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 欠

“正能量”自成为2013年年度热词以来，频繁地被官方和民间使用。正能量不仅被衍生为一种主流政治文化，同时还被赋予了一层情感色彩，在亲民化的软性包装下，官方话语实现了民间表达。近些年来，综艺节目日渐具有了主流化倾向，通过讲述正能量的故事、运用正能量的语言，来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的社会认知，受众以娱乐的心态接触综艺，反而达到了文化渗透的效果。《明星大侦探》在开播时就以传递社会责任意识为己任，第二、第三季的主题也更加贴近社会现实，取得了流量和口碑。第四季的特点则更加鲜明，人物、角色、剧情相得益彰，收官之作以小剧场的形式展现出来，既有创意又有继承，豆瓣评分也远远超过同阶段的其他综艺节目。

《明星大侦探》分为七个环节依次进行，包括不在场证明阐述、两轮分组搜证、两轮集中讨论推理案情及分享证据、侦探单独投票和玩家集体投票，最后由导演组公布投票结果，若真凶获得的票数多于普通玩家，则普通玩家获胜，反之同理。该节目弥补了我国综艺节目中悬疑推理类型的空缺，自播出后引发的热点不断。但是，一档节目成功与否，并不全部取决于其是否吸引大众的眼球，节目要想取得长远发展，还要肩负起传播社会正能量的责任，传递正向价值观，充满责任与温度的节目才具有生命力。

一、合理角色扮演，激活大众行动

自出现传播媒介以来，我们便不再是真正的我们，我们对周围环境的认知也不再全部取决于自我的所见所闻所感，依赖于大众媒介的社会我则更加突出。这一特点在网络时代表现得更为明显。综艺节目的任务不仅是单纯地满足受众的娱乐需求，更重要的是要传递信息、报道事实、引导受众参与到社会公众事务中来。作为媒介信息和影响的中继和过滤环节的“意见领袖”对大众传播的效果产生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的影响。与政治意见领袖的鲜明导向意图不同的是，娱乐综艺意见领袖的影响是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的，它是一种无形的渗透力量，该类型的意见领袖通过其丰富的生活阅历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影响受众的价值走向。

《明星大侦探》中的意见领袖作用既体现在固定的嘉宾选择上，也体现在嘉宾所扮演的角色中。人物的“混搭效应”是该节目的亮点之一，常驻嘉宾采取“主持人＋演员”的组合，何炅是资深的综艺节目主持人，撒贝宁是法律节目主持人，二人在各自的领域都享有一定的声望，在人品、道德、品格等传播者的信誉方面以及在专业权威方面，他们都对特定的社会问题具有发言权和发言资格，在综艺和法律方面他们即可扮演意见领袖的角色，良好的社会形象使他们在熟悉的领域内发挥自己的影响。角色扮演是《明星大侦探》的一大创新点，也是节目内容的核心表现形式，嘉宾所扮演的角色与剧中人物性格特点相对应，角色名称也选择了“姓＋角色”特征的形式。角色扮演的嘉宾来自不同年龄层、不同娱乐领域，他们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着节目的效果。在演员的选择上也并不是随意的，该节目的演员都有一个共性即负面新闻颇少、人物特征明显，电视明星这种“综合型”的意见领袖对青少年群体往往具有普遍的影响。乐观开朗的鬼鬼、帅气善推理的白敬亭、搞笑作怪的撒老师、温暖善解人意的何老师等高智商、高情商、高颜值的明星嘉宾，让节目在惊险刺激中进行的同时又不乏娱乐感。《明星大侦探》通过这种类似真人秀的形式将社会热点事件中的人物原型搬上舞台，以综艺娱乐的形式供人们讨论，与受众产生共鸣，潜移默化中影响其价值观。

二、紧扣时事热点，坚持主流导向

在现代社会，网络媒体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社会现实正发挥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发展不仅扩大了传播者的范围，而且其相对自由的发表言论的环境使社会言论更具有某种倾向性，这种倾向性甚至呈现出一边倒的趋势。在这种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媒介“培养”过程中，受众心中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的偏离越来越大，它在不知不觉中制约着受众的现实观。为了缩小甚至规避这种偏差，大众媒体需要向受众描绘一种现实存在，使受众对该现实具有一种“共识”，引导受众在重要的社会事务上要有大体一致或接近的认识。这种引导具有双面性，后真相时代“戏精们”的表演和扩散是这种引导异化的结果，导致谣言满天飞，网络安全治理难上加难，受众的价值观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坚持主流价值导向，传递正能量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要形成的“共识”。综艺节目在形成社会共识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它可以在轻松娱乐的框架内容上表达自己的言论倾向，使受众在潜移默化中构建自己的“主观现实”。通过戏剧化的场景传递正能量价值观，这正是让受众以轻松娱乐的状态学习，以文化渗透的方式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星大侦探》的内容紧扣社会时事热点，深切关注社会问题，网络暴力、AI 智能、公共生活等热点话题都以节目的形式呈现在受众面前。《逃出无名岛》主张抵制网络暴力，强调法律永远是最强大的武器；《家有儿女》展现公共生活中的乱序、破坏问题，呼吁“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员，公共生活也是自己的生活”。《明星大侦探》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议程设置”理论的不足，它不仅强调了传播媒介“设置”或形成社会议题的一面，同时更涉及了反映社会议题的一面。通过节目主题的选择“设置”社会议题，比如倡导杜绝网络暴力、理性整容、善用法律、关爱幼小儿童心理等。节目通过经典台词来反映甚至解决社会问题，如“不要让键盘成为重伤他人的武器”“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所有假借正义之名藏在屏幕背后的人，在口出恶言时也会伤害到自己”等。

三、创新节目内容，引导社会舆论

我国的大众传媒是社会主义媒介，我们不仅不否认自己的舆论导向作用，而且旗帜鲜明地把引导舆论作为自己的一项基本任务。传播媒介通过巨大的营造“意见环境”的能力，对社会舆论发挥重大的影响。斯图亚特·霍尔做“使用与满足”的研究时坚持认为，受众不是自娱自乐，而是在阐释媒体文本中的某些价值观念，同时最大可能地参与到媒介文本当中的一个过程，而非以一种消极的方式“被影响”。《明星大侦探》的后续取向不再简单倾向于刺激、冒险、探索，更多的是一种社会问题的思考。

承袭湖南卫视“内容为王”的节目宗旨，《明星大侦探》第四季在内容上进行了创新。首先是加入素人助理和某些领域的专家进行科普，其次是在片尾加入侦探能量站。能量站以短视频的形式出现，是对整期节目的凝练概括，也是一期节目中所传递的正能量及对某个社会事件的反思，如在第四季第二期《逃出无名岛Ⅱ》中的能量传递“梦，承载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美梦成‘真’，当虚幻的梦境代替真实的生活，而生活的滋味无可代替，请把握每一秒属于自己的人生吧”，“生而为人，愿你我温柔善良，愿世界温暖如初”。在素人助理中特别强调助理的身份背景，并在节目中以不同的形式被反复，如第四季第一期《逃出无名岛》的助理蒲煜星是南京大学本科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生，南京大学校园文化大使。在探案到达瓶颈期的时候引进专家话语，解释专业术语或从专业的角度提供破案思路，如资深心理咨询师管玲以侦探好友身份解释潜意识同步，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博士生张蔚解读何为团伙犯罪和协作犯罪等。节目播出后，助理蒲煜星吸引了大量的00 后粉丝，目前其微博粉丝量达81.5 万，成为新晋“网红”。当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平台的“正能量网红”蔚然成风时，他们的正能量将主导全域舆论场，进而演变成全社会积极向上的精神风尚。

四、结语

在娱乐至死、低级趣味网综盛行的风气下，积极提高我国的电视节目品位与规格，既有助于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也有助于推广我国的主流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长远来看，以深度娱乐的形式实施舆论引导、思想引导、文化引导，弘扬网上正能量，可以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赢。同时，我们的综艺娱乐节目要正视舶来品，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陈出新，制作符合中国国情的原创节目，这是对我国综艺节目发展的期许也是要求，同时也是树立中国形象、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