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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梁晓声知青小说的精神价值

2019-02-18李东芳

关东学刊 2019年4期
关键词:英雄主义人道主义

李东芳

[摘要]作为知青文学的代表性作家,梁晓声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经典叙事是个体在自然或者社会的“暴风雪”中锤炼意志,抵抗磨难,追求个体生命的“高峰”体验和超越性价值。梁晓声笔下推崇的精神价值包括:追求崇高的理想主义,追求悲壮的英雄主义,追求人性之美的人道主义,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承担精神,对于当代文学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人道主义;英雄主义;精神价值

[作者简介]李东芳(1972-),女,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学部副教授(北京100083)。

在洪子诚先生的《当代文学史》中是将作家梁晓声的创作如此定位的:

知青小说走上文坛,经历了一个变迁的过程。早期主要着重于对十年悲剧的揭露和控诉,包含着真诚的信仰被愚弄的愤怒,以及往事不堪回首的悲哀和感伤。继之,由于知青大批返城政策,知青作品主要表现返城知青回到城市后遇到的生活矛盾和精神困惑。晚期的知青小说出现了“分流”现象,一部分继续批判和控诉上山下乡运动;另一部分则从“荒谬”感中剥离出“值得珍惜的因素”,认为一代人的青春年华和献身精神是值得肯定的,而将知青一代界定为“极其热忱的一代,真诚的一代,富有牺牲精神,开创精神和责任感的一代”,并且认为这一创作倾向以梁晓声的创作为代表。

我认为,在此意义上,洪子诚先生为梁晓声的知青小说创作的精神价值做了当代文学史潮流中清晰的定位,肯定了其创作中所提供的积极的精神资源。

作家梁晓声21岁那年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劳动,在北大荒这块土地上一共生活了7年。以其知青经历为背景,创作了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和《今夜有暴风雪》等,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取得轰动效应,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

在梁晓声笔下,塑造了一群充满理想主义和具有无私奉献精神的知青形象。在“上山下乡”的时代背景下,他们坚信:只要在艰苦的北大荒自然环境中磨砺意志,能够适应并且战胜复杂的社会环境,就会成为时代的骄子和“英雄”。他们中有的舍己为人,甚至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有的战胜苦难,不断挑战自我,高扬了英雄主义的崇高精神。“苦难”在此去除了其负面意义,成为个人意志的磨练场,从而具有积极意义,正如《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的“鬼沼”,又如《今夜有暴风雪》中天寒地冻的艰苦环境,在知青吃苦受累,舍弃小我,成就“英雄”气概的追求中成为必备的元素。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知青们高尚无私,不怕苦不怕累,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做斗争,非常勇敢,富有集体主义精神。“摩尔人”王志刚为了保护战友,在与三匹狼的斗争中被群狼撕咬而死。垦荒队长兼副指导员李晓燕,表面上很柔弱,实际上却有着“身不在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的“花木兰”气概,在艰苦的环境下带领大家征服可怕的被称为“鬼沼”的“满盖荒原”,后因染病而魂断“鬼沼”,青春的生命就此陨落。虽然她很想念自己的父母,但却甘愿牺牲探亲的机会,并且和其他知青一样,观念上认为如果不能屯垦戍边,艰苦奋斗的精神如果不能够得到发挥施展,那简直就是人生的“耻辱”!可见所有的艰难困苦对于知青们来说,就是磨砺身心的一剂“良药”。李晓燕身患重病命在旦夕之时,生命的最后遗言是要以“垦荒者”三字命名自己的墓碑,“垦荒者”对于她来说,就是无上光荣的称号,开垦荒原就是超越自己,坚定信念的考验,就是富有“英雄”品质的高尚事业!“我”的妹妹虽然也是个弱女子,但最后为了给大家寻找食物而勇敢地独闯“鬼沼”,不幸牺牲了。小说塑造了王志刚、李晓燕、“我”妹妹等知青的形象,描写了他们身上的“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在他们的心中,集体利益当然大于个人利益,舍弃小我成就大我,是他们推崇的精神价值,自私自利在他们心中是灵魂“卑劣”的代名词,不但不见容于知青的群体价值,会受到大家的鄙视和排斥,而且自己也会感到无地自容。

1984年获得全国最佳中篇小说奖的《今夜有暴风雪》被学界公认为是“知青小说”的代表性作品,第二年被拍摄成电视剧。《今夜有暴风雪》中的知青们以“集体利益”为最高追求目标,甚至不惜牺牲生命。裴晓芸因为出身问题,当四十万北大荒知青纷纷返城之时,她才获得了一个站岗的机会,她兴奋地在心中跟去世的母亲倾诉,告知九泉之下的妈妈自己感到多么的光荣:“亲爱的妈妈,我肩上这只枪得来可真不易啊!”然而,为了捍卫“荣誉”,裴晓芸不敢擅自离开岗位,并由于排长的嫉妒而未派人接替她站岗使得裴晓芸被冻死在山上。知青刘迈克也为了保护集体的财产,死在与小偷的搏斗中。在作家梁晓声的笔下,这些具有英雄主义情结的王志刚、李晓燕等知青形象是作家讴歌的对象。他在《今夜有暴风雪》中礼赞了这种英雄主義的心态:“他们不怕死,只要能做英雄”;“他们就怕平凡的生活,艰苦他们已经习惯了”。

在作者笔下,一方面集体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具有无私奉献和不怕困难的积极意义,但是另一方面,作者也借助西方人道主义思想对这两种主流思想走向极左的片面性有所批判。故而作者的叙事具有双重性立场。一方面,叙事者认为这种理想主义受到时弊的印染——在崇尚为集体利益而牺牲自我的时代精神中,由于过度夸大舍弃自我,而甚至不允许个人有自己的爱好和私人空间。在那个时代的宏大叙事中,个人的一切均因为具有“资本主义”的色彩而受到质疑乃至批判。作者对此持明显的否定态度。另一方面,作者认为这种集体主义精神中,又包含了年轻人的英雄情结和理想主义情怀,因而具有积极意义。比如《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爱美爱唱爱跳的指导员李晓燕,为了理想中的“革命”事业心甘情愿地放弃探亲机会,放弃个人爱好,甚至放弃情窦初开的美好情感,而叙事者“我”以人道主义角度去审视李晓燕的美丽和受到宏大叙事压抑的人性之美,同时又适时地评判她的美在于没有被极左化的思潮摧毁内心的人情之美和人性之美。无论是“我”偷偷观赏到她跳墨西哥舞蹈,还是她能够为私自回家探望母亲的“我”去跟连长辩论——叙事人不失时机地对此作出评价:“使我看到了一个姑娘高尚的本性!一颗富有同情的心!”均表明了叙事者的人道主义立场。

显然欧洲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是隐含的叙事者“我”审视和评判人物的内在价值尺度。比如妹妹描述李晓燕眼中的“我”:“她说你是个具有诗人气质的小伙子,是个雪莱型的小伙子。她说她喜欢雪莱,不喜欢拜伦,虽然他们都是天才的诗人。她还说拜伦只能评定一个女性外表的美丑,而雪莱能窥察一个女性内心的善恶。”可见,副指导员李晓燕的内心中,是一座拥有人道主义精神资源的花园,她会讲《奥德赛》的故事,所以在追求理想的垦荒行动中,内在追求崇高美和外在的集体主义居然和谐地集于一身,而彰显出人物的理想主义气质。

《今夜有暴风雪》中的知青小瓦匠希望如果自己某一天壮烈地牺牲了,他的日记也会像当时知青们崇拜的烈士的日记一样,名扬天下,受到大家的推崇。这种想象一直支撑着小瓦匠的精神世界。他的心理独白同样也体现了一代知青的“英雄情结”。

正如作家梁晓声的自述:写《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白桦林作证》《今夜有暴风雪》,“正是为了歌颂一代知青,歌颂一场‘荒谬运动中的一批值得赞颂和讴歌的知青。”②荒谬的岁月固然荒谬,然而在时代的列车向前行进中,个体却是无能为力的,梁晓声为一代知青书写了一部“青春祭”,哀伤的时代固然哀伤,然而却也不乏青春本身焕发的独有光彩;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固然具有时弊的印染,然而个体内在的战胜困难,无畏艰苦环境,梦想当一名“英雄”的精神,毕竟具有崇高的意义,极左思潮淹没不了青春的激情,集体主义的宏大叙事吞噬不了个体人性深处的至情至性之美。这大概是梁晓声被作为知青文学代言人,其作品被拍成电视剧,赢得共鸣的一个原因吧!

艰苦的知青岁月,由于知青们精神世界的理想化和英雄化,而变成了一首难以忘怀的“青春之歌”。就如作者在《今夜有暴风雪》的序言中所表达的:“在人人需要证明忠勇的时代,英雄主义是青春的至高涅槃,葬青春之土地,岂不为神圣的土地?葬土地之青春,真所言忠烈之青春。”与前期的知青文学作品相比,作者认为《返城年代》所讲述的是“梦醒的历史”,回归城市后,“知青”开始放下知青的自我设定,面临人生的重新选择,站在新的人生起点。杨一凡的人生之路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可以看出,“英雄梦”一直是贯穿梁晓声知青文学创作的主题。

对于青春的讴歌,无论是萌动隐秘的爱情幻想,还是容易感动、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都被作者作为美好的青春特点而讴歌和赞美,以至于小说中叙事者直接深情地描述这种感受:“哦!我们这些年轻人!我们是多么珍重责任感啊!我们是多么容易激动和被感动啊!”自然环境的恶劣,政治环境的不近人情,都被忽略掉了,就仿佛小说中“巴黎圣母院”的譬喻,北大荒变成了一个检验人性,磨练意志的实验场。

梁晓声的知青小说在一代知青作家中是具有代表性的。很多知青文学的叙事和主题均有共同性。70年代末80年代初,写作知青小说的作家有孔捷生、郑义、叶辛、张抗抗、史铁生等。而与反右运动中的受难者相比,知青这一代人“在文革中的生活意义,不论是自我,还是社会评价,确是可疑和模糊不清的。”基于此,洪子诚先生认为这种身份不明的窘境成为知青作家不断为知青一代人立言的写作动力。其中,“无悔的青春”作为一类知青小说的情感基调,也较有代表性。比如另一位创作过知青小说的作家张承志,也一度由于《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黑骏马》等知青小说,被定位为英雄主义的信徒,理想主义的高蹈者。梁晓声和张承志这两位作家的笔下有着共同的主题:对无悔青春的激情赞美,对理想主义的推崇,对“英雄”的膜拜。

在张承志笔下,也讴歌了青春之美。张承志早期作品中常常有一个旅人/骑手的形象:他有着黑红的脸膛,眉头紧锁,他那凝望远方的深沉的目光里充满了蒙古民歌中牧人离别家乡时的依恋和痛苦。荒诞的时代背景被虚化了,草原成为“我”成长成熟的学校。比如《阿勒克足球》描写了青春的壮烈与美丽;《春天》中的“他”为了保护马群,冻死在冰原上,用死亡宣告“他”是真正的勇士;在《三岔戈壁》和《九座宫殿》中,为了锤炼勇气和意志,以忍受饥饿、寒冷乃至死亡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勇敢。

张承志早期知青小说的另一主题是对“英雄”的崇拜。在乌珠穆沁草原母亲的宽大胸怀中,“真正的我诞生了。”内蒙古大草原的知青生活仿佛就是为寻找真理的英雄梦。《金牧场》中将“我”与马丁·路德·金、梵高等追求人类崇高境界的英雄置于一个层面上,认为这段知青生活具有“青春,叛逆,继承革命传统”的积极价值。《大坂》中的“他”抛下即将生产的妻子,去征服难以逾越的冰大坂,攀越令人生畏的汗腾格里峰;深入古城寻找传说中的九座宫殿,试图对抗现实世界的平庸和平凡,试图在征服艰苦自然的“神性”的世界里成为“英雄”。

時过境迁。时下的中国社会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盛行。哈维尔指出:“一个人越是彻底放弃任何全面转变的希望,放弃任何超越个人的目标和价值,或任何对一种外在公共事务方面发挥影响的机会,他的能量就转向阻力最小的方面,即内在(个人的物质生活)。今天的人们一心一意地想着自己的家庭和房子,他们在那儿找到安息,忘掉世界的愚蠢和自由地体验他们创造性才华。……他们想为了使自己生活变得愉快,修建小别墅,照料自己的小汽车,将更多的兴趣放在食物,穿着和家庭舒适上。简言之,他们将兴趣转向他们私人生活的物质方面。”这种放弃成为一种普遍的时代精神,意味着不再追求超越性的崇高之美,意味着人们精神的矮化。在此意义上,梁晓声的知青小说中着力渲染的理想主义,追求崇高的英雄主义,以及锤炼意志、不甘平庸的情感节奏和叙事格调,对于面临道德迷失和价值困境双重文化危机的当代中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简而言之,作为知青文学的代表性作家,梁晓声的创作开启了知青叙事的基本模式和基本主题,经典叙事是个体在自然或者社会的“暴风雪”中锤炼意志,抵抗磨难,追求个体生命的“高峰”体验和超越性价值。他的知青小说中推崇的精神价值:追求崇高的理想主义,追求悲壮的英雄主义,追求人性之美的人道主义,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承担精神,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正面的精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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