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丰

(1.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广东深圳 518000；2.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上海 200062)

“命运共同体”是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八大以来推动建立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的新思想和新实践，为21世纪国际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具有时代先进性。由于相似的历史经历、相近的发展阶段和共同的发展任务，拉美国家成为中国构建“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战略伙伴。如何把握时代脉搏、抓住发展机遇、共同打造 “中拉命运共同体”是学界高度重视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当前我国拉美研究的整体水平，也有利于推动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本文将从基本内涵、合作原则和机制、挑战与对策等几个角度对“中拉命运共同体”进行阐述。

一、“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及内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拉命运共同体”构想提出的思想背景。本世纪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拉关系的跨越式发展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创造了良好条件。

十八大以来，在综合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基础上，中国政府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是当今世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拉美是中国开展全方位外交、拓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拉关系是当今世界最具发展活力的跨地区合作关系之一，中国政府将中拉关系置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加以认识和对待。以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为目标进一步发展中拉关系，是中国政府对拉美政策发展的必然选择。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拉关系破冰之后，中拉各领域友好合作取得长足发展。进入21世纪，中拉经贸、科技、文教等领域合作不断深入。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将发展与拉美国家的关系置于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中拉关系进一步升级，中国先后与巴西、秘鲁、墨西哥、委内瑞拉、阿根廷、智利、厄瓜多尔等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乌拉圭、哥斯达黎加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7年6月和2018年4月，中国先后与巴拿马、多米尼加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拉双方高层交往和政治对话频繁，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合作全面快速发展，人文交流日益密切，在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密切配合，中拉论坛的成立为中拉合作提供了新的平台，形成整体合作与双边合作并行发展、相互促进的新局面。十八大以来中拉关系的新发展为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出访拉美期间，发出共同打造“中拉命运共同体”这艘大船、共创中拉关系美好未来的积极信号[1]。习近平主席以“命运共同体”破题，在中国人民和拉美各国人民的梦想中寻找最大公约数，助力中拉人民携手追梦、共创未来。

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在政治领域，要求充分发挥高层交往的政治引领作用，保持中拉领导人互访以及在多边国际场合的接触，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加强沟通；应促进双方立法机关多层次、多渠道的友好往来；进一步完善中拉政府间对话磋商机制，加强在治国理政方面的经验交流；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的基础上，加强中国共产党与拉美加勒比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之间的交流合作，增进了解与互信。在经济领域应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双方贸易、投资、金融、能源、基础设施等多方面合作关系的发展；在充分尊重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意愿的基础上，根据中国财力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继续向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经济技术援助。在社会领域，双方在社会治理、环境治理、扶贫及医疗卫生等方面进行多层次的合作。在人文领域，双方应在文化、体育、旅游、教育、学术研究、民间交往等方面加强交流，增进中拉民间的相互了解，为经济、政治合作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在安全和司法领域，双方应加强军事交流和司法警务合作，为进一步合作探索可能的空间。在国际事务领域，双方应在国际政治沟通、全球经济治理、全球可持续发展以及网络安全等方面加强合作，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维护中拉双方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2]。

“中拉命运共同体”并非完全是对当前中拉关系现状的描述，更多的是一个倡议、一个构想、一种观念，是有待中拉双方共同努力予以实现的一项宏伟目标。“中拉命运共同体”不仅体现在中拉双方经济层面的相互联动，更深层面的含义在于中拉全方位的利益交织相融，要求中国与拉美国家政治上互相尊重，经济上互让互利，文化上交流互鉴，国际事务上平等互助。“中拉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意味着中国和拉美国家携手并进、兴衰相连、休戚相关、荣辱与共，意味着中国与拉美国家当下及未来命运的同起同落。

二、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原则

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原则包含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以及自愿性、灵活性、非排他性等几个方面。

(一)相互尊重、相互支持

相互尊重、相互支持是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前提。不同文明之间的相处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只有在多样性中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这个世界才能丰富多彩、欣欣向荣。中国和拉美国家之间应本着包容的精神，尊重彼此对自身道路的独立探索，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在双方交往中，应包容互鉴，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发展道路的多样化，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对于意识形态和政治模式方面的分歧，要秉持不干涉态度。中国和拉美国家应取长补短，使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实现振兴和发展。另外，应在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互相理解和支持。当前中国和拉美国家都在快速发展，相互认知需要不断与时俱进。双方应坦诚面对中拉关系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出现的问题，应该本着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妥善解决。

政治上相互尊重不是近年才提出的，而是贯穿于中拉交流与合作的始终。它数次被写入中国和拉美国家建交公报、中国对拉美政策文件、共同声明以及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中，它不仅是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基础，而且是中国进行国际交往的政治原则。中国和拉美国家坚持在互尊互信的基础上全面发展双边友好合作，尊重彼此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这就是中国政府所认为的发展中拉关系、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基础。

(二)对等合作、平等互利

坚持国际交往中权利和义务相平衡是中国进行国际交往的经济原则。虽然各国经济能力和发展水平不同，但在全球经济、金融和贸易事务中应当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参与平等。“中拉命运共同体”构想不是中国的对外援助计划，而是共商共建共享的联动发展倡议。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和拉美国家之间的合作是南南合作，是中国在中拉合作中对自身的定位。随着中国持续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作为当今世界大国，中国理应为人类发展事业作出更大贡献，力所能及地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但是，中国也要实事求是地看待自身发展水平，如实地进行自身定位，不能承担超出自身承受能力和发展阶段的责任。中国虽然经济规模已居世界第二，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属性没有变，面临的发展任务还十分艰巨。中国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还需要进行长期的艰苦奋斗。

中国外交应立足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这一基本国情，中国进行外交活动，是为了更好地参与全球事务，更好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落脚点是更好地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更好地发展自己。中国是“中拉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者、倡导者和平等的参与者，而不是主导者。中国愿意为拉美国家的发展作贡献，也期待与拉美国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发展。

(三)自愿性、灵活性、非排他性

中拉整体和双边合作均应遵循自愿参与的原则，符合各国政策和法律规定，并且不应影响各方事先已经达成一致的双边合作项目或替代各方已经达成的双边协议、决定和承诺。

在中拉合作中，应该坚持灵活务实的合作方式，中拉整体合作同中国和拉美国家的双边合作相互补充、并行不悖。既可以整体合作促进双边合作，又可通过双边合作，尤其是与拉美大国或关键国家的双边合作来促进中拉整体合作。各方可以在中拉论坛及各个分论坛框架内，共同商定合作领域和合作项目，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开展形式多样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

中拉合作不具有排他性，中方愿意在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提出、同意和主导的原则下同域外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展三方合作。中拉合作是开放的、包容的。条件具备时，可以推动“中拉+”合作模式，打造开放多元的合作网络，让更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团结合作、互利共赢的事业中来。中拉合作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帮助和相互支持，不针对和取代谁，也无意动谁的奶酪。中拉合作之所以快速发展，是因为符合了拉美国家的需求，改善了拉美国家的民生，提高了拉美国家的自主发展能力[3]。中国提出的“中拉命运共同体”倡议不是地缘政治工具，而是务实合作平台，是“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的交往新路。

此外，在特殊情况下，中国愿意让出部分利益来达成合作，实现各方共同受益的目标。在中拉整体或双边合作中，中国将理解一些国家的特殊情况，支持他们的合理诉求。中国将根据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在南南合作框架内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4]。

三、“中拉命运共同体”机制建设

推动中拉各领域、各层次合作的机制化、实心化是进一步发展中拉关系、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中拉命运共同体”机制建设大体上由中拉整体合作机制、中国与拉美国家双边合作机制以及国际多边机制与合作框架组成，此外还有中国和拉美国家签订的一系列条约、框架性质的协议协定。

2015年1月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的举行，标志着中拉整体合作由理想变为现实。中国赞赏并支持拉美和加勒比区域及次区域组织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大力支持中拉整体合作机制建设，坚持尊重、平等、多元、互利、合作、开放、包容和不设条件的原则，积极以中拉论坛为主要平台推进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整体合作，积极发挥部长级会议、中拉共体“四驾马车”外长对话会议、国家协调员会议以及各专业领域分论坛等机制的作用，不断完善中拉论坛机制建设，打造全面均衡的中拉整体合作网络[5]。

双边合作机制也是“中拉命运共同体”机制建设的重要内容。近年来，中国和拉美国家的双边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中国和巴西、墨西哥、秘鲁、委内瑞拉、阿根廷、智利、厄瓜多尔这7个拉美主要国家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和拉美多数国家间建立了双边合作与沟通机制。从国土面积、人口、经济来看，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是拉美地区的三个“支点”国家。中国与巴西设有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机制、中国全国人大和巴西众议院定期交流机制以及中巴国防部防务交流与工作委员会等合作与沟通机制。中国和墨西哥设有政府间常设委员会、两国战略对话机制、中墨议会对话论坛等合作与沟通机制。中国与阿根廷设有两国外交部政治磋商机制、政府间常设委员会、议会政治对话委员会、经济合作与协调战略对话等机制。

当前中国外交部与哥伦比亚、秘鲁、智利、厄瓜多尔、乌拉圭等国外交部间均设有政治磋商制度，中国与智利设有政府间常设委员会，与智利、乌拉圭等国设有议会间对话机制。中国与哥伦比亚、秘鲁、智利、古巴、厄瓜多尔、乌拉圭、圭亚那等国设有政府间经贸混合委员会，与秘鲁、智利等国设有经济合作战略对话机制。中国与个别拉美国家之间还设有科技合作混合委员会、产能与投资合作指导委员会、农业联合委员会、动植物检疫和食品安全咨询委员会等合作与对话机制。中国和委内瑞拉设有高级混合委员会，下设经贸合作、文化合作、双边关系、能源矿产合作、科技工业与航天合作、农业合作、社会事务等多个分委会，作为规划、指导和落实中委两国合作的有效机制。中委两国间还设有融资合作机制。

中国和拉美国家还借助国际多边机制与合作框架，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七十七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博鳌亚洲论坛等国际多边机制中进行对话和磋商，以协调立场，提出共同倡议，就重大全球性议题达成共识。

除中拉整体、双边合作机制以及国际多边机制与合作框架外，中国和拉美国家之间还签订了大量条约、框架性质的协议协定。据不完全统计，十八大以来中国和拉美国家签订的条约、协定、备忘录、行动计划等文件共有197项(截止到2017年8月)[6]。这些文件涉及中国和拉美国家之间在政治、贸易、金融、投资、税收、农业、能源、环境、司法、教育、医疗、航运、检验检疫等多个领域(或次领域、行业)的合作，为中国和拉美国家在多个方面的合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与法律凭证。

四、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挑战与政策建议

由于中拉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中拉国家之间相互了解不足、美国的遏制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由于外部市场疲软、国内经济存在结构性问题，当前中国与拉美国家进入经济调整期，经济增速放缓已成定势。同时，拉美国家还面临高通胀、失业率上升、社会矛盾激化等一系列问题。加之美联储结束量化宽松政策、美元升值预期增强等因素的影响，短期内中拉经贸关系面临很大压力。此外，拉美社会部分群体对中拉经济合作仍有误解和疑虑。部分拉美人士担心中国制成品会抢占拉美市场，加重拉美“去工业化”趋势，巴西、阿根廷等国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频频对中国产品发起贸易制裁。投资方面，由于中国对拉美的已有投资多分布于石油、天然气等矿产开采领域，且多为国企投资，拉美社会担心本国战略资源落于中国政府之手。巴西著名经济学家、曾担任卢拉总统顾问的德尔芬·内托(Antonio Delfim Netto)于 2010 年在接受《圣保罗州报》采访时说，巴西政府允许中国像“买下”非洲一样“买下”巴西，实属目光短浅。巴西钢铁公司(CSN)首席执行官兼圣保罗工业联合会(FIESP)主席本杰明·斯特恩布里奇(Benjamin Sternbridge)也曾向政府建言“限制中国对巴西投资，尤其遏制中资企业对巴西国内矿产、土地等战略领域的收购热潮”[7]。

其次，中拉双方相互了解不足，赶不上日益发展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在拉美还只是一个“新入者”，中国人对拉美的了解还很不充分，非常缺乏熟悉和精通拉美业务的专门人才。我们对拉美的领悟往往是“抽象的概念多于具体的知识，模糊的印象多于确切的体验”[8]。与此同时，拉美人也不太了解中国。除了政治、经贸方面的交往外，中国和拉美各国在人文交流领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相互了解的不足严重影响了中拉合作效率。就中国企业对拉美的投资来说，过去十年来为响应国家“走出去”号召，中资企业，尤其是大型国企纷纷投资海外，拉美也成为中资主要流入目的地之一。但是，由于缺乏对拉美的了解，企业往往未能充分评估经营条件与风险，从而屡屡造成损失。以中国铁建牵头竞标墨西哥高铁项目为例，由于缺乏对墨西哥政治风险的有效评估，原本中标的项目被墨政府宣布无效，给企业和国家造成大量损失。此外，在对拉美投资时，部分中资企业仍沿用旧有投资、经营观念，不能适应拉美国家较为严格的劳工、环境和社会责任标准，以致投资项目被所在国家叫停，造成严重损失。

第三，美国因素。当前美国学界、政界一部分人士对中拉合作持保留甚至敌视态度。美国学者埃文·埃利斯(Evan Ellis)在一篇专门论述美国如何应对中国在拉美扩张的文章中提到，“中国对拉美经济的参与体现出明显的掠夺性”“中国参与拉美事务对西半球的发展、对美国的地位都具有负面影响”，认为中国对拉美的政策与参与方式比冷战时期苏联在拉美地区的作为更具威胁性。因此，他认定中国对拉丁美洲乃至全球造成的挑战是一个需要从全球战略高度进行关注的问题[9]。埃文·埃利斯的观点是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突出反映。特朗普执政以来，试图通过“美国优先”的对拉经济政策、反移民政策、对拉美激进左翼政权的强硬打压政策以及对中拉合作的直接干预政策，维系美国对拉美地区的霸权优势，将美国对拉霸权兑现为现实收益。最近美国国务卿人选的调整也表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遏制政策短期内不会改变，这对全面发展中拉合作关系，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形成了挑战。

在挑战面前，中国应保持战略定力，认清中国和拉美国家的战略定位与战略需求，采取切实步骤，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进程。

首先要加强对拉美问题的研究，为中拉政治、经济关系和文化交往提供智力支持。与快速发展的中拉经济、政治关系相比，国内对拉美问题的研究相对滞后。当前中国的拉美研究呈现出重宏观分析、轻国别研究，重前沿热点、轻基础研究的倾向。应加强拉美国别研究，重视基础研究，这是推进国内拉美研究健康发展的必经之路。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张森根研究员所言，现实问题研究的深度往往离不开基础研究的根底，提高中国拉美研究水平，应不断深化基础性研究，重视国别研究[10-11]，了解各国的政治经济变迁规律和当前诉求，找到中国和拉美国家之间的契合点，从而使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起点更为清晰。通过扎实的基础研究，对拉美国家历史、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各方面进行深入了解，不论对政府的政策制定，还是对企业的经济决策，都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是需要深化中拉人文交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今，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和拉丁美洲的关系已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这个跨越式的发展也包括人文交流与合作。虽然，人文交流与合作仍然是中拉合作的短板，但只有加强中拉人文交流才能为双边政治、经济合作营造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并促使双边合作可持续地发展。文化交流与合作在巩固中拉传统友好合作关系和建立21世纪中拉友好合作关系中有重大作用，同时也有极大的发展空间。

第三是要尊重差异。在政治制度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拉美国家与中国有很大不同，拉美国家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在与拉美国家进行各领域合作时，中国政府、企业应尊重中拉差异。尊重拉美各国间的差异，不仅是对中国和拉美国家在政治、法律、风俗等方面的差异要深入了解并予以尊重，还要事先对拉美各国的市场状况、不同行业的发展潜力、某个项目的投资可行性等进行深入地了解与论证；不仅要重视与所在国政府之间的沟通交流，还要与所在地方政府在一系列相关问题上形成共识；不仅要注意与政府之间的沟通，还要做好对所在地方民情的调查与了解。总之，要在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根据当时当地的条件来思考合作的内容、方式与方法。中资企业投资拉美应该更为认真地对待投资风险评估与企业社会责任等问题，增强各个方面的咨询力量，以避免出现不必要的损失。政府要采取措施，鼓励、引导中国在拉美的企业提升社会责任意识与环境意识，这样不仅有利于企业自身在拉美的长远发展，而且有助于改变先前拉美民众对中国企业持有的一些刻板印象，提升中国在拉美的文化软实力。

第四是要求中国认真思考自身在拉美国家经济变革中的定位问题。中国与委内瑞拉的贸易结构无疑是符合双方经济现实的，中委发展经贸往来也有利于双方经济安全。但从长远来看，委内瑞拉需要的是摆脱石油经济模式、实现经济多元化以降低国际油价波动对国内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那么在委内瑞拉致力于经济多元化的过程中，中国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如果委内瑞拉经济模式长期无法摆脱对石油的过度依赖，对中国而言也不是好事，因为一个波动性极强、动辄处于衰退甚至萧条的委内瑞拉经济是无益于中委经贸合作的长远发展的。拉美其他国家也不同程度地面临这一问题。中国不仅要注重自身经济的结构改革，而且要支持拉美国家进行经济结构的改革和调整，共同寻求新的增长动力和发展路径。中拉合作中，中国应该采取积极措施，在拉美国家经济变革中发挥积极作用，以实现双赢的目标，促进中拉合作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第五是需要中国自身有更好的发展。中国应在反腐败、调整经济结构、维护社会公正、保护环境等问题上保持整治力度。需要继续十八大以来的强力反腐政策，进一步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建设，优化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为中拉贸易和投资创造良好条件；需要积极进行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改善经济管理水平，大力支持新兴企业的发展，“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应进一步完善分配调节机制，切实做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需要继续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总之，中国只有自身更好发展了，才能在国际上提升吸引力、增强说服力，为中拉经济、政治合作与文化交流创造良好的环境，赢得包括拉美加勒比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进一步认可。

结语

“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构想与实践，是中国对拉美政策与理念的最新发展，是中国当前外交总体布局的重要一环。中拉关系能否得到进一步发展，“中拉命运共同体”理念能否顺利实现，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能否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拉美的机遇，把拉美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在中国与拉美国家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当今世界格局处于大变动、大调整之中，中国和拉美国家也处于发展的关键期。对于“中拉命运共同体”，不仅要将其放在中国和拉美国家各自和共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来看，也要将其置于世界发展和国际格局演变的历史进程中来看。中拉双方应固基础、强合作、促交流，将中国和拉美国家的改革与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共同促进国际社会的民主化，促进世界格局向更加公正、和平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