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雪松 章 深

北京大学不仅是传统和现代思维的角力场，也是知识精英发表观点的最佳平台。他们汇聚于此，共同探索着不同的政治文化议题，并深度参与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叶维丽指出，对现代知识分子的研究应包括他们的谋生方法和生活方式两个层面。①叶维丽：《为中国寻找现代之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7页。吉登斯认为，“越是生活在现代社会，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就越与他的身份塑造和再塑造密切相关”。②Anthony Giddens,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Polity Press, 1991, p．81．魏定熙也指出：“挖掘知识分子对特定项目的品味、选择和态度，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他们的价值观”。③魏定熙：《权力源自地位：北京大学、知识分子与中国政治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0页。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体育，就是一个研究知识分子的重要却被忽视的“特定项目”。体育代表着一种日常的世界观。④Tony Collins, Sport in Capitalist Society, Routledge, 2013, p．26．本文即以体育为切入点，通过考察抗战前的北大体育课程的建立、开展和变迁，推进对这一时期的国立高校学生群体的认知。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从不同角度理解晚清民初时期大学生群体的价值观和政治实践，还能从体育这一侧面，理解大变局中青年精英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一、“老爷开步走”：京师大学堂时期的体育课

在官办新式学堂中增加体育课程的思想，是晚清政府痛定思痛、下定决心将中国传统教育改造成现代教育的过程中出现的。1902年，张之洞提出，中国的新式学堂应当仿照东邻日本，兼顾德育、智育和体育：“考日本教育，总义以德育、智育、体育为三大段，……凡诸学制固不能遽求美备，而宗旨不可稍涉模棱，规模不可过从简略。”①张之洞：《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88～1489页。与英美不同，晚清改革者将体育引入学堂的用意并不在于让学生保持健康或休闲娱乐。按照清廷颁布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大学堂要培养“通才”，尤其是培养“临事不辞难，事君不惜死”的忠勇臣民，以求在竞争性的民族国家体系中获得生存的空间。当时的普鲁士王国和日本因奉行军国主义政策而迅速崛起，因此流行于两国教育系统的兵式体操自然成为了清廷的首选。1903年，清廷将兵式体操加入到了京师大学堂预备科和师范馆的课表之中，学时为每周2～3个小时。1904年，清廷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按照该章程，体育成为各学堂的必修课，课程名为体操学，内容则以兵式体操为主。②杨河：《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北京大学文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312页。虽然体操被明文列入京师大学堂的课程之中，但在实际的课程开展层面却完全是另一番光景。由于京师大学堂在创建之初所招收的学生大多为王公贵胄的子弟，因此学生们还遗留着一定的士绅积习。更重要的是，京师大学堂兼具全国最高学府和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的双重性质，其中的部分学生已有或将会被授予一定的官阶。军事和体育历来不被传统的士绅阶层所重视，因此兵操教官的地位远不能与其他课程的中、外教习相提并论。在进行兵操训练时，教官对学生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因此，有趣的一幕出现了：在京师大学堂的兵操课上，经常听到教官毕恭毕敬地喊着“大人向左转！”或“老爷开步走！”等口号。③张孟休：《北京大学素描》，载 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三联书店，1998年，第519页。大学堂的学生都是士绅群体中的精英，自恃身份贵重，也大多不把兵操课当一回事。

二、自由与逃避：北京政府时期的北大体育课

民国政府在1912年元旦成立，蔡元培出任首任教育部总长。同年5月，民国政府将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任命严复为署理校长。④《国立北京大学沿革》；《教育部公布教育宗旨令》，1912年9月2日；《蔡元培关于教育方针之意见》，1912年4月；《孟锡绶等为北京体育总会请立案呈》，1912年5月；《北京体育总会关于报送修正章程呈》，1912年12月4日，载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12页；第22页；第16页，第840页；第843页。9月，教育部公布了新的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⑤《国立北京大学沿革》；《教育部公布教育宗旨令》，1912年9月2日；《蔡元培关于教育方针之意见》，1912年4月；《孟锡绶等为北京体育总会请立案呈》，1912年5月；《北京体育总会关于报送修正章程呈》，1912年12月4日，载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12页；第22页；第16页，第840页；第843页。由于帝制覆灭、民国肇始，1912年的教育宗旨没有忠君和尊孔等不符合民主、自由与共和理念的内容。在体育方面，该教育宗旨提倡军国民主义，这与晚清教育宗旨中的“尚武”相同，“尚武即军国民主义也”。⑥《国立北京大学沿革》；《教育部公布教育宗旨令》，1912年9月2日；《蔡元培关于教育方针之意见》，1912年4月；《孟锡绶等为北京体育总会请立案呈》，1912年5月；《北京体育总会关于报送修正章程呈》，1912年12月4日，载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12页；第22页；第16页，第840页；第843页。但晚清教育宗旨中的“尚武”旨在培养能够为清廷作战、忠于统治者的臣民；而民国初年提倡军国民主义的出发点，是希望学生养成“军国民之资格”。正如当时积极筹建北京体育会的孟锡绶等人所言，“念今者共和成立，国民均跻于平等，即人人有国家之责任”，⑦《国立北京大学沿革》；《教育部公布教育宗旨令》，1912年9月2日；《蔡元培关于教育方针之意见》，1912年4月；《孟锡绶等为北京体育总会请立案呈》，1912年5月；《北京体育总会关于报送修正章程呈》，1912年12月4日，载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12页；第22页；第16页，第840页；第843页。“（国民）自当力挽从前积弱之习，各任军国民之义务，以谋富强”。⑧《国立北京大学沿革》；《教育部公布教育宗旨令》，1912年9月2日；《蔡元培关于教育方针之意见》，1912年4月；《孟锡绶等为北京体育总会请立案呈》，1912年5月；《北京体育总会关于报送修正章程呈》，1912年12月4日，载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12页；第22页；第16页，第840页；第843页。因此，教育部推行军国民主义的意涵并不只在体育，还希望通过体育来强化学生的公民意识，培养支持民主、捍卫共和的新国民。沙培德曾经指出，民族国家的全部逻辑就是以对人民的动员为基础。①Peter Zarrow,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1895-1949, Routledge, 2005, p．xvii．“军国民”式的体育课，自然承载着民国初年有识之士的动员和塑造新国民的期许。曾有人这样阐述军国民体育在捍卫共和、培养新民之中的作用：“夫欲谋自强，巩共和，要非武力不为功；是共和之国民，非人人有军人之知识，有军人之能力不可。如谓国民知兵气或嚣张致生他故，此在专制时代，人民无国家之思想。今则共和国家，人人负国家之责任，即人人有国家之思想，彼与共和之国少有反抗者，便为社会之公敌，谅略具知识者断不敢怀此等悖谬之主意。”②《孟锡绶等为北京体育总会请立案呈》，1912年5月；《教育部关于个学校应于体操正科外兼作有益运动训令》，1912年12月1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第840页；第848页。

由于体操在高等学校并不是政府规定的必修课，③《孟锡绶等为北京体育总会请立案呈》，1912年5月；《教育部关于个学校应于体操正科外兼作有益运动训令》，1912年12月1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第840页；第848页。所以在1912年到1917年之间，北大仅有预科生需要上体育课。预科体育的内容是每周2小时的兵式体操。因为北大并不会惩罚缺席体育课的预科生，也没有把体育课的成绩与升学挂钩，所以预科生对体育课不积极，大家往往按照个人的喜好来决定出席与否。一些学生干脆不去上体育课，即使是出席的同学也较为懒散。而且，出席体育课的学生并不按照要求换上适合兵操训练的操衣，却依旧穿着体现学者身份的长袍大褂。④王强主编：《民国大学校史资料汇编（卷十七）》，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50页。学生不重视体育课，体育教师也“乐得清闲”。当时的体育名师马约翰曾批评道，“某些主要大学”（指北大）的体育教师起床很晚，起床后还未洗漱就跑来给学生上课。此外，有体育教师在课上吸烟，丝毫没有一个教师应有的健康、积极的形象。⑤《马约翰谈体育》，见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7页。针对上述情况，北大在1919年专门发布了通知，要求预科一年级生在上体操课的时候必须脱下长袍，穿上操衣，不穿操衣者以旷课论处。体操教员也须认真纪录学生的课上表现，如有懒散者或旷课者均需酌情扣分。⑥《本校布告》，《北京大学日刊》第369号，1919年5月5日。

体操课的慵懒以及对长袍的坚持表明一部分北大师生仍然保持着士人积习。我们可从北大学生的专业选择中发现一些端倪。在1914年末正式注册的423名本科生中，仅法科的学生就超过了全体本科生的一半，为213人。到了1917年，北大法科录取了841人，文科为418人，而格致科则为422人。⑦魏定熙：《权力源自地位：北京大学、知识分子与中国的政治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05页。即使到了1926年，法律仍然是毕业生人数最多的专业之一。⑧《北大本年毕业生经济法律人数最多》，《晨报》，1926年9月9日。法律与仕途之间的关系不言而喻。早在北宋，当时的公立学校就按照王安石的思想增设了法律课程，以方便学生其后从政。⑨袁征：《宋代教育：中国古代教育的历史性转折》，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9页。同样地，北大学生对法科的钟爱显示出他们对仕途的浓厚兴趣。北大校友冯友兰道出了时人热衷法科的原因：“在那时候，一般人还以为学校为变相的科举。上大学为的是得个入仕途的出身，出身以法科为宜”。⑩冯友兰：《北大怀旧记》，载 王世儒、闻笛编：《我与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70页。蔡元培也曾提道：“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他们的目的，不单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对此，他批评道：“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⑪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载 王世儒、闻笛编：《我与北大》，第48～49页。一心入仕的北大学生自然遗留了一些“老爷”式思维。在传统观念中，体力活动是下层社会的专属。只有“低下阶级”的人才需要身体强壮，而士人的特权之一，就是可以免于体力活动。有人将体育课贬斥为“儿戏”，认为参与体育活动会损害文人雅士的形象。马约翰指出：“农民、工人、商人被看作是人民当中的低下阶级，而只有这些低下的阶级才需要体格健壮。一个学者和雅士，永远应该居于社会的首位—士、农、工、商，次序就是这样排列的……体育锻炼会令人憎恶，因为它不符合文雅的原则，因此也自然就不受欢迎。……他们（学生们）总是辩解说，到学校来学习，就是为了成为一位文雅的人，而不要成为一个粗鲁的窃贼，因为只有窃贼才需要跑得快和跳得高，以逃避追捕。”①John Ma, My Fourteen Years Experience of Western Physical Education．该文最初为马约翰本人用英语撰写。见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回忆马约翰》，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第171页。

对体育避之唯恐不及的做法导致了早期的北大学子普遍暮气沉沉。当民国6年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时，就发现学生们的状态如科举时代的读书人一样，大多屈背躬腰、老态龙钟，丝毫没有年轻人的朝气。针对该状况，蔡元培提出了“完全人格，首在体育”的教育观。②杨河：《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北京大学文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312页。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兵式体操这种源自德日的体育项目被认为不合时宜。次年，教育部建议将中国固有的武术加入到高等学校的课外活动中，③《教育部训令》，《北京大学日刊》第147号，1919年4月18日。希望以此强化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但该建议并非强制。1919年杜威来华演讲，他的观点在中国的教育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同年10月的第5次全国教育联合会上，与会者一致认为，政府应停止颁布教育方针和宗旨，让学生不受束缚地发展。不仅如此，大会还讨论了改革学制的可能。经公开的讨论后，政府仿效美国，于1922年颁布了一个新的学制。在新学制的配套课程中，体育课的主要内容从兵式体操变为更具趣味性的英美竞技体育项目。④J．A．Mangan and Fan Hong, Sport in Asian Society:Past and Present, Frank Cass Publisher, 2003, p．162．

为了顺应潮流，北大将英美竞技体育加入到了体育课程之中，其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1922年，北大发布了通知，规定不愿学习兵式体操的预科生可改修普通体操，其内容包括各种柔软体操、器械体操，以及足球、篮球以及技击等项目。体育课的课时为每周3小时，其中1小时必须学习柔软体操，余下的2小时可以选择足球等其他项目。通知还在课堂纪律和着装标准等方面做出了具体的规定。⑤《北京大学布告—体操规则》，《北京大学日刊》第1100号，1922年11月6日。在本科生方面，由于北大的运动场地窄小、体育器材有限，因此体育仍然不是他们的必修科目。本科生仍然可以像之前一样，按照自己的喜好自由活动。⑥王强主编：《民国大学校史资料汇编（卷十七）》，第52页。但是，面对改头换面的新式体育课，北大的学生依旧提不起精神。虽然学校规定体育是预科生的必修科目，与其他科目同等重要，但预科生们并未将该规定放在眼里。上课迟到的现象仍时有发生。为此，北大教务处于1923年专门发通知要求预科生按时出席体操课，⑦《教务处布告》，《北京大学日刊》第1206号，1923年4月5日。但也没有改善预科生对体操课的态度。1924年，北大又发布了一则专门督促学生重视体育的校长布告。在布告中，校长把体育与国家兴衰联系了起来，要求作为“国民领袖”的北大学生以身作则，积极参与体育锻炼，以领袖之姿带领全国人民“养成伟大国民之风”。紧接着，校长批评了学生近期在体操课上的懒散状态，希望北大的学生在体育方面也能够担当得起“国民表率”的称号。⑧《校长布告》，《北京大学日刊》第1386号，1924年1月15日。但正如一位北大校友所说，北大的体育课不过是“虚应故事”，即使它被列为必修课程，也得不到同学们的重视。在北大的运动场上，永远也看不到生龙活虎的运动员来回驰骋的画面。⑨《北大迎新特刊（1936年）》，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1912-1937，第二卷》，第2276页。北大校友朱海涛曾提到，当时的北平女学生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北大老，师大穷，唯有清华可通融”，其中的“北大老”就是指北大学生老气横秋的气质。①朱海涛：《北大老》，《东方杂志》第40卷，第11号，1944年6月。据另一位北大校友冯友兰回忆，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时，发现从清华来美国的研究生大多步履轻盈、朝气蓬勃，而从北大来美国的学生则“行动迟缓，表情严肃，老成持重”。②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第147页；第154页。

在北京政府时期，国家权力尚未渗透到高等教育系统的所有层面，以北大为代表的国立高校尚能自由地开展体育教育。北京政府鼓励大学生积极参与体育课，其用意在于让青年国民养成军国民精神，并在时局不稳时能够挺身而出，捍卫新生的共和政体。在北大，校方可以自主安排体育课的内容和形式，学生们也能够自主选择是否参加体育课。

三、控制与反抗：国民政府时期的北大体育课

那种相对自由的情况在1927年之后发生了很大改变。国民党北伐之后，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极力控制高等教育，将体育课视为向大学生灌输国民党教条的工具之一。在1927年之前，国民党的实际控制范围主要在广东。在主政广东期间，国民党就已开始尝试影响全省的教育系统。广东全省教育大会于1926年5月通过了决议，规定广东的大、中、小学必须专门开设“三民主义”等宣传国民党教条的课程，并禁止学校宣扬与之相悖的观点。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还严格审查各级学校的教科书，确保书中没有违反国民党政策的内容。随后，国民党政府颁布了《学校教科书审查规则》，要求在广东省内使用的教科书一律不得违背国民党的教条。③《广州国民日报》，1926年5月12日，1926年10月2日。1926年7月，国民党控制的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开始出兵北伐。北伐军打到哪里，控制就延伸到哪里。在建都南京之后，国民党着手改变全国的教育生态，北京大学的体育课程也未能幸免。

与其他学科不同，体育课程对教科书的依赖程度较低，受到的干扰原本可能较小。但是，体育课依然没能逃过被干扰的命运。国民政府主要使用审查甚至重新编写教科书的方式干预其他学科，而在体育一门，当局则更多地使用立法和行政手段施加影响。1929年4月16日，国民政府颁布了《国民体育法》，该法将军事训练强制加入到了大学体育课程之中。按照该法第6条的规定，高中及高中以上的各类学校必须把体育列为必修科目。其中，体育包括普通体育和军事体育两个部分，如无这两门课成绩的学生则无法毕业。④《国民体育法》第6条，1929年4月16日。更重要的是，国民政府把一些国民党教条加入到了大学军事体育之中，并由蒋介石亲自领导的军事委员会监督实施。⑤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第147页；第154页。北京大学依照南京国民政府的规定将体育列为必修课，与军事训练同时进行。北大校方明确提出，没有体育课和军事训练课成绩的学生将无法拿到毕业证。⑥《国立北京大学布告》，《北京大学日刊》第2286号，1929年11月21日。1931年，教育部发布了一则蒋介石署名的《教育部训令》，该训令要求各校校长亲自负责军事体育的指导工作。同时，蒋介石还点名北大等高校，要求这些学校认真对待军事体育，“毋得再有因循纷歧之习”。⑦蒋中正署名：《教育部训令》，1931年1月29日，北京大学档案：全宗号（一），案卷号233。在同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许多学生出于爱国热情而主动要求参加军事训练，以便将来能够为国征战、抵御外侮。国民政府发现了这一点后，迅速将大学生的爱国热情为己所用。①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第154页。就这样，南京当局强制推行的军事训练就以一种“半推半就”的复杂状态迅速在北大等高校中展开了。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值得赞扬，但国民政府借机扩张权力的做法则注定会遭遇抵抗。在30年代，现代体育在中国的发展已经日趋成熟。机械、呆板的军事体育在北大校园内逐渐遇冷。少部分北大学生对军训制服保持着新鲜感，而大多数学生在民族主义激情逐渐消退后突然发现，军事体育已经悄然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具体来说，北大的军事体育主要包括每周2次的清晨出操和每周1次的军事理论课，即术科训练和学科训练。国民政府的教育部为北大指派了3名教官，他们专门负责管理学生的早操。北大学生一向自由散漫，不喜拘束，一些学生甚至通宵不睡，宿舍舍监也不会过问。②陈平原，夏晓虹：《北大旧事》，三联书店，1998年，第466页、第469页；第467页。更重要的是，北大在课堂管理方面一直较为宽松。北大并不强制学生出席文化课，绝大多数课程不设点名环节，学生甚至可以一学期不出席这门课，只要期末参加考试即可，③朱文长：《海涛集》，第115页；第127页，载 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第149页；第149页。宽松程度可见一斑。因此，当局在北大强制推行清晨出操的做法势必会激起多数学生的不满。很快，逐渐积聚的不满情绪被一件琐事引爆，最终演变成一场规模较大的“军训风潮”。在1934年11月30日的清晨出操中，北大军训教官李封岚因有人迟到（一说有人在队列中说话）而捶打了一位学生的胸口。这所最高学府的学生在京师大学堂时代被仆役尊称为“老爷”。虽然现在时过境迁，但学生仍被校工尊称为“先生”，一些学生甚至仍然保持着打发仆役为自己买饭的“老爷”习惯。④朱文长：《海涛集》，第115页；第127页，载 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第149页；第149页。曾经的“老爷”竟被一介武人捶打，这让学生们感到屈辱和气愤。当天中午，学生在北大马神庙西斋和沙滩东斋两处宿舍的墙上贴满了控诉军训教官恶行的告示，同时号召全校学生拒绝继续参加军训。正巧当天下午1时至3时有军事理论课，由于受到了罢课布告的影响，该堂课出席者寥寥。⑤陈平原，夏晓虹：《北大旧事》，三联书店，1998年，第466页、第469页；第467页。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天下午2时，北平市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专任委员李亚雄到北大视察军事训练的实施情况。据北大学生自述，李亚雄志得意满地骑着马匹，长驱直入北大校园，并把马拴在了大门内的树上，然后挥舞着马鞭径直走进教室。教室中的北大学生见到李亚雄进来后大多向其敬礼，但李氏却并未按照军事礼节向学生还礼，而是“戎装楚楚、意态轩昂”地挥舞马鞭，把在场的北大学生批判一番。学生们认为李亚雄过于得意忘形，一时间群情激愤。当李氏刚刚转身离开教室时，学生们喊“打”声四起。而李氏听到喊打声之后立即走回教室，态度激烈地质问学生，但没有学生应承。双方的矛盾继续加深。⑥《北平晨报》，1934年12月4日、12月5日；1934年12月4日。第二天，北平市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下令叫停了北大的军训，同时致函北大，要求校方严肃对待此次事件。在公函中，当局明言“以最高学府之学生，品行均极高尚，今竟然举动如此，实非意料所及”。同时，当局在公函中要求北大校长“彻查闹事之学生，予以严重惩警，以免效尤，而戒将来”。⑦《北平市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公函·军字第一〇八号》，北京大学档案·全宗号（一）·目录号·案卷号298。

北大校方起初对此并不重视，但军事训练委员会方面要求严查，北大也无法等闲视之。随后，北大派出了课业长樊际昌出面与当事人李亚雄讨论解决方案。经过商议后，双方决定了大致的解决步骤：“（一）布告警戒学生；（二）饬军训组查报肇事学生以凭核办；（三）函复平市国民军训会；（四）对北大全体教官之辞职予以挽留，并望早日回复军训”。⑧《北平晨报》，1934年12月4日、12月5日；1934年12月4日。在此次矛盾的责任归属上，北大学生和李亚雄两方各执一词。李亚雄在接受《北平晨报》的采访时表示，“北大军训发生问题，并不是与本人以难堪，实藐视军训。”同时，北大学生则直斥李亚雄是“极端无聊分子”，“视同学为牛马，等讲堂于牧场”，认为此次军训风潮并不关军训本身，而是“仅为对李氏个人失态不满”。学生们还公开向社会发布了一则宣言，指责李亚雄“迁怒于同学，以停授（军训）为要挟，以查办相恐吓，致使事态无端扩大，复以轻视军训罪名相陷害”。继而，北大学生提出了四点要求：“（一）立即恢复本校各年级军训；（二）立即收回撤换本校主任教官及教官之乱命；（三）立即登报并向各关系方面声明，此次事件之发生，均由彼一人意气用事所致，今日报端所载各项不符合事实之消息，均为彼一人所捏造；（四）如仍恶意相对，不做合理之表示，我全体同学决向军训最高当局控诉之”。①《北平晨报》，1934年12月5日。

北大军训风潮是知识精英反抗国民党扩张威权统治的一个缩影。由中日矛盾而激起的爱国情绪曾短暂地正当化了教条主义色彩浓厚的北大军训，但随着民族主义激情的消退，北大学生开始猛然发觉军事体育带来的种种不便。此次事件以3位军事教官辞职为结果而草草收场。北大后来聘请了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北平市军训总监白雄远担任军训主任。白雄远明白北大学生的地位，因此其治下的北大军训课和军事理论课都较为宽松。在军事理论课考试时，军训总监白雄远甚至以“解释题意”的方式，间接地宣读了军事理论课的考试答案。②陈平原，夏晓虹：《北大旧事》，第470页。对军事体育积极性不高的北大学生和极为宽松的教官一拍即合，从此相安无事。

回首晚清民初30余年间的北大体育，我们不难发现，北大体育成为了青年精英与国家权力进行互动的场域：国家对大学生的培养目标直接决定了北大体育课的内容和形式，而北大体育课的具体开展情况则真实地反映了青年精英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张弛。晚清时期，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的改革者普遍将“尚武精神”视作救亡图存的药方。对于改革者而言，体育必须服务于挽救民族危亡的大业。为此，清政府大力倡导“尚武精神”，并将兵操引入京师大学堂。虽然京师大学堂的体育课徒有其表，但青年精英对“尚武”和“救亡”的呼唤似乎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继续生存的希望。讽刺的是，伴随着“尚武”而来的民族主义浪潮却也冲击了非汉人的清朝政权。③Henrietta Harrison, Inventing the Nation: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30．最终，作为民族的中国得以存续，而作为政府和国家机器的清廷却在此起彼伏的革命声中覆灭了。民国政府的教育部延续了晚清时期的做法，大力提倡“军国民精神”，体操依然是北大体育课的主要内容。与晚清不同的是，民国教育部强调“军国民精神”的用意不仅在于强国保种，还多了一层通过体育捍卫共和的期许。官方并没有过多干预大学的体育课程，北大等国立高校能够自由地开展体育教育。1927年国民党北伐胜利胜利之后，随即开展了一系列影响高等教育生态的举措，北大体育课程的调整即忠实地反映了这一现实。北大体育课程在晚清民初30余年间的变化清楚地向我们表明，近代大学课程的发展不仅遵循着课程自身的发展逻辑，同时还深刻地受到不断变化的文化和政治环境的制约，即使“边缘”如体育者也无法独善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