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淼　陈嘉琳

2018年11月9日的《纽约客》网站上，刊载了凯蒂·瓦尔德曼的文章，题为《“气候变化小说”如何迫使我们直面地球之将死》，在文中，瓦尔德曼对新近结集的一部“气候变化小说集”进行了评论。

作为“原创故事”系列的一部分，亚马逊公司编辑了一部“气候变化小说”网络文集，题为《更暖》，这部小说集的作者资历显赫，其中就包括“普利策奖”获得者（简·斯迈利）以及“国家图书奖”最终入围者（劳伦·格罗夫和杰斯·沃尔特）。瓦尔德曼认为，这部小说集为我们思考“地球之将死”这个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不过，“气候变化小说”这个说法本身却可能有点“反直觉”，即“地球之将死”是有着科学依据的预言，但许多人视其为“虚构”，而这部小说集又是在用“虚构”的方式来表现这一科学预言;另一方面，文学总是某种“人文主义”的行为，因为它本能且不可救药地肯定着“人类”的价值。但如果人性并非生来高贵，而是处于崩坏腐朽之中且需要即刻疗救呢？然而，人类对于自身之不负责任和贪婪无边的审视，又是可以借助虚构的过滤的——《更暖》中的故事，恰恰也体现出这一矛盾：它既直面了不可思议的气候变化，又用文学的方式使其改换了颜面。

《更暖》里的小说构想了气候灾难来临之前、之中和之后人类的生活;它涉及气候变化的方方面面——极端天气（大雪、飓风、极寒）;里面的人物也一面绝望无助，一面哀悼着美好生活的消逝。在对这些小说做了简短介绍之后，瓦尔德曼指出，它们实际上其實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是否存在“气候变化的诗学”？就好像枪支暴力，这一危机需要一种文学表达，以使其从理性认知的层面深入读者的身体;而关于枪支暴力的小说，一般都是黑色幽默、叙述语调扁平死板、意义则在翻来覆去的重复中消散。《更暖》文集里的小说虽然在情绪上并不一致，但却共享着某些基本主题：悬在头顶的巨变范围之大、其超现实感之强烈，以及作者和读者在希望与绝望之间的挣扎。长久以来，人们认为文学乃是贫瘠环境中美的闪现，它激发起我们内心的回响，我们因此获得安慰。阅读《更暖》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记起许多人都友善而充满爱心、我们在地球上的最后喘息总是浸润着奇迹般的意义的过程。就此而言，《更暖》似乎为我们提供了某种“净化心灵”的“诗学”体验。

但这也不禁让人猜测，我们是否有可能写出另外一种小说，比如一种智能流行病肆掠地球，并在此过程中毁掉了自身。在瓦尔德曼看来，这样一种故事——非关人类的、不可讲述的——就如同渐近线，也许它能打破“气候变化文学”自身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