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英 邹 璇

北宋仁宗时期，外有辽和西夏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国内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人民生活困苦，社会危机日益严重。为摆脱危机，改变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局面。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参知政事（副宰相）范仲淹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改革主张，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教育、军事、法制等各方面，得到了宋仁宗的支持，从而揭开了“庆历新政”的序幕，由于新政触动保守派官僚贵族的既得利益，遭到强烈反对和阻挠。庆历五年（1045年）初，范仲淹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之后范仲淹贬到邓州，又辗转于杭州、青州，皇佑四年（1052年），调往颍州（今安徽阜阳），行至徐州，不幸病逝，享年64岁。宋仁宗亲书其墓碑曰“褒贤之碑”，谥“文正”，封楚国公、魏国公，世称“范文正公”。范仲淹一生出将入相，名重竹帛；功业文章，传诵千古；人格道德，彪炳青史；壮志情怀，俎豆千秋。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杰出的、优秀的、影响深远的人物①。

一、庆历新政研究总论

庆历新政的研究，历来备受瞩目，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20世纪50年代以来，公开出版的研究著作有30多部，公开发表的相关研究论文有90多篇。研究内容涉及庆历新政的指导思想、吏治改革、失败原因、庆历党争、历史影响、当代借鉴、与“熙宁变法”的关系等方面，本文分别从整体研究和专题研究两方面进行梳理和回顾反思。

漆侠先生是大陆较早研究范仲淹的政治改革思想的学者，最早于1952年发表论文研究范仲淹②，之后分别于1997年出版《中国改革史》、1999年出版《探知集》、2009年出版《漆侠全集》等一系列著作，就庆历新政进行了专门研究论述③。方健教授在著作《范仲淹评传》中，专门有章节从庆历新政产生的历史条件、具体进程、内容、改革失败的原因等方面进行论述，并做了客观而又详实的评价④。何忠礼对庆历新政的历史背景、失败原因和影响进行了研究论述⑤。

对庆历新政的研究，论著颇丰，如林嘉文论述了庆历新政引领了一股高昂的士风，掀起了北宋士大夫政治的一个高潮，对振奋士大夫精神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⑥。除此之外，还有程应闺的《范仲淹新传》，陈荣照的《范仲淹研究》，李涵、刘经华的《范仲淹》，顾奎相、陈濚的《中国古代改革史论》、周远廉的《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 （两宋卷），刘泽华、乔治忠等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隋唐宋元明清卷），郭学信的《宋代士大夫文化品格与心态》，王放放的《中国行政改革思想史》，张国的《中国治国思想史》，李永顺的《秋获集》，吴学刚的《帝国兴衰 中国大王朝的缔造与崩溃》，邓广铭的《宋史十讲》，吴铮强的《北宋帝国书生意气》，诸葛忆兵的《范仲淹研究》，张焕玲的《范仲淹》等⑦。

除论著外，还有学者发表期刊论文、报纸文章专门进行相关研究，最早发表论文对庆历新政研究的有高欣的《北宋变法的开端——庆历新政》，他认为“庆历新政”是北宋社会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一个由中小地主阶层代表人物所进行的一次政治革新运动的重要尝试⑧。代表性研究论文还有：郭学信认为庆历新政集中了当时朝野士大夫要求改革的主要意见，凸显了以范仲淹为首的宋代文人士大夫对社会群体的无限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⑨。王月平以“庆历新政”为核心，研究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范仲淹行政改革思想，集中阐述了范仲淹整顿吏治、财政改革、军政改革以及法制改革的思想，论述了范仲淹行政改革思想的历史地位以及现实意义⑩。

相关期刊、报刊研究论文还有：郭正忠的《一次限制特权的历史尝试——论范仲淹的“庆历新政”》，齐陈骏、汤开建的《略论“庆历新政”》，宋衍申的《“庆历新政”时期的谏言》，郭正忠的《范仲淹和“庆历新政”》，朱瑞熙的《范仲淹“庆历新政”行废考实》，董季林的《庆历新政略论》，李保林的《从“庆历新政”看范仲淹的实学思想》，王晓薇的《论张方平的政治改革主张与实践——以庆历新政前后为例的分析》，王丽芳的《韩琦与庆历新政》，张希清的《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范仲淹与庆历新政》，齐夫的《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司马延的《“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范仲淹的名言与“庆历新政”》，匡淑红的《范仲淹与庆历新政》，李曦、郑红的《是功还是过——梅尧臣与庆历新政补缀》，陈峰的《庆历新政不是“抓权和搂钱”》⑪。

以上研究成果向我们展示了近六十年以来有关庆历新政研究的总体概况，以下分别从论著所涉及的不同方面进行论析评述，以资借鉴。

二、对庆历新政指导思想及原因的相关研究

《宋史》言：“范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⑫，受《周易》的浸润熏陶、启迪影响，范仲淹提倡“经以明道，文以通理”，开一代易学新风，为政治变革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根据和思想指导。范仲淹的政治改革理念和思想实践，直接体现了《周易》的变法革新理念和崇德尚德观念。不仅从政为官，不惧威权，而且为国为民痛陈大义，屡遭贬抑，不为荣辱所动，坚持“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励志于变革现实政治，范仲淹崇高的精神境界和政治成就，赢得了当时北宋王朝一大批正直官员的支持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⑬。

郭学信认为庆历新政是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一次民本、仁政思想的尝试和实践，所表现出来的对国家之兴亡、人民之安危深切关注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杨永亮认为庆历新政是范仲淹主持下的社会革新运动，是其长期政治实践积累的经验与国平民安政治理想的积极尝试⑭。

北宋统治者强干弱枝的政策在有效防止藩镇割据的同时，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却造成了终其一代都未能解决的冗官、冗兵、冗费问题，并日益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对这些问题，以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思想家们率先进行了改革的尝试。李亚娟认为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的主要原因是“三冗”问题、土地兼并、赋税繁重及“守成循默”的政治风气转变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江小夏认为此次改革与当时逐渐兴起的“疑经惑古”思潮密切相关，许多改革措施正是建立在此思潮的基础上。“新政”虽然很快就失败了，但其所带来的庆历思潮却为之后理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⑮。

总体来说，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的实施深受《周易·系辞》“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启迪影响，面对当时存在的民族矛盾、边患危机、“三冗”、土地兼并等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和正直官员痛切地认识到，唯有改革才有出路。

三、庆历新政吏治改革方面的相关研究

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影响较大的是对封建官僚制度、对吏治的改革，思想非常丰富，无论从官吏的培养选拔到任用、监察、考核，首尾相顾，系统完整，紧密相连，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⑯。

夏其干、范兆琪、冀步良都论述了范仲淹对封建官僚制度、对吏治的改革，思想非常丰富。夏其干认为范仲淹在吏治方面的改革在当时有着明显的进步性，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对我们今天的改革，对党政领导干部廉政建设有着借鉴作用，但在论述中缺乏对这几方面关系的探讨⑰。

姚瀛艇认为我们今天的改革与“庆历新政”有着本质的不同。但社会生活中的封建遗毒对改革可能造成的危害，当引起我们的警惕⑱。邵利锟认为范仲淹主要围绕着北宋的吏治改革展开的“庆历新政”，在宋代政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由于新政开展仓促且受到保守派的阻力，故其各项措施并未全部实施，且行废情况也各有不同⑲。白文固认为范仲淹庆历新政中“抑侥幸”这一措施完全是建立在照顾大官僚及其亲属基础上的，既不能触动封建等级制度，又极力维护封建宗法制度，使得侥幸的政策规定带有很大的折中性和调和性⑳。

四、庆历新政失败原因的相关研究

庆历新政经过一年零四个月就很快失败了，主要有两方面因素，一是主观条件不够成熟。在政策的制定和推行上缺乏调查了解，过于主观、急躁，官吏任用比较主观随意，实施过程缺乏周密部署，政策缺乏正确性、可行性；二是客观条件尚不完全具备。当时社会矛盾比较复杂，北宋王朝尽管腐朽，但还具有一定的调节功能和相对稳定性，守旧势力强大。

郭文佳、赵燕玲、郭学信的论文都论述了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和意义，郭文佳认为把新政失败简单归结于倡导者未能抓住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有失偏颇。赵燕玲指出，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大致有三方面：一是宋仁宗对待新政及其推行者态度的前后变化；二是改革涉及吏治整顿，触动保守派官僚贵族的既得利益，遭到强烈反对和暗中阻挠；三是革新派内部存在矛盾和分歧。郭学信指出范仲淹等改革派提出的系列主张虽然是正确的，但是没有和发动依靠各阶层，以及广大人民的参与和支持，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㉑。

郑志强认为新政失败的原因有四点：一是对改革缺乏可操作性的保证措施的规划与设计；二是改革缺乏必要的组织力量准备；三是改革的必要性并未在整个赵宋王室家族形成共识，仅仅只是宋仁宗皇帝一人的一时冲动；四是改革的方案只是在范仲淹等改革派中酝酿，但在整个士大夫阶层并未形成认识上的统一㉒。诸葛忆兵在考察前人著述的基础之上，对“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指出在封建君主专制社会，想要通过改革而建设高效廉洁的干部队伍，这与封建君主专制社会的根本制度就存在着矛盾冲突，因而失败是必然的㉓。

在新政中有一项为裁抑“任子”，实质是限制了中高层官员在权力承袭之际的既得利益，所以遭到强烈反对和暗中阻挠也在情理之中。穆朝庆认为在庆历新政中，宋代的选任官员制度是任子泛滥的政治温床，企盼权力与承袭权力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新任子法设计有先天性缺陷，不可能达成广泛的改革共识，多项改革措施齐头并进，矛盾叠加，改革的夭折可想而知㉔。相关研究还有朱瑞熙、马立诚、郝金红、陈良、眭达明等人的文章㉕。

五、庆历新政的失败与“庆历党争”研究

北宋仁宗时，夏竦指范仲淹、富弼与谏官欧阳修等为朋党，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均因此而遭贬逐，称为“庆历党争”。

对“庆历党争”进行研究的论著有：沈松勤出版著作《北宋文人与党争——中国士大夫群体研究之一》，本书在整体立论上勇于创新，观点鲜明，在许多具体环节上，又能发前人所未发之覆，涉及到了庆历新政后到王安石变法时的政治状态㉖。罗家祥的《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论述了北宋政治的发展与北宋党争之关系，主要联系朋党之争看北宋中晚期的政治㉗。虞云国认为新政改革派公然不避朋党之嫌，迫使仁宗把消解朋党之争的棘手局面放在首位，既然小人结党而不承认，那就只有把不避结党之嫌的君子逐出朝廷㉘。邓小南在其著作《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中，认为“庆历新政”时对祖宗之法的阐述不同使士大夫分化为改革派和反对派㉙。王桐龄认为有宋一代的历史，称做争夺政权的历史也毫不为过。奸佞宵小，为了营徇私利固然要争；志士贤人，为了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也要争。争到了白热化的时候，这些人就失去了理智，只凭意气用事，相互诋毁，而以“朋党”的罪名加在对方身上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于是，新旧党相互倾轧就伴随着北宋朝的始终㉚。朱子彦在其著作《中国朋党史》中专门论述了庆历新政在实施一年多时间里，朝堂内外争执不断，守旧派利用历代君主深恶痛绝的“朋党”罪名，喋喋不休地在宋仁宗面前攻讦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结朋聚党，不仅进行人身攻击，还制造文字狱，使得宋仁宗在朋党问题上始终难以释怀，范仲淹等人一旦染上了朋党之名，就洗刷不清，最终窒息了北宋中叶的这场改革运动㉛。政治舞台波诡云谲，险象环生，在这种情况下，宋仁宗只能换执政班子。结果是守旧、革新两派一起下野，范仲淹等人酝酿多年的庆历新政还未来得及实施，便在严厉防范朋党的叫嚣声中成为一现之昙花，宣告失败。

除上述著作中有相关研究论述外，还有学者发表期刊论文、报纸文章专门进行研究，主要有：陈植锷认为在新政中划分“君子之党”或“小人之党”，把朋党斗争进行到底的做法，导致新政严重脱离群众而迅速失败㉜。王瑞来通过对范仲淹致叶清臣的信进行研究，庆历新政之所以迅速夭折，就是因为“黑白太明”，是很有道理，具有启迪意义的㉝。王京生、张传功指出，随着新政的推行，朋党之争导致新旧两派矛盾的不断激化，在关键时刻，夏竦用极其阴险卑鄙的手段制造了“夏竦告变”，成为新政迅速失败的直接原因㉞。范孝发、张智、黄强认为改革触动保守派官僚贵族的既得利益，遭到强烈反对和暗中阻挠，改革派自身的失误激化了错综复杂的矛盾。以夏竦为首的反对派挑起了针对改革派的党争，对新政官员作了大规模抨击，诬蔑新政官员为“朋党”、“结党营私”，而最终被贬出朝廷，庆历新政的失败，即是历史上有名的“奏邸之狱”㉟。江小涛认为宋代朋党之争在一定程度上曾经超越权利之争，进而演化成党派倾轧和恶斗，严重影响和阻碍了新政的顺利推进，成为令人诟病的痼疾㊱。相关研究还有萧正宇、漆侠、祁琛云、徐丽丽、陈良等人的文章㊲。

六、庆历新政的历史影响研究

庆历新政的推行暂时缓解了北宋尖锐的社会矛盾，稳定了社会统治秩序，促进了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新政中体现的民本思想，有其深刻而进步的历史意义。庆历新政的一批推行者在改革中所体现无畏精神，对以后的改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历史上也是值得称道的㊳。

何怡帆认为庆历新政虽然失败了，但却为熙宁变法做了铺垫，对当时学风的影响，对宋学的作用功不可没㊴。张希清认为庆历新政是范仲淹等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与天子共治天下的一次可贵实践，其经验教训将永垂史册㊵。汪国林认为北宋中期的庆历新政不仅是场政治革新运动，也是一场儒学复兴运动。宗经兴学，反佛卫道，在个人情感层面则认可佛教，亲近佛教，甚至援佛入儒，汇通佛儒。虽然其接受与认可是站在儒家立场上进行的，具有明显的实用性与功利性，但这对后世理学家援佛入儒，以道济儒以致形成新儒学都有积极的意义㊶。著名宋史研究专家朱瑞熙先生认为庆历新政实质上是要求进一步限制贵族和高官享受的各种特殊利益，并对此后的王安石变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㊷。

七、庆历新政的当代借鉴研究

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是以推进吏治改革、提升官僚队伍的素质和提高政府行政效率而展开的政治变革运动，蕴含的政治智慧和经验教训，为我国当代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㊸。

董季林认为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改革派，推行了挽救北宋王朝衰亡的庆历新政，虽然为时很短最后失败了，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要改革就要从根本上改变体制问题，如果只是采取修补局部的办法，最终是不会取得任何结果的㊹。郑志强认为庆历新政的失败留给后人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四方面：一是改革必须发动群众广泛参与，参与幅度越广群体力量越大；二是改革不能将“既得利益集团”与“未得利益集团”简单对立，需要团结一切力量，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三是改革要明确把握和严格遵循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将看似相对立的观念，进行理性地、和谐地协调统一；四是改革领导集团一旦形成，要注意打造和培养领导队伍及扩充人才㊺。

八、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之关系异同研究

近年来有学者将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等改革进行了比较研究。蒿峰采用综合比较的方法研究庆历新政、熙宁变法、张居正改革，深刻地总结其成败得失，全面汲取经验教训㊻。王晓薇通过1045—1068年共24年的政治经济研究分析，说明此后的变法与反变法的矛盾、冲突也已在这一时期蕴育㊼。

李存山认为庆历新政以整顿吏治为先，熙宁变法以理财为重，两次改革所引发的党争与儒家传统的义利之辨有关，宋代政治也面临着士风、吏治与“理财”如何协调并进的问题。庆历新政不仅是熙宁变法的先河，而且决定了以后宋学精神的发展㊽。诸葛忆兵认为在封建的君主专制社会，庆历新政以求整顿吏治而建设高效廉洁的干部队伍，与社会根本性制度相矛盾冲突，失败是必然的。而王安石以理财为重，重点在变更朝令法规，具有相当的可行性㊾。米礼宾认为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是北宋两次变法改革运动，前后相差不过20多年，两次变法都是在北宋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发展到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兴起的，庆历新政以整顿吏治为先，熙宁变法以理财为重，在政策不同的侧重点下，引发了不同力量对改革的阻挠，而这些改革阻力对北宋的社会政治产生了不同的影响㊿。

相关研究还有，孙荣奎的《从庆历新政到王安石变法》，顾全芳的《庆历新政与熙丰变法》，高美玲的《“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二三事》，王瑞平《试论北宋中期的社会改革及其历史启示》，熊光慈的《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得失管窥》，罗强烈的《从“庆历新政”到“王安石变法”》，张圣的《北宋的“两件革新大事”》等。

九、思考与展望

近60年以来庆历新政的研究与范仲淹研究一直相伴而行，也是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内外学者从各种不同角度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真知灼见，取得了显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对存在问题思考和未来研究展望也具有共同性。只有发现和认识问题，从而才能解决和突破问题。

存在问题及思考：（1） 研究主题过于集中，当下性、前瞻性研究较少，选题缺乏创造性，过于单一。纵观近年对庆历新政的研究，有突破性和创新性的成果并不多见，缺乏必要的理论支撑。（2）论著质量与数量不相称，高质量成果不多。近60年来，庆历新政的研究成果数量增长，许多无创新、通俗性的论著不断出现，纯学术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特别近年来计算机网络科技的发展，导致在文献收集检索方面浅尝辄止、粗枝大叶，因此严肃严谨的优良学风亟待发扬。（3） 专业性研究人才缺乏，研究队伍有待进一步优化，研究人员的专业素养、专业水平有待提高。从事范仲淹研究的学者们，能提出真正有影响力的论断，具有高度原创性的观点者并不多见。

未来研究的关注与展望：（1）扩大学术视野，提高学术敏感，拓宽研究领域和多元化研究思路，在掌握和继承前人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加深探索研究力度，注意认真辨析、深层解读史料的是非真伪，实现学术创新。（2）培养严谨认真的优良学风，遵守学术道德，加强学术规范，提高学术质量。脚踏实地、扎实认真地创作高质量、高水准的优良研究成果。（3）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整合人才队伍，打造研究新团队。充分发挥社科院、高校等各种正规研究机构的主力军作用，通过项目带动，加大研究人才队伍的培养力度，吸引和培养更多年轻人加入到研究中来。

总而言之，根据近60年以来庆历新政研究的学术梳理和回顾反思，就目前而言，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依然占据绝对优势，我们现在所做的研究在整个学术研究的历史长河中只是理论研究的部分和局部，需要我们不断地探索开拓，以推动研究进一步发展。

注释：

① 张俊英：《范仲淹学术思想研究》，延安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

② 漆侠：《范仲淹的历史地位》，《大公报》 （上海） 1952年2月7日。

③ 漆侠：《中国改革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漆侠：《探知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漆侠：《漆侠全集》第6卷，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④ 方健：《范仲淹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⑤ 何忠礼：《宋代政治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⑥ 林嘉文：《忧乐为天下 范仲淹与庆历新政》，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⑦ 程应闺：《范仲淹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陈荣照：《范仲淹研究》，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7年版；李涵、刘经华：《范仲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顾奎相、陈濚：《中国古代改革史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周远廉：《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两宋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刘泽华、乔治忠等：《中国政治思想史》 （隋唐宋元明清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郭学信：《宋代士大夫文化品格与心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王放放：《中国行政改革思想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张国：《中国治国思想史》，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李永顺：《秋获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吴学刚：《帝国兴衰中国大王朝的缔造与崩溃》，中国长安出版社2008年版；邓广铭：《宋史十讲》，中华书局2008年版；吴铮强：《北宋帝国书生意气》，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诸葛忆兵：《范仲淹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张焕玲：《范仲淹》，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⑧高欣：《北宋变法的开端——庆历新政》，《史学月刊》1959年第5期。

⑨ 郭学信：《范仲淹与庆历新政》，《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2期。

⑩ 王月平：《范仲淹行政改革思想研究》，东北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

⑪郭正忠：《一次限制特权的历史尝试——论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光明日报》1979年7月17日；齐陈骏、汤开建：《略论“庆历新政”》，《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1年第4期；宋衍申：《“庆历新政”时期的谏言》，《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郭正忠：《范仲淹和“庆历新政”》，《文史知识》1985年第7期；朱瑞熙：《范仲淹“庆历新政”行废考实》，《学术月刊》1990年第2期；董季林：《庆历新政略论》，《娄底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李保林：《从“庆历新政”看范仲淹的实学思想》，《学习论坛》1999年第2期；王晓薇：《论张方平的政治改革主张与实践——以庆历新政前后为例的分析》，《贵州文史丛刊》2006年第1期；王丽芳：《韩琦与庆历新政》，《新国学》2008年第7期；张希清：《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范仲淹与庆历新政》，《博览群书》2010年第10期；齐夫：《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学习月刊》2012年第7期；司马延：《“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范仲淹的名言与“庆历新政”》，《新湘评论》2014年第6期；匡淑红：《范仲淹与庆历新政》，《中国纪检监察》2014年第19期；李曦、郑红：《是功还是过——梅尧臣与庆历新政补缀》，《兰台世界》2015年第12期；陈峰：《庆历新政不是“抓权和搂钱”》，《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6月28日。

⑫ 脱脱：《宋史》卷314《范仲淹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⑬ 陈金全：《〈周易〉与庆历新政》，《晋阳学刊》1993年第2期；刘炳良：《范仲淹的易学与政治改革思想研究》，《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⑭ 郭学信：《庆历新政指导思想探论》，范敬中：《中国范仲淹研究文集》，群言出版社2009年版；杨永亮：《范仲淹政治变革思想的演绎历程研究》，《宝鸡文理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⑮ 李亚娟：《论范仲淹庆历改革的原因》，《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6年第12期；江小夏：《庆历新政与北宋早期思想》，《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⑯ 赵继颜：《北宋庆历年间范仲淹对官僚制度的改革》，《山东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1年第1期。

⑰ 夏其干：《范仲淹吏治思想初探》，《韶关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范兆琪：《范仲淹对封建官僚制度改革的尝试》，《历史教学》1984年第4期；冀步良：《几经沉浮终不悔，一身浩气贯长虹——浅论范仲淹进行吏治改革的尝试》，《阴山学刊》1988年第3期。

⑱ 姚瀛艇：《论“庆历新政”对宋代吏治的改革》，《史学月刊》1988年第1期。

⑲ 邵利锟：《范仲淹与“庆历新政”中的吏治改革》，《青春岁月》2016年第7期。

⑳ 白文固：《北宋文武官员恩荫制度探究》，《史学月刊》2002年第3期。

㉑ 郭文佳：《也谈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黄淮学刊》 （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赵燕玲：《余靖与“庆历新政”——兼谈“庆历新政”的历史意义》，《韶关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0年第6期；郭学信：《范仲淹与庆历新政》，《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2期。

㉒㊺ 郑志强：《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在“庆历新政”中推行失败的原因新解及其对当代改革的启迪》，《江汉论坛》2010年第2期。

㉓ 诸葛忆兵：《论范仲淹与宋仁宗之关系》，《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㉔ 穆朝庆：《从任子制度变迁透视“庆历新政”夭折的深层社会原因》，《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

㉕ 朱瑞熙：《范仲淹“庆历新政”行废考实》，《学术月刊》1990年第2期；马立诚：《庆历新政是怎样失败的》，《领导文萃》2011年第4期；郝金红：《“庆历新政”毁于一顿饭局》，《文史博览》2013年第11期；陈良：《庆历新政何以失败》，《学习时报》2014年3月17日；眭达明：《人事纠纷断送“庆历新政”》，《领导文萃》2014年第11期。

㉖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中国士大夫群体研究之一》，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㉗ 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㉘ 虞云国：《细说宋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㉙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㉚ 王桐龄：《中国历代党争》，桑希臣译，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

㉛ 朱子彦：《中国朋党史》，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

㉜ 陈植锷：《从党争这一侧面看范仲淹改革的失败》，《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6年第4期。

㉝ 王瑞来：《试论导致庆历新政失败的一个因素——读范仲淹致叶清臣信》，《学术月刊》1990年第9期。

㉞ 王京生、张传功：《从“夏竦告变”看庆历新政的失败原因》，《济南大学学报》 （综合版） 1992年第1期。

㉟ 范孝发：《论奏邸之狱》，《安徽文学》 （下半月）2007年第6期；张智、黄强：《“奏邸之狱”补缀》，《兰台世界》2014年第36期。

㊱ 江小涛：《朋党之争影响宋代士风和政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2月7日。

㊲ 萧正宇：《范仲淹和“庆历党争”》，《苏州教育学院学刊》1984年第2期；漆侠：《范仲淹集团与庆历新政——读欧阳修〈朋党论〉书后》，《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祁琛云：《欧阳修与蔡襄关系考论——兼论北宋中期的朋党政治》，《宋史研究论丛》2009年第10辑；徐丽丽：《一代人的理想与失落——庆历新政后“范仲淹集团”的政治走向（1044—1067）》，首都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陈良：《庆历新政何以失败——兼谈北宋“朋党之争”》，《学习月刊》2014年第7期。

㊳赵燕玲：《余靖与“庆历新政”——兼谈“庆历新政”的历史意义》，《韶关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

㊴ 何怡帆：《庆历新政浅论》，《魅力中国》2010年第4期。

㊵张希清：《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范仲淹与庆历新政》，《博览群书》2010年第10期。

㊶ 汪国林：《庆历革新派反佛卫道与佛儒汇通及思想史意义》，《甘肃联合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1期。

㊷ 朱瑞熙：《新兴的官僚地主阶级的首次全面改革尝试——北宋范仲淹“庆历新政”》，《浙江学刊》2014年第1期。

㊸ 杨永亮：《范仲淹政治变革的当代价值》，《吉林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㊹ 董季林：《庆历新政略论》，《娄底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

㊻ 蒿峰：《范仲淹、王安石、张居正变法异同论》，《山东社会科学》1988年第6期。

㊼王晓薇：《从庆历新政到熙宁变法——两次变法之间的北宋政治研究》，河北大学2001年硕士论文。

㊽李存山：《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兼论二程洛学与两次“革新政令”的关系》，《中州学刊》2004年第1期；李存山：《“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补说》，《中州学刊》2005年第1期。

㊾诸葛忆兵：《范仲淹变革思想论——兼论与王安石变革之异同》，《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㊿米礼宾：《从庆历新政到熙宁变法——范仲淹、王安石所面对的不同改革阻力及其影响》，《文史博览》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