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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习型城市及教育载体

在汉字的表意文字体系中，“城”为“土”与“成”的组合，表示用土垒筑起来一圈完整的土墙，具有属地及其防卫性的特征。在体现社会关系的生产方式中，“市”为集中做买卖的地方，是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市”是“城”与“市”的历史结合，是以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人口集聚而形成的较大居民点，是人口密集、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方。因此，体现城市存在的载体，在建筑方面从砖瓦房屋发展到高楼大厦、从四通八达的公路发展到铁路乃至航线、从广场发展到园林、公园等；在设施功能方面有居民小区（社区）、政府机构、医院、学校、写字楼、商场、消防队等；在人口数量方面有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在城市影响力方面有世界城市、国际化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地方中心城市等；在行政级别方面我国现有直辖市（省级）、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等。

“城镇化”是一个极具中国时代特色的概念。随着城市向农村的不断扩张和农村向城市的不断取向，城市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于是，出现了“城镇化”这个历史发展中的范畴。城镇化实质是城市化，它反映了地区户籍居民中非农业人口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现代化城市规模越来越大，现代社会文明深刻影响着、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正式采用了“城镇化”一词。201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学习型城市是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理念不断发展的产物。当城市的发展实现了经济的量的突破之后，“知识经济”对于人力资源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进而催发了成人继续学习的强烈愿望，于是，出现了以全民终身学习为重要标志的新型城市文化。目前学术界关于学习型城市有多种定义：国际上对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内涵研究最早来自于1973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实施的教育城市（educating cities）推动计划，“学习型城市是这样的一个城市：它制定计划和战略，鼓励通过开发所有市民的个人潜能，以及发展所有组织间的合作协调，来创造财富、促进个体发展及形成社会凝聚力”（周立等，2011）[1]。 2001 年，OECD 强调学习型城市要将创新和学习置于发展的核心（樊小伟，2014）[2]。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提出：学习型城市是指城市各个部门能够有效地动用其资源，以促进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包容性学习、激活家庭和社区学习、促进工作场所学习、扩展学习现代技术的应用、改善并优化学习质量、培养终身学习文化，以此促进和加强个人能力和社会凝聚力，促进经济和文化繁荣，实现可持续发展（樊小伟、夏媛，2014）[3]。我国学者提出学习型城市是一种营造终身教育体制，发展知识经济，促进全民学习，不断创新和进步的城市发展类型（洪霞芳，2013）[4]；学习型城市是通过全民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组织建设，实现城市包容性可持续发展、各类组织创新发展和广大市民全面发展的城市（杨树雨，2016）[5]。

综上，学习型城市是一个与终身教育、全民学习、人的全面发展紧密相联的概念。以学习求城市及其成员的可持续发展（叶忠海，2013）[6]，成为时代潮流。多层次多元化的学习需求必然刺激教育供给，因此，各级各类教育载体的“供给侧”研究迫在眉睫。

学习型城市的教育载体是指城市中承担终身教育任务的各级各类学校和教育机构。各教育载体能够充分发挥人、财、物等资源的作用，能够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服务于全民学习和终身学习，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我国普通学校教育载体主要是各中小学校、普通高校，普通学校教育载体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发挥着正式教育的作用，暂不作为本课题的研究对象。学校后教育载体主要是继续教育载体，包括普通高校成人教育学院（函授、业大、脱产）和网络学院、广播电视大学系统、独立设置的成人高等院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系统、成人中等专业学校、社区学院、老年大学、社会教育机构、企业学习型组织等。继续教育载体在学习型城市建设中发挥着普及、提升大众继续教育的重要作用，以继续教育载体来推动学习型城市的升级与发展，是实现终身教育、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必要路径选择。

二、继续教育对于学习型城市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党和国家政策指导继续教育与学习型社会建设紧密结合

发展继续教育，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是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要任务。党的十六大提出“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党的十八大再次强调：“积极发展继续教育，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党的十九大提出“发展继续教育，建设学习型社会”。

发展非学历继续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健全体制机制，推进老年教育和社区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大力发展继续教育，构建惠及全民的终身教育培训体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建立健全继续教育体制机制”，“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以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为核心，大力发展非学历继续教育”，“广泛开展城乡社区教育，加快各类学习型组织建设，基本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年）》提出了老年教育发展的总体思路，“目前有700多万老年人在老年大学等机构学习，有上千万老年人通过社区教育、远程教育等各种形式参与学习，初步形成了多部门推动、多形式办学的老年教育发展格局”。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意见》提出“发挥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在提高社会成员素质以及满足终身学习需求中的核心和骨干作用”；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对于社区开展道德、法制、礼仪教育提出了总体要求，提出“重点面向城镇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和农民工，积极开展职业技能、思想道德、民主法治、文明礼仪、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教育培训，通过社区学习与交流活动，增强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加快其融入城镇社区生活的进程”。

党和政府的相关文件要求表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成人群体的继续教育，将成人继续教育上升到国家决策层面，将其政策化和制度化，指导成人继续教育步入普及、规范的轨道。国家和政府通过各种相关制度来保障继续教育的发展，向所有成人提供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促进学习型社会建设。

（二）继续教育是学习型城市的重要支撑

继续教育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与时俱进的教育，在不同历史阶段为学习型社会提供人力资源基础。成人在不同阶段和不同环境下必须接受继续教育：“对于今天世界上许多成人来说，成人教育是代替他们失去的基础教育。对于那些只受过很不完全的教育的人来说，成人教育是补充初等教育或职业教育。对于那些需要应付环境的新的要求的人们来说，成人教育是延长他们现有的教育。对于那些已经受过高等教育训练的人们来说，成人教育就是给他们提供进一步的教育”[7]。这些论述清楚地表明，成人在没有接受过基础教育、或只接受了不完全的基础教育情况下，要接受继续教育；成人在新的工作岗位需要或新技术要求的情况下，要接受继续教育；成人在已有的高等教育基础上要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变化，要不断更新地接受继续教育。由此可见，成人继续教育一方面是典型的学校后补充教育，其对象是广大的成人群体；另一方面，成人继续教育是社会教育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是社会的大众的普及教育。

继续教育是一种符合知识经济和终身学习社会要求的持续教育，具有教育的“追加”和“连续”性特点，为提升城市品质提供最后阶段的教育。自从美国学者罗伯特·哈钦斯于1968年在《学习型社会》一书中提出学习型社会的理论建树以来，国际社会积极开展了实现学习型社会的路径探究。1972年，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研究成果，把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联系起来，作为未来社会形态的构想和追求目标（梁鑫，2015）[8]。2013年和2015年，分别在北京和墨西哥召开了两届全球学习型城市大会，发布了《建设学习型城市北京宣言》《学习型城市的主要特征》《学习型城市墨西哥城声明》等重要文件，建设学习型城市进而形成学习型社会成为全球共识。

继续教育、终身学习、学习型城市的共性思想集中表现为将教育和学习看作是终身的、全面的、开放的。终身学习是人人参与社会发展的一项普遍性的基本权利，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是现代城市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

（三）继续教育是学习型家庭的文化素养需求

家庭是学习型城市的重要构成元素。任何学习型城市的发展战略都需要把成人的学习延伸至家庭和社区（吕慧，2014）[9]。 在一个家庭中，家长（成人）与孩子们具有“法定”的、规范的伦理关系，家长天然地成为孩子们的长辈，也因而历史地担负着培养和教育孩子们的社会责任：“养不教，父之过”，如果家长生养了孩子但不尽教育的义务，则是做父亲的过错。成人也由此自然而然地成为孩子们立德树人的榜样，成人的言行不仅仅是自身的表现，也是下一代人的“样板”。成人在家庭中对于孩子们具有绝对的引导作用：一是用自己的心灵引导孩子们向上向善、阳光快乐；二是用自己的行为引导孩子们懂得尊重人、尊重法则、诚实守信；三是用自己的学识引导孩子们求得未知、创新文明。

家长在家庭中的位置急需社会建立起成人继续教育体系。儒家文化要求人们必须不断地接受教育，以达到“知者不惑”，倡导谦虚好学，“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是继续教育和终身学习思想的最早期表达。现代社会成人对于参加继续教育、实现终身学习有着更加迫切的诉求，继续教育对于良好的家庭学习关系的形成具有正能量的文化影响力。

三、天津市继续教育载体基本情况

（一）成人学校是学历和非学历继续教育的主要载体

鉴于继续教育的对象主要是成人，所以，本课题对天津市各级各类成人学校教育的基本情况进行了重点研究。2017年《天津教育年鉴》统计结果显示，2016年天津成人学校的基本构成可分为四大类（基本情况见表1），分别是：普通高校函授、夜大、脱产；成人高等学校；成人中等专业学校、成人技术培训学校。就整体办学规模看，2016所成人技术培训学校办学规模最大；其次是普通高校函授、夜大、脱产；再次是14所成人高等院校；最后是17所成人中等专业学校。

表1 2016年天津市成人学校教育基本情况

（二）2014-2016年成人学校教育毕业生、招生、在校生统计

理论上，随着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发展，城市继续教育规模应该不断扩大，但事实上却出现了成人学校教育学生数趋于减少的现象。由表2、表3、表4可知，2014-2016年，天津市常住人口由2014年的1516.81万人增加到2016年的1562.12万人，3年增加了45.31万人，增幅为2.99%。天津市成人学校毕业生数由2014年的128.71万人减至2016年的80.88万人，3年减少 47.83万人，减幅为37.16%；天津市成人学校招生数由2014年的137.74万人减至2016年的78.71万人，3年减少59.03万人，减幅为42.86%；天津市成人学校在校生数由2014年的142.03万人减至2016年的82.57万人，3年减少59.46万人，减幅为41.86%。

（三）老年人大学开启了持续学习的老龄文化新形态

老龄化社会是指老年人口占总人口达到或超过一定的比例的人口结构模型，根据国际公认的65岁老人占总人口的7%的标准，我国从2000年已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2015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22亿，占总人口的16.1%，预计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3亿[10]。天津市2016年60岁及以上的老年户籍人口为225.88万人，总户籍人口为1044.40万人，老年户籍人口占总户籍人口的比重为21.63%；65岁及以上的老年常住人口为156.09万人，总常住人口为1562.12万人，老年常住人口占总常住人口总数的比重为9.99%[11]。

表2 2014-2016年天津市成人学校教育毕业生数占全市常住人口比例（万人）

表3 2014-2016年天津市成人学校教育招生数占全市常住人口比例（万人）

表4 2014-2016年天津市成人学校教育在校生数占全市常住人口比例（万人）

老年人大学是老龄化社会的产物。继续教育中的老年教育是不容忽视的“第三年龄”教育，老年人大学是满足老年文化教育需求的重要继续教育载体。目前全国有700多万老年人在老年大学等机构学习，有上千万老年人通过社区教育、远程教育等各种形式参与学习[10]。天津市老年人大学成立于1985年，现有9个系，一个远程教育学院，745个教学班，开设360多门课程，在校生26884人。随着老年人参加继续教育需求的不断增加，相应地老年人继续教育的供给量也在增加。2016年天津市老年人大学新录制了15门219集课件，与2015年相比，增加25%[12]。

（四）研究结论

1.天津市成人学校教育规模连续3年缩减。以上数据表明，2014-2016年天津成人学校教育学生数大幅下降。2014-2016年，天津市常住人口逐年增加，成人学校教育毕业生数、招生数、在校生数逐年递减，3年减幅大致为30%-40%；成人学校毕业生数、招生数、在校生数分别占全市常住人口的比重逐年递减，天津市参加成人学校教育的人数在逐渐减少。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普通高校成人专科招生数下降。2016年11月教育部印发《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规定自2018年起，普通高等学校将不再举办本校全日制教育专业范围外的学历继续教育；没有举办全日制专科层次教育的普通本科高校，不再举办专科层次的学历继续教育。虽然文件规定的执行期在2018年，但一些普通高校陆续缩减乃至取消继续教育招生也在情理之中。

原因之二是成人高等院校的文凭含金量远不如普通高校。在继续教育的学历和学历认证方面，社会上有一种“观念壁垒”，就是首肯普通高校文凭，同样的专科专业，普通高校的成人教育毕业生比电大等成人高校的毕业生好找工作。所以，尽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出台后，受益的本应是成人高等院校，但事实上，电大等成人高等院校的招生数仍然不容乐观。

2.老年教育供给与需求均衡发展。天津是全国第一个出台老年教育地方法规的城市。2002年发布《天津市老年人教育条例》，2005年发布《天津市老年教育“十一五”发展规划》，2016年发布《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年）》，天津市在老年人教育的政策法规建设方面走在了全国各地的前列。随着老年户籍人口和老年常住人口比重的上升，为满足老年人教育的旺盛需求，天津市建立了市、区、街（乡镇）、社区（村）四级老年教育网络。市老年大学在课程设置、教学进度、教材选用、课堂教学等方面均有明确的规范和要求；注重校园文化建设，以“乐学、乐教、求新、有为”为校训；积极开展远程教育，鼓励网上学习，2013年开通“天津老年远程教育学习网”，2016年学校学习网开放的50多门课程点击率超过80万人次；2015年以来实行网上招生报名，解决了招生时排队拥挤的现象[12]。

四、天津市继续教育载体协同发展的建议

（一）成人学校开展具有自身特色的“双一流”建设

我国普通高校率先开展了“双一流”建设。2015年11月5日，国务院发布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2017年9月21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正式公布了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简称“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共有42所一流大学和95所一流学科大学入围。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应着力于一流学科基础上的学校整体建设、重点建设，全面提升人才培养水平和创新能力；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则重在优势学科建设，促进特色发展（陈路等，2017）[13]。

成人学校要制定有别于普通高校的“双一流”标准。专业设置“大而全”是制约高校特色化发展的严重“弊端”，多数成人学校也开设了普通高校所开设的大部分专业，专业及课程同质化严重，尤其受“以生养校”的影响，彼此盲目争抢生源，学生进门和出门的门槛越来越低，文凭的含金量亦遭折损。虽然成人学校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要目标，但也要走特色学科支撑学校整体发展的道路，也就是说，各成人学校要积极培育适合职场需求的特色专业，以一流专业化赢得某一类继续教育市场。“双一流”建设的首要原则是集中有限的资源打造比较优势，避免课程重复，即几门课程同时指向一个专业子目标，这时需要考虑课程合并（周光礼，2016）[14]；其次是凸显学校的现代化教育水平，推广现代教育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有机融合，利用现代技术手段进行高质量的课程设计。以MOOCs为代表的远程开放教学开始冲撞传统大学制度，互联网时代线上线下、虚实结合的混合式教学，各级各类教育机构无论主动还是被动，都将以新的思维融入到教与学的再度整合之中，越来越多的人看好社会性很强的网络在线教育（张少刚，2013）[15]，因此，成人教育学校必须高调退出传统课堂教育方式，接受“互联网+”的教育价值取向，建设多种媒体融合的高质量的网络精品课程，实现学校之间的资源互补和资源共享。

（二）尽快成立继续教育跨部门组织机构执行相关职能

关于继续教育跨部门组织机构建设，《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建立健全继续教育体制机制，政府成立跨部门继续教育协调机构，统筹指导继续教育发展；搭建终身学习“立交桥”，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纵向衔接、横向沟通。《天津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率先形成学习型社会”的战略目标，“建立天津市学习型社会建设和继续教育促进委员会，统筹协调全市学习型社会建设和继续教育发展。建立市级终身学习指导服务中心，为市民终身学习提供业务指导和支持服务。建立和完善政府统筹、部门行业分工负责、分类指导、协调合作的继续教育管理体制”。

北京、上海等城市建立了由市政府统筹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我们提供了值得推广和借鉴的学习型城市建设经验。北京市成立了由市政府主要领导牵头的“建设学习型城市领导小组”，由与学习型城市建设相关的29个部门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北京市教委；上海市成立了由精神文明委领导，市委宣传部、组织部、市教委等13个单位组成的上海市推进学习型社区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市教委；武汉市政府成立了以副市长为主任的“终身教育推进委员会”[16]。

跨部门组织机构的重要职能是统筹规划学习型城市建设所需要的资源配置，为既定目标的实现提供最有利的体制机制保障，促使继续教育供给侧改革，进而满足不断发展的成人学习需求，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最优服务。继续教育是终身教育的最后完成阶段，是学习型城市建设的重要评价指标，因此，加强继续教育载体协调机构建设，发挥跨部门机构的组织和引领作用，对于加快天津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步伐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

（三）建立学分银行联盟实现学分认证

关于学分银行建行，《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建立个人学习账号和学分累计制度，畅通继续教育、终身学习通道，制定国家资历框架，推进非学历教育学习成果、职业技能等级学分转换互认”。2014年《教育部关于推进学习成果积累与转换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各类继续教育机构之间要建立学习成果互认的机制。普通高校继续教育、开放大学、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教育培训机构等不同类型继续教育机构要结合继续教育综合改革，通过协议和联盟等方式，建立学习者跨校、跨专业的选课制度，探索普通高校各类学历继续教育与开放大学远程开放学历继续教育的学分互认试点”[17]。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学前教育、特殊教育、继续教育改革发展”，“试行普通高校、高职院校、成人高校之间学分转换，拓宽终身学习通道”。

古希腊阿基米德有句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整个地球！如果我们把整个终身教育体系比作一枚“球体”的话，那么，学分银行就是撬起终身教育体系这个“球体”的重要支点。要建立四通八达的终身学习“立交桥”，实现不同类型学习成果的互认和衔接，必须有能将继续教育载体有机连接起来的“关节点”或“纽带、桥梁”，使之畅通运行的便是学分银行。因为各级各类继续教育载体的沟通与衔接，主要依靠的标准是学分互认和转换，学分银行是沟通学历继续教育之间、非学历继续教育之间，以及学历继续教育与非学历继续教育之间的最佳中间环节，是加速继续教育机制运行的强大助推器。因此，沟通和协同发展继续教育载体，处理好各教育载体之间的关系必须抓学分银行联盟建设。

季明明教授提出，中国特色“学分银行”是支撑国家终身教育体系正常运行的核心制度保障。逐步建立起基于国家统一标准、各类学习成果能够被认证、累积、转换以及可以分别获取相应配套证书的国家学分银行制度，有力地支撑起我国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的发展。教育部职成司部署国家开放大学历时5年开展学习成果认证积累与转换制度研究与实践试点项目取得重大突破，在多个行业建立了认证单元库，覆盖全国31个省市地区、20个行业建立了70余个学习成果认证分中心（认证点）。教育部计划深化学分银行建设试点，搭建国家公共服务平台，探索建立国家学分银行（季明明，2018）[18]。

上海学分银行起步较早，实践运行证明可行。采取了“三步走”的措施：首先在起始阶段，建立上海市各成人院校与上海开放大学之间的课程或专业学分互认机制；其次在拓展阶段，联合上海市属普通高校的继续教育学院与上海开放大学，通过“学分银行”实现学分上的融通；最后在全面提升阶段，上海开放大学与部属网络教育学院、继续教育学院以及国家自学考试等教育机构之间开展深度合作，实现学分融通（徐浩，2013）[19]。上海学分银行建设的经验表明，学分互认、建立学分认证体系是继续教育载体协同发展的重要环节。

（四）加强成人教育学校体系建设满足不断发展的继续教育需求

1.树立“大继续教育”观念服务学习型城市建设。学习型城市建设关乎城市居民的全面发展，不论个体是否愿意，终身教育和继续学习的历史潮流必将把每个人都席卷其中，继续教育载体特别是成人教育学校也因此而任重道远。鉴于本市学校继续教育载体相对独立分散、整体规模偏于狭小的状况，应该加强成人教育学校之间的合作，全市继续教育一盘棋，建立“大继续教育”观念，形成继续教育系统规模，合力探索成人教育学校人才培养模式，精准满足不断发展的继续教育需求，为学习型城市建设提供高质量的持续发展的应用型人才。

2.通过课题立项助推课程资源共享。跨部门组织机构实际发挥作用，负责组织协调各成人教育学校积极参与课程资源建设。由市教委组织成人教育学校进行课程情况调研，试点列出各成人教育学校连续3年开设的主要相同课程（大课程）；再由市教育规划办组织科研立项“大课程”资源建设，根据课程实际情况，每门课程建设不少于2种资源（教材和多媒体课件）；组织专家对“大课程”进行评估验收，“大课程”项目必须在2年内结题，第三年投入使用。“大课程”资源成本和收益由三部分构成：一是市教育规划办基金资助；二是立项单位匹配资助；三是教材和多媒体课件使用单位购买所支付资金。“大课程”建设对于使用单位来说，既减少了成本支出，又得到了经过评估结项的高质量的课程资源。

3.通过责任制实现实训基地资源共享。提高实操技能是成人参加继续教育的重要动力。成人教育学校努力寻求校企合作，其目的一是使学生在学校学习的专业理论，能够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二是使学生掌握实操实践技能，满足对口岗位人才培养需求。但学生实习对于企业来说，无形中增加了管理成本，所以多数企业不愿意提供实训场所，因此不是所有学生都有到企业实训的机会。

成人教育学校面临实践基地少、设备老化、启动资金不足等现实问题。建议实行实训基地责任制度，一是政府相关部门扩大继续教育投入，分期分批投资兴建实训基地，供各成人教育学校有偿使用；二是准许成人教育学校现有实训设备租赁，规定收费标准，谁使用谁交费，谁投入谁收费；三是成人教育学校联合投资兴建实训基地，按投资股份收取一定比例的使用费用。

（五）加强平台建设深入开展老年远程开放教育

在学习型城市建设有关部门的组织领导下，依托成人教育学校载体积极开办老年远程开放教育平台，充分发挥“互联网+”的教育技术作用服务于老年教育。利用网络平台开展老年远程开放教育，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需求：一是老年服务人才培养的社会化需求；二是老年人持续学习的需求。

远程开放教育为培养中国老龄化社会所需要的高层次、复合型和应用型专业人才服务。为解决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2013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到2020年，全面建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功能完善、规模适度、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养老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实用型人才，必须将养老服务教育纳入到整个终身教育体系中，以适应国家经济和教育结构性变革之需要，成人教育学校要与时俱进地填补老年学方面的专业设置和课程供给的“盲点”。由于新专业论证周期长，所以，可以发挥远程开放教育优势，推广时间短、易操作、以课程为核心的养老服务“培训包”，为社会培养养老服务业的专门职业人才，实现远程开放教育助力养老服务业的完美对接。

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经注册可进入老年远程开放教育平台进行开放学习。老年人持续学习的目的不是“补偿学历”，而是满足自身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以不脱离社会的“快乐、有为”为目标，希望重新为社会所认同（陈春勉，2018）[20]。因此，针对老年人开放的平台课程，内容主要以生活实操、健身养性为主；课程表现形式多样化，可以是极小专题的5分钟微课，也可以是分章节的连续课程。老年人足不出户就可以参与远程开放学习，理念上要认同依托信息技术而开展的网络教学这一新型教育形式，实践上要学会在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条件下，利用手机、电脑等终端开展移动学习。

（六）利用大数据功能建立社区居民终身学习档案袋

大数据开启了数据科学管理的新时代。大数据的应用正影响着自然科学、工程学、医学、金融等领域，由于技术改变了人类信息活动的社会主体结构、参与方式以及对信息资源的拥有关系，从而会改变参与者之间的教育关系（祝智庭，2014）[21]。大数据（big data）对于建立居民终身学习档案袋具有重要价值：一是可以使社区科学掌握居民继续学习的数据信息；二是可以根据居民的文化程度因材管理，促进和谐社区、学习型社区的形成。

成人教育学校应该主动担负起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历史使命，主动面向社区，为居民终身学习提供支持服务。社区学院和社区是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基层继续教育载体，但教育技术能力相对薄弱，可联合成人教育学校为居民建立终身学习档案袋，共同利用大数据为社区管理提供公益服务。大数据成本低，存量大，可以实现对每个人终身学习情况的跟踪管理，因此，利用大数据建立起切实可行的居民终身学习档案袋，不仅为继续教育资源的大面积辐射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手段，也为终身学习成果认证、学分银行的通行提供了有效的数据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