移、世界中产阶级的重新分配、职业两极化和技术发展等这些关于全球发展的预测，加速构成了一个日新月异，多元共存的世界。[8]高等教育国际化内涵从简单走向复杂，其方式从人员跨境流动拓展到课程国际化、跨国高等教育合作、网上在线交流等方面。一些新的跨国教育形式开始越来越吸引人们的关注，“如在生源地举办分校、提供跨境的远程学习课程或与生源地国家大学联合开设双学位课程和三明治项目等形式纷纷出现，它们代表了一种跨国高等教育模式的出现。”[9]各国纷纷调整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以争占高等教育市场份额，跨国高等教育合作方式开始变得更加丰富和多样化。这些方式主要有：(1)开办海外分校，如美国在日本设立的雷克兰学院分校区和在法国设立的乔治亚理工学院巴黎分校区等，到20世纪末美国开办的海外分校数量占世界海外分校数量的1/3；[10](2)合作办学，如泰国有32所高等院校与英、美、澳等知名学院有合作协议，以英语授课促进课程国际化，合作办学的潜力在新时期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被极大激发；[11](3)学分转移，如马来西亚最早与美国签署学分转移协议，后拓展到新西兰等国，马来西亚的学生在本国修完学分后，可以将学分转移到与马来西亚合作的海外大学以获得相应学位。因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不同国家间的知识壁垒被打破，每一个国家既可以是知识的创造者，又可以是知识的传播者和消费者。

总体上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国际化不再停留于纯粹的留学教育，课程国际化和跨国高等教育合作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内容，互联网信息技术开放共享的特征也有利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顺利推进。[12]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推进方式开始由单一的师生跨境流动向多元形式共同参与进行转变。

(四)新兴力量：国际组织的作用日益凸显

二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受冷战格局的影响，高等教育国际化在主导力量上体现为“国家化”，国家成为了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的主导者和决策者，这期间国家推行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有着明显的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考量，国家权威力量的控制，各区域国家之间，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区域高等教育合作交流受到严重阻碍，其他性质的国际组织同样很难在大范围内发挥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的作用。90年代后，横跨在东西方之间的“铁幕”被拉开，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得到加强，高等教育领域由于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的驱动而表现出更强的流动性和互动性，许多以国家为单位的区域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性的学会、专业联合会、高校联盟纷纷成立，这些国际组织积极推动各国高等教育领域的沟通和交流，加快了高等教育领域的国际化进程。

随着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深入，文化交流及人才流动等成为国际组织推动区域一体化的重点目标，为此，许多区域性国际组织出台政策文件以实现本地区高等教育资源的整合互动。欧盟走在众多政府性国际组织的前列，其在80年代末，就推出“伊拉斯谟项目”(ERASMUS)，目的是推动欧洲各国之间大学生的自由流动，2009年时已有90%的欧洲高等教育机构参与了“伊拉斯谟项目”；[13]1999年，欧盟推出“博洛尼亚进程”(Bologna Process)，前后共吸引了40多个国家加入了欧洲高等教育区(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该进程促进了签约国之间的学位与证书的互认。1995年，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成立东盟大学联盟(ASEAN University Network，AUN)，以推动东盟国家内部学者和学生的合作交流，促进东盟的学术自由流动。[14]区域一体化带来的是以国家为单位的政府间区域国际组织的建立，这些国际组织促进了各国间高等教育领域的互通互融，成为推动区域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的新兴力量。

除政府间国际组织外，许多大学因享有共同价值观和发展愿景而跨越国界组建“大学联盟”或“大学网络”，这些以高校为单位的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同样有力地推进了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前进步伐，其中有代表性的组织包括：(1)“21校联盟”(Universities 21)，该组织以全球焦点与视角作为首要的核心原则，组织了一系列目标定位于国际化的活动，并寻求超越现存的双边合作的机遇；(2)国际研究型大学联盟(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Universities)，其成员覆盖剑桥大学、耶鲁大学及新加坡国立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等，组织内部采用跨地域合作模式，共享优质高等教育资源；(3)“塔乐礼高校网络”(Talloires Network)，该组织由来自72个国家的320所大学组成，其宗旨在于加强国际间高等教育的公民角色与社会责任，同时为提升组织内部成员的国际化水平而分享各自的学术资源。[15]高校国际组织跨越了民族国家界限，并且大多具有明确的组织目标和宗旨，其不但有力地促进了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交流合作，而且有效地弥补了政府间国际组织出台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的漏洞和缺陷。

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区域高等教育一体化相互耦合，以欧盟和东盟等为代表的区域国际组织促进了各自区域高等教育一体化进程。另外，跨越国界的高校国际组织加速了高等教育资源在全球的自由流动，加深了全球各国师生的相互理解，促使高等教育国际化向更高阶段发展，高等教育国际化又为区域高等教育一体化提供了优越环境和便利条件。总的说来，各种性质不同的国际组织在推动区域高等教育一体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

三、新时期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困境

二战以来，高等教育国际化走过一条不断变迁的发展之路，其总体趋势呈现参与主体更加多元、波及范围更加广泛、实现方式更加多样的特征。这些趋势一方面说明高等教育国际化已经成为当今教育领域一股难以忽视的发展潮流，另一方面也引发一些全新问题。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高等教育国际化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不对其引发问题与面临困境进行理性分析及适当应对，我们收获的或许将会是一个公平不彰、冲突不断与腐败横行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运行体系，这无疑是对所有国家及个体利益的伤害。

(一)涉及范围的扩大，加剧国家间不公平

国际化曾被视为将高等教育从主权国家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有效力量，是国际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在全球范围二次分配的有效方式，然而随着发展进程的加快和涉及范围的扩大，人们发现，高等教育国际化引发的国家间的“人、财、物”以及“知识、文化、价值”等领域的差异问题也都在扩展，“国家之间的隔膜在降低的同时，实际上在国家之间增加了新的不平衡，并且有可能在全球产生新的利害冲突。”[16]267作为一种兼具时代性和历史性的特殊事物，高等教育国际化在很多国家(特别是后发国家)引发的后果令人堪忧，其深入推进的结果往往造成各国间在经济、人才和科技等方面的“鸿沟”在扩大，高等教育不公平现象在加剧。

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在全球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国家主动或被动地卷入这一潮流之中。由于不同国家的基本国情和所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不同，高等教育国际化呈现出各种资源从发展中国家向少数发达国家(中高收入国家)逐渐“富集”的现象。以人才跨境流动而言，尽管许多发展中国家作为人才输出国已经注意到人员的国际流动正在造成本国高端人才的迅速流失，并且已经采取措施予以应对，但现实来看，这些措施在短期内仍然无法改变人才将向少数几个科研实力一流的发达国家日益集聚的趋势。尽管近年来学界针对人才国际间流动的后果问题的讨论更加深入，从所谓的“人才流失”(brain drain)到“人才回流”(brain gain)，再到“人才环流”(brain circulation)，但总体上看，高等教育国际化绝不只是单纯的人才资源的来料加工与贸易交换，而更像是一种高选拔性的人才的优胜劣汰，最优秀人才往往留在了科研实力最强的国家，在这一“穷国补贴富国”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投入各种资源却只能享有最低收益，国际化实际上成为各国针对人才、智力和人脉资源进行竞争的比赛，发展中国家承担的损失往往难以估计。

除了资源流动上的不公平外，高等教育国际化还加剧各国间学术和科研力量竞争上的不公。由于历史原因，“北半球学术共同体比南半球学术共同体规模更加庞大和富有，利用这些资源，它们可以在学术所有方面保持着领导权，财富、资源和地位三者的结合确保了北半球大学的中心地位”，[17]117来自较落后国家的科研机构和高校越来越发现，它们必须直接参与国际竞争——直接与来自世界学术与科研中心的同行进行全面对抗，然而这样一种看似公平的竞争实际上隐藏着诸多不公正。来自高等教育后发国家的研究者往往一方面要克服“语言关”，其民族语言必须让位于强势的英语；另一方面还要到被欧美学者所把持的国际主流杂志发表高影响因子的文章，这样一种科研生存状况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化的学术体系中处于尴尬的处境，从某种程度上说，国际化造成许多后发国家的机构和研究人员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不参与”便面临出局，“参与”则又面对来自科研活动之外且难以克服的困难。换言之，高等教育国际化尽管一定程度上为实现教育资源的国际分配提供了可行途径，却又在不同国家间造成新的不公平。

(二)彼此交往的深入，扩大全球文化冲突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兴起与演进实际上也是不同国家、民族和文化共同体之间相互融合与碰撞的过程。随着来自不同文化场域的个体因参与到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而产生互动与交流时，这种活动所产生的现实效果往往是复杂多样甚至是彼此矛盾的，很多情况下，不同文化间交流的加深所带来结果的不是深入理解与彼此认可，而是更加轻视与厌恶，这无疑会扩大全球不同文化体间的冲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持续多年的经济全球化和教育国际化很可能遇到了历史进程的“逆转期”，尽管相较于此起彼伏的“反全球化”浪潮来说，高等教育国际化遭到的抵制较小，但我们仍应看到后者本身所隐藏的文化冲突的阴影，这种阴影或许会随着当前各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兴起而逐渐明显。

实际上，文化歧视问题自始至终地伴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每个发展阶段，只是随着其发展进程的加快，文化冲突变得越来越明显。其在当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高等教育后发国家普遍感受到本土文化受到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许多人强调技术、人员、观念和制度的跨界流动，既为文化融合提供机会，也引发本国的价值观冲突，英语成为授课语言、教材采用外国版本以及教育和认证过程采用国际标准使得本土文化失去特性，“教育历来都是文化渗透的工具，国际化侵蚀着国家的文化认同，文化交融并不会创造出新形式的文化，而是只能促使文化趋同，其结果就是西化”。[18]204二是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的民众很少意识到自身能从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受益，反而认为国际学者和学生的大量涌入，干扰了社会稳定，抢夺了经济机会，许多人尽管碍于“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不愿公开表达自身立场，但这种压抑却往往导致一种本能式的文化反感，并且对留学人员产生漠视甚至敌视的态度，在许多欧美大学中，大量的国际学生普遍感到自身在社交和学术上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同时也时常感受到文化或国家关系紧张所带来的影响。

总体上说，高等教育国际化引发的文化冲突是一个很难予以准确界定的问题，它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民族感情问题，同时也极容易掺杂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尽管当前很少有国家正面指出(更遑论提出策略予以应对)这一问题，但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移民及其背后所代表的文化冲突问题将会成为左右各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关键因素，文化交流本身就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题中之义，或许未来的一段时期中后者将会因文化冲突而陷入新的困境。

(三)经济因素的渗入，滋生高等教育腐败

随着教育服务被世界贸易组织纳入《服务贸易总协定》后，经济因素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的参与度越来越高，教育被许多国家看作是利润丰厚的潜在市场，在某些地方，打着国际化的旗号进行的高等教育交流活动已经沦为一种赤裸裸的商品出口行为，高等教育国际化所滋生的经济腐败与学术不端问题日益严重。

阿特巴赫认为：“随着国际高等教育现已成为世界范围内数十亿美元的产业，个人、国家以及机构都依靠收入、声望和准入通道等，腐败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也就不足为奇。”[19]23从现实情况来看，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经济腐败问题并不只是存在于那些政策制度与法律体系尚未完善的国家，而是呈现出一种全球蔓延的趋势。部分国家与地区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事务看成是扩大国家财政收入的有效手段，其教育政策越来越倾向于以赚取利益为目的，默许甚至纵容具有明显腐败或违法特征的教育活动。许多营利性的私人组织或中介机构利用人们渴望获得海外文凭的心理，利用监管体系漏洞和高等教育信息的不对称而获得大量非法收入，许多毫无资质的留学中介机构利用政策空白将无入学资格却能提供数额可观的酬金的学生送到国外不入流甚至非法学校的事情已经屡见不鲜。腐败问题直接威胁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声誉，越来越多的人对国际化的效果产生怀疑，但只要国际化仍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并且各国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监管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那么经济腐败问题便难以遏制。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曾成立了一个名为“腐败监测”(Corruption Monitor)的文献数据库，用来收集各种公开披露出来的“文聘工厂”和“认证工厂”的案例，不过，相对于当前高等教育发展中出现的众多乱象，这样一种努力显得势单力薄。

除了经济腐败问题外，高等教育国际化还容易滋生学术不端和研究造假问题。为了更快地获得晋升机会与经济回报，许多国家的学术人员采用“弯道超车”(Corner overtaking)策略，争相在国际公认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许多高校也通过出台各种奖励措施支持这种做法并将其看成是学校国际化的重要成果之一。由于在世界一流杂志上发表文章的难度越来越大，使得发表需求者不得不采取一些特殊路径来实现目的。一是通过商业化运作，直接用高额的出版费向那些不入流或非正规学术期刊的出版商购买版面；二是采用数据造假或操纵数据等手段来增强研究的影响力，以期引起期刊编辑的重视而获得发表资格；三是对他人研究成果进行剽窃；四是不规范发表，主要包括“论文的重复发表、拆分发表、一稿多投及非正式方式发表成果的行为”。[20]23这些做法的背后均隐藏着出版商、学校行政人员与发表者的潜在利益，并且多是以推进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为口号，实际上则是一种明显的学术失范行为，极大损害了学界在社会中的声誉。“如果我们对高等教育国际关系的廉洁问题无动于衷，那么建立在信任、共同理解以及学生和研究者利益之上运转数年的信用体系就会崩塌。”[21]19事实上，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学术腐败问题的深层关系的确值得人们认真反思和谨慎应对。

四、小结

“历史揭示出一个事物存在的前因后果，从而帮助人们分析它的现在和将来。”[22]22二战以来，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历程中不断上演着各种或浅或深的转变，其中一些转瞬即逝，而另一些则成为长久的发展趋势，并且对世界高等教育产生各种性质不同的影响。总体上看，高等教育国际化深度参与了近几十年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迅速地卷入各国政治、社会及文化等事业之中。展望未来，随着英国脱欧派在公投中的胜利与极具魅力的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Donald Trump)的胜选，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所形成的有关世界经济全球化与教育国际化的理念似乎面临着一次严峻挑战。尽管目前我们无法准确预计政治潮流和经济趋势的演化动向，但是已有迹象(如美国大学考试中心2017年2月宣布取消SAT亚太区国际考场和大范围缩减考试次数)表明，高等教育国际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面临着风险，其从二战以来所形成的较为清晰的变迁特征或许会发生一次深刻转向。

高等教育国际化似乎已经走到历史的转弯点，没有人能准确预测其未来方向。在此关头，人们或许应该重新审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根本价值——它并不是一种不证自明的目标，而只是我们理性选择的帮助高等教育达成某种理想的手段。唯有明晰这一观念，我们才能在推进自身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少走一些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