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端

2018年是改革开放整四十个年头，非常荣幸，因为时代给的机遇，我有幸与 《译林》 杂志结缘，并一路陪伴它成长为一个大型出版社。从现今看，这些年也算为这个伟大的时代作出了一点小小贡献。

我同译界和出版界朋友接触中了解到，一些 《译林》 的朋友，在议论时觉得 《译林》 走过的道路，颇带有传奇色彩，认为 《译林》 杂志及译林出版社发展形成了所谓“译林”现象—— 一本外行办的翻译杂志，发展成为全国知名的专业翻译出版社，还创造了好多项纪录。他们希望了解，一本地方新创杂志，在“心有余悸”的年代，何以甘冒风险，带头引进西方当代通俗文学？刊登译作的一本杂志，何以会演变成全国知名的文艺出版社？防止外来文化糟粕渗透，贵在选择。译林如何做到导向不偏，拒“黑”远“黄”？除了引进介绍西方当代通俗文学，填补些许我国文学翻译作品空白，译林是如何首次提出“开放翻译家”的概念，肯定和弘扬翻译家们在推动思想解放上的开放精神？

拿起笔，回望那些逝去的岁月，这或许也是对职业做的一种自我反省，从中给自己的职业生涯画出一张像，并通过它，把我从事编辑工作所感受到的快乐，传递给我的朋友和读者，让更多的人了解、尊重和爱护编辑，也算是给出一个侧面的解答，以飨提出思考的朋友们……

走通俗，办  《译林》 歪打正着

1975年1月，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高斯同志，把我从下放的泗阳县调回出版社当编辑，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从此，我结束了前半生当“万金油”干部的历史，幸运地走进了崇高的编辑队伍。

1978年初，已经是省出版局局长的高斯要我考虑，办一本介绍外国现状的翻译刊物。我觉得，介绍外国社会科学，内容敏感有风险，不如介绍外国文学。这个主意得到了高斯支持。当时我真是白手起家，因为我前半生跟文学和翻译都不沾边，对照办刊条件，我没有一项符合。省出版局原副局长高介子，有一次对我说：“当年高斯挑你这个外行办 《译林》，真是冒风险;而你敢接手，胆子也够大。”这话一点也没错。如按时下时尚的用词来说，当年高斯和我“都没按常规出牌”。

既立下“军令状”，只好硬着头皮上，首先想刊名。有一天我同搞古籍的编辑孙猛聊天，他无意中提到“译林”两个字，我听了一震，脑子里顿时想起林茂叶繁的景象。啊！用“译林”做刊名多好呀！《译林》 后来走红，少不了孙猛偶然起名的功劳。

刊名定下之后，接下来要给刊物定位。当时北京有 《世界文学》，上海有 《外国文艺》，都是老牌大户。我从读者的角度，有一个朴素的期盼，就是文学杂志，内容要有新鲜感，故事一定要吸引人，抓住好看耐看，才有生命力。我认准了 《译林》就是要面向草根的偏爱，走介绍通俗文学尤其是西方当今流行小说的道路。

我对自己办刊的先天不足，是有自知之明的。也许正因为我是外国文学外行，又是办刊物新手，那时还不懂得提方案、搞论证、先试刊、再定性这一套程序，只想着尽快上马，早日问世。因为心里没把握，最早的 《译林》，只是用书号出版的“丛刊”，暂定每季出一本，想出版探路后，看反应再作调整。

编 《译林》 创刊号，起初只有我和新编辑金丽文两个人。我负责向北京组稿，她负责向南京和上海组稿。那时影院放映的英国影片 《尼罗河上的惨案》 很红火，说也凑巧，我们得悉上海外国语学院有位英语教师，正在翻译这部影片的文学原著。我觉得这是个机会，立即派金丽文上门约稿，并敲定交稿时间。当时根本没考虑这是一部侦探小说，更没料到这部小说后来会给 《譯林》 惹上那么大的麻烦。现在回想起来，创办 《译林》，无论是选人、选材，还是定位、运作，确实是风险与机遇并存。对我这个外行来讲，难免有“歪打正着”的幸运。就连高斯也在多年之后表示，《译林》 的意外成功，使他存有“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感觉。

《译林》 这种独辟蹊径的办刊方针，正好适应了中国百姓因长久禁锢而渴望了解西方当代文化的愿望，以至一创刊，就大受读者欢迎。创刊号16开、240面，定价才1元2角，比一本书还便宜。最早是交给新华书店零售，初版20万册几天就脱销，加印20万册很快又卖完。书店要求再印40万册，考虑纸张供应紧张，只再印20万册后就不印了。因为书店不办理长期订阅，店面又买不到，大批读者只好汇款向编辑部邮购。头一两期，邮局送来的邮购汇款单，都用大邮袋装，一次就送来好几袋。邮局职工抱怨说，为了登记这么多汇款单，害得他们加了好几天夜班。社里邮购部同志也叫苦，仅为 《译林》 办理登记、取款、入账、包装、寄发等手续就忙不过来，对其他书的邮购，这时都顾不上了。

后来得知，许多大学图书馆陈列的 《译林》，因为阅读的人太多，不是被翻毛了看不清字，就是翻烂了造成缺页，有的干脆被人拿走，所以急着要求补购。最有趣的是，黑市上 《译林》 每本要卖2元，还要外加两张香烟票。如今城市里四五十岁的人，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的大中学生，几乎很少有人不知道 《译林》 的。有一次我去医院看病，将病历摆在医生桌上排队。谁知他看到我的病历上填写的单位是 《译林》，就抽出来叫我先去看。真没想到，我还会因此沾上 《译林》 的光。

《译林》 意外走红才高兴几个月，就有人写信批评 《尼罗河上的惨案》，“希望出版界不要趋‘时媚‘世”。信都批转到了省委“研究处理”。幸好高斯表态，介绍西方健康的通俗文学没有错，有责任由局党组承担。加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正在清算长期留下来“左”的流毒，对文艺实行“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揪辫子”的“三不政策”，《尼罗河上的惨案》 一场风波，没有追究，“就到此结束”。

顶住压力，坚持“打开窗口”

囿于长期禁锢的束缚，翻译界确有不少人对外国通俗文学抱有偏见，以致在译界“学院派”某些人眼中，《译林》 仍处于被“封杀”的状态。那年代，出版社本身没有翻译版本，翻译稿件多是译者自找外文版本。所以，没有译者，也就失去了翻译版本的来源。面对这种种压力，我真切体会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那种窘迫感受。

怎么办？为顶住“封杀”，必须在无奈之中争取主动。我决心前往上海寻求出路。那时京沪大社出翻译书，眼睛多盯着有名气的翻译家。上海高校却有大批中青年外语教师，有翻译能力，却空闲没活干。我觉得这是待开发的富矿，是 《译林》 摆脱封杀、可利用的有效资源。

我先在上海外国语学院约请到一批中青年教师，推出了一些优惠的扶持措施，使他们实际上成为 《译林》 的“签约译者”。这种无形的译者阵地，又逐步扩展到其他多所高校。这个举措，不仅解决了《译林》 被“封杀”之苦，同时也培养和扶持了一批翻译人才。像曾担任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的张柏然和许钧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原副校长谭晶华，还有后来成为著名翻译家的杨武能、黄源深、张以群、朱威烈、孙致礼、朱炯强、力冈，等等，都在与 《译林》 的合作中得到锻炼和提升，从而在翻译的道路上获得了瞩目成就。

眼看刊物脚跟站住了，稿件也不愁了，我就想，该做点什么事，让翻译界和社会上更多的人，了解 《译林》。这当中有两件事影响最大。

头一件是，同上海外国语学院联合举办英语翻译征文竞赛。这是1949年后首次举办的全国性翻译竞赛，参赛者多达4020人，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这项活动，已作为一个词条，收入了1997年出版的 《中国翻译词典》。

另一件是，举办岛崎藤村日语翻译评奖。因岛崎藤村曾长期在日本小诸市生活和写作，所以这次活动由 《译林》 与日本小诸市合办。1987年5月5日，在南京金陵饭店举行了颁奖典礼。出席者有日本小诸市市长盐川忠已、江苏省副省长凌启鸿、江苏省作协副主席海笑、中国译协副会长赵瑞蕻等200人，气氛十分友好热烈。一本省属的刊物，竟能与一个日本城市牵出如此的情缘，成为一项民间外交的成果，这无疑又给 《译林》 的声望加了分。

这段经历，可以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新时期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译林》 的成功有多方面原因，这当中最关键的，我认为，一是得益于不断解放思想，二是坚持“打开窗口”方针不动摇。

这里不能不介绍一次令人思想大开窍的学术会议。1978年11月下旬，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在广州召开“全国外国文学研究规划会议”。全国著名外国文学学者，钱锺书、周扬、梅益、姜椿芳、冯至、叶水夫、陈冰夷、季羡林、戈宝权、王佐良、杨周翰、杨岂深、吴富恒等悉数到会。

这次会议，承载着外国文学工作者要求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热切期盼，会上大家的思想交流十分活跃。我有幸与会，聆听了许多学者的发言，不少人敢想敢说，那些新鲜而分析透徹的见解，确实振聋发聩，令人豁然开朗。使我触动最大的，主要有这样三点：

第一，明确了拨乱反正主要是肃清极“左”流毒。这是周扬同志在会议所作报告中带给人们最重要的信息。那天，周扬从回顾历史经验教训的视角，历数“左”倾思想给文艺界造成的损害，并坦陈自己在这一过程中的思想演变，使听者深受感动。

第二，对西方现代派文学有了新的评价。以往一提到西方现代派文学，少不了要扣上“颓废”“没落”等帽子。可是在这次会议上，外国文学研究所柳鸣九的学术报告，对此却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他列举材料，很有逻辑地指出，西方那些荒诞派戏剧，是西方社会动荡、矛盾重重、对前途失去希望这种被扭曲的心理在艺术上的反映，揭示了西方社会现实的矛盾，表达了人们渴求改变的期盼。

第三，要用我们自己的观点来研究外国文学史。北京大学杨周翰教授在有关编写 《欧洲文学史》 的报告中讲到，过去我们的外国文学教材，涉及到各国文学史，都是照苏联学者的说法，对这些，必须重新认识。他提出，研究外国文学史，要遵循历史唯物史观，要吸收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采用我们自己的观点。他讲的虽然只是编写文学史的事，但所提出的指导思想，对整个外国文学研究都是有启发的。

这次会议，对于我国文学界，特别是文学翻译、研究和出版界来说，在促进思想解放方面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无疑是巨大的。

《译林》 之所以敢于走通俗文学之路，独辟蹊径，顶住封杀，并在复杂的涉外环境中，坚守导向，与时俱进，努力提升刊物的品位和质量，都是在不断解放思想这个信念推动下，所取得的成果。

再看看坚持“打开窗口”方针的历史作用。自从 《译林》 创刊提出“打开窗口，了解世界”这个方针以后，经历了许多波折。现在回头来看，创刊早期那些波折，实际上反映出思想领域的“开窗”与“关窗”之争。而 《译林》 的实践恰恰证明，坚持“打开窗口”的方针，是正确并有益的。表现在：

首先，突破故步自封禁区，扭转了部分人对西方当代文学，尤其是流行通俗文学的学术偏见。证明所谓高雅与通俗，历来没有明确界定，两者之中，都有优劣之分，关键在于选择。我国的《诗经》 《红楼梦》，外国的 《茶花女》 《天方夜谭》等，起初都是以通俗文学面世，如今还有谁会否认它们是经典？

其次，推动译者和作者解放思想，消除余悸，重视研究西方新思潮和现代派文学。不仅促进了诸如“黑色幽默”“存在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新流派作品的出版，而且对中国作家也有启发作用。如当年魏明伦新编的川剧 《潘金莲》，就借鉴了不少西方荒诞派戏剧的手法。

最后，帮助各方读者开拓视野，更好地实现“洋为中用”。《译林》 在选材中，有意选登一些反映外国现代生活及先进管理的题材。如反映日本医院现代化管理的 《白色巨塔》，当时就被多家医院集体买去分发借鉴。有家乡办企业，看到小说中讲到外国客人进门先按“蜂鸣器”（即防盗门的自动门铃），就来信索要资料，希望借鉴生产以供出口。这些也就是钱锺书先生在给 《译林》 贺信中提到的“文艺社会学”功能。

敢为人先，第一个“吃螃蟹”

经过多方努力，1988年6月2日，新闻出版署终于批复，同意成立译林出版社。当年10月，我出任译林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建社时只有16人，家底很穷。尽管经济实力薄弱，但我们还是发扬办 《译林》 杂志那种不断创新、敢为人先的精神，在困难的条件下，在翻译出版界创造了好多项“第一”。其中的成功或挫折，都留下了可贵的经验。

一是打造通俗文学金字招牌。建社后，我们确立了名著与通俗两头抓的出书路子。但考虑到《译林》 杂志靠通俗起家，译林出版社也要维持这个特色。我们加强收集西方当代畅销书的信息，大胆买进版权。那时我国刚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出版界有些人还不习惯或舍不得向外买版权。而我觉得，今后出版实力之争，就是拥有版权之争。为此，一方面向省出版总社申请设立“外国版权基金”，争取获得经济资助。另一方面下决心，积极购买外国版权。由于我们出手早、信誉好，像《沉默的羔羊》 的版税率一开始才3%，每本预付金不超过1000美元。经过努力，当时英美最流行的畅销书，其版权几乎大部分被译林买下。我们又发挥独有的刊与书连用优势，推出一套“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形成刊、书互补特色，以至市场上流传：“想看外国畅销小说，就去买译林版。”保住通俗这一块，我们不忘抓名著，随之又推出“译林世界文学精品丛书”“译林外国漫画系列”等，从而扩大了译林的声誉。

二是积极“走出去”。规定译林社出书范围的头一条，就是外文图书，这一点我一直记在心里。我更明白，作为专业翻译出版社，无疑要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作更多的贡献。对外引进，译林已做了不少，建社后必须考虑开展对外输出的工作。怎么做？我想先从相对容易做的中英文对照的画册做起。正好得知中山陵管理处为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有意策划出版一本孙中山画册。我觉得若把它配上英文解释，更有助于吸引海外读者，尤其是众多华裔和华侨。于是找中山陵管理处寻求合作，双方达成协议，他们选照片，提供中文解释;我们负责图片编辑，中文英译，出版和发行。这本取名“中华之光”的画册，出版后国内反响挺好，我们还会同民革中央，在北京举办了这本画册的出版座谈会。至于外销，当时是通过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对外发行，虽然数量不大，但毕竟是译林社图书“走出去”可喜的第一步。

接着我们同美国斯通·沃尔出版社合作出版了英文本 《拯救白鳍豚》。这是第一次由美方负责向世界发行的译林版英文书，既推动了图书走出国门，又为拯救濒危动物作了贡献。此后，我们又组织出版了中英文对照的紫砂壶画册 《茗壶竞艳》 和 《苏州园林》，以及 《边城》 《老舍文选》 《中美关系十年》 等多种英文本外向书，为较早地推动图书“走出去”做了一定的贡献。

三是勇闯空白。译林好不容易被批准建社，我心里确怀有一股冲劲，总想在翻译出版上闯一闯新路。《尤利西斯》 的出版和畅销，这里面，有一段执著和激情。

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小说 《尤利西斯》 因为书中涉及情爱的艺术描写，被英美一些观念守旧的人认为不入流，曾多年被禁。后来平反解禁，国际学术界还给了它很高的正面评价，称之为现代意识流小说开山之作，乔伊斯甚至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作家。可是此书从1922年在法国出版以来，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都没有翻译。

我认为这样一部重要的世界文学名著，应该有中译本。1988年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秦顺新说，一位老翻译家有意翻译这本书，但要用10年工夫。我觉得翻译10年太慢，要提前出。这本书很难译，因为它采用意识流的手法，晦涩难懂，被称为“天书”，没有相当深厚的语言和文学功力，是译不好的。

我不断地在翻译界名流里找，一一诚意约请，先后找了王佐良、周珏良、赵萝蕤、杨岂深、冯亦代、施咸荣、董乐山、梅绍武、陆谷孙、叶君健等一大批译界名家，可是都被婉言谢绝。叶君健说，中国只有钱锺书先生能译 《尤利西斯》，因为汉语词汇不够用，钱先生能边译边造词。我也约请过钱先生，他回信很幽默：“八十衰翁，再来自寻烦恼讨苦吃，那就仿佛别开生面的自杀了。”

没有人肯译，原因何在？太难译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这书有过那样的名声，名家没有人愿意趟浑水。可是，我还是不甘心，又去找萧乾和文洁若夫妇。萧乾先生是大翻译家，文洁若也是文坛知名的翻译家，萧乾还研究过意识流文学。但萧乾先生年龄大，而且手头要做的事很多，肯定不愿意卷入。

于是，我千方百计先邀约到了文洁若，并跟她签了合同，让她承担翻译工作，萧乾只是负责校对。合同签下来后，翻译工作就上了马。不过，文洁若有了困难还是找萧乾，萧乾推脱不掉，因为他们是夫妻。后来果然需要萧乾帮忙的地方太多了，夫妻俩实际上变成合译。

随后，我又多方托人，在国外找了30多种 《尤利西斯》 的参考书，包括对 《尤利西斯》 的评论、乔伊斯传记、都柏林地图等交给萧乾夫妇，帮助他们在书中加入6000多条、大约十万字的注释，使翻译工作做得非常严谨。同时组织专家包括萧乾本人写文章，为 《尤利西斯》 正名造势，强调它是文学成就很高的作品。最后，这本书只用四年时间就出版了。出版以后反响非常大，四次印刷超过20万册，成了畅销书，还获得国家图书奖的提名奖。

译林社在介绍外国通俗文学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出版外国文学学术图书，有些甚至不惜亏本出版。例如早在对外开放初期，我们就分国别翻译出版了英国、美国、法国、苏联及阿拉伯文学词典，接着出版的有：《1949年后外国文学作品出版目录》 《20世纪外国文学大词典》 《英国诗史》《英美荒诞派戏剧研究》 《翻译学概论》 《文学翻译批评研究》 《日本近代文学思想史》 等等。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策划编写 《20世纪外国文学史》。该书一改传统按国别写史的方法，改为按不同时期，纵向分析世界各国文学的发展。因为具有创新意义，所以被列入中国社科院“十二五重点科研规划”，出版后深受好评，荣获国家和地方多项优秀图书奖，为译林社赢得了荣誉。我虽然因为退休没有参与到底，但我策划了这个选题，并参与了它前期的许多工作，这都成为我出版生涯中难忘的记忆。

四是勤搞活动，增强社会影响力。我是半路出家搞出版，在文艺、翻译、出版界人脉又少。为了扩大 《译林》 影响，也为了多结交一些不同层次的朋友，所以我一开始就抱着不避麻烦、多搞活动的思想。先后举办了英语和日语翻译比赛;召开査良铮 （穆旦） 学术座谈会;劝说戈宝权先生向江蘇捐赠藏书，并成立“戈宝权文学翻译奖”。除此以外，还抓住机会，组织多种形式的聚会，交流信息，积累人气。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活跃公关，注重感情投资。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仅我在职期间，《译林》 杂志和译林社，每年至少都要举办或合办一项活动。举办这么多的活动，当然要付出精力和财力。但是，的确达到了多交朋友和宣传译林的目的。这样做，再麻烦也值得。再说到同行关系。人们常说同行是冤家，其实我觉得，同行之间既是竞争者，又应该是合作伙伴。为了提升译林社的声誉，我一直乐意为同行做点服务，有两件事受到同行欢迎。

一是倡议成立外国文学出版行业社团。我首先向两位老大哥—— 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领导汇报请教，得到赞同; 又征询湖南、广东、广西、浙江等文艺出版社，也获得支持。于是，我起草章程，正式向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申请成立“外国文学出版研究会”。经过多方联络筹备，1990年7 月，在桂林召开全国外国文学出版工作会议之际，研究会正式宣布成立。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秦顺新当选为会长，我被推举为副会长兼任秘书长，秘书处设在译林社。这个社团不收会费，办公费用全由译林社负担，不仅开展行业交流活动，还组团赴日本与美国参访。我退休后因被社里返聘，所以还继续留任秘书长，直到2008年研究会被并入“中国版协文艺出版委员会”为止。二是受新闻出版署委托，研究会承办了六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评奖活动，使许多优秀的译作、敬业的译者和辛勤的责编，有更多受表彰的机会。译林社在上述活动中的付出，受到了中国版协及业内人士的好评，在行业中的声望，也因此提升。

（选自《档案春秋》2018年第10期）