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是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著述等身，史有精识，学有气象。他对中国传统史学既有宏观性论述，又有具体问题的阐发，其著述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在中国现代史家中均名列前茅。其中，宏观性论述主要有三方面：分析了中国史学的形成和特点，将中国古代史学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中国史学第五阶段是现代科学史学阶段；批评中国古代史学的宗旨偏重政治史，形成了以治乱兴衰、典章制度为内容的两种政治史记述模式，导致英雄史观、限制了历史记载范围、对社会和民众生活缺乏记载，究其原因是史家看不到政治活动背后的社会和文化的作用；传统史学以史为鉴和重褒贬是错误的，史学的功能在于明智。这三方面问题实际涉及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阶段、史学宗旨和基本内容、史学价值观，是中国现代史家讨论和批评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问题，能集中反映史家的传统史学观。因应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学化的潮流，吕思勉本着科学理性对此作了比较系统和深入的阐释和评判，深化了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认识，推进了传统史学的现代科学转型。然而，他只以科学理性阐释和评判中国传统史学，忽视传统史学的人文理性精神及现代价值，是唯科学主义的，带有片面性。学界对吕思勉的史学思想虽有研究，但对此问题却缺乏专门研究，故拙文对此作初步研讨。(1)相关研究专著主要有张耕华：《吕思勉：史学大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论文主要有王家范：《吕思勉与“新史学》，《史林》，2008年第1期；张耕华：《吕思勉的史学特色》，《历史教学问题》，2003年第6期；张耕华：《吕思勉与20世纪前期的新史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一、中国史学的形成及特点和发展阶段

吕思勉分析了中国史学的形成和原因，阐发了中国早期记叙性史学的特点。关于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他有四阶段论和三阶段论，不过四阶段论更为详尽和合理。

首先，关于中国史学形成的原因和记叙性特点。吕思勉说，史学的产生从心理方面说有理知和情感原因：“(一)属于理知方面。因为人类有求知的欲望，所以(1)属于无可解释之事，亦要给它一个解释，神话的起源即如此。(2)要记录已往之事，以作将来办事的根据或参考，国家设立史官的根原，就在于此。(3)要记录已往的事，以作后人的法戒……(二)属于情感方面。不论什么人，都有一个恋旧而不忍忘记之感情，所以要把自己的经历，或他人的事情，是他认为有意义的，传述下来，留给后人。有这两种动机，历史就诞生出来了。”(2)吕思勉：《历史研究法》，《史学四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页。文中的“历史”即历史学，这是民国史家常用的表述。他认为，由于古人对主客观分别不很清楚，造成早期史学记述多寓言和神话，或理想与史实不分。“(一)其所流传，真正的事实，和自己的意思，往往混合不分，甚至全篇的话，都是以意构造的，和现在的小说一般，而亦用记事的形式，流传下来，此即所谓寓言，最易使事实淆混。(二)更古的人，则连生物和无生物、人和动植物的区别，都弄不清楚了，所以又有所谓神话。(三)就是述及制度，也是如此的，孰为当时实有的制度？孰为传述者的理想？二者并不分开。”(3)吕思勉：《历史研究法》，《史学四种》，第7—8页。中国史学将史实与此三种情况相分是秦汉之际，汉初以前历史所传，如赵高指鹿为马和鸿门宴的故事，都是说得天花乱坠，极有趣味，而细想就知万无此理，“所以所谓古史，实当别为一科，专门研究。从汉朝统一天下以后，文化发达，传述者的程度骤然提高；可靠的材料，流传下来的亦多；历史便焕然改观了”。不过，秦汉前未能真实记载历史情有可原，“因为历史是不能造作的，断不能以自己推想所信的，作为史实。流传下来的，只有这样的材料，自只能照其原样，传给后人。在采取它的人，原并不以为可信，所以既采取之，而又加以辨正者亦甚多”(4)吕思勉：《历史研究法》，《史学四种》，第8页。。吕思勉对秦汉及以前文献记载不足信提出与“古史造伪”说不同的观点，有助于纠正疑古过勇的弊病。然而，春秋战国时中国史学已提出“秉笔直书”和“据史直书”的记载和撰述原则，笼统说秦汉以前文献记载是史实、寓言(神话)和理想不分并不恰当。

其次，关于中国史学发展的阶段。吕思勉说，中国史学是不断进化的，“不论那一种学问，都是逐渐进步的”，回顾古代史学的进步，“历历可指”。(5)吕思勉：《历史研究法》，《史学四种》，第12页。中国史学从起源到清代可分为四个阶段，加上现代史学时期，则是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司马谈、迁父子为代表。吕思勉说，“他父子俩才有意网罗一切史材，做成一部当时的世界通史”；此前，虽有看重历史的人及史料，尤其是《世本》流传下来，“然总还是片段的、部分的保存而已，重视历史的观念，总还觉得未臻于圆满，到他父子俩，就大不相同了。所以他父子俩，可说是前此重视史学的思想的结晶，亦可说是后世编纂历史的事业的开山。这种精神，这种事业，可以说是承先启后”。可见，司马迁及《史记》的贡献在于将大量史料编纂为史书。第二阶段，以唐朝刘知几为代表，专门检讨编纂方法，《史通》批评古今史籍，将其分成正史和非正史两种，“评论其可称为正史的，共有几家；其体裁适用于后世的，共有几种。对于材料的去取，以及编制的方法，文辞的应当如何，都一一加以研究。实为作史方法的一个大检讨”。可见，第二阶段的贡献是史学方法的进步。第三阶段，以南宋郑樵为代表，“他反对断代史而主张通史，已经是史法上的一个大变”；尤为重要的是，他觉得前人所搜集者不足于用而另增门类，《通志》二十略的“门类和内容亦确有出于前人之外的。这可说是史学上的一个大变革了”。可见，第三阶段的贡献是通史理论的发展及对史学门类和内容的认识更加丰富。第四阶段，以清代章学诚为代表。随着史料编辑范畴越来越多，内容愈益浩繁，如何处理这些史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章学诚提出适当处置之法，把史材和作成的史籍分为两物，“储蓄史材，务求其详备；而作史则要提要钩玄，使学者可读”。从前将史料和史籍混为一谈，一部书修成后，所据材料多散佚，“作史的人觉其可惜，未免过而存之，往往弄得首尾衡决，不成体例；而过求谨严，多所刊落，确亦未免可惜；知章氏之说，就可以免于此弊了。章氏此种见解，实可谓为史学上一大发明”(6)吕思勉：《历史研究法》，《史学四种》，第12—15页。。可见，第四阶段的贡献是将文献史料与史籍明确区分，意义重大。此后便是现代科学史学阶段。现代史家受别种科学之赐，能对总体社会历史作分别研究，吕思勉说：“史学所要明白的，是社会的一个总相，而这个总相，非各方面都明白，不会明白的。要求各方面都明白，则非各种科学发达不可。所以现在史学的发达，实得力于各种专门史的竟出。各种专门史日益进步，而普通史乃亦随之而进步。专门史，严格论起来，是要归入各该科学范围之内，而不能算入史学范围内的。所以说史学的发达，是受各种科学之赐。”因此，只有等专门史发达后，才能写出通史，“所以各种科学发达，各种专门史日出不穷，普通史，即严格的完全属于史学范围内的历史，只有相得而益彰，决不至于无立足之地”(7)吕思勉：《历史研究法》，《史学四种》，第15、16页。。在他看来，现代史学与传统史学的区别就在于，能利用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对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历史做专门研究，最后写出反映中国古今社会生活各领域面貌、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中国通史。这也是吕思勉既重视中国通史撰著，又重视中国断代史和各类专门史著述的原因所在。

最后，吕思勉概括了中国史学发展各阶段的本质与方法，他说，“思想的进步，是因乎时代的”，第一阶段，只觉得史料散佚可惜，所以注意搜辑和编纂；第二阶段，渐渐感觉搜辑和编纂如何才算适当，所以注重史法；第三阶段，因知识的进步，感到史学范围太狭而要求扩充，反映了学术思想的进步；第四阶段，因史籍堆积甚多，而一人的才情、精力和时间既不能兼容并包又不可割弃，非提倡分科不可，“所以史学若从章学诚的据点上，再行发展下去，亦必提倡分科研究；各种专门史亦必渐次兴起；不过现在既和外国的学术思想接触，自不妨借它的助力罢了”(8)吕思勉：《历史研究法》，《史学四种》，第16页。。吕思勉以史料的搜辑和编纂、史书的编纂体裁和体例方法、史籍搜辑与史书编纂之异同为主线来考察分析中国史学的进化，确为卓见；这种史学进化观意味着他承认中国传统史学发展有其内在动力和必然性。

吕思勉还在《史学演进趋势》一文提出中国古代史学演进三期说，即：“(一)觉现象有特异者，则从而记之，史之缘起则然也。(二)人智愈进，则现象之足资研究者愈多，所欲记载者乃愈广，太史公欲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其机即已如此。至于后世，而其范围亦愈式廓矣。(三)然生有涯而知无涯，举凡足资研究之现象，悉罗而致之，卒非人之才力所堪也，于是苦史籍之繁，而欲为之提要钩玄者出焉。郑樵即已有此思想，至章学诚而其说大昌。樵谓凡著书者，虽采前人之书，必成一家之言。学诚分比次与独断为二类，记注与著述为二事，谓比次之书，仅供独断之取裁，考索之案据。”(9)吕思勉：《史籍与史学》，《史学与史籍七种》，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第61—62页。第四期则为中国现代史学时期。这里把中国史学起源作为独立时期，将以刘知几、郑樵和章学诚为代表的三个阶段合为一时期，过于粗略，不如四分法详尽明晰。

二、古代史学宗旨偏重政治及其表现、弊端和成因

吕思勉认为中国古代史学的记载宗旨偏重政治、英雄和军事，核心即是偏重政治，其他两方面都是由偏重政治衍生的。此外，古代史学还存在其他弊病。中国古代史学的弊病导致了英雄史观，限制了历史记载的范围，史书缺乏社会生活和民众历史的记载。古代史学之所以偏重政治，在于看不到政治只是表象，无视社会和文化因素对政治的重要影响。

他说，古人撰史宗旨大端有三，“一曰偏重政治”。因正式之史本出国家史官，“其易于偏重政治者，势也。人类之作事，恒有其惰性，前人创行焉，则后人率循而不敢越”。况且，古代国小俗朴，“斯时庙堂之政令，盖诚为举国之枢机。即在后世，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然政治之力，仍足强制在下者，使之变易其外形，所及广而收效宏，盖无逾于政治者”。其弊在于，政治之力虽能改易举国外形，但亦仅及外形，况于大国民众不能遍及。时至近代，政治转移社会之力更小，此弊更为明显。“一曰偏重英雄”，“此由古代事权，恒操于一二人之手之故”。其实英雄全恃凭借和命运，成功和败绩者与其才力相去甚远；再者，英雄之称实由庸众所赐，而庸众识力不及往往以矫诬侥幸之徒为英雄，故真能促进社会过程者，“皆非世所谓英雄，而世所谓英雄，则皆随波逐流之徒”。“一曰偏重军事”。此由外观兴亡每因军事而起，其实国之兴亡，“初不在于胜败之时，事至习见，理亦易明”；不仅如此，“三者弊亦相因，以政治军事，古多合而为一。而握有此权者，苟遭际时会，恒易有所成就，而为世人目为英雄也。此盖往史最大之弊”。(10)吕思勉：《史籍与史学》，《史学与史籍七种》，第46—47页。上文虽非专就中国古代史学而言，但所说旧史宗旨和内容三大弊病及其相因的关系显然主要是针对中国古代史学而言，易言之，此三弊及其关系即是中国传统史学存在的三种弊病。

旧史学宗旨还存在其他弊病。一是，“用以奖励道德。其义又有二：一以维持社会之正义，如往史之讲褒贬，重激扬是。一资为立身之模范。如以善人为法，恶人为戒是也”。二是，“用以激励爱国爱种族。今日之史，犹未能合全世界为一。乙部大宗，大抵一国家一民族之史也。即一国种族甚多者，亦仍以一族为主，如中国之史，以汉族为主是也。同族同国之人，其相亲爱，本已异于异族异国，况于今日种族之界限尚未能破，一民族为他族所征服，往往为之奴隶牛马，不能不思所以自保。而欲图自保，又不能无国家为利器乎？况于古代褊狭之见，又有留诒至今，未能湔除者？爱国爱族，诚未尝不可提倡，然蔽于偏见，致失史事之真，则缪矣”。三是，“借以传播神教。……中国信教，不如外国之深。教徒奸乱历史亦不如外国之甚。然其崇古，亦略带迷信性质”。四是，“偏重文学。史之源出于传述，传述之语，必求新奇可喜，感慨动人。而事之真遂因之而隐。……先秦两汉，多有此病，魏晋而降，务华饰而失真，赵宋以还，好学古而不切，近世文字，虽稍平实，然好讲史法，务求简洁雅驯，失实处仍不少也”。(11)吕思勉：《史籍与史学》，《史学与史籍七种》，第47—49页。这里所说旧史学四弊均与中国传统史学有直接关系，所举事例也基本是中国史学的，亦可谓是对中国传统史学积弊的针砭。

吕思勉还深入分析了中国古代史学偏重政治史记载，其表现形式及对史书体裁的影响。他说，旧史学有诸多弊病，“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偏重于政治。……所记的，全是些战争攻伐，在庙堂上的人所发的政令，以及这些人的传记世系。昔人称《左氏》为相斫书；近代的人称《二十四史》为帝王的家谱；说虽过当，也不能谓其全无理由了”(12)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页。。他将中国古代政治史记载分为理乱兴衰、典章经制两类，说：“正史中的纪传，是所以详前者的，志则所以详后者。……编年史偏详前者。《通典》、《通考》一类的书，则偏详后者，都不如纪传表志体的完全。所以后来功令，独取纪传表志体为正史。然编年体和政书，《通典》、《通考》等，在观览上亦各有其便，所以其书仍并为学者所重。这是中国旧日所认为史部的重心的。”(13)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第293页。又说，古人重视两种政治现象：“(一)随时发生的事情，如某年月日太子生，某年月日旧君死，新君立，某年月日某外国入寇之类，这是无从豫知的。(二)则政治上豫定一个办法，以处理某种事务，此即所谓政治制度。”马端临《文献通考·总序》给它们各定一个名目，“称前者为理乱兴亡，后者为典章经制。历代的史籍，实以此二者为记载的中心”(14)吕思勉：《历史研究法》，《史学四种》，第9—10页。。可见，传统史学偏重政治史记载，反映在纪传体、编年体、典志体等体裁的史书和内容上。易言之，中国史书各种体裁的形成和记载内容是由传统史学偏重政治史的宗旨决定的，这是一种相当独到而深刻的见解。

古代史学重政治史记载带来三大弊端。一是导致英雄史观。吕思勉说：“既然偏重政治，则偏重战事和过度崇拜英雄之弊，必相因而起。因为战事总是使政治发生显著的变化的，而在政治上、军事上能得到成功的人，亦总易被众人认为英雄之故。”(15)吕思勉：《历史研究法》，《史学四种》，第20页。然而，英雄史观是错误的，因为战事固然会使社会发生重大变化，但这不过是其他原因所造成的结果，“其实所谓英雄，不过善于利用时势而已。一个社会，到危急存亡的时候，能否有英雄出来，全看这社会的情形如何，如能否造就英雄？有英雄，能否大家崇拜他，听他的指挥，把反对他的人压伏下去？这些，都是英雄能否出现的条件”(16)吕思勉：《历史研究法》，《史学四种》，第20—21页。。所以，不应夸大英雄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应在史书中只突出记载英雄。二是限制了历史记载范围。吕思勉说，马端临把史实分理乱兴亡、典章经制两大类，“颇可代表从前史学家的见解。一部二十五史，拆开来，所谓纪传，大部分是记载理乱兴亡一类的事实的，志则以记载典章经制为主。表二者都有。理乱兴亡一类的事实，是随时发生的，今天不能逆料明天。典章经制，则为人豫设之以待将来的，其性质较为持久。所以前者可称为动的史实，后者可称为静的史实。史实确乎不外这两类，但限其范围于政治以内，则未免太狭了。须知文化的范围，广大无边。……所以要讲文化史，非把昔时的史料，大加扩充不可”(17)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第6页。。不过，其观点也有不能自恰之处。他曾说：“从前的人，研究学问的方法粗，以为‘史者，记事者也’，宇宙间什么现象，都应该记载在里头。所以《史记》的《八书》，《汉书》的《十志》，什么专门的学问、奇怪的事情都有。”(18)吕思勉：《中国通史》(又名《白话本国史》)，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第2页。他批评中国古代史学记事太宽泛，显然与其批评古代史学以政治史记载为中心相矛盾。三是对社会和民众生活缺乏记载。他说：“从前的历史，不适于现代人之用”，首要原因就是偏重政治，而衣食住行是人生最切要的事，“读某一时期的历史，必须对于这种生活情形，知道一个大概，这是无待于言的了。……读旧日的历史，于这一类的情形，并非全无所得。然而读各正史中的舆服志，所知者，皇帝和官员所穿的衣服，所坐的车辆而已，平民的衣着，及其所用的交通工具，却并没有记载。”(19)吕思勉：《历史研究法》，《史学四种》，第17—18页。从秦汉统一至清海禁大开中国社会是以农业为本位，“要看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就须注意于农民。但是中国史家记载平民的生活状况，是很少的”(20)吕思勉：《中国通史》(又名《白话本国史》)，第196页。。吕思勉对传统史学以政治记载为宗旨导致弊病的批评涉及三个问题：第一，历史记载要正确看待历史活动和创造的主体——不能只记载英雄的历史，更要记载民众的生活。第二，历史记载的对象和范围——必须包罗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第三，历史记载的价值功能——即史学的价值功能，不能仅服务于帝王将相和英雄，还要服务于广大民众。

关于旧史学重政治史记载的原因和错误本质，吕思勉说：“这是由于历史是文明时代之物，而在文明时代，国家业已出见，并成为活动的中心，常人只从表面上看，就认为政治可以概括一切，至少是社会现象中最重要的一项了。其实政治只是表面上的事情。政治的活动，全靠社会做根底。社会，实在政治的背后，做了无数更广大更根本的事情。不明白社会，是断不能明白政治的。所以现在讲历史的人，都不但着重于政治，而要着重于文化。”(21)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第2—3页。吕思勉认为历史的本质是社会生活的演进，而社会生活的发展就是文化，故社会史即文化史。古人只看到社会生活的表象——政治活动，看不到决定政治活动发展的社会因素和力量。故现代史学应以社会史取代政治史。他历史地考察和分析了古人为何看重政治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古代国家，不过现在一县大，所谓国君，仅等于现在的县令，大夫略如乡、镇长，士则保、甲长之类而已，他们又都是本地人；所行的政治，自然能有影响及于社会。到后世，就远不是这一回事了。”君民相隔现象愈益严重，君主亦不了解民情和民俗，“所谓礼、乐等化民之具，在古代，是行之于共见共闻之地的，在后世，则只是君和大臣，在禁卫森严的地方，关着门去行，平民永远不曾看见，试问有何影响能及于社会？……而人们的见解，总还沿袭着旧时，把后世的政治，看得和小国寡民的时代一样”(22)吕思勉：《历史研究法》，《史学四种》，第19—20页。。这反映了吕思勉治史的历史主义精神，从古代实际情况出发研究历史，而非以今度古。他还从历史记载和撰述的主体来分析，“著述的人，都要靠国家的助力，其事自然和政治接近了”，作史者都是士大夫，“士大夫是以政治为职业的，所以历史注重政治的情形，始终无甚变动”(23)吕思勉：《历史研究法》，《史学四种》，第9页。。可见，吕思勉主要是从两方面分析了传统史学偏重政治的原因：一是从史学的客体，即史学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历史环境来分析；二是从史学的主体，即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中的历史记载者和书写者(史家)来分析。他的分析又是从社会史的立场和视域展开的，相当精辟。

吕思勉认为，应当辩证看待旧史学的这些弊病：“叙述历代的盛衰，此即向来所谓政治史。中国从前的历史，所以被人讥诮为帝王的家谱，为相斫书，都由其偏重这一方面之故。然而矫枉过正，以为这一方面可以视为无足重轻，也是不对的。”因为，人类历史进化中不同群体常常彼此对立，就要靠武力或别种力量互相剥削，为此会形成不同的国家，特别是因文化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民族国家，其中，强大的常常会压迫和掠夺弱小的，所以民族国家在现今，“实在是一个最重要的组织，若干人民，其文化能互相融和而成为一个民族，一个民族而能建立一个强固的国家，都是很不容易的事。苟其能之，则这一个国家，就是这一个民族在今日世界上所以自卫，而对世界的进化尽更大的责任的良好工具了”(24)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第308—309页。。就是说，旧史学以政治史为中心固然不对，然而，现代史学仍应重视记述民族国家斗争的历史，因为，历史在相当程度上即是民族国家间斗争的政治兴衰史。

三、批判传统史学资鉴论和道德褒贬说

吕思勉认为，现代史学将历史视为社会进化史，其内容不限于以政治为中心的治乱兴衰，历史是进化而非治乱相循的，史学的功用在于通过史事研究认识历史发展规律，从而帮助人们认识现在和未来，因此，传统史学以古鉴今论和道德褒贬论都是错误的。

首先，批判传统史学资鉴论，指出史学之用在于明历史之理。吕思勉说，史事为前车之鉴，“此说似是，而稍深思，即知其非”，因为，史事记载有数千年，“岂尝有两事真相同者。世之以为相同，皆察之不精，误以不同者为同耳，世事既实不相同，安可执古方以药今病。欧人东来后，中国交涉之所以败坏，正坐此耳。此真不远之鉴也。不宁惟是，世运愈进，则变迁愈速。一切事物，转瞬即非其故，执古方以药今病，在往昔犹可勉强敷衍者，今则不旋踵而败矣。故以史事为前车，实最危险之道也”(25)吕思勉：《史籍与史学》，《史学与史籍七种》，第34页。。又说，所谓历史是前车之鉴就是，“从前的人所做的事情，成功的，大家认为好的，我们可奉以为法，照着他做；失败的，大家认为坏的，我们当引以为戒，不照着他做”。然而，世事没有完全相同的，“执着相同的方法，去应付不同的事情，那有不失败之理？在社会变迁较缓慢之世，前后的事情，相类似的成分较多，执陈方以医新病，贻误尚浅，到社会情形变化剧烈时，就更难说了。近代世界大通，开出一个从古未有的新局面，我们所以应付之者，几于着着失败，其根源就在于此”(26)吕思勉：《历史研究法》，《史学四种》，第1页。。总之，史事跨越千载，没有完全相同的；而且现代社会发展愈益加速，史事转瞬即逝，因此执古药今的资鉴论是错误的，“所谓前车之鉴的见解，亦足使史学深受其弊的”(27)吕思勉：《历史研究法》，《史学四种》，第23页。。

错误资鉴史观主要有两个成因：一是以政治为中心的宗旨所致。吕思勉说，以史为鉴的原因有多种，“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偏重于政治”，《二十五史》所记全是战争攻伐，庙堂之人的政令和他们的世系，“单看了这些事，能明白社会的所以然么？”(28)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第2页。古代史学形成这种错误认识，在于只从表面上看，“就认为政治可以概括一切，至少是社会现象中最重要的一项了。其实政治只是表面上的事情。政治的活动，全靠社会做根底。社会，实在政治的背后，做了无数更广大更根本的事情。不明白社会，是断不能明白政治的”(29)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第3页。。可见，政治活动的社会成因是复杂的，而古代史家的认识不深刻，看不到它背后的社会原因，故难以找出真正的历史经验教训，这自然难以为后人提供史鉴。二是旧史学的历史循环论。他说，社会是时刻变动的，不像自然现象翻来覆去专走老路，“从前的人，认一治一乱为循环，只是把自然界的现象误推之于人事”；中国人循环的观念便是源自《易经》，“《易经》上此项思想，其根原乃从观察寒暑昼夜等而得，根本是自然界的法则，并不是人事的公例”，实际上，“古今中外的哲学，误将自然界的法则，硬推之于人事的很多，此等笼统虚缈的观念，看似根据坚强，实多牵强误谬。将来社会科学进步，必须要纯粹从社会现象上归纳出原理原则来，将此等笼统玄妙的观念，一扫而空之然后可”(30)吕思勉：《史学上的两条大路》，载顾廷龙编：《吕思勉遗文集(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70页。。总之，循环史观是观察自然变化而非社会发展得出的，故此以它为指导形成的史学资鉴论是错误的。

其次，批评传统资鉴论以史学作道德褒贬工具，并分析了其表现形式和危害。吕思勉对传统史学褒贬论予以否定，说：“史所以记事而已，事之善恶，非所问也。若以表言行、昭法式，为史之用，则史成为训诫之书矣。其缪误不待言。然昔人多存此等见解。谓史当重褒贬、寓劝惩，亦此类也。”(31)吕思勉：《史通评》，《史学四种》，第97页。司马迁《史记》继承了《春秋》的褒贬笔法，“史迁之作《史记》，实欲上继《春秋》。故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其言曰：‘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其非无意于褒贬，审矣。特其书之体例，与《春秋》不同耳!”(32)吕思勉：《史通评》，《史学四种》，第98—99页。这即是说，《史记》继承了《春秋》重褒贬思想，只是体例与其不同；此后历代正史受《春秋》笔法的影响就更加明显。吕思勉认为，以史为道德褒贬会带来两种流弊，“其一，借历史以维持社会的正义，如朱子编《通鉴纲目》，借书法以示褒贬，后人又为之发明，对于历史上的人物、事迹，一一加以批评。其二，则借此激励读史者的修为，如昔人编纂名臣和名儒的言行录等，即出于此动机。此二者，骤看亦似无甚弊病。然凡事都贵求真，(一)历史上的记载，先是不确实的；(二)即使确实，而一件事情，关系极为复杂，亦断非但据其表面所能论定；而此等史事的批评家，往往仅据往史表面上的记录，其结果，多不免于迂腐或浮浅，就不徒无益于求真，而反足为求真之累了”(33)吕思勉：《历史研究法》，《史学四种》，第22页。。不过，他并未全盘否定史学的道德褒贬功能，主张辩证看待：“然因欲彰善瘅恶故，而所记之事，遂偏于可为法戒者，几于劝善惩恶之书，则诚失作史之意。若其不然，则虽以己意扬榷是非，示后人以去就，固亦未为失当也。何者？事实具在，所论而误，固与人人以共见，而未尝强人人以必从也。彰善瘅恶，诚非史家本旨，亦不失为作史之一义；但恶以此害事实耳，无害于事，又何病焉？”(34)吕思勉：《史通评》，《史学四种》，第123—124页。可见，史家若能根据史实扬榷是非和劝善惩恶，亦不失为作史之义。

那么，史学有何功用呢？吕思勉说，史学之用在于：“(一)搜求既往的事实，(二)加以解释，(三)用以说明现社会，(四)因以推测未来，而指示我们以进行的途径。”(35)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第2页。又说：“治历史者，将深观往事而知今日情势之所由成。知今日情势之所由成，则可以臆测将来，略定步趋之准则，此凡治史学者皆无异辞者也。”(36)吕思勉：《中学历史教学实际问题》，载顾廷龙编：《吕思勉遗文集(上)》，第479页。吕思勉持这种史学功用观，与其对史学的现代解释有关。他说，史学是通过史事探求人类社会发展之理(规律)和趋势的，“史也者，事也。而史学之所求，则为理而非事，是何也？……事外无理。故理必因事而明。然则明于事者，亦必能知理。……史之所求，以人类社会为对象，然则史也者，所以求明乎人类社会之所以然者也”(37)吕思勉：《史籍与史学》，《史学与史籍七种》，第34—35页。。史学求知过去是为了求知现在，因为历史是持续进化的长河，“然则史也者，所以求知过去者也，其求知过去，则正其所以求知现在也。能知过去，即能知现在；不知过去，即必不知现在，其故何也？曰：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过去现在未来，原不过强立之名目。其实世界进化，正如莽莽长流，滔滔不息，才说现在，已成过去，欲觅现在，惟有未来，何古何今，皆在进化之长流中耳。然则过去现在未来，实为一体，不知过去，又安知现在，真知现在，又安有不知将来者邪？”可见，其史学价值论是以现代进化史观为依据的，“故史也者，所以求社会演进之遗迹，而因以推见其定则者也”(38)吕思勉：《史籍与史学》，《史学与史籍七种》，第35页。。总之，史学的功能是明智，通过让人们了解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来明白当下社会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路向。

所以，吕思勉重视以史学来启迪和教育民众。他谈到近代中国维新与革命时说，“读了历史，才会有革命思想”，因为读了历史，“才知道人类社会有进化的道理。从前的人，误以为读了历史，才知道既往，才可为将来办事的准则，于是把历史来作为守旧的护符，这是误用了历史的。……所以历史是维新的证佐，不是守旧的护符。惟知道历史，才知道应走的路；才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所当尽的责任”(39)吕思勉：《历史研究法》，《史学四种》，第43—44页。。为了充分发挥史学的明智功能，他青年时代就积极投身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有学者说，“一般的民众没有受过文化教育，见闻闭塞，愚昧无知，而读书明理的人不仅不能影响他们，还常常附和一气，这给青年吕思勉很深的刺激”。1914—1917年他在上海中华书局任编辑，编写了《关岳合传》、《苏秦张仪》、《国耻小史》和《中国地理大势》等通俗史地读物，“目的就是想做一点历史地理的普及工作”(40)张耕华：《吕思勉：史学大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55页。。吕思勉认为，民间流行的《三国志》不能传播正确的历史知识，故选取三国史事和人物写了《三国史话》，“用通俗浅近的语言来讲述，帮助人们纠正谬误的历史观念和知识，或者叙述一些前人所忽视的事情，也可以借此来引导人们以正确的方法去学习历史。”(41)张耕华：《吕思勉：史学大师》，第157页。

吕思勉用现代进化史观和历史知识论批判传统资鉴史观，指明传统史学道德褒贬和训诫实为资鉴史观的表现形式，既深刻又片面。简单地以古说今和以古附今，由此借古鉴今，自然是错误和无法做到的，吕思勉的批判和分析是深刻的。但是，全盘否定以史为鉴是片面的。古今历史既为一体，那么历史中就存在有共同性和规律的史事。此史事不是指单一的事件，而是指历史长时段的历史发展大势，如中国古代的统一与分裂；或是历史发展中相互关联的历史事件，如不同历史时期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应当说，通过这些历史“大事件”和“长时段事件”的研究，是可以大概率做到以古鉴今的。

四、吕思勉传统史学观的科学理性特征与学术得失

中国传统史学现代化或现代转型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史学的科学化，中国现代史家都认同史学科学化的道路，并在史学理论和史学实践上进行不同的探索。用科学的史学理论方法来评判中国传统史学是一项前提性和基础性工作。由于中国现代学术界被强大的科学话语主导，中国传统史学在现代化过程中存在唯科学主义的弊病，多数史家只承认史学的科学性而否定其人文性和艺术性，在审视中国传统史学时，无视甚至批判其人文精神和道德理性。吕思勉以现代科学理性对中国传统史学做了较系统深入的阐释和评判，有力推进了传统史学的科学化，然而也存在唯科学主义的片面性。

综观吕思勉对中国传统史学的阐释和评判，可见他是以科学理性主导的现代科学史观、方法论和价值论作为评判依据和准则的，对传统史学多持批评和否定态度。在考察和分析传统史学发展阶段时，主要是从史料搜集和采信的科学程度、史书体例与编纂方法的科学性、史料与史著的合理区分、通史与专史关系的正确处理来分析的。这种史学史的阐释和评判本质上是以历史知识及其编纂方法的科学化为标准的，即史学如何用科学方法研究，进而编纂科学的历史知识。在他看来，中国传统史学的四个发展阶段虽然科学性一步步提升，但仍不是科学的史学。因为，仅有丰富的史料和较科学的史料编纂方法是不够的，还必须对历史的本质、结构、内容和主体有科学认识，形成科学的历史观。中国史学要发展到第五阶段，即现代史学阶段才是真正科学的史学。他按照现代进化史观，从社会和文化的视域对历史进行阐释，认为历史是社会生活的演进，社会生活就是文化，而文化的范围广大无边，故社会史即文化史，这种历史观可称之为“社会文化史观”。它是糅合现代社会史观和文化史观的产物，对历史的结构、要素和内容的理解更加全面。在他看来，现代科学化史学就是要研究人类社会发展中文化各领域和规律；具体到各民族国家，就是研究民族国家社会发展中文化各领域和规律。史学的任务是认识社会的总面相，这只有现代科学发达后才能完成，“史学所要明白的，是社会的一个总相，而这个总相，非各方面都明白，不会明白的。要求各方面都明白，则非各种科学发达不可。……所以说史学的发达，是受各种科学之赐”(42)吕思勉：《历史研究法》，《史学四种》，第15页。。就是说，只有研究社会文化各领域的专门史发达后，才能写出统括社会文化的通史。中国现代科学化史学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区别就在于，能用现代社会科学理论方法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文化各领域做专门研究(专门史)，最后写出反映古今中国社会文化总貌和揭示其发展规律的中国通史(普通史)。他还将此思想运用到中国史研究和写作中，其《吕著中国通史》分上下册，“上册以文化现象为题目，下册乃依时代加以联结，以便两面兼顾”(43)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自序”。。此书上册把中国历史文化现象分为18类详加叙述，这18类是：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和宗教。

从现代社会文化史学观出发，吕思勉对中国传统史学以政治史为记述宗旨及其表现、弊病和原因作了比较系统和深入的批判。他说，旧史学宗旨偏重政治、英雄和军事，三者互为因果，本质上却是相同的，都属政治史范畴。传统史学重政治的病源，是古人缺乏科学的历史认识，只看到社会表象的政治活动，而看不到其背后的社会经济因素和文化力量。结果，传统史书体裁和内容只是记载理乱兴衰、典章制度两类政治现象，前者是动态的政治现象，后者是静态的政治现象。以政治史为宗旨和内容导致英雄史观，限制了历史记载的范围，缺乏对社会和民众生活的记载，这种史学自然难以科学和客观记载和反映中国历史。以科学历史观批判传统史学非科学和非人民性的中国现代史家大有人在，因立场和取径不同而观点多异。吕思勉从社会文化史观的立场系统深入分析和批判传统学重政治史记载的宗旨、表现、危害和成因，成一家之言，比简单视传统史学为“帝王将相之家谱”、“帝王相斫书”或统治阶级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历史之类的观点要全面和深刻，体现了辩证的历史理性精神。在史学价值论上，他本着科学知识论的立场，从历史进化角度分析古今无相同之史事，历史亦非循环发展，尤其是现代社会发展变化剧烈，故史学不可能提供相同的历史知识。所以，传统史学的资鉴论缺乏科学的史识为基础，无法给人们提供历史资鉴。他认为，史学价值是知识性而非道德性，史学的功能是通过阐明历史发展规律，使人们在客观认识过去的基础上了解现在和启导将来。他对传统史学资鉴论的批判和史学价值论的新阐发有合理性，有助于客观认识史学的现代功用。总之，吕思勉以科学理性对传统史学进行系统和深入的阐释和批判，为中国传统史学的科学化和现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吕思勉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认识也有片面性。除了上文所说的一些片面和不能自恰之处外，最主要的还是他只以科学理性(工具理性)阐释和评判中国传统史学，没有从人文理性(价值理性)来看待中国传统史学，本质上是唯科学主义的。理性是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工具，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最主要的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所谓工具理性，“它决定于对客体在环境中的表现和他人的表现的预期；行动者会把这些预期用作‘条件’或者‘手段’，以实现自身的理性追求和特定目标”；工具理性不看重行动本身的价值，而看重行动能否成为达到目的的有效手段及其选择的手段是否最有效率，它关注的世界是客观世界，亦称科学理性。所谓价值理性，“它决定于对某种包含在特定行为方式中的无条件的内在价值的自觉信仰，无论该价值是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还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只追求这种行为本身，而不管其成败与否”。(44)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1卷，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4页。价值理性只看重行为的“绝对价值”，即行为自身的价值，不计较手段和后果；它关怀的是人文世界，尤其是道德精神世界，亦称为道德理性。两种理性是中西方文化都有的。不过，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近现文化本质上是科学工具理性主导下发展起来的，表现为科学工具理性主宰了社会历史的发展，使西方实现近现代化。然而，它对价值理性的遮蔽却给西方和整个人类的生存发展带来巨大危机，故此以科学理性为主导的现代文明从19世后半叶以来便遭到了愈来愈多的批判，特别是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则看重价值理性范畴的人文道德理性，中国文化是人文道德理性主导的文化。近代以来，因受西方强烈冲击，中国步入全面学习西方的进程，其表现就是走以工具理性为精神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近代化道路。

具体到史学领域，便是科学化史学几乎垄断了史学话语权，史家大多以科学理性为尺度来衡量和评判中国传统史学。然而，史学是既需要科学工具理性又需要人文价值理性的学科，质言之，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事实上，在科学化史学垄断中国现代史坛时，便出现了质疑和反对的声音。1928年3月，被誉为民国“天才史家”的张荫麟便提出“史学兼为科学和艺术”论，“史学应为科学欤，抑艺术欤？曰兼之。……小说与历史之所同者，表现有感情、有生命、有神彩[采]之境界，此则艺术之事也。惟以历史所表现者为真境，故其资料必有待于科学的搜集与整理。然仅有资料，虽极精确，亦不成史。即更经科学的综合，亦不成史。何也？以感情、生命、神彩[采]，有待于直观的认取，与艺术的表现也”，要之，“理想之历史，须具二条件：(一)正确充备之资料；(二)忠实之艺术的表现”。(45)张荫麟：《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载陈润成、李欣荣编：《张荫麟全集》中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35页。柳诒徵、钱穆和陈寅恪等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史家更是系统地阐述了中国传统人文道德理性价值及对中国现代新学创建的重要作用，主张弘扬中国传统史学的人文精神，以中国传统史学为根基和本位，将人文道德和科学理性相结合，吸收西方近现代科学史学理论，以之创建中国现代新史学。(46)详见三篇拙文：《新儒学视野下中国传统史学的阐释与建构——柳诒徵的中国传统史学观述评》，《中国史研究》[韩国]，第93辑(2014年12月)；《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史家对传统史学的新书写——以钱穆前期的传统中国史学研究为例》，《河北学刊》，2014年第4期；《中国学术文化精神的现代诠释与陈寅恪的文化保守主义史观及史学》，《江淮论坛》，2019年第1期。吕思勉虽然在历史观和史学观上与胡适、傅斯年、顾颉刚和陈垣等新考据派史家不属同一阵营，但是，在以科学理性为标准和工具来阐释和批判中国传统史学方面却有共同性，都忽略乃至否定传统史学的人文精神及其现代价值。这是片面崇尚工具理性的唯科学主义，本质上是西方文化中心论，对中国现代史学建构和发展是十分不利的。(47)详见拙文：《近现代科学观视域下的宋学、清学及其方法论启示——以新考据派史家胡适、傅斯年的宋学和清学观为中心》，《中国史学の方法(第八回日中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论文集)》，东京：汲古书院，2017年。而且，吕思勉对中国传统史学科学精神和成就的发掘还不如新考据派史家充分。如，胡适称赞宋代和清代学术具有近代科学性，说宋儒的最大贡献是在《大学》中“发现了一种新的科学方法”——格物致知，“这就是培根所说的‘新工具’；也就是笛卡尔所提倡的‘方法论’。‘现代’的中国哲学家要寻找一种新逻辑、新方法”(48)胡适：《胡适的自传》，载葛懋春、李兴芝编：《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281页。。它开辟了中国现代科学先河，“中间虽有陆、王的反科学的有力运动，终不能阻止这个科学的路重现而大盛于最近的三百年”(49)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胡适文存》二集，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第179页。。因此，“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50)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文存》一集，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第285页。。傅斯年称中国近代史学启于宋、盛于清，并将清代考据大师的方法视为史语所的遗训：“宋朝晚年一切史料的利用，及考定辨疑的精审，有些很使人更惊异的。照这样进化到明朝，应可以有当代欧洲的局面了”；清代则出现最具近代性的史学，顾炎武和阎若璩在历史考据和语言学上成就杰出，“亭林、百诗这样对付历史学和语言学，是最近代的：这样立点便是不朽的遗训”(51)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讲史学》，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181页。。吕思勉虽然肯定中国古代史学是进化的，但并不认为其具有近代科学性；至于他对中国传统史学宗旨政治化及其表现，对传统史学资鉴论和道德功能，则以批判其非科学性为主。

总之，我们既要充分肯定吕思勉以科学理性阐释和评判中国传统史学及为中国史学现代科学化做出的重要贡献，也要看到他片面强调科学理性，忽视甚至否定传统史学人文精神和道德理性的唯科学主义弊病。只有认识到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将科学工具理性和人文道德理性相统一，才是中国传统史学的现代化或转型的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