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啸虎

1852年11月24日，美国海军准将马修·加尔布雷恩·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由4艘军舰组成的美国海军东印度舰队，离开美国东海岸弗吉尼亚州的港口诺福克，经大西洋驶向日本。佩里舰队远航日本的任务，是强迫日本对美国打开国门。通过舰队两度强行闯入日本江户湾，佩里以强硬姿态与日本德川幕府谈判，最终迫使幕府接受其开国要求。1854年3月31日，日美双方在横滨签署《日美亲善条约》。由此日本被迫结束锁国，幕藩体制开始逐步瓦解，日本历史开始走向近代。

佩里舰队的远航，不但以其结果改变了日本的历史轨迹，其航程本身同样值得关注。佩里舰队从诺福克出发后，如同进行了半程环球航行，耗时长达8个月：经马德拉群岛横渡大西洋，经开普敦绕过好望角，经毛里求斯和锡兰横渡印度洋，又经新加坡穿越马六甲海峡，在中国的香港、广州、澳门和上海四地经停，然后到达琉球和小笠原群岛，最后方于1853年7月抵达日本。这一航程中，佩里舰队在澳门有过短暂的停泊。1853年4月舰队经停香港时，佩里特意拜会了美国著名来华传教士和汉学家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邀请卫三畏担任其对日交涉的翻译。因卫三畏事务繁忙且未下决心，佩里舰队4月28日从澳门起航时，特意将“萨拉托加”号护卫舰（USS Saratoga）留在澳门等待卫三畏。直到5月12日，卫三畏从广州赶来加入佩里舰队，“萨拉托加”号才离开澳门北上与佩里舰队会合。佩里舰队到访日本，向日本德川幕府递交美国总统亲笔信，提出开国要求；德川幕府方面表示此事须天皇决定，与佩里舰队约定来年春天给予答复。佩里舰队遂经琉球返回中国，于澳门、广州和香港过冬。1854年1月14日，佩里再度从香港率舰队驶向日本，此次成功迫使日本与美国签订《日美亲善条约》，顺利完成了打开日本大门的使命。

佩里舰队先后两次经停澳门，尤其第2次在澳门停留时间较长。根据佩里回国后向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提交的远航官方报告《日本远征记》（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中的记述：经澳门罗素洋行（the House of Russell & Co.）的斯普纳（Spooner）先生邀请，舰队第1次抵达澳门后，佩里携3名军官上岸，入住由该洋行提供的豪宅。佩里感叹从事东方贸易的西方商人具备如此慷慨好客的品德，这让他在澳门享受了诸多生活便利的同时，更有机会近距离观察19世纪中叶的澳门。佩里舰队自日本折返时，再度于澳门经停，佩里同样上岸入住原宅。两度经停，两番近距离观察，随佩里舰队远航的美国游记作家、翻译等文职人员、以佩里为首的美国海军军官，都对彼时的澳门留下了宝贵的文字记录。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日本远征记》，该书综合了佩里本人的日记和舰队中其他亲历者的记录，由当时美国著名官方史学家弗兰西斯·利斯特·霍克斯（Francis Lister Hawks）负责编纂撰写。佩里舰队人员有关澳门的其他记录，可见于随舰游记作家巴亚德·泰勒（Bayard Taylor）的《1853年印度、中国、日本访问记》（A Visit to India, China, and Japan in the Year 1853）、威利特·斯伯丁（J.Willett Spalding）的《日本远征：远航日本及环球航行》(The Japan Expedition:Japan and Around the World)等著作。长期以来，学界由佩里舰队相关著述研究日本开国等问题者极多，而研究包括佩里舰队对澳门的观察在内其他问题者甚少。①相关研究可参见修斌，刘啸虎：《〈日本远征记〉所见琉球的国际地位—兼论琉球与日本、中国之关系》，《海大日本研究》第4辑，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4年；修斌，刘啸虎：《ペリー艦隊の対中·日·琉関係の認識》，《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第8号，関西大学大学院東アジア文化研究科，2015年；刘啸虎：《十九世纪中叶美国人眼中的琉球—以佩里舰队在琉球的活动为中心》，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刘啸虎：《〈日本远征记〉有关澳门内容选译》，《澳门研究》2018年第88期等。澳门本地土生葡人学者文德泉神父关注这一问题较早，曾撰有《一八五四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看到的澳门》②文德泉：《一八五四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看到的澳门》，《文化杂志》1989年第7/8期。后收入黄启臣、邓开颂：《中外学者论澳门历史》，澳门基金会，1995年，第232～243页。一文。汤开建、胡根等前辈学人多以文德泉神父的研究为基础，对19世纪中期澳门的军备状况、警察力量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考察③汤开建：《天朝异化之角：16-19世纪西洋文明在澳门》上卷，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52页；胡根：《澳门近代博彩业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8页。。而该领域尚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仍有许多资料有待开掘。笔者同时认为，“佩里看到的澳门”不一定就是真实的澳门，而更多是美国海军佩里舰队眼中（或文化印象中）的澳门。这与彼时真实的澳门究竟有怎样的距离，造成这种距离的原因何在，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笔者即试图就此进行论述，期方家批评指正。

一、佩里舰队与古伯察

早在佩里舰队之前，已经有相当数量的美国人曾到访澳门或在澳门居住，包括商人、军人、传教士和外交官等等。1844年美国特使顾盛来到澳门，更与中方签订《望厦条约》。1849-1869年间，美国在澳门设有领事馆。④关于来澳美国人的统计和研究，可见汤开建：《天朝异化之角：16-19世纪西洋文明在澳门》上卷，第232～262页。这些在澳门留下足迹的美国人，多曾留下有关澳门的著述。⑤相关内容可参见[美]约翰·海达德：《中国传奇：美国人眼里的中国》，何道宽译，花城出版社，2015年。不过，佩里舰队事先有关澳门的认知却并非来自这些著述，而显然是受同时代的法国传教士古伯察（Evariste Régis Huc）影响：

曾几何时，澳门城为东方最繁荣市场之一。十六世纪下半叶，葡萄牙人拥有了这里，很快将此建成与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进行贸易的中心。最初的缘起要归功于一小群在浪白滘澳（Lampacayo）的葡萄牙商人，他们获准在澳门登陆，修建一些临时性的棚屋来栖身及晾晒受损的货物。穿越中国的旅行家古伯察则给出了另一种不同的记载，他说葡萄牙人蒙皇帝恩准用地，乃是对他们的回报—葡萄牙人为皇帝效过一次力，擒获了一个长期为害沿海的著名海盗。从不起眼开始，这个小商栈逐渐发展成进口商港和商业重镇，在东方的贸易中，无疑处于垄断地位。然而，它已经衰落，如今其重要性及贸易均微不足道。①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C．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Appleton and Company, 1856, P．163．

古伯察是法国入华遣使会的著名会士，1839年8月从法国来到澳门。他在澳门用半年时间系统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而后赴内地传教。从1844年起，古伯察与友人结伴行经热河、蒙古、鄂尔多斯、宁夏、甘肃和青海等地，一路到达西藏拉萨。古伯察不久遭当地官府驱逐，与友人到达四川打箭炉，再由此南下行经四川、湖北、江西和广东等地，最后于1846年10月回到澳门，完成了穿越中国的旅行。古伯察后来写下《鞑靼西藏旅行记》《中华帝国纪行》②[法]古伯察：《鞑靼西藏旅行记》，耿昇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法]古伯察：《中华帝国纪行：在大清国最富传奇色彩的历险》，张子清、王雪飞、冯冬译，南京出版社，2006年。等著作，这些游记被翻译成英文、德文、荷兰文等多种文字，成为彼时西方人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葡萄牙人“助剿海盗”的不实之说由来已久，明显经古伯察游记的传播而更广为西方读者所知，连美国海军佩里舰队亦不例外。必须指出，古伯察的观察视角敏锐，游记内容包罗万象，观点虽努力保持客观中立，但思考问题仍带有浓重的宗教情结。在古伯察笔下，中国某种程度上扮演着一个落后、残缺、蛮荒而停滞的帝国形象。③相关研究可见泽拥：《欧洲游记文学在19世纪科学境遇中的“异化”—以法国人古伯察游记的批评史为线索》，《外国文学》，2007年第3期；潘玮琳：《19世纪的表述中国之争：以密迪乐对古伯察〈中华帝国纪行〉的批评为个案》，《史林》，2010年第4期；庞希云，钱林森：《中国万花筒：古伯察游记中的中国形象塑造及其传教士立场》，《华文文学》，2014年第3期等。如其在《中华帝国纪行》序言中所云：“欧洲近年来不断取得进步，几乎天天都有一些新发明；相反，中国却处在没落之中，损毁它古老体制的种种邪恶势力不断增加，而混杂在其中的良好因素丧失殆尽。”④⑤[法]古伯察：《中华帝国纪行：在大清国最富传奇色彩的历险》，第7页；第2页。该书英译者珀西·辛尼特夫人（Mrs.Perey Simmett）更是直言：“一个‘在世上没有上帝’的国家很快陷于衰落，不是其他原因，而是内部道德的沦丧。”⑤如此，在舰队折返澳门、香港和广州过冬期间，佩里写道：

关于中国人的社会习性和性格特点，在古伯察的游记出版之前，并没有非常完整的记载。古伯察的游记内容中，无疑有现存关于中国内部生活的最佳记录。这位匆匆过客对中国社会的亲眼所见，实在没能给他自己留下非常正面的印象。仅那样的妇女地位即足以摧毁中国人内部生活中一切最美好的特征。一夫多妻制在中国为法律所允许，纳妾也是一样，女人天生即只被当作家中的奴隶，要按照主人的意愿讨其欢心，为其当牛做马。男人不会平等对待女性，似乎尽可能避免让女人跟社会有接触。因为男人在茶馆和鸦片馆里打发闲暇时间，而女人一直在家里当自家奴仆。在非洲西海岸的黑人那里，一个国王或酋长的财富是用他能买得起多少个老婆来衡量，具体来说就是用手里能凑出来的全部椰子油、金砂和象牙去换。在中国也是一样，男人可以买来少女，让其管自己叫丈夫，用其来显示自己的财富，炫耀自己的位高权重。在中国，那些大富大贵之人几乎概莫能外，他们个个都花得起重金养上一堆老婆。①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C．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P．345．

佩里舰队对澳门与中国抱有怎样先入为主的看法，由此即可见端倪。佩里舰队对澳门与中国的认知来源于古伯察，而其对澳门与中国的观察也跟古伯察一样，难以摆脱自身的局限，无法保持真正客观中立的视角。接下来，我们便需要去探究佩里舰队如何从自身的偏见出发去观察澳门。

二、佩里舰队眼中的“澳门符号”

佩里舰队对澳门的观察，一般是借特定的历史事件和人文景观，将澳门归结为一些历史和人文符号。如葡人旧宅、海滨风光、华人疍民等等，都是佩里舰队人员笔下澳门记录的重要内容。最重要的几个“澳门符号”，应见于随舰游记作家威利特·斯伯丁对澳门的总结：

就是在这里（指澳门），耶稣会满怀热情宣传自己的信仰，并对儒教的伦理道德大加质疑。也是在这里，葡萄牙的‘荣耀与耻辱’，独眼的贾梅士（Camoens）—他在自己的祖国受尽冷眼，无人欣赏他的才华也无人褒奖他的勇气—度过了人生中自愿放逐的五年时光，完成了《葡国魂》（Lusiad）。当船只遭遇失事时，他奋力游泳从灾难中抢出诗稿，将其高举出水面。然而他的诗篇最后竟经范肖（Fanshaw）之手给翻译渲染为另一种语言，这堪为更加不幸的命运。还是在这里，英国人动用武力从葡萄牙当局的羁押下解救出一名传教士，以这种方式展现出其不光明磊落的豪勇。这名传教士因其恶劣的举止和愚蠢荒谬的行径公然冒犯与自己并非一邦的人民，在天主教大游行的场合拒绝履行非常普通的礼节。那一次解救行动，恰好葡澳当局的重要人士和澳门大部分民众都在港口观看赛艇，英国人才能得手。几年之前，就在澳门的边界，总督携一名副官晚间骑马出行，结果被复仇心切的华人斩作数段。只因总督主持修建的马路从附近一处华人墓地中穿过。②J．Willett Spalding．The Japan Expedition:Japan and Around the World．An Account of Three Visits to the Japanese Empire with Sketches of Madeira, St．Helena, Cape of Good Hope, Mauritius, Ceylon, Singapore, China, and Loo-Choo．J．S．Redfield, 1855, PP．87～88．

这几个“澳门符号”颇具代表性，象征着佩里舰队乃至彼时的美国人对澳门的了解。无论是追忆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往昔历史，还是关注近年发生在澳门的政治事件，澳门本身的角色似乎并不甚重要，而是为这些“往昔历史”和“政治事件”提供一个舞台。

前揭路易·德·贾梅士（Luís de Camões, 1524/1525-1580），今又译路易·德·卡蒙斯，16世纪葡萄牙著名诗人，以其文学成就而被尊为葡萄牙国父。他最著名的作品即史诗《葡国魂》（Lusiad），今又译《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理查德·范肖爵士（Sir Richard Fanshawe，1608-1666）则是英国诗人、翻译家和外交家，他于1655年翻译了《葡国魂》的第一个英文版本，但翻译风格有所争议。有关贾梅士与澳门的渊源，前辈学人已经有相当丰厚的研究成果。而贾梅士究竟是否曾在澳门居住并构思写作《葡国魂》，探讨始终在进行。学者普遍认为，贾梅士曾在澳门居住与否这一问题，象征意义大于真实意义，其背后乃是葡萄牙在澳门历史存在中的象征和隐喻。①近年相关研究可见文德泉：《贾梅士来过澳门》，《文化杂志》，2005年总54期；姚风：《诗人卡蒙斯：真实与传说》，《外国文学评论》，2012年第4期；顾卫民：《贾梅士及其〈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等。姚风更是明确指出，无论湄公河上的沉船事故和抢救手稿，还是贾梅士在澳门有中国情人之说，都不过是让贾梅士与澳门的故事更加生动和具有感染力，这其实是殖民者用来塑造自我形象的符号。而由于澳葡政府始终未能在澳门华人当中普及葡萄牙语言和文化，所以葡萄牙人努力渲染的贾梅士传说其实在华人当中影响甚微。②姚风：《诗人卡蒙斯：真实与传说》。有趣的是，贾梅士传说虽在华人当中影响甚微，却显然对来访澳门的西方人相当具有吸引力。佩里本人在澳门逗留期间，便亲自到访过著名的“贾梅士石洞”（The Cave of Camoens），留下了文字记录。③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C．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P．165; P．163．更为有趣的是，佩里对贾梅士的记录，字里行间带有追忆澳门往昔的鲜明色彩。此即通过对贾梅士这一澳门历史符号的渲染，反映彼时澳门与葡萄牙的衰落。早在初访澳门时，佩里便坦然表达了这一观点：“眼下的澳门于访客而言并不十分有趣，因为它只剩了自己前世的鬼魂。这里基本上完全没有贸易或商业，港口荒废，旧日商人们的华丽宅邸和货栈相对而言空空荡荡。很少见到定居于此的葡萄牙人，他们看上去无精打采，魂不守舍。偶尔能遇到头戴高冠身穿白袍的巴斯（Parsee）人。这是些可敬的商人。有时还能偶遇耶稣会的教士，身边有年轻的信徒们簇拥。可惜，他们只是对过去的衰败空怀思念而已。”④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C．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P．165; P．163．

舰队第2次到访澳门时，佩里对此所作的记录和评价更是明白无误：

澳门曾以自己范围广阔、利润丰厚的商业和财富而闻名，但现在这些已经完全失去，好像仅靠一点海岸贸易、规模有限的驻军开销以及那些英美商人家庭夏天来度假时的慷慨消费来维持。葡萄牙人的司法管辖权极其有限。诸多中国村落似乎被快速吸收进整个澳门的范围之内。事实上，澳门城中大部分人口已经由中国的男男女女组成。他们包揽了大部分仆佣工作，无论是在葡萄牙人家里还是其他外国人家里。

中国人还充当小店铺老板、手艺人和小商小贩。至于本地的葡萄牙人有何要做的事，则难以猜测。除了一些富有的商人，本地葡萄牙人大多非常贫穷，而且极度高傲不愿工作。他们中只有很少人受雇在各国商行里做事，更多人却宁可将时间虚掷于无所事事，靠变卖豪奢的祖产中仅剩的一点维持生计，紧抱对往昔澳门辉煌与繁荣的追忆不放，困守着乞丐般的贫穷。……澳门此地还有另外一个妙处，即与诗人贾梅士之名浪漫地紧密相连。这里是贾梅士最钟爱的胜地，如同读者在前面读到的那样，有的地点建有缅怀他的纪念碑。正是从澳门，在它那繁盛的日子里，许多葡萄牙人被派往日本进行商业远航；也正是在澳门，天主教拥有其权力最大的神职机构之一—宗教裁判所。它令人恐惧的维系了教权，从前在整个东方全权负责执行其黑暗而残忍的惩戒。⑤文德泉神父指出，佩里的记录有误，澳门未曾设立过宗教裁判所。见文德泉：《一八五四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看到的澳门》，第242页。但是，如今澳门商人的财富与进取心已逝，高傲的教会那可怖的统治权和血腥的裁决权早已转入少数几名穷困不堪的教士那虚弱无力的手中，他们逆来顺受地祈求怜悯，只是靠数量下降的葡萄牙人所给予的施舍而生活。①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C．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PP．345～346．

佩里舰队之所以会用这样的视角去观察澳门，并得出这样的评价，恐怕与彼时美国崛起之初的国际地位和扩张心态有直接关联。1848年美国在美墨战争中获胜，从墨西哥手中获得加利福尼亚等太平洋沿岸的大片领土。这不但让美国成为横跨两洋、幅员辽阔的大国，更让美国船只前往中国不再需要自东海岸出发绕道大西洋，而只需要自西海岸出发横渡太平洋，航程大大缩短。因此，1850年美国国会参议员威廉·亨利·西沃德(William Henry Seward)提出了著名的“太平洋帝国”设想。在西沃德的视野中，广阔的太平洋是世界未来商业和贸易的中心，美国注定要以广阔的太平洋为未来的舞台。西沃德提出美国要以外交努力和军事实力在远东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商业帝国，这将是美国成为世界性强国的根基。当时美国海军已经进入蒸汽动力年代，蒸汽船以煤炭为燃料，在太平洋上获得一处补充燃料的加煤栈显得至关重要。而日本在远东的地理位置绝佳，既是美国通向中国市场航路上的中转站，又与旧金山处于同一纬度。所以，强迫日本开国，形成“旧金山-夏威夷-日本”的航线布局，将美国海军的活动范围扩展到北太平洋，这正是佩里舰队远航日本的直接动机。美国如此即可以在中国乃至整个远东获得巨大的利益。②相关研究可参见卿如揖：《美国侵华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Julius W Pratt, A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Pearson College Div, 1955；[美]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姚曾廙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Ernest N Paolino, The Foundation of the American Empire, William H Seward and US Foreign Polic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3；刘国柱：《西沃德、佩里与美利坚太平洋帝国》，《河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John H．Schroeder．Matthew Calbraith Perry:Antebellum Sailor and Diplomat．Naval Institute Press．2001；王静：《梦想与现实：威廉·亨利·西沃德外交思想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刘啸虎：《十九世纪中叶美国人眼中的琉球—以佩里舰队在琉球的活动为中心》。从这种“强国崛起”的心态出发，佩里舰队自然对葡萄牙这个往昔海上强国的衰落相当敏感，对于澳门当地有关于此的种种迹象倍加留心。佩里舰队在沙沥外驻泊后，威利特·斯伯丁搭乘澳门本地华人的疍家船上岸观光，沿途不忘随时观察：“（疍家船）还没到石码头靠岸，水就变得很浅，小船降帆下锚—实力或活力的需求才让这里显得水浅。果阿（Goa）的衰落，加勒角（Point de Galle）的要塞构筑完备却无法坚守，皆藉此得以体现。这些都来自于骤然达到而非良性形成的扩张顶点，都标志着葡萄牙在东方所有领地的崩解衰败。”③J．Willett Spalding．The Japan Expedition:Japan and Around the World．An Account of Three Visits to the Japanese Empire, with Sketches of Madeira, St．Helena, Cape of Good Hope, Mauritius, Ceylon, Singapore, China, and Loo-Choo, P．89．文化观感如此，军事决策更是如此。从舰队指挥层面而言，佩里对澳门和香港两个港口进行了一番权衡和选择，最终决定将舰队的补给站设在香港而非澳门。澳门之于香港的劣势，某种程度上同样反映出葡萄牙相比于英国的劣势。佩里舰队自然要全力避免这些劣势，如同美国在国家崛起和对外扩张之中须争取利用更多的优势：

……军舰和大型商船进入澳门，要在沙沥外驻泊，那里到澳门城区尚有3-5英里的距离。这让其与海岸的交通往来一直非常不便，起风天气更是完全中断。考虑到这一点，加之其他原因，促使司令官建议将海军补给站转设在香港。佩里司令官在与海军部长的信件沟通中，就这一问题给出了自己深度的见解。他声明，考虑到种种不便与后续拖延，再加上供舰队使用的物资—尤其是煤炭—从美国本土运抵澳门，再用船运送上岸，成本更是进一步增加。他从前即看到了在香港设立补给站的必要性，那里原本就是军港，不过彼时由于俄勒冈问题产生的扰动，与英国关系破裂的风险似乎逐渐逼近，这一想法遂被打消。如今威胁已不再，毫无疑问将美国政府的财产置于香港，会比防卫薄弱的澳门更加安全。香港具备驻泊锚地的一切优势，即便最大型的船舶也可以在那里平静的水域中停泊。700码的陆地上建有完备的设施，可以在各种天气条件下运输各种货物，无论是从岸上运到船上，还是从船上运到岸上。香港唯一要克服的缺陷，是卫生条件差。不过，这个问题影响不到海上，船只可以免遭肆虐于陆地上那些有害病源的恶劣影响。香港还有额外的优势，那里本身就是能采购到各种补给物资的市场，这正是一支海军舰队所需要的，而且船只在那里进行维护修理十分便利。海军部尚就采取行动悬而不决，司令官则做了一切必要的前期准备，在香港建立了加煤栈和其他后勤补给设施，命令煤炭补给船和运输船在那个港口卸货。①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C．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P．347; P．347．

几年前由葡萄牙水手自行制造的驻澳门军舰爆炸事件，更是佩里舰队必须记录的内容。《日本远征记》记载道：“葡萄牙轻型护卫舰‘唐·约翰二世’号（Don John the Second）正是在氹仔停泊时突发爆炸，当时美国小型单桅军舰“马里昂号”（Marion）就在该舰旁边停泊，提供了大力的救援。一般认为，这艘葡萄牙军舰爆炸是舰上的炮手蓄意而为。当天是某个一年一度的葡萄牙国家纪念日，早上这名炮手因疏于做好纪念仪式的必要准备工作而遭到过舰长的责罚。”②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C．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P．347; P．347．文德全神父指出，这一记载实际有误，被炸毁的军舰并非“唐·约翰二世”号，而是“玛利亚二世”号。③文德泉：《一八五四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看到的澳门》，第243页。威利特·斯伯丁则记载正确：“可能就是在我们停泊的地点，几年之前一个水手为泄私愤而点燃了葡萄牙护卫舰‘唐娜·玛利亚’（Donna Maria）号的火药库。船被炸上天，爆炸声轰然如雷，军舰化为残骸碎片。”④J．Willett Spalding．The Japan Expedition:Japan and Around the World．An Account of Three Visits to the Japanese Empire with Sketches of Madeira, St．Helena, Cape of Good Hope, Mauritius, Ceylon, Singapore, China, and Loo-Choo, P．87．之所以佩里舰队就此事深感兴趣，正在于其有着更加明确的“强国没落”意义。至于前揭萨默斯事件和总督亚马留遇刺事件，作为19世纪中期影响澳门与香港、广东以及葡萄牙与英、中关系的大事，在澳门当地有着震撼效应。其中萨默斯事件引发葡萄牙与英国之间激烈的外交冲突，最终以英国政府正式向葡萄牙政府道歉并给予赔偿的方式解决，即葡澳当局实际上保全了尊严。⑤相关研究可见[澳]杰弗里·C．冈恩著，秦传安译：《澳门史：1557～1999》，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88页；马锦强：《1849年詹姆士·岑马士事件研究—英国与澳门早期关系一个案》，载范立舟，曹家齐主编：《张其凡教授荣开六秩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7～607页。关于亚马留遇刺事件，彼时英国的《伦敦新闻画报》亦言：“亚马勒（即亚马留）先生之死引起了外国人的普遍痛惜。他在对付中国当局时所表现出的能力、勇气和坚定为自己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但是他在这方面的突出表现也使自己成为了暗杀的目标。”⑥《伦敦新闻画报》第15卷，第374号，1849年11月10日，308页。见沈弘编译：《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 1842～1873》（上），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第76页。但在佩里舰队这里，这两起事件都成了美国人判断衰败没落的老旧帝国和如日中天的新兴帝国之间差距的风向标。佩里干脆将这两起事件评价为“葡萄牙国运衰败和民族性没落的有力证据”①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C．Perry, P．348．但佩里也承认，此事由英国人而起：“这个年轻人（指萨默尔）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或许这般奇特的展示于他而言完全是对自己虔诚基督教信仰的冒犯侮辱，也或许这样不足以允许他接纳其他宗教观点和信仰的差异。出自心中的宗教热忱，以及对其他信仰的误解，这个年轻人产生了对如此盛典公开表达蔑视的念头。于是，他有意站在游行队伍要经过的路中央，拒绝向从自己面前经过的主办脱帽致敬。”其结论明确：“正是此人那不合时宜的宗教狂热才导致了这场兵戎相见。”。心态之急迫，于此即见一斑。

三、佩里舰队眼中的华人与中国

如前所言，佩里舰队眼中真正的主角，是澳门这个舞台上的葡萄牙人和英国人，即衰败没落的老旧帝国和如日中天的新兴帝国在澳门如何表现。至于生活在这个东西文化交融之地、保持着独特生活方式的中国人，在他们看来，更多只是一种文化猎奇的观察对象而已。如华南一带沿海的疍民，一直是近代到访中国的西方人颇感兴趣的对象，佩里舰队同样不例外：“此地港口不适合停靠大型船舶，锚地位于沙沥（Macao roads）外，距澳门城有数英里之遥。不过，此地虽一切商业活动的景象俱稀少，却一直因疍家（Tanka）船队川流不息的往来而生气勃勃。疍民们操船往返于澳门本岛和自广州、香港而来的汽船之间，摆渡旅客行人。”②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C．Perry, P．164．威利特·斯伯丁更是有亲身的接触：

军舰离岸有一段距离，我们乘坐华人的“快船”（fast-boat）。这种跟着大船讨生活的小船在其他那些国家很少见到。一方面是考虑到跟随大船能轻松干净一点，长时间暴晒在又新鲜又毒辣的大日头底下划船很是受罪。而另一方面，华人船家几乎不用交税。一艘“快船”有三四个人划桨，船也是船主和一大家子人浮动的居所。船经常被雇去充当战船，每月只能拿到很少一点钱。他们一直是随处可见，不是去就是往，总是在黄埔（Whampoa）、香港和澳门之间呈三角状飞快地穿梭。……“快船”这个名字其实并不恰当，除非遇上好风。每当这时候，它们宽大的主帆被风鼓动，在水上急速如飞。快船的构造呈楔形，长约二十英尺，船上专门隔出一小块地方，下面铺上席子，给船客坐。甲板能掀动，水手们就蜷着身子，在甲板底下睡觉。自从“住在鞋子里的老妇人”（old woman who lived in a shoe）那时候以来，同一个空间中能装下这么多人，这方面再没有什么能超过华人快船（Chinese fast），或者叫疍家船（tanka boat）。除了做饭、储水和备用桅杆所占的空间，还有一方小小的神龛。神龛前面一炷线香常燃，供奉着他们的守护神。这座人满为患的城池不断接纳新的居民，居民的容身之处随之越来越多，环境愈发拥挤不堪。应该去向那些如蜜蜂一样活在世间的人学学，如何经济地利用空间。③J．Willett Spalding．The Japan Expedition:Japan and Around the World．An Account of Three Visits to the Japanese Empire with Sketches of Madeira, St．Helena, Cape of Good Hope, Mauritius, Ceylon, Singapore, China, and Loo-Choo, PP．88～89．

《住在鞋子里的老妇人》是一首著名的英国童谣。以此作为比喻，猎奇化的、不可思议的“东方”乃19世纪西方人观察中国的常见角度。这样的描述之中，优劣高低的判定不言自明。正如有学者通过对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东方主义（Orientalism）话语的研究指出，这是将东方设定为西方之“他者”，使西方体认到并确认自身文明的意义和价值。①周宁：《异想天开：西洋镜里看中国》，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页。赛义德更直指其为“文化霸权所具有的令人生畏的结构”。见爱德华·赛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32～33页。再如佩里舰队对疍家女性的观察：“华人疍家少女身穿艳丽的服饰，在风平浪静、水波微漾的海湾中摇浆划动着自己的小船，一派生动活泼。从海湾上方的阳台外廊远眺，整个海湾尽收眼底，她们一个个状若天仙。但是，如果走近了去搭船，她们的形象就变得俚俗粗糙，露出了真实。”②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C．Perry, P．164．威利特·斯伯丁因有亲身接触的经验，记录更加生动详细。③J．Willett Spalding．The Japan Expedition:Japan and Around the World．An Account of Three Visits to the Japanese Empire with Sketches of Madeira, St．Helena, Cape of Good Hope, Mauritius, Ceylon, Singapore, China, and Loo-Choo, PP．88～89．这些记录，几为有意去营造“先进”与“落后”“文明”与“蒙昧”的反差。

严格来说，佩里舰队对于澳门的华人并无独特的观察，而是将香港、广州、澳门的华人横向视为一体，纳入其对整个中国和中国人的观察范畴之中。如随舰游记作家巴亚德·泰勒便对澳门着墨甚少，而对“肮脏”“落后”的中国大加鄙夷，认为中国人在人种和外形上即是低劣民族。④Bayard Taylor．A Visit to India, China, and Japan in the Year 1853．G．P．Putnam & C．1855．又可参见[美]约翰·海达德：《中国传奇：美国人眼里的中国》，何道宽译，花城出版社，2015年，第279～305页。尤其是佩里舰队曾在香港、广州、澳门三地雇佣过一些华人水手和仆人，这简直成为舰队人员眼中集一切低劣质量于一身的“标本”：

那些舰队雇来船上干活的中国人，一直感觉海军的口粮配额满足不了自己的口腹之欲，尽管美国军舰上的口粮已经远比其他任何国家的海军口粮都量大丰富质量高。一般是每十名美国水兵一起开饭，共分两份口粮，并接受自掏腰包换取口粮。但是，中国人堪称是最肮脏卑劣的东西，不仅独吞发给他们的整份口粮，而且会跑到甲板上去捡一切能捡到的、人家吃剩下的残羹冷炙，还总围着舰上的厨师讨要铜锅里刮下来的剩饭。

在司令官舱室里干活的中国仆人吃得很杂，包括米饭、面包、牛肉、猪肉以及桌上的剩饭，跟其他舰队人员一样每天吃多达三顿。事实上，他们吃掉了海量的大米，再加他们能摸到的一切东西，这简直不可思议。只要没被舰队人员用心看紧，他们偷起糖和其他甜食就没完没了。如此大吃大喝在中国仆人们身上看出了效果，就像在不能说话的动物身上一样，他们很快变得又胖又懒。⑤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C．Perry, P．106．

对于底层或劳工阶层的中国人，司令官曾有机会对其做出评判。司令官因必须接受这些人的服务而与他们有所交集。司令官自感失望，因为他发现这些人其实终究算不上坏。实话实说，诚实算是中国人仅有的传统美德。但诚实可以用钱买，就像这个国家里小商小贩手上的其他东西一样。要是中国劳工经过深思熟虑在合同中写明要诚实，一般情况下他是可以信赖的，尤其是如果他担保过自己会履行合同的话。但是，如果恪守诚实没有作为具体条款的一部分明确写进合同里，中国人就会认为自己保留有撒谎、欺骗和偷东西的权利，一有机会就为所欲为，让合同最大程度上朝自己这边倾斜。雇请仆佣时，要求他们放心可靠，诚实守信，品行端正，乃是通行的惯例。若无担保，没有外国商人会愿意给家里聘用中国仆人，不会接受从自己账房书桌对面递过来一份没有清白家世作保、内容不可靠的文书。①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C．Perry, P．344．

甚至到佩里舰队抵达日本之后，有日本官员和翻译登上佩里的旗舰，发现舰上雇佣有20名中国水手，日本官员和翻译“以鄙视和厌恶的神情”向美国人发问：“你们要中国人在你们的船员中工作，这可能吗？”荷兰籍翻译波特曼（A.L.C.Portman）回答，中国人仅仅是美国水手的仆人。如此，美日宾主尽欢。②[美]约翰·海达德：《中国传奇：美国人眼里的中国》，第299页。

四、结论

19世纪中期美国海军佩里舰队观察下的澳门，更多是美国人眼中（或文化印象中）的澳门。由于佩里舰队对澳门与中国的认知多受法国传教士古伯察的影响，因而其对澳门与中国的观察也跟古伯察一样，难以摆脱自身的局限，无法保持真正客观中立的视角。佩里舰队将彼时的澳门简化为几个“澳门符号”去理解和观察。澳门本身的角色于其中似乎并不甚重要，而是为这些发生于澳门的往昔历史和政治事件提供一个舞台。佩里舰队眼中真正的主角，是澳门这个舞台上的葡萄牙人和英国人，即衰败没落的老旧帝国和如日中天的新兴帝国在澳门如何表现。至于生活在澳门这个东西文化交融之地、保持着独特生活方式的中国人，于佩里舰队而言，更多只是一种文化猎奇的观察对象而已。佩里舰队对于澳门的华人甚至并无独特的观察，而是将香港、广州、澳门的华人横向视为一体，纳入其对整个中国和中国人的观察范畴之中。观察的结论，则是将中国人视之为堕落肮脏、人种低劣的代表。由此而生的别样心态，则是另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