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理万

(中国政法大学 人权研究院,北京 100088)

体育运动在建构、维系和强化国家认同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作为学术命题,体育运动和国家认同的关系在晚近才获得重视。1945年12月,英国作家George Orwell[1]在评论苏联和英国足球赛时,首次指出竞争性体育赛事的政治含义:“国际体育比赛是对战争的直白模仿,其中最重要的并非参赛者的行为,而是观众的态度,以及观众背后代表的整个国家。”这是关于体育和政治关系的最早论述,隐含了体育和国家认同的问题意识,但尚未明确使用国家认同的概念。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学术界才开始重视体育运动在建构国家认同、巩固民族主义、去殖民化等议题中的特殊地位,把体育运动放置在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语境下,赋予其新的政治意义[2]。

在中国学术界,体育运动和国家认同的关系经历了“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在现实中,体育运动在争取国家荣誉、维护国家利益、凝聚民族精神、激发爱国热情等方面持续发挥着关键作用,但是作为学术命题还非常新颖。孙睿诒等[3]认识到,“优秀竞赛成绩能够集中展示综合国力和民族优越性,最有利于唤起民族情绪,提振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目前,学术界对中国近代以来的体育民族主义的发展、媒介体育与国家认同的建构、体育与文化认同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但关于体育运动和国家认同的理论研究尚未完全展开,以下问题有待系统解答:① 作为体育政治化的一种特殊形态,为何体育运动和国家认同的关系直到晚近才被重视起来,如何厘清二者的理论连接和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